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紫金精舍史话

　　广安紫金精舍史话

　　(转载于“渠江秋歌”新浪博客）

　　一

　　紫金精舍，又名紫荇书院，位于今广安区老县城北面紫金山上的玉皇观。《广安州新志 .书院卷》记载：“紫金精舍，光绪已亥年署州曾传缙建，即玉皇观，旧僧田充公用并提兴国寺田租入之，为今编修胡骏前日讲学处，甲辰改为小学堂。”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紫金精舍的最早记载。我要记述的那段历史就发生在那里。

　　为了寻找到一点时代的感觉，让我写作此文能够更加准确生动，我曾费尽心思寻觅当年的历史资料。就在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无意间在一个朋友处，我居然发现了一张当年广安州城的全貌图。虽然那图不是照片，为手工所绘，其绘画技术也不高明，甚至从比例上看还很不合理，但它却是我看到的唯一一张最直观最具体的清代广安老城全貌图，有了它，我想象中的广安州城立刻变得清晰起来，浓厚的历史氛围顿时在我心中弥漫。尤其令我激动的是，在图的右上角，我找到了玉皇观。从图上看，这座当时曾经闻名全川的古庙，建筑风格近乎于传统的亭台楼阁，曲线流畅的青瓦屋顶与川东传统的庙宇样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我按图索骥般地在依山而建的凌乱的现代建筑中东寻西问，终于在紫金山上找到了当年紫金精舍的遗址，遗址上仅留下一座破败不堪的三合院，我没想到这座残院居然还能保留下来。虽然残破，但它毕竟有资格成为这里的历史见证。院前那棵高大的黄葛树依然那样苍翠，生机盎然，盘根错节的粗大树干更让人联想起这个地方曾经有过的悠久历史。而最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在这片废墟上我找到了与这座寺庙有关的两块残碑：一块是寺庙内的碑记，这块长满青苔的残碑被农民作了挡土石，上面的一些字迹虽然还清晰可见，但已难成完整的文句；一块是当年紫金桥的桥碑，上面的小字已无法辨认，只有用隶书体刻写的“紫金桥”三个大字基本完好无损，不过它也变成铺路石躺在泥泞中任人践踏。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玉皇观前那棵高大的古银杏树，巍然耸立在紫金山上，象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于滚滚红尘中面对滔滔渠江，俯瞰着百余年来广安纷纷扰扰的世事变迁。遗憾的是，当年的玉皇观早已荡然无存，原来壮观的庙堂已成为百姓的庄稼地。在它的遗址上拔地而起的是中国移动的信号发射铁塔。不过这并不能消减我强烈的思古之幽情，因为就在百余年前，我站立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事关广安文化教育变革的重大事件——“毁神兴学”和“迎神毁学”。广安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广安州立高等小学堂就在这场事件中诞生。蒲殿俊这批被后来的人们称为民国名人的热血青年也开始在这里崭露出他们对旧传统的斗争锋芒。

　　二

　　1999年版的《辞海》是这样介绍蒲殿俊的：“蒲殿俊(1875-1935)，四川广安人。字伯英。清光绪进士。留学日本。1909年(宣统元年)任四川谘议局议长。次年创办“蜀报”，鼓吹立宪，曾到北京请愿。1911年保路运动中，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唯以保路为目的，反对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与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仅十天便被迫去职。后参与组织民主党、进步党，创办和主持北京《晨报》，为研究系骨干。1917年段祺瑞二次组阁时，任内务部次长。1922年直奉战争后，参加曹锟贿选。 1927年回四川闲居。”

　　其实，蒲殿俊在京时曾参加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并同四川籍维新人士组成保川会，宣传改革维新。蒲殿俊之书法自成一体，其行书遒劲、妩媚、秀润，深得爱好者好评。这里我一再提到蒲殿俊，是因为他系我这篇文章的主角。在当年发生于紫金精舍的那场历史风波中，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紫金精舍创办之前，蒲殿俊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波折，那是他在参加廷试时所作文章太长而在考试时间内未能誊清遭落榜，他的父亲蒲玉林也在这年去世。这一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清王朝残忍杀害。他们中的刘光第、杨深秀是四川人。在被害之前，他们与蒲殿俊及其好友胡骏、罗纶等人曾有过往来。当时四川有名的以尊经书院的学生为主要成员的“蜀学会”就是在刘光第、杨深秀二人的嘱托下由蒲殿俊等人发起成立的。蜀学会编印的《蜀学报》也同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声音互相呼应。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害、康梁逃亡，对于深受他们革新政治思想影响的蒲殿俊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上的强烈刺激，他内心充满了悲愤。这对他后来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不知道他在创办紫金精舍的时候，是否就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走完六君子未竟之路，向当朝权势挑战。

　　1899年，广安紫金精舍创办。与蒲殿俊一起创办这座书院的有胡骏、顾鳌、聂开基、王綍等，新开办的紫金精舍还专门请来了南充的张澜、西充的罗纶、成都的吕翼文、中江的彭光弼等担任教师。这些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对所处时代现状的强烈不满与反叛，在严酷的封建统治下，他们希望能在压抑的社会氛围中撕开一条口子来，让人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在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中都存在，鲁迅不就在他的文章中大声地呐喊，希望打破那让人窒息的“铁屋子”吗？

　　紫金精舍的教师他们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试举几位：

　　张澜，字表方，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72年4月2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场（今西充县莲池乡）一户佃农家里。张澜早年接受西方维新变革思想，力主变法图存，他向往古今志洁之士，与维新派人士多有接触。在他的朋友中，蒲殿俊堪称其至交。故1899年，当蒲殿俊请他到紫金精舍讲学，先生慨然应允。在紫金精舍，张澜一边教书，同时攻读经史，研究治世良策。1900年其父病故，张澜回乡为父亲料理后事，继承父业教冬学，这才未回广安紫金精舍。我曾在蒲殿俊的《泚庵诗钞卷一》中读到过一首《寄怀张表方》：“振振谈经席，春明豁 雷。自君沧海去，旋见昆明灰。猿鹤哀将化，檪鹅孰不材。独余芳草意，受待玉骢回。”这首诗为甲辰年作于京师，当时张澜正留学日本，尚未归国。而张澜先生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曾将自己的一首作于1911年的诗歌《田家乐》找出吟诵，并提笔写下一段补记：“此诗为宣统三年被拘禁于川督赵尔丰署中与蒲伯英、罗梓卿相唱和之所作，今余因国难方亟不得归田，而梓卿、伯英相继下世久矣，能无慨然。”我们由此可以感受到张澜与蒲殿俊之间的那种情谊的确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罗纶，生于1876年，去世于1930年，字梓卿，四川西充人氏。前面张澜先生的补记中所提到的罗梓卿，即是罗纶。罗纶十四岁入县学，不久考入成都尊经书院，师从宋育仁、骆成骧学习。他性敏善辩，擅长词章，很快就在成都文坛崭露头角。1902年，罗纶考中举人。但他讲新学，力主学西方变法，行君主立宪制的自强之道，1906年春，罗纶与张澜等创办顺庆府中学堂，任国文、历史教习兼斋务长。面对外患日亟，清廷腐朽，罗纶以学校为救亡图存、自强革新的阵地，常以民族、民权思想启示学生，口讲指划，无所回避。在辛亥保路运动中，罗纶与蒲殿俊、张澜等被人们视为英雄。

　　顾鳌，字巨六，广安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就是顾鳌与人承办此案，在暗中给了当时的革命者汪精卫等人以维护。其后，他的经历虽然颇多曲折，但在那时却无疑是热血澎湃的七尺男儿。

　　又如胡骏，既是蒲殿俊的姑丈又是与他同时考取的进士，1904年与蒲殿俊一道赴日，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紫金精舍的首任山长其实并非蒲殿俊，而是胡骏。这大概是因为胡骏较蒲殿俊年长又作过编修，当时的资历或许比蒲更深一些吧。

　　从紫金精舍的这些人士身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样一批富有才华和革新救国思想的青年汇聚于渠江之滨，紫金山麓，青春年少，意气风发，那情形是多么令人精神振奋，让人欲一展自己的抱负。

　　三

　　新创办的紫金精舍一扫当时书院的传统做法，废除旧书院陋规旧习及毫无意义的八股制辞章，依照学生文化程度、志趣爱好进行分科教学，所授课程既有传统的经史辞章，同时增设时务舆地、博物等现代学科，以新知识、新文化教育培养学生。

　　在紫金精舍，蒲殿俊、张澜等人切磋学问，针砭时弊，倡扬维新，抒发自己的抱负与胸怀。在书院创办之初，蒲殿俊曾亲撰楹联一副：“剪数椽，容我辈啸歌，顾鹑首轻分，引眷可知天不醉；与诸君，共空山风雨，愿斑豹善露，钟灵莫使地无功”。对这幅楹联的意思曾有不同的看法。2002年我与西南大学历史教授张文博士就楹联意思作过探讨，我们认为这副对联的大意是：我辈虽居于茅屋，但胸怀大志，当引啸长歌。希望我们年轻人像春笋破土而出一样的坚强，冲破旧牢笼，不要使我们具有钟灵之气的广安大地，白养我们一场，而无所收获。这种理解对否还可探讨，但这副楹联应当表现了当年紫金精舍办学者的指导思想。

　　在紫金精舍创办的时候，广安境内存在几种办学方式。一种是大家熟悉的私塾，一种是乡学。乡学按乡里设置，全为官办；同时又存在义学（又名义塾），义塾有官办民办两种，贫寒子弟可免费入学。乡学多设于场镇，常以祠堂、庙宇为校舍。史载：清道光六年(1826年)，檄令州属各乡立义学乡学，凡六乡共立四十八处。明月乡二十三学，望溪乡十二学，崇义乡七学，荣禄乡六学。后乡（义）学有增有减，在教学内容上，乡（义）学讲学初为杂书，与私塾同，后为经史词章，与书院略同。

　　1840年以来，在鸦片战争的硝烟里，中国沦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起，迫使清廷不得不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一些改良，采取一些诸如“废科举、兴学校”的措施。受此影响，一些旧式学堂改为新式小学堂，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开始积极投身于乡梓教育的改革。紫金精舍办学思想的变化就与这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蒲殿俊紫金精舍创办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完备并付诸实施的法定学制，此前的1902年，清政府也曾制定近代学制“壬寅学制”，但这个学制未能实施。《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也标志着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开始在中国实行。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校分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学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进中学堂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三年、通儒院五年。光绪28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四川总督岑春煊推行新学，檄令广安“以紫金精舍为广安州高等小学堂，并渠江、甘棠、培文三书院，经费入之”。

　　这个檄令与当时精舍讲学者蒲殿俊等人的办学思想完全相同。当消息传来，众人兴奋异常，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我不知道那天蒲殿俊和他的同伴们是否为此饮酒庆贺，如果庆贺，那喜爱饮酒的蒲殿俊一定会是酩酊大醉。他会在酒宴上向人们畅叙自己的人生抱负，他的想法也一定得到了在场众人的热情支持，因为这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在他们眼中，美好的前景就如东方旭日正从巍巍的华蓥山后喷薄而出，从那浩浩渠江宽阔的江面上冉冉升起。

　　后来的事情可以想象，蒲殿俊和同伴们遵令积极投入到了改紫金精舍为新式高等小学堂的事务中去。他们奔波于紫金山的山上山下，筹经费，购设备，选学生，虽然劳累，却心情欢畅。当蒲殿俊等人沉浸在理想即将实现的欢乐之中时，也有人在一旁恨恨地咬牙切齿对这几个年轻人指指点点，怒目而视。这些人就是原来的渠江、甘棠、培文三书院的宿儒们。

　　说到甘棠书院，我不得不多说几句。当时广安的书院主要有这样五所：渠江、甘棠、培文、昌明、紫金书院。甘棠书院在州东十里，最早修建，溪水萦绕四山环抱；其次是渠江书院，在县城卜市街儒学署左，系康熙中知州邵仲礼创建；往后是培文书院，光绪十五年知州廖葆恒建；昌明书院，在州东九十里观音阁场内；最后才是1899年由蒲殿俊等人创办的紫金精舍。

　　实事求是地说，当年这些书院为广安民风的开化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对文化的传承也是功不可没。但是，在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这些书院讲学者的观念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没有与时俱进。他们对传统文化始终持不可更改的态度，对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微微吹来的现代文明的暖气毫无知觉，甚至即使已经有所感受也是将其与传统的文化对立起来，把这些正在萌芽的新思想视为洪水猛兽。譬如这些宿儒在后来的斗争中，就公开地将紫金书院的年轻人当作所谓的“康梁余党”，欲剿灭而后快。他们成为蒲殿俊等青年革新派前进中最强大的阻力，成为后来那场“迎神毁学”风波的推波助澜者，成为烧热全川的那把革新与保守撞击出来的历史大火的煽风加油者。甚至1903年蒲殿俊到成都赴考，进入贡院考场时，他差点被拒绝入场，理由就是他与“康梁”有关。

　　四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紫金精舍本是由玉皇观这座庙宇改造而成。其实，玉皇观并非是这座庙宇最早的名字，玉皇观最早的名字叫“紫金观”。这名字的来历，自然是因为它座落于州城北门内的紫金山上。紫金观始建于何时，已无更详实的文献资料可查考，但从现存史料记载看，它不会晚于明代，因为这座寺庙在明代时曾由一位叫通乐的僧人对它进行重建。在这次重建中，通乐和尚浇铸了“铜玉皇真武像二、铁灵官像一，高各六尺许”，观内“有万年灯田、紫金桥”，且观中的石碑碑记俱由“一生清廉，刚直不阿，声震天下”的明户部尚书广安观塘人王德完所书。紫金观也因为玉皇像供奉于庙中便改名玉皇观。清咸丰二年，这座古庙又由僧人明泰重新修葺，到光绪戊戌年间才渐渐废毁。光绪已亥年，署州曾传缙才将这座年久失修的破旧庙观改建为紫金精舍。

　　写到这里，一个疑问出现了：紫金精舍创办者究竟是谁？是曾传缙还是蒲殿俊？将这座庙宇改为书院的想法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前面的史料说“紫金精舍，光绪已亥署州曾传缙建。”照此说法，紫金精舍的创办者就不是人们常说的蒲殿俊了。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大家仔细想想，曾传缙何许人也？广安的署州大人，他对当时广安的人财物是有着绝对支配权的。史料中不是说到“旧僧田充公用，并提兴国寺田租入之”吗？谁能作出这个决定？蒲殿俊说了能算数吗？我意不能。因为这时的蒲殿俊还只是一介书生，尽管其家系广安的豪门大户，但他当时还没能进入政界，在政坛上他还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我相信，作为当时广安的饱学之士，一位青年名人，蒲殿俊对一些问题肯定有一定的话语权。当从成都赶考归来的蒲殿俊提出想借玉皇观来创办一个书院的意见时，曾传缙对这位小有名气的年轻人的建议自然是大力赞成，积极支持。有玉皇观这样的地方空着，有这样优秀的人才在这里，他又有这种干事的热情，何乐而不为呢？换今天的话讲，他干好了也是我曾传缙任上的政绩呀！所以，我想紫金精舍的创办是蒲殿俊的愿望，因为他和朋友们确实需要一个阵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实践他们的理想，而开明的曾传缙顺应了他们的要求，成为其追求的有力支持者。从这个角度看，史料中所说曾传缙建立了紫金精舍也不无道理。尤其是记载这段史实的《广安州新志》重印时，还是由蒲殿俊作序，他并未在序言中对《广安州新志》关于紫金精舍的记载加以修改，那就说明他对曾传缙建紫金精舍的说法是认可的。

　　在1899年到1903年这段时间里，紫金精舍的讲学平静地进行。虽然这所书院的教学方式与内容同其它书院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有谁对紫金精舍讲学者的所作所为公开提出抵制，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过是私下议论议论，发发牢骚，表达一下不满。尽管蒲殿俊、张澜等人在这里进行着他们的学习与探讨，寻觅着他们改造社会的道路，但由于他们的这种探寻还只是在林木森森的紫金山上那座古庙内进行，并未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触动到谁的利益，因此，用今天的一句俏皮话来表述，叫做“平安无事”。

　　但是，就在紫金精舍将由书院改变为新式小学堂，蒲殿俊奉令要将渠江、甘棠、培文三书院合并入紫金精舍时，麻烦来了。三书院部分宿儒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早已压抑多年的不满，他们指责蒲殿俊的紫金精舍侵占公产，要求退还，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把这种矛盾与当时的政治挂起钩来，诬陷蒲殿俊等人为“康党”，将蒲殿俊告至继岑春煊之任的四川总督锡良那里，使矛盾升级，且“讦告兴狱，累年不息”。在这段时间里，不但“仇敌横加弹射”，就连蒲殿俊等人的亲朋好友“亦相视如妖异”。那情形实在大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但是，蒲殿俊等人仍“沉毅坚持”，“不肯回让”，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坚持合并了比紫金精舍创办更早的渠江、甘棠、培文三书院。“广安州官立高等小学堂”的黑色金字匾牌在人们新奇的眼神中缓缓地挂上了原来紫金精舍大门的门额。

　　当全校90名学生整齐地站在紫金精舍的院坝里，毕恭毕敬地聆听着署州大人宣布蒲殿俊为学堂总理，熊制贫为副办兼首任堂长，胡骏、顾鳌、王綍为董事的任命状时，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蒲殿俊，这位体态丰满仪表堂堂的年轻学堂总理在几年后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辛亥保路运动的领军人物，成为引爆辛亥革命这个划时代的重大事变的风云人物。对广安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建立的意义，蒲殿俊的好友肖湘曾在他所著《广安蒲君伯英行状》中做过一个准确的评价：“……紫金精舍规制并三书院为广安州官立学堂，广安学校之兴实由于此”。

　　五

　　我们已经知道，紫金精舍本为废寺，是因有了紫金精舍才得以修缮成为学生研读的地方，而庙中供奉的那尊“铜铸玉皇像，甚伟”，蒲殿俊“以古物惜不肯毁，而迁之于慈筠岩庙中”。广安近代历史上“移神兴学”这一重大事件便由此产生。

　　慈筠岩在那里？我查了一下《广安州新志》，上曰：“慈筠岩，渠江东岸，旧曰鹤岭。有池亭，石径曲折，竹木阴森。同治元年，知州武尚仁重修楼于寺前，俯瞰城郭，山川俨如图画。光绪十一年，扩建后殿，重楼复阁，花木杂莳，允为赏游胜地。庙后有宋当如居士墓。”这个鹤岭又叫白鹤山，就是今天广安县城东门码头对面的奎阁临渠江一带。旧有广安十六景，其中之一的“鹤岭晴岚”就是指的这里。州志存《鹤岭晴岚》诗曰：“昔人骑鹤升，高山拥瑞霭。鹤翔王母池，空遗朝霞在。雨余清光溜，不知更几代。丹成世何益？达士徒感慨。”为了考证蒲殿俊迁玉皇像于慈筠岩的历史，我专程去了几次奎阁，除了看到昔日的文笔星塔还在，重要的收获就是找到了知州武尚仁所题写的：“天开喜榜，寿世福民”八个大字。这八个字现在还在镌刻在奎阁码头的山崖上，基本完好。然而那曾安放玉皇像的慈筠岩庙却始终未能找到，问当地百姓均无所知。

　　对这个“移神兴学”还有一种说法，是讲当时的教师罗纶见玉皇观内有三尊蒙尘的菩萨，便戏言请三位尊神下殿，欲捣毁塑像，却发现塑像乃为铜铸，于是几位青年便抬走菩萨，弃置于阴沟。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广安的震动。当时的广安知州闻知此事，大怒，认为冒犯了神灵，欲捉拿他们，结果被其书吏劝阻。书吏说，办学乃奉上谕，大人又允之于彼地，恐难免伤及自身。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这种传说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传说就是传说，然而“移神兴学”的史实却是无疑的。

　　蒲殿俊等人推行新学之为，本来就引起了广安部分宿儒的极为不满，至是，流言蜚语更是四起。光绪30年（1904），广安发生了一场特大干旱。经常的战乱和沉重的赋税已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大旱则更让这些饱经苦难的人们难以为生。田地干涸，庄稼绝收，无望的人们便寄希望于上苍，求甘霖于神灵。在那些时间里，渠江岸边不断有成群结队的人冒着烈日在河滩上焚香长跪，祈拜上天降雨以拯苍生。现在宿儒们终于找到了报复蒲殿俊的机会，而玉皇被逐，神灵受辱，神圣殿堂，任人践踏，自然便成了他们闹事的口实。他们造谣惑众，借邑境遭遇大旱之机，以蒲殿俊等人“移神兴学”触怒玉皇，降灾于人为由煽动民众，挑起了大规模震惊全川的“迎神毁学”事件。没有多少文化的不明真相的百姓们于是在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成为这次事件的主力军。

　　光绪三十年农历五月初六日（1904年6月19日），那天，火辣辣的太阳又如往常一样从华蓥山后升起，高等小学堂的老师们也象往常一样正准备进入教室为学生授课，学生们也象往常一样端坐在明亮的窗前，提起桌上的毛笔在砚池里的墨汁中蘸蘸，准备习帖。忽然，一阵高过一阵的潮水般的嘈杂人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这突如其来的喧闹声使师生们纷纷走出教室，想了解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们站在紫金山上向山下看去时，一个令他们心惊的场景出现在他们面前，广安近代史上著名的“迎神毁学”事件发生了：只见群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或头缠白巾或光着头，汗流满面地从山下呼喊着向紫金精舍涌来。这些人中既有老年也有青年，既有男子也有妇女，还有不晓世事的孩童。教师们被惊呆了，他们差点忘了关上学校的大门，当有人突然感到这些民众是冲紫金精舍而来时，才在慌乱中七手八脚地把大门关上。我没有经历过当时的那个场面，无法表述那时的情景，但是我却从史料上体会到了当时情况如何令人惊恐万分——远近的民众“呼啸四方，千百为群，抬玉皇像破门而入，置讲堂上，一时香火竿木，蜂舞鱼乱，若遇鬼物，撤学舍，烧图书，且尽。”当时的广安知州是一个叫陶家瑶的人，他闻讯赶来时，局面已经不能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史料上作了这样的描述：“知州陶家瑶不能制，乃许于学堂旁别起庙供像，以为调停”，“知州陶家瑶因畏难苟安，有意推事方平息。”这就是关于第一次“迎神毁学”的真实写照。虽然这次毁学事件在知州大人的妥协中结束了，但从记录者那简洁的描述中，我们已经感到了一种惊心动魄。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更大的风潮还在后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安再遇大旱，旧派宿儒又纠集全州四十八场的架香队伍数千人，于这年农历六月初九日（7月29日），齐集玉皇观，烧香求神祈雨，“迎神毁学”之举又蠢动，而饰益横悍。时任广安知州的顾思礼“惩前官宽缓，立至施弹压，至手刃一人” 以示镇压。顿时，人群中有人大声呼喊：“大老爷杀人！”方驱散闹事者。惊恐的人群一片慌乱，纷纷夺路逃遁。有奔跑不及的，在涌进一条夹巷内时，相互拥挤践踏，以至伤者不计其数。这次紫金精舍的堂舍设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议杜后来口实，知州决定，迁学堂于今广安老城厚街桂花井原培文书院旧址。至此，“仇学之风乃遏”。这里所描写的绝非作者杜撰而哗众取宠，它取材自蒲殿俊亲撰的《熊制贫先生墓表》一文。由此可见当时的场面之混乱，情况之危急。

　　在这场“移神兴学”和“迎神毁学”的激烈交锋中，究竟谁取得了胜利？众说纷纭。第一次事件以“于学堂旁别起庙供像，以为调停”而结束，第二次则以“迁学堂于今广安老城厚街桂花井原培文书院旧址”而告终。于是有人说这是办学者让步，闹事者得胜。对此我倒不以为然，在那个时代，这种让步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妥协，因为新学得以继续，广安新式教育这株幼苗并未因此而夭折，相反后来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究竟谁胜利了？不言而喻。

　　发生在紫金精舍的这场“移神兴学”和“迎神毁学”的斗争，震撼川北，影响全川，成为四川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它再次证明了新胜于旧为历史发展之必然真理。

　　六

　　史料表明，在“移神兴学”和“迎神毁学”斗争爆发时，蒲殿俊都没在广安，但这不影响作他为广安新学奠基人的地位。他去那里了？他在办学的同时，又在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奋斗。有资料显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蒲殿俊接受了绥定知府的聘请，执掌专务新学的汉章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蒲殿俊参加了四川癸卯乡试，中头名解元；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去了北京参加殿试，考中二甲进士，并被授予法部主事，如果那次考试中，风不把他的考卷吹起碰在笔上，使试卷受到污损，他将可能成为广安的最后一名状元。

　　1905年，蒲殿俊离开广安去日本留学，入读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他在日本留学的情况，蒲殿俊的朋友，一位叫肖湘的人在其名为《广安蒲君伯英行状》的文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其中一段这样写道：蒲殿俊“在上课之余，经常在校外和朋友们聚会研讨。它思想敏锐而善于理解，所以往往见解独特，能够将中西的异同相互比较贯通。在大家围炉而坐酒酣耳热之际，他的议论更是如疾风骤雨，纵横捭阖，石破天惊。大家对他的见解总是十分叹服。”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蒲殿俊已经是一位十分活跃的激进者了。

　　几年后，广安州官立高等小学堂由厚街桂花井再迁到考棚巷今广安区政府院内。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广安州立高等小学堂，此后又改称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

　　继紫金精舍改为高等小学堂之后，48所乡学也相继改为两等（即初等、高等）或初等小学堂。与此同时，广安又逐渐办起女子小学堂，使青少年妇女开始摆脱封建桎梏走出家门，进入学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

　　新学兴盛，师资必不可少，广安州立师范（五年制）便于光绪33年（1907年）应运而生。其校址依然设于当年的紫金精舍。历时五年多，毕业一班，毕业学生多任教于广安州境各校。

　　民国元年（1912年）州立师范停办，广安州立中学便以其场地为校址，成境内有中学之始。留学日本弘文师范学校的王宣彝先生为首任校长,蒲殿俊与王宣彝的交往也十分深厚，在广安时，两人常在一起饮酒叙谈，互有诗词唱和。

　　1918年，十四岁的邓小平同志由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考入广安中学第十班就读，1919年9月，他告别了广安中学，告别家乡，顺渠江而下，乘舟赴重庆就读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迈开了他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步伐，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紫金精舍的历史也因此而更显辉煌。

　　民国十六年（1927年），广安县立女子中学创建，其位置在今广安老城中医院和文化馆处。自此，广安教育的发展便如滚滚渠江不断向前。

　　紫金精舍，以其作为广安新学发源地而受到历史的青睐，成为广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而作为这座里程碑的奠基人蒲殿俊，也因之而青史垂名，为广安民众所景仰。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接触了现在还在紫金精舍旧址居住的老人，他们大多都已八九十岁了。在采访中，他们给我谈起许多对当年玉皇观、紫金精舍、城隍庙的印象，什么菩萨、什么无常二爷、无常娘娘、鸡足神等等，这些回忆非常清晰，甚至喋喋不休。然而当我问起对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那场事关广安文化教育变革的历史风波时，他们却毫无印象。这让我感到有些失望。但我也理解，因为他们当时毕竟还未出生，即使后来知道一点也许早就被岁月的风雨销蚀殆尽。我甚至想到，或许他们的父辈就有人参与过那场风波，假设那些人今天还健在，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儿孙后辈佩着光彩熠熠的校徽，穿着整洁的校服精神焕发地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时，对当年的那场风波他们会有何感想呢？

　　历史，有时是很幽默的。（全文完）

　　注： 编修：官名，宋代凡修国史、实录、会要等，均随时置编修官。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官，负责编撰记述，明清属翰林院，职位次于修撰，与修撰检讨同称为史官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