抗战时期大后方佛教界的法施

　　抗战时期大后方佛教界的法施

　　举办法会是中国佛教抗日活动中极具宗教特色的活动。抗战期间，各地大规模的护国法会几乎达到每年一次。“各地陆续举办的这类法会，对于号召对佛教有相当程度信仰的中国民众出资出力，对于安抚追悼死难将士同胞，鼓励其化悲痛为力量，具有相当作用”，就其社会功能而言，有相当于追悼会，动员会之功效。

　　早在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士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事实证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面前，他“亲汉之心亦确具真诚”。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依据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3此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丰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胜利”。热振活佛还于1939年7月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电称：“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歧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的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

　　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他立即通电全国，表示自己的满腔悲愤，呼吁“驱彼倭奴，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心声，要求政府出兵抗日除此之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沪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径咒，仪轨。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当即从海拉尔赴锡林郭勒盟，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1932年后，九世班禅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他每到一地，便带领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念经祈祷抗战胜利，同时召集当地王公贵族，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号召人们拿起枪杆“团结御侮，爱护国家”。1933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表彰九世班禅令，奉其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如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1937年，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忿郁成疾，九世班禅在重病中还想到康定召集全康高僧，启建大威德金刚降魔定乱大经，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

　　九世班禅去世后，扎什伦布寺等寺庙的僧人仍“惟日以诵经礼佛，祈祷我国抗战胜利”。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

　　1940年，四川金川广法寺代理堪布嘉绒格西率十八土司寺庙代表向国民政府献旗，以表决心。十一世司徒活佛白马翁亲赴重庆，主持祈祷抗战胜利大法会，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八邦寺现存的瓷济公，伏虎罗汉像等均为当时国民政府所赠。

　　甘肃祁连山三十三族藏族群众坚决支持抗日战争，在该地区政教领袖顾嘉堪布的领导下，召开了“追荐抗日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大会”，“抗日宣传大会”。到会群众达4万余人。1937年，嘉木祥五世还不顾辛劳，从甘肃翻山越岭至西藏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前后藏僧民，经此宣传，莫不切齿痛恨暴日凌我之奇耻大辱”。

　　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为反对日本侵华，启建护国息灾法会，释能海主坛修法。次年，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以后，各地也纷纷举办法会，以支持爱国抗日，蔚为佛教之盛观。

　　1939年3月，戴季陶，屈映光等人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活佛主坛，以佛教特有方式告慰为国捐躯者的英灵，追悼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同年7月，重庆，成都，昆明等处，各佛教机关纷纷修建纪念七七法会。

　　1942年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派屈映光等到粤，请南华寺虚云法师赴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历时三月余，法会在慈云寺，华岩寺同时举行。

　　法会在荐亡的基础上聚集信徒，可以引起大众对侵略的同仇敌忾，利于进行抗日宣传。各地随之陆续举办的这些法会，同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紧密相扣，同抗日救亡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对于安慰死难家属，化悲痛为力量，激励生者继续抗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从佛教信仰的角度，号召和动员广大佛教信众持久抗战，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