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之时代风格与地域风格

　　魏碑之时代风格与地域风格

　　台湾：林秀凤编写

　　目 录

　　前言

　　碑至魏碑之发展

　　（一）、碑的源流

　　（二）、魏碑之兴起

　　魏碑之类型

　　（一）、造像题记

　　（二）、碑碣

　　（三）、墓志铭

　　（四）、摩崖

　　魏碑书风之发展与总体风格特色

　　（一）、钟繇笔势的发挥

　　（二）、魏碑书风形成与发展过程

　　（三）、魏碑书风之总体风格特色

　　魏碑之时代风格与地域风格之形成

　　（一）、北人气质

　　（二）、政治措施

　　（三）、佛教信仰

　　（四）、好名之习

　　（五）、民间书家

　　代表书家：郑道昭

　　结论

　　一、前言

　　从艺术之总体观，各种艺术无不受地域（地理）、风俗、时代的左右，书法艺术亦不出此囿。黑格尔谓：「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它观念和目的。」中国书法之风格变化缤纷，所谓「汉人尚气，魏晋尚韵，南北朝尚神，隋唐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明人尚趣，清人尚朴」之说，即反映不同时代的书法风格与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书法与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哲学、各类文艺的发展以及社会习俗等，有着紧密的关联。它不仅是一门艺术的风格问题，也反映某种文化现象，体现着某种哲学的、美学的观念和思潮。书法艺术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刘熙载《艺概》有言：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金石略序》云：「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谅哉！

　　正道出书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每个朝代之书法艺术特色，与此朝代之人与文化特色是相似的。书法实际用途、工具材料、成字方法决定字体，书法总体风格却决定于时代精神。清书学家翁方纲于《跋汉朱君长题字》亦言：书势自定时代。意即书法艺术之发展趋势取决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此因书家生活于不同时代和国度，其创作必然受时代和民族的经济物质生活和政治文化生活的影响和制约。

　　书法与时代的关系，从表层而言，表现在时代决定书法功能、书写字体、书写工具、书写材料，从而决定书法的面貌。更深层次地表现在受时代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心理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出所处时代的这些社会状况和文化心理1。而一个时代的书法风格，即书法的时代风格，则是以许多个个性的书法风格所显示出的共性倾向为依据而形成的2。这一时代的书法作品既反映了作者的个性风格（即独特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体现着这一时代书法风格的共性特征（即一般性）。有时，一、二位著名书家的书法风格及其审美观念、艺术表现手法等也可因其影响之广大而酿成一代书风。

　　十九世纪法国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丹纳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时代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决非偶然的巧合」，因而，「要了解作品，这是比别的场合更需要研究制造作品的民族、启发作品的风俗习惯，产生作品的环境」4。中华民族版图疆域辽阔，风土气候随处而异，以长江为界划为南北两方，南北不仅土壤、气候、地势、物产不同，自古以降人文风貌亦异，北方人性情淳厚，胸襟开阔；南方人生而多情，灵秀所钟，故北方诗质朴明快，南方诗绮丽轻柔。地理环境不同造成精神生活的差异，书法的发展历程和风貌的形成，亦毫不例外地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所谓「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碑南帖」即是地域风格的不同。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有一段书论，其中归纳出书法南派、北派之特点、风格与代表作品外，又言及书法：盖虽雕虫小技，而其与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大而经济、心性、伦理，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关系。

　　认为书法虽是雕虫小技，但与社会风气相关，而地理环境之不同又影响社会风气，从而产生不同之艺术风格。

　　此外，在一定的区域里，往往又表现出一定的地方风格。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由于书家们彼此的相互影响，或因权威人物的褒扬提倡，或因某种社会功用目的、特定的工具材料等因素，造成了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的书风，在书家及其作品的各自个性风格上，又呈现出这一区域的书法所共有的地方风格特征。如南北朝时代，南北方书法由于在笔势与笔法的师承源流上、在气质特点以及格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书法风格上的地方特色5。北朝书法主要反映在碑刻上，风貌与南方迥然不同。「杏花春雨江南」的书法代表??尺牍，表现出的是秀美；「铁马秋风冀北」的书法代表??碑刻，表现出的是壮美。此差异与书法用途与南北方自然、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有关。

　　南北朝时期，受限于政治因素分隔为南北不同政权，在书法艺术上，也因此地域的区隔，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气息、书法用途与笔法的师承源流皆有异，形成书法南北不同的地域风格，而此特有的地域风格又进而影响扩大为一时代风格。地域与时代的风格互为影响，有时难以截然划分，故本文将此二者综合论述以见魏碑特有之风格。一个时代的书法风格，既有纵的沿革因素，又有本时代的各种条件的影响，形成这个时代与其它时代不同之书风。因此本文试从碑的源流至魏碑的兴起、类型、总体风格特色，以见时代传承延续之脉络，及魏碑特有之风貌，进而探讨形成其时代风格与地域风格之缘由，并以其代表书家??郑道昭为例，藉此以探魏碑时代风格与地域风格之一二。

　　二、碑至魏碑之发展

　　（一）、碑的源流：

　　中国立碑的制度，最迟当起于周代。《说文?石部》：「碑，竖石也。」碑之原义是没有文字之竖石，古碑用处有三：一、竖立于宫门前测日影，《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是日景，引阴阳也。」二、立于宗庙以缚牲畜，《仪礼?祭义》：「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于中庭碑也。」三、用以引棺木入墓穴之木柱，后用石代替，上刻死者生平功德，为神道碑之始祖。《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绕。」《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清叶昌炽《语石》云：「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后来渐发展至封墓、建庙、修庙、纪功、造桥、开路……皆可刻碑，甚至碑背、碑侧有时也刻满文字。若将汉以前之碑刻称为我国最早之碑刻，则现存世或有拓本传世者，主要有《石鼓文》、《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河光石》、《延陵季子墓题字》、《峄山刻石》等等。其中《石鼓文》应是我国现存之最早石刻文字，时间虽未能确定，但金石学者皆一致以为先秦时代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则皆是秦始皇东巡为颂功德所刻，相传为李斯所书小篆。

　　刘勰《文心雕龙》云：「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可见东汉碑碣之盛，只是书碑者多不著名，碑文绝大多数是隶书，这是汉隶成熟期的主要标记。按其碑刻制作目的可分为五类：一、歌颂神冥灵验者，有神碑、神庙石阙；二、记述祖庙祭祀与修造者，有庙碑；三、歌颂个人德行者，有德政碑、墓碑、墓门石阙；四、纪念土木工程完成者，有竣工纪念碑；五、其它，有画像题字、墓记、买冢记、石经等。另有刻于山崖、天然石上的摩崖石刻，秦碣石已无法得见，东汉的《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杨淮表记》等则是真正的摩崖刻石。碑刻之风，汉末骤降，至三国时代，碑刻寥若星辰。魏曹操以为「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甚烈」，故立法严禁，晋因袭之，亦下禁碑令，故当时南方立碑之风骤衰。

　　（二）、魏碑之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分裂战乱时期，由于历史的动荡，社会的变迁，人们思想和审美意识也发生很大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接受渐趋板正僵化，波磔矫饰的汉隶，开始改变字体形状，简省笔画波折，进一步化圆为方，促成了正楷书体的形成和发展。自曹魏至隋朝的三、四百年间，在南北朝各地，出现大量体貌各异的楷书。这类楷书，传世最多的是北魏时期的碑刻、摩崖、造像记、墓志等石刻书体。它们递变的迹象明显，笔画结构中既有汉隶遗意，又多楷法创新，方正简捷的体貌和变化多端的用笔，是这类书体的主要特点。北朝石刻盛行，在我国书法史上，将北朝之石刻称作北碑，北碑以北魏之碑版最多，由于北魏时期的这类书体，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其它各朝，北朝又以北魏立国最久，故人们将这个时期的石刻楷书通称之谓「魏碑」。

　　北魏道武帝拓拔圭建国，至太武帝即位前，尚未发现有碑刻。北魏碑刻书法可分二个时期，前期为魏太武帝拓拔焘始光一年（公元二四年），至孝文帝拓拔宏迁洛以前。由于汉化的深入，立碑与墓志之风盛行，北魏书法艺术也随之兴起，此时期书法处于隶楷递变过程中，笔画尚保留隶书遗意，风格方劲古拙。代表碑刻有：《鲜卑石室石刻祝文》、《太武帝东巡碑》、《大代华岳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

　　北魏书法至孝文帝时为一大变化。孝文帝为了汉化，于公元四九三年从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使中原世族更多地加入北魏政权中，从而推动文化的加速发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有言：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风流；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汉化达到高潮。当时虽南北对峙，经济文化却时有交流，孝文帝又搜罗各地文学、艺术之士，洛阳一时又成为北方文化之中心。孝文帝在洛阳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在龙门开凿石窟，雕刻佛像，造像的长篇题记亦在此时出现。当时达官贵族死后都刻有墓志，棺廓画像、丰碑大碣也因时而起，因此书风为之一变。自此时至北魏灭亡，为魏碑刻书法全盛时期。

　　北朝书法大都系民间书家，因「罕署书者之名」，书家默默无闻，加之北碑大多晚出，墨迹流传绝少。从唐代开始，由于统治阶级的审美情趣所决定，大力提倡南朝风行的圆转流美的二王书风，北碑书风受到压抑。直至清代中叶以后，金石之学兴起，他们在穷乡僻壤中广事搜集，原来长期湮没无闻的碑版、墓志，经金石学者考证、著录，复经阮元、包世臣、梁启超等广为张扬提倡，于是北朝碑刻书法大放异彩，「北碑南帖」成了南北朝书法的特征，「魏碑」也成了一种书体的名词。

　　三、魏碑碑刻之类型

　　北朝承赵、燕之后，书法出于崔悦、卢谌二家，两氏皆传钟繇、卫?、索靖遗法，因无禁碑之令，且民性纯朴而保守，加上佛教盛行，造像题记及摩崖刻经之风炽盛，遂演北碑特有之书体。主要有四种类型：造像题记、碑碣、墓志铭、摩崖。

　　（一）、造像题记：

　　北魏自迁都洛阳后，帝王多提倡佛教，遂于伊阙山崖镌造无数佛像，更于其旁或下方题记，以积功德，祈求来世幸福。北魏立朝一百多年而留下二千多方造像记，可见北魏造像刻石行业当是极其发达，造像题记可分二大类：一为石窟造像题记；一为造像碑记。前者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等；后者形如碑形，上雕各种造像，并刻有题记。此外还有一些佛造像，其佛座或背面也刻有题记。其中以《龙门二十品》最受推崇，其为北魏太和、景明间流行之书风，书体方正，结体雄浑绵密，疏密相生，自神龟年间（公元五一八至五二○年）开始，书风渐趋遒丽，为北魏极盛时期。龙门造像题记刻于石窟中，其石质比较坚硬，题记于石壁高处，镌刻不易，因此用笔点划俯仰、轻重顿挫，极不易细腻地刻出，所以笔画多平直方截6。康有为于《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有言：《龙门造象》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致也。

　　造像记虽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但其风貌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追求。这些棱角分明、斩钉截铁的笔画，纯为铁刃大刀阔斧、不加修饰地凿出，粗犷线条有游牧民族彪悍之风。

　　（二）、碑碣：

　　北朝打破西晋的一切成规，不仅大立碑碣，长城内外、黄河上下，碑碣层出不穷，而且无字体规范，故碑碣书法丰富多姿。除《广武将军碑》、《沮渠安周造像碑》、《西岳华山庙碑》等为不规则的隶书外，皆是楷书碑。著名的有《晖福寺碑》、《高庆碑》、《南石窟寺碑》、《杨?碑》、《贾思伯碑》、《张猛龙碑》、《根法师碑》、《高贞碑》、《皇甫度造石窟寺碑》、《吊比干碑》等。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张猛龙碑》，刻于北魏正光三年（公元五二二年），碑额题「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书势绵密险峻，气势雄强。碑文与额字同样险峻雄强。其用笔、结构皆极谨严，笔划多用方笔，在谨严时出险峭之笔，结构富于变化。碑阴为立碑者题名，有行书笔意。

　　（三）、墓志铭：

　　墓志始于东汉，两晋时期近时虽时有出土，但数量不多，至孝文帝迁洛，墓志之风大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墓葬多用志石。北魏墓志数量之多，书体之丰富，皆是前代所未有。北魏墓志选石、镌刻均极为讲究，石面打磨细腻，书写时笔锋起迄、顿挫、转折，可以随心所欲，无异于纸上书写。北魏墓志风格约分数类：一类体势稍斜，用笔工整秀丽，结体和点划已臻成熟楷法，如《元简墓志》、《元羽墓志》、《元显俊墓志》、《元珍墓志》、《司马显姿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常季繁墓志》等。另一类形体稍扁，用笔似多侧锋，有端庄妍媚之趣味，如《司马炳墓志》、《张黑女墓志》等。另有雄强浑朴，笔划方整刚劲一类，如《李璧墓志》、《鞠彦云墓志》、《元定墓志》、《李超墓志》、《元思墓志》、《元桢墓志》等。

　　北魏墓志由于不同刀法镌刻，其书法面貌也不尽相同。如《皇甫?墓志》、《刘玉墓志》都用单刀镌刻，因此笔划纤细，虽体势仍属当时墓志书法的常体，但书风却大异。此外个别墓志有行书笔意，如《元保洛墓志》。有的书和刻都较为草率，似不经意，但书风却流露出意外的效果，自然朴拙有山野之趣，有《元鉴墓志》、《元腾墓志》等。

　　（四）、摩崖：

　　摩崖文字是刻在崖壁或岩石上，石面稍加修整，或就自然石面镌刻，书法往往就石势来布置字划的行气，所以得自然巧拙之趣。摩崖刻石书法，最著名的有陕西褒城石门之《石门铭》，和山东掖县云峰山诸刻石。「云峰石刻」系指分布于山东掖县云峰山、太基山，平度市的天柱山和青州市的玲珑山的石刻文字。这些石刻文字有的是碑文，有的是题诗、题名和题记。这些碑文、题记传为北朝郑道昭及其子郑述祖所书。这些文字大都刻在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岩石上，字迹有大有小，用笔有方有圆，有的大字用双勾刻成，书法谨严浑厚，风格雄强浑穆。其中著名之刻石有：《郑羲上碑》、《郑羲下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登大基山诗》、《游盘题字》等。

　　四、魏碑书风之发展与总体风格特色

　　（一）、钟繇笔势的发挥

　　南北朝时代，西晋士族聚居江南，其书法在西晋体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了演进过程，酿成王羲之父子的妍美体貌，此后的南朝书法，在二王法式的影响下，普及为一派时风。而北方的书法，即在西晋故地仍表现为西晋书法的延续体态，较多地保留着钟繇类型的笔势、笔法特征。此从北朝大量的刻石书迹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北史卷二十一?列传第九?崔宏》中记载：（卢）谌法钟繇，（崔）悦法卫，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

　　此谓北魏初期有崔、卢二家书法为世所重。其笔势、笔法分别传自钟繇、卫，而卫为草书世家，崔悦师法卫，又习索靖草书，可知其子孙代代相传在北魏得大名的书体当为草书。但北魏草书至今未见片纸遗存，所见绝大多数为刻石，其书法亦大多为楷书，另有极少数为隶书和篆书。而这楷书笔势、笔法则与钟繇一系一脉相承，在西晋风貌的基础上加以新的变化与发展。此外，卫氏子弟的楷书也师法钟繇，史载王羲之从卫夫人得钟法，可知卫夫人书是取法钟书的。因此可以说，在北朝，尽管有钟、卫二家影响很大，实际上，二家相较，当为钟书的影响最大。

　　（二）、魏碑书风形成与发展过程

　　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是由隶书向楷书衍变，楷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三国魏钟繇之楷书还带波磔笔意。楷书入碑早期见于东吴《九真太守谷朗碑》，碑字笔划已变波磔而为横平竖直，是不成熟的楷书形式。东晋楷书有方笔圆笔之分，王羲之以篆书入楷，形成圆转流美之风格特点，此种楷字风靡南朝。方笔楷书如王、谢墓志等民间书家的书刻等。晋《爨宝子碑》和南朝宋《爨龙颜碑》即延续方笔传统的名碑，前者笔意在隶、楷之间，结字随字形变异，聚散有奇趣；后者楷体而存隶意，又有行草气息，且有雄强峻厚、神奕舒长之碑刻雄风。

　　北魏早期《魏太武帝东巡碑》、《华岳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三名碑，保存隶书笔意较多，可称魏碑字体之先导。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后，极力推行汉化政策，与南朝通使连络，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书法亦受南朝影响，如北魏《张猛龙碑》与南朝梁的《始兴王碑》之书风相近。再加之北魏风行立碑，佛教寺庙碑刻、石窟造像题记、经幢等大量的出现，为书法发展提供广泛用场。北魏书艺在迁都之后有了较大发展，逐渐形成典型的碑风。北魏方笔为主的《龙门二十品》造像题记创造了新的书法形象，可视为魏碑书风确立的典型样式，后来又参入圆笔，以《云峰石刻》为圆笔之极轨。康有为于《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有言：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象》，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中同一体者。《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二种争盟，可谓极盛。

　　魏碑是在公元五百年前后出现的北魏碑版上的一种流行字体，此种字体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在艺术方面，有着其它时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行笔速起急收、点划峻利，转折处多以侧笔取势，形成内圆外方，撇捺重顿的特点。结体方面，纵横倚斜，错落有致。由于开创了这一时代的书风，这和汉碑、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艺术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种流派。

　　北魏书法风格变化最多，真可谓流派纷呈，拙朴、浑厚、野逸、端庄、秀雅、宽薄、雄强、奇肆等各种趣味的作品都有，但其大的倾向性是比较讲究体式法度的建设，由纯过渡形态的无序性表现，转变为具有统一笔法的有序性表现。北魏碑刻书法虽承续着钟繇类型，但颇多创造性的发挥。笔势多介于隶、楷之间，但基本为楷书，而有些笔画写法虽含隶书遗意，但全篇统一成为笔法特征。北魏后期则出现不少近乎于南朝梁代楷书的作品，呈现出趋同的发展趋势。

　　（三）、魏碑书风之总体特色

　　总体而言，魏碑字体用笔提按幅度大，大起大落，又结合石刻技巧和特点，形成出锋露角，内圆外方，点线悍劲峻拔的特点。结字中敛旁肆，奇险放纵，崇自然而尚天趣。魏碑书风一致，特点突出，但个性和情致表达较为充分而灵活，因而形成不同之艺术境界。魏碑字体是由蔡邕、钟繇分隶为代表的中原古法直接发展演化而成的，是北方文化形态的产物，它体现了北方人的尚武精神，粗犷彪悍的气质和豪放纯朴的性格特征以及北人的审美情趣。康有为于《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有言：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磷，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他看到北魏书法之所以能「无体不有」，变化万千，是因其书法正处于「隶、楷错变」，楷书体式虽大致形成，尚未成熟，有充分的变化余地，所以他说「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磷」。魏碑书美也正是在这隶楷之间、今古之间、文质之间产生无穷的变化，建树行色各异的风格，却又共同构成了北碑书风的总体特色。这一特色可以四个字概括：厚、奇、茂、朴。

　　所谓「厚」是指用笔浑厚。刚健而不生强，凝重而不板滞，即修长笔画亦不纤弱。厚中充满力度，筋骨强健，血肉丰满。

　　所谓「奇」表现在结体态势上。魏碑书法的结构或方、或长、或扁，常见不何常理，出人意料的建构。妙在打破常规的平衡，而奇特的点画组合及其牵制中造成新的平衡。

　　所谓「茂」是指体态饱满、充实。无论宽博型结体还是舒展型的结体，都能在布白上达到从容安详，疏密虚实，相辅相成，实处不塞，虚处不浮，浑融茂盛，生气勃然。

　　「朴」则是其总体书美的基本特色。魏碑书法继魏晋而加以变化，在钟书一系的法、势上加以发挥，无论其早期作品还是中期作品，「质朴」是其书美基调。这个「朴」字反映在用笔、结体上存有隶法、隶意，天真自然，章法上平澹丰实。最重要的是，魏碑书法的一切变化，均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无故作表现之意。这些书、刻者对书美的认识，在相互影响和效仿中，又加上了个性智慧的再创造。

　　五、魏碑之时代风格与地域风格之形成

　　西晋时代楷书成为北方书法的主要书体，东晋时代行书则风靡南中国，北中国五胡十六国混战分裂，书法艺术处于停滞阶段。也就在此时，鲜卑牧民东进，佛教西来，少数民族文化与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相杂揉，融汇结合，使北方传统的楷体书法获取新养分，方笔入主楷书，使楷书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从而掀起魏体的新浪潮，这就是北碑繁盛的背景与前提。此时期的楷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地域风格，兹将其形成之缘由分述如下：

　　（一）、北人气质

　　在广大中国疆域上，南北的地理环境之差异，对各地风俗民情的影响自古存在，北齐颜之推于《颜氏家训》有言：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北史?文苑传》亦记有：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贞刚，重乎气质。可见地理环境使南北方人有不同气质，这种传统，风俗民情与地理环境的不同，亦间接影响到书法。

　　生长在黄河流域的人生性粗放、朴实，而鲜卑等少数民族本以游猎为生，更是骠悍犷放，在文化方面远远落后于汉族。当他们入主中原以后，与汉族同生息，久而久之，在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原本的风俗、习惯以及审美意识被同化，同时，汉族人民不知不觉间也自然地会受到他们的一定的影响。书法作为艺术，作者气质决定着它的风格的基本气息，审美意识是它的形式美创造基因，而由历史相沿的形式技巧表现手法则是它的实体构成因子。北碑书法的书美境界及其形式表现特征正说明了这一规律。北朝牧民强悍豪迈，字书讲求刀锋凌厉，横竖有力，又借用楷书方严整饬之体，更显出雄强英武之势。无论我们考察北朝写经、文书墨迹，还是碑、志、造像记、摩崖等刻石书迹，北朝人那种粗放爽朗的气质性情、朴实而不尚伪饰的审美意识以及承自魏晋的钟书一系的质朴的表现方式，在其大量的书法作品中充分地显示出来，从而形成北朝书法独特的时代风格与地域风格。

　　（二）、政治措施

　　根据《北史?魏本记第三?高祖孝文皇帝》记载，其曾于太和十九年六月下诏书规定：「迁洛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此政治措施是北魏墓志大兴的直接动力。墓志记死者姓名、籍贯和生平事迹，置于墓中。而北魏以后的墓志，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形成特定的格式，书法风格众多。其所以盛行，首先出于鲜卑人的迁葬故土之愿。墓志主要盛行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为推行汉化政策，使鲜卑族人以洛阳人自居，死葬邙山，不准再回就都平城，许多鲜卑贵族因其乡土观念，生不能归故乡，总希望死后有朝一日能迁葬故土，特置墓志以待，因而在邙山留下大量墓志。而定居洛阳久后，鲜卑族为汉族所同化，并耽于安乐，故土观念虽日益淡薄，但刻置墓志已形成风尚。

　　（三）、佛教信仰

　　整个北朝社会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依托佛教思想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人们将大量的钱财耗尽，用以建寺院，造石窟，开龛雕造佛像，以求佛主保佑消灾得福。因刻石可永志难灭，所以再雕造佛像的同时，有的还雕有供养人像，或附刻造像铭记，藉以说明造像之原因，从而留下大量的造像记。造像记是一种题记形式，故其格式、形制不定，往往与造像相配合，应石材形状、面积的实际条件作适合性安置，所以有大有小，有方有长有扁，还有不规则形，随其自然变化，意趣丰富。

　　北朝摩崖书法以山东、岗山、葛山、铁山的「四山摩崖」和《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最具风格特色，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巨制奇作。它以字多、字大、幅广和书风独具显示其艺术价值。这本是在周武帝废佛的反作用刺激下所产生的结果，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抗拒意味，因而具有维护佛法的护法性质。

　　（四）、好名之习

　　东汉以来，士大夫重功名，死后也希望名传千古，故兴起刻石记功、树碑颂德的风气。魏武帝曹操禁立碑，直至西晋武帝亦实施此政策，此后墓志便代碑而兴。鲜卑贵族们意识到树碑不如埋墓志更便于保存，才致使碑刻未能再盛，而墓志大兴。

　　在北朝为数不多的碑刻中，有墓碑，也有一些为记修寺庙、造佛像之功德而立碑的。北魏的云峰山摩崖刻石中的郑道昭题诗这种在游历中随处书刻其自作诗之举，为求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彰示后世，文人的好名自负之意更是溢于字里行间。《郑羲上下碑》则是将本来立于墓前的碑文刻到了摩崖上，这也是为求文与山岳同在，名垂千古。郑道昭、郑述祖为光宗耀祖，并为自己留名，在云峰、太基、天柱、百峰诸山共题四十九处，真可谓煞费苦心。

　　（五）、民间书家

　　南朝书法在二王遗风笼罩下，风貌儒雅，而北朝刻石，多出于民间，北朝少知名的书法大师，无名氏书家则极多，连《石门铭》这样神品，也只知道是「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而王远其人名不见经籍，也没有再在其它刻石上出现过。民间书家本不以书名为意，出手便呈现出与士大夫书不同的面貌，是自然而非做作，如汉简、唐手抄经卷等都是。这正是书法中的「风诗」、「谣谚」。康有为于《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有言：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肉峻宕，拙厚中皆有妍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耶？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如者。

　　如有雅文学与俗文学之别一样，书法亦然。魏碑作品出多自民间书手，有的甚至是粗识文墨的工匠，直接以刀代笔，凿刻成字，虽不免错别字，然字势奇崛，出之自然，别有一种纯简粗朴之味，此为随意型之碑刻。而训练有素的民间书手与士大夫书家往往较多地流露出理性意味，讲究法度，文气多于野趣，如《张猛龙碑》、《张玄墓志》、《石门铭》、《郑文公碑》等，此为着意型碑刻。

　　魏碑由于其书、刻的目的本身不是为了炫耀书法的优美，所以其创作的心态轻松自然，感情是纯朴无华的。又由于刻石多出于郑重用途的需要，人们又比较讲究其书法的优劣，所以民间涌现出许多以善书名闻乡间的书手，这类人也确实经过一定的学书过程，并在应付求书者需要的书石实践过程中不断锤炼，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他们的书法在有求无求之间、有意无意之中既成就了一整套的笔法规则，又不完全受法则的制约，再加上刻工的雕刻工艺的作用，展示着北碑独特的书美意趣。这种发自纯朴心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质朴的表现形式及技巧，自由自在地创作出书法作品，其书美意趣是唐以后的文人书家们锐意求法、重在表现的创作心态下进行的创作所难以实现的。

　　六、代表书家：郑道昭

　　凡是卓越书法家的出现都离不开一定时代条件，晋代的自然、达观思想造就了王羲之；北魏雄强纯朴的民风产生了郑道昭。北朝碑刻多不署姓名，而北方能书者首推郑道昭。叶昌炽《语石》言：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其笔力之健，可以刺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余谓道昭书中之圣也。

　　郑道昭，北魏人，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荥阳开封人。其世代为中原望族，父郑羲，文学为优，弱冠举秀才，相继做过魏中书侍郎、安东将军、西光州刺史，封南阳公。羲任官期间，道昭总不离左右，后来随父迁到大同，与鲜卑族贵?长期相从。良好的环境，广博的见闻，使道昭从小备受熏陶。成年后到中原任官职，继而又出使边垂青州、光州等地。丰富的阅历，对其艺术不无重大影响。

　　南北朝时代佛教、道教盛行，儒释道既争斗又融合，郑道昭在中晚年后，面对纷繁的世事，对儒家理想感到困惑，加之倦于仕途，于是弃儒佞道信佛，认光州刺史时，迷恋自然，寄情山水，于摩崖上留下大量诗赋和墨迹。

　　史传郑道昭为显扬其父之政德并使之流芳于世，相约父辈的同僚述其父一生的崇高德行，并镌刻于任所的山崖上，因书法于青、光两州山崖的题刻达四十余处，后人总称为「云峰刻石」。其所存书作中，有鸿篇巨制的歌功颂德诗（如《郑文公碑》）及题刻游仙诗（如《白驹谷题字》），又有游记（如《于此游止》）、题铭（如《太基山题字》）、告示（如《此天柱之山》）等。其字体或浑穆宏大，气度雍容；或劲健洒脱，气韵自然；或点画生动，奇纵天成。

　　郑道昭以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从中原文化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中，从道家思想、儒家学说和佛教经义的相继出现并互为消长的过程中汲取精华，博采百家而熔于一炉，形成其独特的心随境变，字书心声、随和自如、面貌风格万千的书法艺术体系。从书法点画形态及组合技法上，方、圆、肥、瘦、长短、大小、宽博、紧凑等，无不具备；从风格面貌上拙厚、劲秀、庄穆、飘逸、雄浑、儒雅等，各呈灿烂，可为集魏碑之大成，故人多将他与南方东晋王羲之相提并论，尊称书中「北圣」。

　　七、结论

　　综上所述，从碑刻之时代传承脉络来看，北朝碑刻扩大了书法应用范围。在东汉桓、灵时代，碑刻主要用为葬仪，虽然远在秦时，始皇即有刻石之记功之举，但至汉便嘎然中止。北朝刻石，更从碑制扩大为摩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使书法应用范围在书斋之外，又开启另一宏阔的天地。

　　综观魏碑之时代风格与地域风格的形成，从地域环境而言，当缘自北人气质性格。北中国从曹魏制北魏时代，风气基本上是守质朴、崇彪悍，比较粗犷豪放，北魏承接并弘扬汉魏多数书法所具有的质朴雄强的书风，同时也强烈表现出北魏鲜卑民族的威武强悍的精神和游牧生活的粗犷、豪放的性格。

　　再者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推行汉化，禁止鲜卑族人死葬故土，由于此政治措施，鲜卑族统治者及其士、民为求死后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留名万世，兴起了大刻墓志的风气。北魏时期，依托于一定的政治条件和宗教信仰，在一定的相应的形式上得到了发展和产生了新的变化，从而成为这一特定时代的艺术风貌。好名之心与还乡之愿并托于墓志，以致墓志成为北朝书法遗迹的一个大宗16，而佛教信仰促进造像题记与摩崖刻经兴起。

　　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纷纷东进南来，南北文化大交流，无论造像题记、摩崖、墓志，魏体楷书呈现其特有之风貌。此时楷书以雄健为主调，书家大多为民间人士，故字法结体面貌繁多。不为前人成规所束缚，得其天然之美；北人刚强、质朴之性，表现而为拙厚古雅。取篆隶的笔法来创造楷书，所以独步千古。南方书家，多为上层士大夫，儒雅风流，而北方刻石作者，则系民间书家，故出手即与文人不同，后世以魏碑为楷模正是文人之取法于民间。

　　又由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并与南齐通使求书，积极吸收南方文化，使书法尤其是楷书在社会实用的过程中日益得到美化、发展，其承自魏晋基于钟繇类型的书法体式得到充实，形成北魏独特的楷书风范，并进一步发展，最终达到与南朝二王类型的书风同一法式的结局。

　　北朝社会长期倡导尚武精神，人们质朴豪放的性格，威武强健的体魄，山泽的深峻，原野的广阔，石作的艰辛，佛像的庄严，这些对他们在艺术追求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魏碑中就表现出了雄峻坚实的艺术风格，康有为于《广艺舟双楫?十六宗第十六》概括地总言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此正展现了魏碑壮美范畴的美学特征。

　　书法风格的歧异，除地理、历史等因素造成外，书家的个性气质、审美趣尚、书法思想……等等因素亦不可排除，本文专就时代风格与地域风格来探究魏碑之面貌，尚有不周之处，仅藉此以窥一二而已。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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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学简史》，祝嘉，华正书局，民72年5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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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知识千题》，周俊杰、唐让之等编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民82年9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