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寺院与丝绸之路

　　唐长安城寺院与丝绸之路

　　作者： 陈忠凯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宗教发展的昌盛时期，长安又是全国宗教活动的中心。当时，长安城之寺院几乎遍布在其各个坊里，而且宗派之多，建筑之宏伟、装饰之华丽、占地之广、信仰者之众均是历代所罕见的。唐长安城的宗教发展之所以如此兴旺，是同唐朝的国力强盛、人民富足有着直接的联系，与唐代帝后多对宗教的崇信态度分不开，和隋朝宗教事业的迅速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其提供便利的条件，亦是一条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佛教寺院

　　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提罗拉克附近)净饭王之子悉达多·乔答摩(释迦牟尼)所创建。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尔后便延续下来，且从未中断。佛教虽属外来之宗教，但其正是在我国传统宗教迷信的基础上进行传播的，其经像、菩萨、高僧的应验神异事迹，迎合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鬼神迷信之心理，故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得以长足的发展。

　　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中外商业、文化诸方面的友好交往日趋增多，中国僧人前往西域、印度等地求师学经，印度、西域等地僧侣来我国传经讲典者时常有之。

　　东晋时高僧法显，为求得解决传入我国佛教中之缺漏，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结僧为伴，从长安出发，沿渭河、经凤翔、陇县等地进入河西走廓，西出玉门关，过都善、于阗、越葱岭到天竺。当时年逾花甲的法显，经历了四年艰辛跋涉，于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3年)至天竺，此时，同由长安结伴出发的十一名僧人，仅剩法显和道整二人。尔后便历西、北、中、东天竺学习佛经，于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取海路乘商船回国。归国后于建康(今南京)等地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又记所游历三十余国之见闻，撰《佛国记》一书，为以后人们研究丝绸之路，南亚海上交通，以及中外的友好交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鸠摩罗什本是世代为相的天竺家庭，其父崇信佛教，为了逃避相位，跑到葱岭之东的龟兹国，悉心研究佛教经典。鸠摩罗什在其父的长年醺陶下，从小便诵读佛教经书，专心钻研，尔后成为一名博学之僧人。此时正值我国南北朝动荡分裂时期，战争把鸠摩罗什带到凉州。后秦姚兴笃信佛教，即位后于弘始三年(公元403年)派兵攻打后凉，把鸠摩罗什请回长安，并以国师相待。鸠摩罗什便在逍遥园(今草堂寺所在地)西明阁校译佛教经典，讲经传教。此间他带领其弟子翻译佛经四百二十余卷，先后听他讲经的信徒约五千人，真可谓：“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译经”ヾ的盛时。而且在此间创立了佛教中的“三论宗”、“成实宗”，在中国佛教界颇具影响。

　　杨坚称帝初年，为了大崇释教，以收人望，利用宗教进行统治。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ゝ。“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额一百二十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ゞ。在　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仅用了不足四十年的时间，隋都大兴城(唐长安城)内建置寺院一百二十所之多，几乎遍布大兴城的各个坊里。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丝绸之路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长安是唐代的都城，是一座世界文明、国际交往频繁的大都市，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故八方商人，四方僧侣无不慕名而至。同时也促使唐代的商业宗教、文化艺术诸方面得以速迅发展。

　　唐代，国内设官寺，宫中设内道场；皇帝、皇后、太子、公主营建寺院日益成风；皇亲国戚、名门旺族争相效尤；管理宗教的僧官为国家官吏，使宗教团体在国家权力之下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

　　吏称隋文帝大崇释教，唐代帝王大多毫不逊色，且更有甚之。据史载，为安奉佛祖释迦牟尼之指骨舍利，始建于东汉的阿育王搭，其寺名亦称阿育王寺。降至隋代，隋文帝杨坚称帝后，即一改周武帝宇文邕之毁佛政策，弘扬佛教。至唐代、唐高祖李渊“取三藏为法宝，为诸法之门”之意，取名为“法门寺”。此后唐太宗、中宗、代宗、懿宗、昭宗等多次对寺塔进行修茸，对地宫进行修补，增设殿堂楼阁，终于形成二十四院的格局。据传说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于是唐代迎佛骨之风大兴。有唐一代先后九次迎佛骨，其活动规模之大，耗资之巨，无不今人叹为观之。尤其是中晚唐时期，如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诏迎佛指舍利于禁中，倾都瞻礼；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李纯亲奉香灯于安福门迎佛骨入宫，贬谏迎佛骨的刑部侍郎韩愈于潮州(今广东潮安)；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隆重迎佛骨，唐懿宗李璀亲御安福门城楼迎拜顶礼。此次迎佛骨场面之大空前绝后，耗资之巨无以伦比。大量文物、史实证明，终唐一代，佛教更是盛极之时。

　　隋唐时期，被称之为佛教史上的鼎盛时期，我国僧人纷纷沿丝绸之路前往西域、天竺等地拜师学经，西域、天竺等地僧人沿丝绸之路沓至而来传经讲典。

　　如天竺高僧那连提黎那舍，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等于隋开皇年间，曾先后到长安靖善坊的大兴善寺翻译佛经、传授密宗；中天竺那烂陀寺僧波罗颇迦罗密多罗曾在西突厥地区行化，后于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至长安，在大兴善寺传译佛经；中天竺僧达磨战涅沿丝绸之路先至龟兹，后于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入长安献经书等；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天竺僧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曾先后在长安大兴善寺译经传教；原西域疏勒国人裴氏，后到长安西明寺为僧，即是当时有名的唐僧慧琳……。

　　唐代僧人经丝绸之路到天竺、西域等地求法者也甚多，如玄奘、义净、慧日、玄照、道生等等。其中被后人奉为“唐僧”的玄奘，在当时颇具影响，为最著名者。

　　唐僧玄奘为了寻求解决佛教中疑难定论等问题，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瓜州，历高昌、龟兹，出凌山(今新疆别叠里山口)，过热海(今伊塞克湖)，翻雪山、黑岭至天竺。途中虽经历了一回回的艰险与曲折，一次次的困苦和冷眼，但他凭着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惊人毅力，排除了一个个困难，一次次的化险为夷。进入天竺后，先至那烂寺拜着明高僧戒贤为师，精心治学，悉心研究。尔后又到诸天竺学习，并从事各种佛事活动。学成归国时携带佛经等焚文520{K22C525.jpg}657部，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至长安。在唐政府的支持下，他先后在弘福、慈恩等寺院主持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并和其弟子辨机撰写了举世闻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

　　据唐人韦述撰《两京新记》残编，北宋人宋敏求撰《长安志》、元人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清人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参考元人李好文撰《长安志图》、清人毕沅撰《关中胜迹图志》、日本人平岗武夫撰、杨励三译《长安与洛阳》、日本人足立喜六撰、杨{K22C526.jpg}译《长安史绩考》。以及唐人段成式撰《酉阳杂俎》、唐人封演撰《封氏闻见记》诸书记载，唐长安城设僧寺86所、尼寺30所。而且唐长安城诸坊里所置寺院多少不尽相同，如布政坊置五所；崇贤、金城、怀德诸坊设四所；胜业、晋昌、颁政、长寿、居德、崇化诸坊立三所；其余诸坊里建一至二所不等，亦有少数坊里未有设置寺院。如果我们以宫城和皇城为中心，那么其左右两侧，延平门一延兴门街以北诸坊里之寺院相对集中，数量较多，反之被称为“围外地区”的诸坊里之寺院却显稀少。其主要原因是簇拥在宫城、皇城的东西南面的诸坊里，多为人们聚集之地，而“围外地区”诸坊里人烟稀少；如果我们以朱雀大街为界，则其以西多于以东诸坊里所置寺院，这是因为佛教为外来之宗教，且大多为沿丝绸之路东行进入长安，再之，朱雀街以西的人口较之街东为多的原故所致。

　　唐长安城之寺院，有隋代保留下来的，有唐代所改置新建的；有官置、有私立；有皇帝、皇后、太子、公主所设；有密戚宠臣、达官显贵所建、有富商豪民所立，亦有坊人所修，故使长安城中之寺院的规制亦大不相同，风格各异。如有些寺院尽一坊之地，屋高院阔，寺搭耸立，尤显宏伟；有些寺院殿阁回廊，亭台楼榭，幽道园林，池山水影；有些寺院彩绘典雅，花香树茂，幽园曲径，妙不必言；亦有少数寺院为简朴之宅舍所改修，显得地窄房低，质朴简略。

　　如尽一坊之地，以隋文帝北周时所封“大兴都公”而名的大兴善寺，占据“九五”岗原，当时享有“寺院崇广，为京城之最”之誉名。寺内设天王阁、大士阁、轮转藏经阁、大兴佛殿、行香院等。是唐代密宗的发源地，是长安三大译场之一；占据晋昌坊东半部的大慈恩寺，是尚居春宫的李治为追念其母文德顺圣长孙皇后，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所建，并以“慈恩”为名。该事计有十余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房屋，寺内重楼复殿、云阁洞房颇具风格。寺西院，于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所立“浮图六级，崇三百尺”々尤为壮观。当时唐玄宗曾在此主持译经达十年之久，并创立了法相宗，俱舍宗；位于新昌坊南门之东的青龙寺，设置在乐游原上，“北枕高原，南望爽皑”。唐代诗人朱庆余《题青龙寺》诗中写道：“寺好因岗势，登临值夕阳。青山当佛阁，红叶满僧廊。竹色连平地，虫声在上方。最怜东面静，为近楚城墙。”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秋佳句，自居易的《青龙寺早夏》诗：“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均描绘了青龙寺幽美怡静的环境，登高望去美不胜数的绝胜景色。青龙寺是唐长安城传播密宗的著名寺院，记载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闪光的一页；在颁政坊十字街东之北的建法尼寺，“隋开皇三年坊人田通舍宅所立。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额一百二十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田)通孤贫孑然，唯有环堵之室，乃发愤诣阙，请额而还，置于所居，柴门瓮牖，上穿下漏。时陈临贺王叔敖母与之邻居，又舍宅以足之，其寺方渐修建。ぁ”此段记载，表明了此寺地窄房小，质扑简略的事实。

　　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与大秦寺

　　陕西省博物馆藏，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立的“大秦景教流行的中国碑”，其中“大秦”即罗马，“景教”即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之名称。故该碑亦就是，罗马基督教传入中国之碑记。

　　碑文载：”大秦国有上德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识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礼，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样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第一段录文，讲述了大秦国基督教徒阿罗本，从丝绸之路西端罗马，历经艰险，长途跋涉七千多公里之遥，至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并记载了大秦基督教传入我国的确切年代。第二段录文是唐太宗之诏令，即经过祥其教旨，可宜行天下，让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同时记载了在京义宁坊置寺的具体时间。

　　据史载，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在长安城义宁坊所造寺院，当时名曰：“波斯胡寺”あ，而不称：“大秦寺”。是因为，公元435年前后，聂斯脱利派基督教被视为异端，被迫东迁。迁徙至波斯的聂斯脱利派信徒，受到波斯王的保护，得到较快的发展。后又继续向东扩展，并传入唐朝。进入唐长安的大秦教，就是由波斯经丝绸之路传习而来，故认为是波斯经教，所以得名波斯胡寺。唐玄宗“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得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ぃ玄宗之诏令，亦谈到京义宁坊所造大秦寺，名为波斯胡寺的原由。只是到了此诏下后，方才正其名曰：“大秦寺”。

　　三、袄教寺祠与苏谅妻马氏墓志

　　袄教，亦名火教、火袄教、拜火教等。该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于公元前六世纪所创立，萨珊王朝时被奉为国教，南北朝时期闻于我国。

　　我国的初唐时期，波斯被大食国所侵，随着大食国的侵入，其伊斯兰教亦随之涌进波斯。因而波斯本土袄教中之忠实信徒被迫向印度洋西岸、南亚次大陆、中国等地迁徙。沿丝绸之路东行入唐的袄教徒，颇受唐政府的保护，所以丝绸之路上的哈蜜、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均置有袄祠。仅长安城一地，就设了多所袄祠，如布政、礼泉、普宁、靖恭、崇化等坊里均设袄祠，其中礼泉坊内两处设置，并设置了萨宝府和祀官管理袄教事务。

　　苏谅妻马氏墓志，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高39．5、宽35.5、厚7厘米，1955年西安西郊土门附近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志文以婆罗钵文为主，和汉文合石而刻。其中波斯婆罗钵文刻：“这是，神策军的骑长之永灵者苏谅妻家的一员的女儿，王族之永灵者马氏，永灵者的(即袄历的)240年(也就是)唐朝的260年，威光赫赫的常胜的大王之咸通十五年斯班达马特月斯班达马特日(即)建卯之月，于26(岁)逝世。她的居所(现在)已经同坐和奥赫尔马兹德以及阿迈须拉斯班特诸神于最好的世界的贺鲁特迈。(对于她)(有)平安。”い汉文刻：“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已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甲午岁二月辛卯建，甘八日丁已申时身亡，故记。”

　　志文称苏谅家族为王族，与史载相互印证。同时，志文又称墓主人是神策军骑长的儿女，可知苏谅妻家迁徙至中国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从而推断，其家亦是由于大食国的入侵，被迫东迁者之一。另外，志文以袄历纪年，用袄教中之善神为死者祝福，知其是一位忠实的袄教徒。该志文汉文部分，具备避了唐墓志的基本要素，且款式大同。其墓志之形制与唐同。志文中称唐懿宗是一位威光赫赫的常胜将军，表明墓主人对懿宗的尊重和称颂。采用两国文字，两国行文款式，说明墓主人对本土的怀恋之情和对中国习俗的尊重。总了，志文记载反映出唐政府对沿丝绸之路东行至唐的袄教徒的宽容政策，表明波斯人与唐人和睦相处的友好情感，是古代中国伊朗友好来往之力证，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文物资料。

　　四、礼泉坊波斯胡寺文讨论

　　唐人韦述撰《两京新记》尚存残编中载：礼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波斯胡寺。”其条下注云：”仪凤二年，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胡寺。”义宁坊之波斯胡寺，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史书记载是基督教之寺院，而礼泉坊之波斯胡寺，又是何种宗教寺院，现讨论如下：

　　所谓“波斯胡寺”，即通过波斯，经丝绸之路传入唐朝，且在唐土所设置寺祠之宗教团体。唐及唐前经波斯传入我国的宗教有佛教、基督教、袄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

　　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记载最早，且在唐长安城设置之寺院的记载清楚，故不可能是佛教寺院；据《佛祖统计》等史裁，摩尼教在长安公开传播是在武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之后了，与波斯王毕路斯奏立之寺祠晚十七年，显而易见，更不尝是摩尼教之寺祠；基督教传入唐朝的记载较早，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祥尽记述了基督教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唐朝，并于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应允，基督教徒阿罗本在京置大秦寺一所，止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唐朝传播的概况。如果基督教在唐长安建寺院的大事，必然应有记载，然而，碑文确不载唐高宗时期，曾在京礼泉坊建立寺院一事。故礼泉坊之波斯胡寺为基督教寺院，亦不能成立。

　　据《旧唐书》卷198《波斯传》载：隋大业末，”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库萨和之女为王，突厥又杀之。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于是国人迎而立之，是为伊恒支，在位二年而卒。兄子伊嗣侯立。…伊嗣候懦弱，为大首领所逐，遂奔吐火罗，未至，亦为大食兵所杀。其子名卑(毕)路斯，又投吐火罗叶护，荻免。卑路斯龙朔元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又载：“仪风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国所侵，客于吐火罗二十余年”。唐高祖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波斯被大食国所侵，毕路斯有家亦不能归。国仇家恨积于一身的毕路斯，决不会在此时奏请唐政府在京长安为伊斯兰教立寺。

　　诸上所述，礼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波斯胡寺，只能是波斯之袄教寺祠，根据当时波斯之国情，毕路斯奏请唐政府置袄教寺祠，求助神来保护，希望尽快收复国土的心情，确在情理之中。

　　五、伊斯兰教寺院

　　伊斯兰教，亦名为“回教”、“清真教”等，是阿拉伯半岛麦加城穆罕默德创立之宗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唐初，大食国屡侵波斯，并于唐高宗龙朔初年破波斯。伴随着大食国的侵入，伊斯兰教亦随之进入波斯，并逐步代替了波斯本土之袄教，既而东进。另一方面，据史载：大食国于“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长安中，遣使献良马。景云二年，又献方物。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ぅ唐肃宗至德初年，即安史之乱时，唐“亦用其国(大食)兵以收两部。”う善为商贾的西域胡商，在长安“殖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11）而且大食国商人也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波斯湾或阿拉伯海出发，过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入南海至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经商。

　　随着大食国多次遣使入唐，与唐和好，而且唐安史之乱时，也曾向大食国借兵收复两京，而且大食国商人通过陆、海上丝绸之路入唐经商，大食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便传入唐土。这样不仅增进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而且亦加速了双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有唐一代，在唐长安城内是否置有伊斯兰教之寺院，至今未能看到史书的明显记载。但前几年在广州发现的大食商人旺各师墓志云：旺各师“再三留住长安，因敕建大清寺”（12）。此墓志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伊斯兰教徒在唐长安建置寺院的可能性，但具体的地点，寺院的名称，立寺的时间等问题，有待于我们的不断发现文物史料来进一步证实，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和研究来证明。

　　六、摩尼教寺院

　　摩尼教，亦称明教，为波斯人摩尼于公元三世纪创立。其教义主要吸收了袄教、基督教、太阳神教等的思想而建，宣扬“二宗(光明与黑暗)三际(初、中、后)论”。但因摩尼教与波斯袄教对立，故不久便遭到波斯王的禁绝，其教徒被迫出逃，后逐渐传至西域。

　　据《佛祖统计》载，波斯人拂多诞于武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持二宗经入唐，这便是经唐政府认可，在唐长安城公开传播摩尼教之人。安史之乱时，因回纥助唐平乱有功，故在唐朝享有特殊的待遇。由于回纥君臣上下崇信摩尼教，摩尼教又借助回纥在唐朝之政治势力，常常伴随，或充当回纥使者往来于长安，亦有常年在长安传教之教徒。如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回纥请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13），唐代宗“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K22C527.jpg}雨。（14）

　　关于摩尼教在唐长安立寺之问题，据李肇《唐国史补》下记：“回鹘（纥)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据《僧史略》卷下载，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敕许回纥祟信摩尼教徒，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长安城是世界之大都市。唐时期有隋代君臣上下崇信佛教、广置寺院的根基，加之唐朝帝后对外来之宗教多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宽容之政策，又有丝绸之路的畅通作保障。所以有唐一代，四方教徒沿丝绸之路沓至长安译经弘教，使京城长安寺院林立、寺搭高耸、名寺比比皆是，名僧辈出，崇信者日广。寺院精湛的设计，宏大的规模，高大的建筑，典雅的彩绘，为世界东方之各珠——唐长安城增添了奇异之光彩。同时，又极大的增进了中外文化、商业、科技诸方面的频繁交流，在中国的宗教史上写下了引入注视的一页，为多彩多姿的唐文化增添了闪光的一页。

　　注释

　　ヾ唐太宗题《草堂寺》诗。

　　ゝ《隋书》卷35，经籍志4。

　　ゞぁ《唐两京城坊考·颁政坊》。

　　々《唐两京城坊考·晋昌坊》。

　　あ《两京新记·义宁坊》。

　　ぃ《唐会要》卷49《大秦寺》。

　　い《西安出土汉·婆合壁墓志婆文语育学的试释》(日)伊藤义撰。

　　ぅう《旧唐书》卷198《大食国传》。

　　（11）《资治通鉴》卷225，唐纪41，代宗大历14年。

　　（12）摘自《天方正学》。

　　（13）（14）《唐会要》卷49《摩尼教》。

　　稿源： 《文博》199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