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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大士及其转论藏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29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丁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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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大士及其转论藏

  丁小明

  (义乌市图书馆,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本文介绍了禅学大师傅大士的一生,并在此基础上,考证了《傅大士集》的发展渊源,着重阐述了转论藏的创始、构造、功用、影响和文化意义,指出转论藏乃一种最为特殊的佛教图书馆。

  [关键词] 傅大士;《傅大士集》;转论藏;佛教图书馆

  1.“西土东来第一人”

  傅大士(497-569),东阳郡乌伤县稽亭里(今浙江佛堂上傅)人(大士乃菩萨意译简称)。姓傅名翕,又名弘,字玄风,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人则称曰傅大士、双林大士、善慧大士、无垢大士、等空绍觉大士、东阳大士、鱼行大士、东阳居士、乌伤居士。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宿,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

  六朝时期,国家南北分裂。世乱年荒,人民生活困苦,生死无常。佛学的神不灭和因果报应思想,深深浸透于各个阶层,人们“多皈依而祈福”。连皇帝也信奉佛教,梁武帝曾四次舍身入寺。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傅大士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应运而生了。

  《善慧大士录》称,大士生而端靖醇和,为人忠孝,善和纷争。16岁娶留氏女妙光,生有普建,普成二子。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24岁时遇天竺僧达摩。受其指点,结庵于松山下双梼树,偕妻“躬耕而居”。日常营作,夜归行道,苦修七年,自谓得首楞严定(一种禅法),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一时“四众(僧尼男女)常集”,学徒云聚。但大士以为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就命弟子奉书梁武帝。随后六年间,又以一介白衣而干天庭,三至京师,与梁武帝坐而论道,名动朝野。大同六年(公元540年),经大士动议,梁武帝下诏,双梼树旁设寺,这就是双林寺。佛殿开光后,大士“躬写经律四千余卷”。

  “双林寺者,善慧傅大士开山道场,浙水东大刹也”(胡助《重修双林禅寺碑铭》),南宋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明代无名氏重修双林禅寺序,更谓“乌伤上游,古刹双林,在震旦国中,称庄严第一”。即令清朝,仍“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双林寺高僧辈出,名扬天下,全仗大士福荫。

  大士的《心王铭》,千百年来,一直被禅家奉为药笼中物。《铭》把佛教的彼岸世界和世间的此岸世界一统,认为佛不在遥远的西天,佛就在眼前,就在人心。提出了“离心非佛,离佛非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等说法,表现了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倾向。大士还留下了许多偈颂广为流传,如“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乍读起来,颠三倒四,扑朔迷离,却包含着禅的境界,表达着禅的方法,阐述了禅的思想。锄头是常用的劳动工具,水牛是司空见惯的运载工具,用身边常见的事物表达深刻的思想,正是大士倡导农禅的真意所在。

  傅大士倡导三教合一,他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身体力行。南怀瑾先生说:傅大士“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法为中心的真正精神。他的这一举动,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侯景之乱,社会急剧动荡,生灵涂炭无计。大士屡屡施舍财物,捐舍田园产业以设会,更举烧身等无上法德,欲脱众生于苦海。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梁运将终,灾祸竞兴。大士乡邑逢灾。所有资财,散与饥贫。课励徒侣,共拾野菜煮粥,人人割食,以济闾里”。大士一生慈悲为怀,布施救人,普渡众生。太建元年(公元569年),大士趺坐而终,寿七十三。太建四年(公元572年),陈宣帝下诏侍中徐陵为大士碑。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徽宗诏谥“等空绍觉大士”。

  “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受敬重。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中,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但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实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贫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中国禅自齐、梁之间,有了志公和傅大士的影响,因此而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宗的知见。如傅大士者,实亦旷代一人。”(南怀瑾《禅话》)大士无为乎梁陈乃至整个南朝的禅门第一宗匠,作为中土的无垢称,作为历代认可的弥勒应身,名大士为“西土东来第一人”,不亦宜乎!

  2.《傅大士集》考

  傅大士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心王铭、还源诗等诗偈,收入于现存的《傅大士集》中。《傅大士集》,又称《善慧大士语录》、《善慧大士录》、《大士录》、《傅大士录》。该书辑录了大士的语要、业绩及诗偈,并有往来问道者之传记。

  大士传录,梁陈之际已有了雏形,李唐完成编纂,赵宋又遭刊削,明清民国各有抄刻。

  2.1弟子结集。《双林善慧大士小录并心王论》(《善慧大士录》节抄本)载:“至(陈太建元年)六月,率境道俗于寺设无遮大会,请智瓒法师结集平生所说法要及《无生义》偈颂等”,是弟子于大士卒年(公元569年)即结集了。《释门正统》“论藏”条小注:“《录》(《善慧大士录》)六卷,弟子结集,进士樱(‘楼’之形误)颖修定。”

  2.2楼颖成编。唐,国子进士楼颖“追访长老,编而次之,以为传八卷” (《善慧大士录》序)。楼颖原书早佚,世上所见乃其支裔。

  2.3龙津删润,楼炤刊正。“古文殿修撰龙津居士罗公亦尝患颖书繁类,无以发明甚深难解之义,为之删润,复造文以表出之。”龙津居士乃罗畸,北宋熙宁进士。(《潜溪别集》第七《题<善慧大士录>后》)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资政殿学士楼炤“病其文繁语俚,不足以远行;且岁月或舛焉,乃为刊正,总为四卷,凡大士应迹终始及所著歌颂,悉备矣;一时同道之人,亦附见于末” (《<善慧大士录>跋》)。

  2.4茂本摭集,胡氏校锓。《续金华丛书》本《双林傅大士语录》有一后序,乃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36年)冬云黄山双林广济禅寺主持沙门茂本清源所题:“……年深月久,字多讹舛,板也无存。于是广求残编断简,缮对校正,重镌于梓。惜其法语不尽,传于世皆儒林人删定,第可以独擅文场,于宗门下事宁知其奥乎!是为可痛。敬将大士始终详略摭集成文,俾观者悉易可晓。”后中土所传楼炤刊正本,皆从茂本重梓本而来。茂本序之后,有一行字云:“永康胡宗懋据清光绪戊子(公元1888年)刻本校锓。”又载胡氏跋曰:“近世所传《善慧大士语录》……各收藏家及四库多未著录,仅见《天一阁书目》。明天启时重刻,清光绪、宣统间两次上版。义乌吴君芷泉举以示余,余以此书去古未远,又时值叔季,云谲波诡,披览是编,如闻捧喝,庶几膻蛾离焰,宝筏渡津:此傅大士救世之苦心,亦即余郑重校锓之意也。”

  胡氏校锓本梓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特征如下:白口,四周单边,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六字;封面题签“双林傅大士语录”乃袁励准手笔,并有二印;扉页则大书“甲子(1924)春永康胡宗懋校锓”七字;卷首为《<婺州双林禅寺善慧大士传录>序》;卷一、二、三各卷名皆标“善慧大士传录第X”,书根镌“傅大士语录”。因茂本重梓本,天启重刻本已不复存在,即便光绪本、宣统本也极难一见,今天中土普遍流布的《续金华丛书》,才使得我们有缘睹览经茂本较正的楼炤刊正本,胡氏之功实与茂本相埒矣。

  2.5印光较正,兴慈募镌。民国辛酉(公元1921年),天台山观月比丘兴慈募资镌刻《傅大士集》,其重刻《后跋》曰:“及(傅大士)灭,久之,有国子进士楼颖者,受佛戒之弟子也,谨录大士一代圣迹成编,定为八卷。宋高宗间,楼炤复删为三卷,附录一卷。自来抄刻不知有几,而光绪庚辰(公元1880年),住僧与傅姓募锓,字句多误,梓工欠精。版乃傅姓所藏,欲印不遂。傅姓即大士同族也。光绪辛丑(公元1901年),愚徒惠泉住双林,因过其寺数次,见是《语录》,惜未传诸方。然而菩萨应迹,必然行天下。迄光复初,愚较初卷,改正一二,因事无暇,后即请常熟张钟瑾居士校订。又改‘语录’二字而定名为‘集’,遂刻于虞山。戊午(公元1918年)秋,移版于扬州藏经院。会普陀印光法师亦在,因而阅之,曰‘误字犹多矣,刻亦未精,理当重梓,方可流通’。由是请法师重为较正,悉按文义正其字句,使复本真,毕登梨枣”。

  兴慈本的特点为:封面朱献文题签;扉页后,前半页为大士顶冠靸履披衲之坐像,并有赞,后半页述大士此等装束之典和二边不著即中道不安之旨;然后,分别为龚廷谟和朱一新的重刻序,楼颖《<善慧大士录>序》;卷三较茂本重梓本多出六颂及《示诸佛村乡歌》;卷四后,为重刻的后序、后跋。

  义乌市图书馆现藏有四个版本的大士语录:《三大士实录》六卷一册,内含《傅大士集》4卷,民国天台山兴慈刻本;《傅大士语录》四卷二册,稠州刻本,义乌稠州通义公司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石印;《傅大士集》四卷一册,民国辛酉(公元1921年)天台山观月比丘兴慈募镌;《双林傅大士语录》四卷一册,《续金华丛书》本,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永康胡宗懋较锓。

  3傅大士首创转论藏

  3.1转论藏的创立

  随着佛教的盛行,佛典的大量产生、流通,南北朝时出现了经藏。经藏,即收藏佛教典籍的书库,也就是佛教图书馆。又称经楼、经库、经堂、经阁、法宝殿、转论藏、毕卢殿等。寺院收藏佛典,一般陈列为一排排的书架。但经目繁多,不是一般人可以遍读的。梁阮孝绪的《七录》,就收藏了佛典5400卷。傅大士创设的转论藏,是一种大型的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便可快速地检出所需的经书。转论藏是经藏的一种特殊和演变的形式,乃一种最为特殊的佛教图书馆,简称论藏。

  《善慧大士录》载:“初大士在日,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实以储经,运行不碍,谓之论藏。……今天下所建论藏,皆设大士像,实始于此。”《佛祖统记》:“梁傅大士悯世人多故,不暇诵经及不识字,乃于双林道场创论藏,以奉经卷。” 《 [雍正] 浙江通志》卷二OO《仙释》金华府“傅大士”条更明确指出,“大通六年(公元534年),诏供养于钟山。后还松山。两树根株异植,枝叶连理,因于其间置刹,为论藏以转诸经。”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之《禅之由来》:“傅翕,……今之论藏,亦其所建,知名于世。”日本僧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言“设机论运转法藏也。傅大士创造”。

  大士首创的论藏,影响了整个佛教界,至今许多寺院尚有论藏的设施。也由于大士对宣传佛教的这一重大贡献,后世凡有造立论藏的场所,皆设置傅大士像,像两侧塑二童子,乃大士的两个儿子,左为普建,右为普成。

  3.2论藏的构造与功用

  有关论藏的详细记载,梁、陈、隋各朝都未及见,唐代也为数戋戋。《善慧大士录》:“……乃于山中建大层龛,每棰皆有八面,内藏诸经,以机轴转动之。”记述的正是论藏最初的基本形制。唐诗人白居易《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论藏石记》(公元839年)载:“千佛堂转论藏经者…堂之中,上盖下藏。(藏)盖之间,转九层,佛千龛,彩绘金碧以为饰;环盖悬镜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门,丹漆铜锴以为固。环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内,转以论,止以尼,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其时,论藏的建造已相当成熟。

  有宋一代,随着大藏经的屡屡印刻,论藏遍布天下梵刹。其构造,以宋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诫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奉敕撰的《营造法式》所述最为周详。“造论藏之制,共高二丈,径一丈六尺,八棱,每棱面广六丈六尺六分,内外槽柱,外槽帐身柱上腰檐平座,上施天宫楼阁,八面制度同其名,件广厚皆随逐层每尺高积而为法。” “转论高八尺,径九尺,当心用立轴一丈八尺,径一尺五寸,上用铁锏钏,下用铁鹅台桶子。”可知,论藏已有统一的规矩,且成了各大寺宇不可或缺的设施。

  论藏自创建以来,各代皆有造立。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国内保存下来的甚少。主要有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论藏阁的宋代论藏,四川平武报恩寺华严殿和北京智化寺藏殿的明论藏,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和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大藏经阁的清代论藏。纵观其特征:为塔形木结构建筑,通高十米左右;下大上小,分藏座、藏身、天宫楼阁三部分,上绘或雕有佛像图案。整座论藏由一大柱支撑,柱上八面形成藏身的八角形构架;柱下入地处,设机论于圆洞中,推之可转。藏身有若干层次,八面设门,以贮经像。由此可见,论藏实际上仍然如普通经藏一样,依旧起着图书馆的作用,贮存和保护释典佛像。当然,论藏之所以异于单纯以安置佛典为目的的普通经藏之处,也是创设之初旨,却是以转动代替了诵读。正如《释门正统》卷三《塔庙志》所说:“或有男女不识字,或识字而为他缘逼迫,不暇披览者,大士为是之故,特设便方,创成转论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则与看读同功。”论藏是为那些不识字,或识字但没时间阅读佛经者提供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论藏,具有藏经与传教的双重功能。

  3.3论藏的影响和流变

  论藏自大士首创伊始,因非常契合东土佛教弘布之需要,广竖于天下庙宇,甚至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

  镰仓时代,论藏和禅宗一起自南宋传入日本,经藏构造有所变更,但堂内仍立傅大士像。(关野《<中国文化史迹>解说》)“高丽寺转论甚伟。宋时,高丽国进金字藏经一部,贮其中,到今犹有存者。其原起于傅大士……故今天下论藏皆设傅大士像。”(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中土论藏的流变,一是:藏传佛教的转经筒,在代替诵读这一点上,与论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论藏内置佛典而转之,又颇似一巨型的转经筒。因藏传佛教是公元七世纪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分别传入西藏地区后形成的,其一向受汉地佛教的影响,转经筒也许就是受论藏启迪而产生的。当然,经论本无什么汉藏之分,应该是我们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六道众生的法宝,任何人都可以供养、使用。否则,如果我们自己以现在的民族概念去刻意人为划分,就太对不起我们的先贤、圣者了。二是:论藏,自北宋以来即为道教所沿用,并在承袭过程中发生了变易。建于宋而保存至今的道教转论经藏,有四川江油云岩寺内称为星辰车的飞天藏,车内已不藏经了,也算是道教对论藏的一种发展吧。

  4 论藏的文化意义

  4.1作为最为特殊的佛教图书馆的论藏,搜集、贮存和保护释典佛像,为佛教文化的世代传承作出了贡献。仅傅大士一人,在双林寺复造五时经典千有余卷。

  4.2论藏在各宗派的庙宇广为设置,加上兼收并蓄的收藏,摒弃了各宗各派之见。各宗教相互融合汇通,发扬光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融和、大发展,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大士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就是“三教融会,和会三家”的绝妙好文。

  4.3“姑使乎扶论而转藏者,欲其渐染佛法而预其胜缘,则于道其遮几乎!是亦圣人摄化群生之一端耳,其意远且大矣。”(契嵩《镡津文集》)。在佛法的弘扬上,论藏对中土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功德至伟。

  4.4论藏不仅广布中土,甚至流传到了朝鲜和日本,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极具世界意义。

  4.5论藏,是一种源于宗教法器的建筑形式,其建筑本身极富古典美学意义,在中国建筑艺术史上值得一书。如北京智化寺的明论藏,底部须弥座上枋上的“吉祥四宝”,顶部的莲瓣,玲珑剔透;护法的金翅鸟、龙、龙女栩栩如生;经柜角的“天龙八部”,柱上的象、狮、四不象、菩萨、天王、韦驮与金刚,无不精美绝伦。这样的一处论藏,其本身就是一部内容宏富的教科书。论藏的设计制造,更是体现了大士对佛教教理、教义的领悟,是宗教文化物化的表现形式。

  4.6一切如来只令口诵心惟,转转论以饶益群品,傅大士却创论藏代替诵读,使普通信众都具有成道的可能,极大推动了佛教的平民化,并在更大的范围里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正契合了“一切为了读者”,“面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图书馆宗旨吗?

  4.7论藏作为寺院藏书,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藏书系统中,地位不可忽视。它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一起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的四大支柱,更为中国藏书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张勇.《傅大士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4

  [2] 南怀瑾.《禅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

  [3]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

  [4] 冯志来.《傅大士》.见义乌名人丛书编纂委员会编.《义乌名人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

  [5] 冯志来.《云黄山双林寺》.义乌:义乌市双林风景旅游区开发办,1995.8

  [6]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

  [7] 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

  [8] 李妍.《试说北京现有转论藏的宗教文化》.北京文博,2006(4)

  [9] 黄美燕.《经藏与转论藏的创始及其发展源流辨析》.东方博物,2006(2)

  [10]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清雍正朝《浙江通志》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

  [11](明)诸自毂,朱世瑗修. [嘉庆] 义乌县志.民国十八年(1929年)灌聪图书馆石印

  [12] 释兴慈编.《三大士实录》.民国兴慈刻本

  [13](宋)楼炤刊正.《傅大士传录》.清宣统二年(1910年)稠州刻本

  [14] 释印光较正.《傅大士集》.民国辛酉(1921年)兴慈刻本

  [15] 胡宗懋编.《双林傅大士语录》.民国十三年(1924)《续金华丛书》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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