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及其动因刍议

　　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及其动因刍议

　　作者：华热·多杰

　　现代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诠释。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着科学革命而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就其性质而言，它可以被看做安排社会生活和实现行动方式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的理性对自然理性和社会环境支配的增长。现代化涉及到人类对理性目标寻求能力的提高，是社会各层面理性的增长，如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集中、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价值取向的世俗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从根本上说，现代化过程是人类摆脱非理性走向一个理性的有序社会的过程。

　　藏族社会是一个沉睡了许久，觉醒后又立即进入近代化并快速转向现代化的后发展社会。近百年来，社会生活变化的种种迹象表明，进入近、现代化过程后，加快了藏族社会价值取向的世俗化进程。反过来，这一变化又促进了藏族传统社会的解体和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在藏族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宗教的世俗化是一个表现突出、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本文拟结合笔者长期观察宗教生活所掌握的实际资料，从社会环境和宗教两个方面考察藏传佛教世俗化的种种表现及其动因。

　　一、世俗化的内涵

　　什么是世俗化，世俗化的衡量标准该如何把握？这是讨论藏传佛教世俗化问题时必须首先要搞清的两个问题。

　　世俗化的概念最初源于拉丁文词根saeculun，原意表示一段漫长的时间跨度，又表示魔鬼恺撤统治下的此世。就其本义而言，是欧洲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一个专用语，指在宗教战争结束后，将一部分原属天主教会控制下的领地、财产和权利转让给世俗地方统治者。在后来的发展中，世俗化的内容逐渐泛化，指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淡化，宗教活动领域缩小，宗教的社会影响减弱，宗教的价值观念失落等现象和趋势。

　　美国研究世俗化问题的学者拉里·席琳格尔（Lrry shriner）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其《经验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一文中指出，就当时美国学术界对世俗化概念的探讨而言，至少有六种不同的见解，而把这六种见解的细微差别除去，则可归结为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所谓世俗化，就是指这样一个趋势，即人们越来越以对科学的信仰取代了对宗教的信仰，或者说人们日益相信能为经验所证实的知识与说法，而日益不相信任何超验的知识与说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世俗化，即宗教日益从世俗的领域分离出来的过程，由于这一分离，宗教便越来越减少了其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并且日益变成了私人生活中的事情。正如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所说，世俗化是指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由此可见，世俗化之内涵有一个随时代而演化的过程，而且迄今为止并无定论。这说明，只要是有宗教存在的国家，宗教的世俗化问题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具体情况较为复杂。由于各国宗教情况不一，因而学界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总括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在宗教世俗化问题的认识上，以下四点是不可忽视的：其一，世俗化表明了世俗化的前提：即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原始关系是以宗教为主导的社会关系；其二，世俗化表明了二者关系变化的一个价值取向：即由宗教支配世俗社会向着宗教远离世俗社会的方向迈进；其三，表明经验知识与超验知识、宗教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一种关系：理性和科学逐渐战胜宗教信仰；其四，这些概念是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上产生的，是否符合中国的情形还得具体分析。

　　就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和受其文化熏陶的其他少数民族社会的状况而言，在历史上宗教并不曾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它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远未达到足以塑造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程度。也就是说，汉族和受汉文化影响深刻的少数民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世俗化水平。因此，世俗化的问题远未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与儒家文化主导下的汉族社会不同的是，藏族社会自松赞干布以来，经过千余年的崇佛过程，逐渐成为一个全民信佛的社会，从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到贵族官僚的政治生活，无不与佛教密切相关。到藏传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它不仅控制了藏族世俗社会的主要权力和至少三分之一的社会财富，而且无形中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思想状态和价值观念，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藏传佛教成为主宰藏族社会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至少截止到民主改革前夕，藏族社会无疑是一个藏传佛教主宰一切的社会：佛教势力掌控着社会的一切事务；佛教势力占据着至少三分之一的社会财富；佛教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被全社会广泛接受，并且成为无可争辩的生活指南。

　　尽管藏族社会是一个宗教化水平极高的社会，但近百年来，那种完全被宗教左右的状态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同西方社会一样，藏族社会在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同样遇到经验知识与超验知识、宗教知识与科学知识、盲从迷信与理性科学的两难选择和取舍问题，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亦呈现出由宗教支配世俗社会向着宗教远离世俗社会的方向迈进。从这些意义上看，西方社会在宗教的世俗化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世俗化的内涵、价值取向以及衡量标准，同样适合藏族社会的情形，我们可以以此作为衡量藏传佛教世俗化的标准和世俗化的程度。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的主要表现

　　如果说历史上佛教深深地影响了藏族社会，无意中改变了藏族的文化内涵和生活内容，悄然间塑造了藏人的人格和藏族的民族特性，那么反过来，藏族也改变了佛教，使佛教完全成为本土化了的宗教。这一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正是藏族社会的宗教化过程，即藏族社会由不信佛教到笃信佛教，从地区性信仰到全民信仰，从佛、苯并行到佛、苯融合，最终形成藏传佛教，并占据世俗社会的统治地位。这一过程实质上是藏族社会的佛教化过程。第二个阶段，则是藏传佛教的世俗化过程。当宗教发展到能够支配社会一切事务的时候，出于种种原因，其世俗化亦随之而来，并逐渐显露出来。至于世俗化的端倪肇始于何时，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界限。从广义上讲，社会的宗教化就是在宗教的世俗化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民众需要某种精神慰藉，并善于将之与民众的生活结合起来，才能为民众所接受，也许这就是宗教化与世俗化的辩证关系。

　　从科学文明奠定西方社会的统治地位，其影响力以不可逆转之势席卷东方社会开始，宗教统治下的那种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自然经济、封闭社会、守旧文化、神权观念便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理　性思潮、科学理念和技术成就面前，宗教实力支配下的传统社会的脆弱性一览无余地显露出来。对藏族社会而言，尽管这种来自外部的文化冲击起始较晚，但终究随着西方列强阴谋瓜分东方计划的逐步实施来到了雪域高原。从19世纪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开始，接下来的百年间便是藏族传统社会开始解体，原有的社会结构、文化特性、价值观念及政教关系产生动摇，发生变异的过程。

　　藏族社会的变迁中，藏传佛教与世俗社会关系的变化是非常重要之一面。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藏传佛教本身的变化；二是民众宗教观念、宗教情感、信仰心理的变化。仅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为例，目前可谓是世俗化情势最突出的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呈现出世俗化的种种迹象。

　　首先，从政教关系层面看，宗教势力退出政治舞台，信仰逐渐成为纯个人的私事，全民信仰的状况已有所改变。在历史上，随着藏传佛教势力的迅速扩张，其影响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开始，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便已势如破竹般地席卷整个藏区。但是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解体，藏传佛教已经逐渐离开了政治生活的视野。在政治领域，一部分宗教人士在各级政协组织，甚至在国家权力机关中担任要职，发挥着一定的参政议政作用，但作为民意代表，他们所代表的人群范围早已超出了信教群体。在私人生活领域，宗教人士的社会作用亦不如从前。在社会调查中，笔者发现村落中发生纠纷请僧人和寺院出面调解的现象越来越少；那些原来只有寺院和宗教人士出面才能调停的草山纠纷，随着草场承包制和网围栏技术的全面推开，已经很少发生；给新生儿命名，或选择婚丧嫁娶的良辰吉日，不用宗教人士而自主决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借故放弃例行佛事活动的家庭、村落也越来越多。这一切迹象表明，不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私人生活领域，宗教的社会作用几乎天天在萎缩。

　　其次，从经济关系看，宗教团体的经济支配能力明显削弱，佛事活动成为僧侣的主要生活来源，化缘和信徒的施舍成为寺院首选的生财之道，而从事世俗职业已经成为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的生活辅助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出于参政议政的需要，各地宗教要员出任群团要职，从政府的财政支出中领取薪金。宗教财产作为三大领主所有权之一被彻底废除后，为了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并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谋求发展，藏传佛教界在政府“以寺养寺”政策的鼓励下，纷纷开公司、建旅店、办商行、立学校、扩诊所，兴办各种世俗事业，与世俗社会开展资源争夺、市场分割、利益竞逐，整个藏区藏传佛教界呈现出中原逐鹿的景象。以青海省玉树州拉布寺为例，该寺不仅在结古镇设有豪华旅店和百货商店，而且在玉树州的囊谦等三个县府所在地设有百货商店，并派僧人经营。拉布寺的管家介绍说，寺院本来不能从事营利性商业经营活动，但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只有另辟蹊径，自谋生财之道，这在客观上也减轻了信徒的经济负担。

　　再次，从宗教教育看，寺院的教学内容不断调整，非宗教性科目逐年增加。传统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除了佛教经典外，在社会文化知识方面偏重于学习产生于古印度，后来在藏族历史上得以补充和日益丰富起来的五明体系。尽管传统五明体系对天文、地理、医学、工巧等实用性知识无所不包，但实际情况是五明本身的内容已远远落后于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无法赶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基于这种情况，一些寺院不仅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开设了汉文、英文等工具性课程，而且在天文历算、医学、工巧等实用性课程中增加了现代科技内容，从而拓宽了僧侣的眼界，重组了新的知识体系。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电信通讯的日益普及，寺院的教学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在教学中采用录音、录像和其他电教设备早已不足为奇，寺院自主开发的教学软件也免费赠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传播手段，不仅节约了教学资源，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使那些本来在寺院听不到，甚至被禁止的知识和娱乐节目开始进入僧侣的生活，那种单靠禁止看电视、听收音机、骑摩托车来维系宗教纯洁性和知识唯一性的做法，已很难得到青年僧侣的拥护。原来那种通过封闭的生活方式传承宗教的想法，在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中遭到大家的冷落。与此同时，随着宗教生活变得更加公开和明朗，信徒文化知识水平的日益提高，原来只有在寺院和宗教领域才能接受到的知识，现在进入普通学校，宗教知识融入世俗知识体系。原来专属于宗教人士的知识，现在进入寻常百姓家，为更多的人所掌握，并从各自的角度加以解读，从而动摇了其神圣性。这种社会知识的双流向趋势，不仅改变了寺庙和教职人员的知识结构，而且也在改变着世俗社会和普通人的知识体系。这一切说明，宗教教育的世俗化现象日益凸现。

　　第四，从宗教感情看，随着宗教世俗化程度的加剧，宗教的神圣性日益减退，信徒的宗教感情日渐淡化。首先，神物不再神圣。如衣服的颜色，以往铁锈红和黄色是佛教人士独享的专利，是佛教神圣性的体现，而今却穿在了很多男女老少的身上；以往仅供朝拜的寺庙和圣地，现在都变成了旅游景点；以往被奉为至尊的唐卡佛像，现在已成为艺术品，被展销传卖等等。再从生活习俗看，禁欲是格鲁派的基本戒律之一，也是僧人断绝尘缘、破除私心贪念的基本修持。而目下，有些僧人结婚生子，仍游离于僧俗之间，而且出于现实生活的考虑，重新诠释戒律者也不乏其人；有些转世活佛娶妻生子，为人夫父者也不在少数。在此状况下，信众减少，去寺院礼佛和发放布施的人群日益缩减，寺院和僧侣的经济收入每况愈下，还俗人数增加。以青海省却藏寺和色科寺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僧人总数一直未逾40人大关，其主要原因是还俗人数居高不下。据笔者统计，1980年以来，却藏寺还俗的达80人，色科寺逾45人。在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浪潮下，藏人的思想逐渐偏离了原来佛教所指引的“光明大道”，为生存而加入竞争行列成为必然的选择。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在世俗化浪潮下，不只是宗教观念和情感淡化，宗教活动领域缩小，宗教的社会影响减弱，宗教的价值观念失落，最主要的是世俗化促使藏族传统社会结构迅速解体。在教育结构方面，由纯粹的寺院教育转变为寺院教育和社会教育并重；在文化结构方面，由佛教文化为主转变为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共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举；在社会心理结构方面，出现了由浓厚的佛教出世心理向世俗的入世心理转变的态势。这种种变化，意味着藏族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转型发展时期。

　　三、藏传佛教世俗化的主要动因

　　藏传佛教的世俗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最终必将带来整个藏族社会的世俗化。引起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宗教本身的因素，也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其中，来自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主要的，宗教本身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一）国内外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外部原因　近代以前，藏族社会还是一个落后封闭的社会，其主要经济形态仍旧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技术落后，物质财富匮乏，生活节奏缓慢，社会发展迟缓，宗教信仰成为人们唯一的精神追求。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祖国内地和西　方技术文明、人文主义思潮的涌入，使藏传佛教世俗化的进程日益加快。

　　首先，从技术层面看，工业化代表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由此带来的社会财富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精神追求逐渐被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所腐蚀，社会的价值观、苦乐观、幸福观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社会的上述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就藏族社会而言，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尽管整个藏区工业化的水平还比较低下，科学技术不甚发达，多数人口仍旧靠传统农牧业维持生计，但国内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进步、世界各地日新月异的种种变化、人口流动的增加以及各种现代化通讯设施和便利交通的广泛运用，不仅改变了藏区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而且也改变着藏族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物质享受逐渐成为主流生活观念，精神生活的内涵不断异化的今天，出于生活的实际需要，谋求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已成定局。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已成为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原动力。

　　其次，从生活方式和经济关系看，城市化以及随之勃兴的第三产业不仅改变了城乡之间的人口布局，而且成为现代社会消化人口、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地方。一方面，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使藏区人均土地面积不断缩小，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寻求新的生存之道。尽管整个藏区还是一个地广人稀、居住相对分散的地区，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状况和土地质量及其承载力远不如我国的其他地区，尤其在牧业区，人口过剩已使草原不堪重负，离开故土谋生已成为年轻一代藏人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不断崛起的城镇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生活天地。虽然藏区城镇化的速度、规模远不如内地，更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和发达国家，城市功能尚处于培植之初，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至今，藏区的人口增速和流动性明显加快，城市化步伐可谓突飞猛进，工业化和准工业化已成为趋势，不断崛起中的城市从根本上改变着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从经济关系看，市场化成为继工业文明、城市化以来的又一次经济革命。在传统社会背景下，人们主要靠天吃饭，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除了取决于自己的勤劳外，主要看所拥有的土地、草场的多少和气候的好坏。在市场化浪潮下，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在繁华闹市寻找赚钱机会，有的自谋职业，做起了老板；有的给别人打工，用辛勤的劳动换取应得的报酬，各尽所能，各取所得。这不仅改变了他们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生活模式，也改变了他们以土地为中介的人际关系和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经济关系。更多的藏族农牧民将摆脱土地的束缚，完全靠自己的智力和劳力谋生。从土地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后，他们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穿行，从而面对更多的陌生人群，这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来源。

　　最后，从文化环境看，解放后，藏族社会接受了两次大的社会变革，民主改革改变了原来的土地所有关系，三大领主所有制成为公有制，以往遗留下来的人际关系——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不再合理和得到认同。宗教改革则改变了宗教文化在藏族社会中的主流地位。1978年以后，在拨乱反正的反思运动中，藏族社会同我国其他地方一样，一方面重新评估历史，反思过去，纠正错误，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观念、市场观念、民主与法制观念的日益强化，藏人的利益观念、生活观念、人生理想也逐渐发生动摇。从哲学的层面上看，上述种种变化的结果使藏人的人生观逐渐由出世转向入世，他们变得更加现实和理性，正如有学人所总结的那样，变得更加适应时代、重视科技、参与市场、热心经济、关注生态、关心世事、参与政治。

　　综上分析不难发现，进入近代以来，藏族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了宗教赖以依存的土壤。宗教几乎失去了在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所以只有在新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信仰群体的环境中培植新的生存之道，才可以紧紧抓住人们的心，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二）宗教自身的滞后性和求生性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内在原因　宗教作为历史的产物，深深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但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上形成并流传下来的一切文化现象，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在淘汰和发展中不断扬弃自我，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才能长兴不衰。

　　世界各大宗教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一成不变的宗教。如果对各种现有宗教作一次历史性的纵向比较就不难发现，几乎每一种宗教都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它们都是在不断地自我检讨中获得新的生机。每一种新教几乎都脱胎于一种旧教，每一次宗教改革几乎都是精神和认识领域内的一次大的进步。基督教内部新教的出现和清教徒的移民浪潮，给美洲大陆带来了一次获得新生的机会；藏传佛教中，如果没有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就不会有格鲁派的诞生，也就不会有格鲁派掌控下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统治藏族社会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宗教与其他人类文化现象，尤其是与自然学科相比，其历史性和传统性特征更加显著。即使是与社会科学中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实用性学科（如法学、经济学）作比较，宗教的适应性也明显不够，它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诸多方面面临着来自周围环境和宗教内部的种种挑战。这说明，一方面，宗教滞后于社会，它总是希望信徒能够恪守传统。那么，传统是什么呢？对于大多数宗教来说，传统意味着现已发生变化而无法回去的过去的正统观念、教义、仪轨，以及他们所期望的人们对宗教的虔诚、笃信及施舍的慷慨和大方。这种现象说明，宗教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是由宗教本身固有的特性所决定的。当时过境迁，许多蒙在宗教之上的面纱被层层揭开后，再用宗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信徒的人格已经不大可能。这是因为宗教面对新生事物，尤其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和物质文明缺乏必要的应对之策，宗教的观念和理论已无法解释新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在此情况下，发生信仰危机在所难免。这是宗教的滞后性所带来的对自身的不利影响。这种曾发生于世界其他宗教中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在藏传佛教中日渐显露出来，物质文明进步得越快、普及得越广，宗教的危机感就越强，民众的偏离性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尽管宗教远远滞后于社会生活，但宗教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不可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宗教的求生性决定，即使改变自身的一些东西也要抓住信徒的心，希望通过改善自身换取更多人士的认可，这便是那些布道者和传教士乐此不疲的事业。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宗教现状，几乎没有一个宗教是在原地踏步。在西方社会，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分立及基督教与东正教的分立；伊斯兰教中逊尼派和什叶派分庭抗礼；中国西北伊斯兰教中，新教老教之称的产生；藏传佛教中五大教派的出现，以及宁玛派（老旧派）和格鲁派（新派）之称的由来，都是宗教不断发生变化所致。纵观宗教史，适应性调整几乎是宗教改革的主旋律。由此可见，宗教的滞后性和求生性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是导致宗教自身变革、变化的内在动力。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宗教性是藏族传统社会的主要特质之一，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增长和宗教势力的衰退，藏族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面临着一场“危机”。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便是其走出“危机”重获新生的一次远征，它必将带来藏族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广大藏区而言，世俗化不仅是一场思想革命，而且是继民主改革以来的又一次大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