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研究概况

　　大足石刻研究概况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所有石刻艺术品的总称。迄今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造像群多达75处，计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

　　大足石刻创建于初唐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历经晚唐、五代，鼎盛于两宋，余绪延至明清、民国，上下千余载，是中国石窟建设史上的最后里程碑。石刻造像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处最为集中，且规模宏大，技艺精美，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

　　大足石刻以其极高的科学、艺术、历史价值享誉全世界。1999年12月1日，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 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

　　自南宋至清代，大足石刻基本不见研究。千余年来，仅知见有大足石刻首录入宋《图经》，但其书今已不存。南宋王象之著《舆地纪胜》、明万历年间曹学全著《蜀中名胜记》记有大足石刻，但仅仅是提到大足的北山和宝顶山等处石窟而已。

　　大足石刻的研究，可以说自张澍开始。张澍是乾嘉世的考据学家。他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任大足知县，偷闲游历南、北等山，撰有《前、后游宝顶山记》等著10余篇，并对“韦君靖碑”等作过一些文献考释，收载其《养素堂集》。张澍是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位访求注视、有贡献的史学家。

　　1945年4月大足石刻考察团开大足石刻研究之先河。中国学典馆长杨家骆，从在重庆北碚付印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山脉》中发现记述摩崖石刻甚多，续应邀当代史学家马衡、顾觊刚、何遂、傅振伦等组团赴县考察，历时8天，对北山、宝顶山等处石刻“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摩绘其像饰，椎拓其图文，鉴定其年代，考论其价值，以为可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而正告国人。此乃大足石刻史上首次“经过科学的艺术考古工作而确立的其地位”。事后，撰写约10篇论文发表于国内各大报刊。这些内容，辑为《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作为《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的首卷。本来1945年的考察研究工作还将深入拓展下去，考察组成员拟定了如《大足石刻目录》、《大足石刻碑记选录》等十多个研究题目，因抗日战争胜利，人员星散，研究计划停滞未完。

　　二、 50年代——大足石刻研究史上的第一个春天

　　大足石刻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至60年代初年，可说是第一个春天。

　　1952年大足文管所一成立，县政府即任命县人陈习删为副主任，潜心研究大足石刻，对大足石刻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1955年，陈习删研究撰成《大足石刻志略》稿17万言，至1985年由省社科院编辑出版《大足石刻研究》序列“中编”，迄今仍为“第一部资料翔实的研究大足石窟的专著”。

　　1956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大足古代石刻艺术考察团”，从雕刻艺术的角度对大足一些重点石窟进行了短期考察。后来编辑出版了《大足石刻》小册子，以及由一些雕刻家和美术史家撰写了数篇论及大足石窟艺术的文章。1962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李巳生先生主编、撰文的《大足石刻》8开本大型图录，载图200多幅，记载了50年代大足石刻的现状。

　　1962年，由著名石窟研究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阎文儒率领的中国佛教协会石窟调查组，对大足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石窟进行了为期半月的考察，侧重于宗教和考古角度。阎文儒先生返京后撰写的有关大足北山和宝顶山石窟的两篇文章，以征引佛经辨析造像题材内容，运用考古学的标型方法鉴定石窟分期，又以综合方法断定造像年代。总体来说，这次考察对于大足石刻引入宗教艺术考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刊行的著述，仅省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大足石刻研究·上编》收载目录就近30篇。诸家之言，除多记述北山、宝顶山造像内容、题材、规模等外，从雕塑、美术角度论述是其特色。其中触及较深的有：一是对大足石刻的宏观平述；二是论述大足石刻艺术造诣及其在石窟艺术史上的作用；三是对宝顶山造像的年代、内容等的论道。

　　60年代至70年代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足石刻研究停滞不前。

　　三 、 80年代至今，大足石刻研究步入科学的轨道，向多学科、多领域拓展并向纵深发展。

　　1982年，大足石刻研究学会成立，标志着大足石刻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有组织进行研究的历史阶段。自1982年10月学会成立时会员50余人至今会员发展状大到300余人，会员绝大部分是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兄弟文博单位的业务人员。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如马世长、龙晦、李巳生、罗炤、温玉成、樊锦诗、贾瑞广等受聘为顾问。这是研究大足石刻的又一支重要学术力量。1982年10月、1986年4月、1992年9月、1995年9月、2000年11月、2004年10月，大足石刻研究会已连续召开了六届年会，共收到论文近300篇。研究论述已涉及到佛教史研究、宗教研究史、艺术研究、考古研究、图象研究、历史文化研究、运用研究、保护研究等7大类学科，纵深发展古建筑、古器物、古服饰、古器乐等课题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著述、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学会收到的论文，共计有专著、图册、简介、报刊文章等各种文献计1650余篇目。其中：书刊载文560余篇，报纸载文、图1028篇幅，画册14种，研究论著8种，科普读物15种。这些研究成果，大部集中到1986年《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辑》，1992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1995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选》，1996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2），2002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4），2005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5）卷之中。此外，收集保存大足石刻调查档案资料254篇，照片资料6672幅，拓片资料3042张，大足石刻维修工程总结报告27篇。

　　上世纪90年代末，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传名录》正式实施后，博物馆制定科研规划，启动了一批重要的科研项目，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获得重庆市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1999年由博物馆编的《大足石刻铭文录》获重庆市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特等奖；1999年由由博物馆编的《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本》获重庆市首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0年由博物馆编的《大足石刻雕塑全集》获重庆市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与此同时，有关大足石刻研究的个人专著也陆续面世，计有：陈明光著《大足石刻考察与研究》和《大足石刻考古与研究》，郭相颖著《大足石刻研究》，李正心著《儒教造像与大足石刻的儒化》等十余部。

　　21世纪后，博物馆制订了《大足石刻“十五”科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大足石刻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方向，并成立了大足石刻学术委员会，制订了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大足石刻研究进入科学发展阶段，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科研课题，注重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2002年市级科研课题《大足石刻内容总录》正式实施，课题组成员历时四年，收集、整理、编写全县现已公布的75处石刻造像内容，现已顺利结题。交付出版。2003年国家级科研课题《大足北山石窟考古学研究》开题，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艰苦努力，现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报告第一卷即将出版；北山南段1——50号龛窟的现场考古测绘、文字记录已顺利完成，报告进入编写阶段。

　　为使大足石刻研究全方位、多角度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国内外产生更大影响。2005年8月，“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60周年纪念会”在重庆隆重召开。会议吸引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专家和学者，这些专家和学者大部分是欧洲和亚洲的石窟研究权威，在石窟研究领域享有很大的声望和影响。与会专家学者共提交了71篇高质量的研究文章，多方面对大足石刻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和石窟研究的互动与交流，包括：图象研究、考古调查、密教与柳本尊、思想信仰、文化艺术、互动与交流等六大方面。会议达到了“学术上有成果，宣传上有效果”的目的，使更多的国外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大足，引起更多国际关注。许多学者表示，将把今后的研究方向同大足石刻联系起来。

　　万里长征从头起，大足石刻研究任重道远。大足石刻研究将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国内外的共同关注下，充分调动馆内外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探索、研究有关大足石刻历史、文化、艺术、哲学、宗教及其保护、管理、利用等方面的课题。注重调查，加强应用研究，科学规划，突出重点，进一步繁荣大足石刻学术研究，为充分发挥大足石刻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