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志道研究现状综述及其三教合一观本体论浅探

　　管志道研究现状综述及其三教合一观本体论浅探

　　刘守政

　　管志道是明末三教融合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关于他的专门研究除了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先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外,中文学术界研究者问津寥寥,这可能与管志道的资料收集不全有关。本文预以笔者有限的能力,对管氏及其研究状况做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管氏三教合一观的本体论进行了探讨,认为管氏关于三教理融规矩不融的观点正与主张儒佛道教理划界清楚的正统儒家和三教融合入一家的极端融合派形成晚明思想的全貌,他的理论具备一定系统性。

　　关键词:管志道　三教合一　泰州学派　体用

　　作者:刘守政,1979年生,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9级博士生。

　　明末是一个三教合一的时代,三教融合的主张表面上相同,但内容却互有差异,有主张义理和教统合向一教的,或向佛或向道;有主张义理合一,教统不相滥的。管志道,一位被学术界不太重视的明末学者,正是后一主张持有者。

　　一、管志道其人

　　管志道(1536-1608),子登之,号东溟,江苏太仓人,隆庆辛未进士,先任南京兵部主事,后改刑部。万历初,不满执政张居正,上条九事希望夺居正相权反归天子,被挤压遭贬官,后以老疾辞归,居正死后,有人举荐其复官,终不肯仕。学术上,未中进士前便在地方吴江书院讲学,以一句“世必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之志,而后可以载道;必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力,而后可以立身”,令人刮目相看。后进京曾于西山碧云寺读《华严经》,联系《易传·乾卦》“用九”之“龙德不可为首也”句,顿悟儒佛互不相碍,得出“理则互融,教必不滥”的结论,认为儒释道三教道理相通,应该“以儒治儒,以释治释,以老治老”三教并行不悖,因为“与其相参,不与其相滥,盖教理不得不圆,教体不得不方”,此后毕生以实践此观点为目的,晚年究心《楞严经》。著作有《问辨牍》、《孟子订测》、《觉迷蠡测》、《从先维俗义》、《惕若斋集》、《周易六龙解》、《中庸测义》、《论语订释》、《理学酬咨录》、《比部奏议》等,有《管东溟先生文集》67册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管志道既是儒士又是居士。说他是儒士,因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三十二卷有为之立传,将其归入泰州学派;说他是居士,清际彭际清在其《居士传》四十四卷有为之立传。管志道师傅是泰州学派的耿定向,学生有瞿汝稷、钱谦益。管志道与其同时代高僧及学人多有过从,至少表现在书信间的交往。与其书信来往者有憨山和尚、紫柏达观(真可)、王塘南、李材(见罗)、李贽(卓吾)、顾宪成、高攀龙,戏曲家屠隆、汤显祖等。

　　二、管志道思想研究综述及大陆研究资料整理

　　笔者按地域划分,将管志道思想的研究分为日本、中国大陆和大陆外汉语学术界三个领域。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列出对管志道思想研究资料的占有程度并提出笔者以为的汉语界研究管氏思想未深入之处。

　　第一,管志道思想研究综述。

　　首先,日本学术界对管志道的研究。管志道思想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者当首推荒木见悟先生,其著作《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由东京创文社1979年出版,大陆与台湾均无中译本。但我们仍能从该书目录一览荒木先生对管东溟思想的研究概况。该书内容共453页,索引10页。全书算序章和附录章在内共有十三章,分别为序章“心学与理学”、一章“东溟略传”、二章“东溟与耿天台”、三章“东溟思想的立场”(其中含“时代思想观”“孔子观”“宋儒观”“明太祖观”“王阳明观”六部分)、四章“东溟与顾宪成”、五章“佛教观”(含“最根源者としこの贤胜如来”“禅宗观”“霸禅的样态”“心性论”“实践论”五个部分)、六章“道教观”、七章“易经观”、八章“东溟与林兆恩”、九章“东溟与屠赤水(隆)”、十章“石径大学表章”、十一章“我执公参”、附录章“公安派佛教思想”(含“袁宗道佛教思想”“袁宏道佛教思想”“袁中道佛教思想”)。由于语言能力所限,笔者不能窥其书真奥,只能凭借有限的研究所得评价该书,从该书结构我们能够感到荒木先生对管东溟的思想研究已经相当全面和深入,这为有志于研究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者提供了较好的范式。该书末未列出参考文献,但我们从该书注释仍可推知,荒木先生研究东溟思想所据资料正是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的67册《管东溟先生文集》。日本学者冈田武彦把泰州学派分为平实派、气节派、融禅派、任诞派,将管志道归于融禅派。沟口雄三认为管志道是“积极追求纲常世界的人物”,并认为由于管顾之争,他是直接推动东林书院及东林学派形成的人物。

　　其次,大陆学术界对管志道思想的研究。管志道思想的专门研究在大陆仍然处于少人问津的状态,只是有一些著作者在讨论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时涉及到管志道其人,才就管氏部分学说稍有涉及。复旦大学吴震先生的《元善无恶》,该文从心学角度出发,在探讨阳明后学对阳明“无善无恶”问题的开拓与发展中提到管志道,认为管志道与顾宪成之间关于“无善无恶”的争论是“无善无恶论解释史的终结”。管顾之争的文献保存在《问辨牍》“利集”中。吴震先生还在《泰州学派的重新厘定》中提出黄宗羲将主张三教合一的管志道列入泰州学派“过于唐突”。陈时龙的《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从思想史的角度较全面的研究了管志道的思想,他将管志道的主要思想概括为“圆宗方矩”、“佛学-禅学-狂禅和圣学-儒学-伪儒两衰状况”和“祟佛反禅”,认为东溟虽然关注社会现实,但思想却不被时事认可,乃是“晚明思想界一个孤独的思想家”。陈永革的《晚明思想史》在第五章“禅教归净”之第四节“儒佛句显与佛教经世”中,以钱谦益和袁宏道的著述为基本资料,提及管志道批判当其世狂禅泛滥、狂儒肆行的混乱状况,主张儒、释、道三分而相参的三教合流的原则。赵伟编著的《心海禅舟一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在第人章“左派王学的儒禅互释”中提及管志道,作者认同黄宗羲将管志道划归泰州学派的做法,他同时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四库全书存目补编》中能找到的管东溟本人的著作和管氏同时代学人焦竑、高攀龙、袁宏道和钱谦益的资料,对东溟儒佛互释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但该篇对东溟思想的深度分析稍显不足。另外,笔者发现一篇由陈畅撰写的名为《管志道三教一致论初探——以管志道、顾宪成“无善无恶之辨”为中心》的论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现代性的中国视域》中,观其题目,大体不离吴震先生《无善无恶》关于管顾之争的论述。

　　最后,台湾及马来西亚学术界两学者对管志道思想的研究。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曾光正1997年博士论文《不离俗而证真一泰州学派伦理观的研究》,该论文提出重新认识泰州学派的观点,该文经过对泰州学派文献的分析,发现其文本中多遍布教化、孝弟字眼,可是该派人物却被评价为或是具有自由解放、反抗传统的精神,或是猖狂无忌、破坏名教,代表人物如王艮、李贽等。作者以管志道为切入点对以上文化现象加以探讨。作者认为管志道作为泰州后学,对泰州学派批判的却最激烈,正形成了学派内部上承宋儒道统下至心斋布衣为道的“以道自任”之师道与“操三重之王者,即君即师”之君师合道间的矛盾。最后作者得出管志道伦理观影响了清初学 术特质的结论。此外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魏月萍发表的《泰州后学管志道“群龙无首”之论析》及博士论文《君师道合:晚明泰州学者的三教合一论述》对管东溟思想有所研究。魏月萍以上两篇资料笔者未能收集到,但是她的一篇名为《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之衍变》可以查到,该篇论文提出的管志道以“孔矩收二氏”的三教合一观正是“良知范围三教”观发展到明中后期的思想转折。

　　学界对管东溟的研究简述如上。笔者认为在管氏资料未尽收集齐全的条件下,依据已有的资料仍然可以对管东溟做以相应的研究,至少可以起到还明末学术境况以更趋真实的面目之作用。

　　第二,大陆可收集的管志道思想资料整理。

　　第一部分为管东溟著作,在笔者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收集到的有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问辨牍四卷·续问辨牍四卷》影印本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第八七和八十八册,齐鲁书社出版,1995年9月版;天津图书馆管藏的明万历三十年徐文学刻本《从先维俗议五卷》,影印本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八册,齐鲁书社出版,1995年9月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觉迷蠡测三卷·剩言一卷-附录一卷》影印本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九十六册,齐鲁书社出版;《孟子订测七卷》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一百五十七册,齐鲁书社出版,1997年3月版。以上收集的资料为专题集中的书目。其他如《偈佛书名》、《双塔寺印造藏经记》、《志练川明德书院缘起》、《刻大藏植因疏》等,都是零星文章。

　　第二部分为二手研究资料。这种资料有明朝的《澹园集》、《袁宏道集笺校》、《牧斋初学集》、《高子遗书》、《明儒学案》,现当代的首推荒木见悟著《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嵇文甫著《左派王学》等。其他的如上文介绍的学术研究成果。

　　总之,从对管志道的中文研究资料看,笔者认为目前的研究成果不是属于介绍管氏全体概貌性的文章就是只引述管氏三教合一或其他的观点为主题服务的文章,即使涉及到理论基础也未深挖至本体论的程度。也许荒木见悟先生已经在其大作中早就解决了管氏主张与本体论基础的关系问题,笔者仍然愿意在《明末宗教思想史》翻译成中文前,做一点也许是重复性劳动的研究。

　　三、义理相参,教体不滥

　　明隆庆后的思想界出现的一股三教合一思潮,这股思潮风行于儒释道三家中,不论是晚明佛教四大高僧,还是心学的泰州后学,都不约而同的提出三教融合的主张。这是明朝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者推行三教合一政策的结果,还与从王阳明、王畿等心学家开始的儒释道相互融摄的思想主张有关。与此相应,晚明社会也出现了“三教滥觞之弊”,一种伪儒伪禅,狂儒狂禅现象大行其道,“思狂简如琴张牧皮者,即今方外超尘之侣焉”。被黄宗羲划入泰州学派的管志道,发出了对狂伪儒禅的激烈批判,并提出了“以儒治儒,以释治释,以老治老,与其相参,而不与其相滥”的主张。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管志道对当时的学术风气的批评。管志道对当时之狂荡士风学风十分不满。他说:“近日之狂学,似儒似禅,非孔非佛,相率为小人无忌惮之中庸。”“今日之当拒者,不在杨、墨,而在伪儒之乱真儒;今日之当辟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滥狂禅。”“当今之时,多伪儒,亦多伪禅,儒禅合于迹而不合于心,故不以解胜行劣之圆儒为金汤,而以儒行之足为禅门重者为金汤。”可见,管氏将时下狂学风气描述为游离于儒佛老之间的思想怪物,并称之为无有忌惮小人之所为。东溟不但对整体学风士风抨击猛烈,而且还有针对性的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和与其同时的泰州后学以及伪禅都一一加以贬斥。

　　第一,管志道对泰州学派总体持批评态度。对王艮的批评是:“泰州有王氏者,侈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以一布衣跨尧舜汤文,而上之名虽推尊孔学而实起狂儒藐视时王之心,是乌可以训。”认为王艮摒弃只有天子是合“君师之统”于一身的合法根据,不可以为训,这显然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对泰州后学的批判更加激烈,“孟子后唯禅家有盖天盖地无父无君之话头,而今乃淫于儒家,则泰州倡之矣。是故一失则狂,再失则伪,又再失则狂伪两合,而成无忌惮之小人。”“盖天道好还,诸侯至于畏士,则坑士嫂士者必相继而至矣。国朝出颜钧、梁汝元(按:何心隐)、李卓吾之徒,几酿此衅……”,他将何心隐的学问说成是“霸学”,把李贽之学斥为“狂荡子之逋逃薮”。总之,在管氏看来,“今之以禅狂扫孔矩者,知儒生之轻谈般若,乃狂魔之窦,不可开也。”

　　第二,管东溟对伪禅也有批判。他说,“佛氏之道,原不悖于孔子,何以辟为,愚特辟夫假禅之似而乱佛之真旨耳。”明末之际,出现一批佛教居士,他们既是儒生又信佛教,所以管志道在批判狂伪禅时多合狂伪儒一并斥责。钱谦益回忆管志道说,他“尝以两言蔽之曰:从心宗起脚,而不印合于应世之仪象者,皆狂也;从儒门立脚,而不究极于出世之因果者,皆伪也。”可以看出,东溟理想中的真儒真佛乃是学佛要“合于应世之仪象”,学儒要“究极于出世之因果”,不论佛儒都要有即经世即出世才为真,正所谓“儒禅合于心而不合于迹”“以禅解之足以为儒门导”。

　　其次,我们来分析管志道三教合一的主张及其现实困境。

　　基于上述对狂伪儒禅的批判,管志道三教融合主张已经隐约可见,即三教义理相参,教体不滥。他认为:

　　以儒治儒,以释治释,以老治老,与其相参,而不与其相滥,此宪章之所在也。教理不得不圆,教体不得不方。见欲圆,即以仲尼之圆,圆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碍释,释不碍儒,校而至于亭亭无碍,以通并育并行之辙;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圆,而使儒不滥释,释不滥儒,推而及于法法不滥,以持不害不悖之衡。

　　由此看出,东溟认为三教在义理体性上是圆融无别的,而各教实际践行于世的见解与教体规矩是不可以相滥,要加以坚持维护。

　　而这种主张落实到实践层面该如何表现呢?管志道提出了“以西来之意合圣宗,而以东鲁之矩收二氏”。西意如何合圣宗,二氏如何被收于鲁矩?他说:

　　究我圣主揽三教以作人之意,直使闻道之上士了性命于纲常之中,忠必为纯忠,孝必为纯孝,而忠孝必积因以成正觉。彼二氏之得祖意者,亦必以出世法贯世法,举儒林之所不能收者收之,举圣教之所不及熏者熏之。而相合以成造化,可使轶三代之英,而还大道之世,此圣祖之精髓所在也。盖孔子一以贯之圆宗,下学而上达之实际,我圣祖最得其真。

　　东溟把孔子和朱元璋搬出来作为自己理论的靠山,认为三纲五常是有能力闻道之上士的教体,教体内的人们可以在践行忠孝之道中了达性命之终极,证成“即经世即出世”的正觉。中下之士则以程朱之教绳之,但“程朱之拨因果近于不知天命,其排佛老之书,近于侮圣人之言”,所以要使此一层次的儒士有所戒备,要他们知道有因果和天命的存在。以上都是说儒士的,至于日用不知的百姓,“则六经之义难通,而程朱之训难入,不以祸福报应惕之则奚惧?不以念佛往生导之则奚归?”这样,上中下三士,以鲁矩收二氏,日用不知之百姓为佛道二教所收,如此社会便可达到管 氏所认为的“大道之世”。“盖孔子之矩,诚足以范围二氏,而二氏之教,亦能齐孔矩之不齐而使之齐也。”综其所述,可以认为管东溟俨然以上士自居,那么他主张的西意和圣宗,东鲁收二氏亦只是一部分笃守忠孝之道,忠于明朝三教合一政策之少数士大夫们的意愿罢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意愿要想于其所逢的时代进行推广都是困难的事情,管氏也只有以“惕道”行于世了。他说,“今日之道的,不立于见而立于惕。惕意云何?乾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惕。夫日重刚不中,则有为相轧而遏其光者也。日不在天不在田,则未得君师之位而人莫之宗也。此正潜见两难之际,疑忌交集之冲,安得而不惕?”只有以仲尼为榜样,行“徒不必广聚,辙不必周流,言不必轻立,祀不必歆从,而唯乾乾进修之为急”的“惕道”了。“愚实非疏儒密佛,不得已而以此隐迹,亦以此消愆(笔者按:‘罪过’之意)耳。”

　　四、管志道三教义理圆融之本体根基

　　管志道提倡所谓孔子下学而上达一以贯之的宗旨,也就是上面所讲的即经世即出世,认为这样的宗旨其实与佛教不二法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东溟是如何将儒释道三教的义理统一起来,作为宣扬其三教融合主张的理论基础的呢?他借助了儒家和道家道教都尊奉的经典——《易经》。据《居士传》记载,管氏曾经入京到西山碧云寺读佛经《华严经·世主妙严品》,突然彻悟《易·乾卦》“用九”之义与佛经所讲道理相通,“反观身心,浑同太虚,照见古今圣贤出世经世,乘愿乘力,与时变化之妙用。以为,理则互融,教必不滥。或顺而相摄,或逆而相成,或问实而彰权,或废权以明实。种种出没,种种张弛,各有条理,难可思测。此无他,

　　‘龙德不可为首也’。孔子无可无不可,子思亲承家脉,故曰:‘并育并行,川流敦化。’孟子而后,全体太极,贯通三教者,周元公一人而已”。其实,管氏阐发三教义理圆融时,主要是借助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为了说明给三教合一提供合法的依据,管东溟首先在名份上为其“乾元”通三教之极的理论创造出另外一个道统,即孔子一周敦颐一管志道。他在《答顾选部顾泾阳丈书乙通内分答质疑二十二》中提出:“昔人有言,秦人焚经而经存,汉儒穷经而经绝。愚亦妄谓元公以前,圣学掩于禅宗,而孔子之乾元存。元公之后,圣学归于儒门,而孔子之乾元隐也。”只有到管东溟这里,“乾元”之真实义理才再次显现。他说:

　　儒家之辟佛久矣,余独主孔宾释,叠叠及之,何也?道必有个至处。吾人从无量劫来,死死生生亦必有个结果处,六经中岂无于此者?而语意多含,人所难察。如易传中赞乾元统天逼真露出毗卢遮那以上境界,此实圣学之起因证果处,而谁知之?孔子虽微露于传中,而又不概于中人语。……就兄所习《楞严经》大意而参《太极图说》,曷见其字字相反?经言菩提涅槃□清净体非即无极太极之说乎?其言空空大觉中,如海一沤发,非即太极生两仪之说乎?其言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非即太极本无极之说乎?其言性觉妄为明觉,引起尘劳烦恼,非即形生神发、五性感动之说乎?其言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希有,非即圣人主静立极之说乎?其言背尘合觉背觉合尘,非即修吉悖凶之说乎?安得谓之相反也。第孔子立人极于纲常中,而释氏立人极于纲常外。其教迹委是相反,则化育不可以一类穷,化理不可以一途□□。

　　这里,管氏列举出六处《楞严经》与《太极图说》相通之处,认为无极太极就是指佛教的真如实体,太极生两仪就是佛教的真常心体一觉乃万象具显,万象灭而复归佛之真常心儒道之无极。表现于人,儒道之形神生,五性感动就是佛教所说的起心动念,性觉妄为明觉;圣人主静之说就是佛教修行者最高境界之妙湛不动;易传的顺则见龙在天逆则潜龙勿用之旨就是佛教的合真觉合尘世之说。三教只是教体不同,义理则是相通的。此处,管氏并未做详细的论证,而在《觉迷蠡测》中有系统的阐释。

　　管志道在《太极老章第十九》中为其三教融合的主张打下了论证较为系统的本体论基础。在此论证中,东溟自觉运用儒释道三家崇本立极之语言,如道教道家的“太极老”“道家”“先天一无”“三才”等、佛教的“佛界”“真如”“无明”,儒家的“孔子”“易传”等,可谓信手拈来,而又不失理论逻辑。但总体上,他还是偏向佛教语言更多一些。不单语言,在义理方面,管氏也是在用佛教教义统摄儒道“乾元”之理。他说:

　　盖太极本无极,一动而二五之精现焉。无极之真,非染非净;二五之精,起染起净。真精合于太极老一身之中,而精常为用,道家指为先天一无,释家则该诸无明业识之中。识者,气之灵;气者,识之质也。佛界立于是众生界,亦分于是矣。使宇宙初,但有无极之真,而无二五之精,则安得妙合而凝,以成三才之象?然儒道家标为二五之精,先天之无,如此其尊。而释氏却指为无明,如此其劣,何也?此所谓即真即妄,即妄即真也。从妄中抽真说,则能合无极之真,而成天地万物,安得不谓之精,不谓之气?从真中含妄说,则迷为虚□□□□色沦为恶趣,皆是此物,安得不谓无明?……真如之体若何?《心经》所谓“无色无受想行识……亦无无明尽”是也。诸佛显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已属妄相矣,而况天人诸趣乎?若以真论,则种种国土,种种众生,皆真如相也,何况诸佛之庄严妙相乎?若谓生子生孙巧相似,而欲最初大觉,纯生诸法空相,安得有此种种相好哉?然而众生之毕竟成佛而卒不可尽,何也?果虽成佛,而因中流出无明无尽也。无明无尽处,又即是真如之无尽处,不可谓化佛一道,化众生一道。《易传》不云乎:天地絪媪,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夫姻媪与媾精真耶,妄耶。以为真,则四大已是假合。兹又合中起合,岂非妄中之妄?以为妄,则三才原是实体,兹从体中合体,抑又真中之真。孔子若以为真如之化,而释氏且以为无明之熏。然则化佛固亦不离无明,化众生固亦不离真如也。大觉本位只是如如已而。

　　关于管志道这段三教圆融的本体论论证,我们可以从体用论的角度予以解释。从本体上来看,管氏认为儒释道三家所讲的本体是同一个东西,只是用词不同而已,儒道称之“无极”的就是佛教所讲的“真如”。从用上看,管志道同样认为儒道的“二五之精”化醇化生之用同佛教的··无明业识,,之用是同一个东西。之所以出现一方“尊”用一方贬用的情况,乃是儒道与佛之所谈的不同角度罢了。依东溟之见,这叫“即真即妄,即妄即真”,儒道看待万事万物从“真”处着眼,从“先天一气”到“姻媪”“媾精”都是真实不虚的,可是从佛教看那就是“四大假合”之妄;反之,佛教看万事万物从“妄”处着眼,从佛显出的“相”与“好”到天人诸趣全是虚妄不真的,可是在儒佛看来这些却都应是三才实体聚合之真。所以,孔子的“真如之化”与释氏的“无明之熏”是同一的。

　　以上是分说体用,那么就合体用而言,则真如即无明,无明即真如,也可以说无极即真精,真精即无极。因为,即用而言体在用,虽成佛成仙成圣都指向终极之体,可是无明与真精之用是无尽无穷的显现于世间的。故此,不可离无明而谈成佛,也不可离无极之体去化导众生,即“化佛固亦不离无明,化众生固亦不离真如”。管东溟曾说:“古之大圣之贤,必空其心余天地之外,而后能了当天地万物。盖皆以出世之心经世,经世事毕,还复归于出世。”那么,管氏之即经世即出世,人世不离出世的理想,便可以在这里找到理论根据了。

　　总而言之,管志道儒释道三教教义“相参”的主张具备了必要而系统的本体论支撑。虽然,实践上管氏是以孔矩收二氏,但其思想早已为佛教理论所深深收服。

　　四、余论

　　余英时先生认为,晚明三教合一的潮流是自唐末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可见,作为晚明学人的管志道也在自觉的做三教合一努力。我们还能看到,虽然他主张将社会民众分上中下三等人,存在着时代赋予他的不可抹杀的封建等级观念,但是他的分不同层次的人应以不同方式教化之方便说法的观点仍然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但以儒佛为藩篱的两派都对管东溟的观点持不认同的态度,黄宗羲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批评管氏,他说“按东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肤廓之论。平生尤喜谈鬼神梦寐,其学不见道可知。泰州张皇见龙,东溟辟之,然决儒释之波澜,终是其派下人也。”黄氏不但认为东溟之论肤浅,更把他硬塞到了泰州学派的行列。而与管东溟同持三教合一论的袁宏道也在批评他“以圆判见地,以方判教体,未免意圆语滞。何也?若见定圆,则圆亦是方,此一个圆字,便是千劫万劫之系驴撅矣,可不慎与?若是教定方,则历代圣贤,各具一手眼,各出一机轴,而皆能垂手为人,何与?见若定圆,见必不深;教若定方,教必不神,非道之至者。夫见即教,教即见,非二物也,公试思之。见即教,《金刚》以无我相,灭度众生;教即见,《楞严》以一微尘,转大法轮。”可见,袁氏三教融合的观点走的更远,希望三教合于佛教一家。笔者以为,管东溟理论并非不深刻,只是寻求救时弊的主张过于平实无华罢了,这自然与他守忠孝名节的保守观念有关。如吴震先生所言,黄宗羲概括的泰州学派只是一个与儒家正统一贯立场不一致的“儒释混杂,异端百出的‘大杂烩’”。而袁宏道否定维系千年的儒家传统现实作用,从见到教只定为佛教一宗,貌似走的更过了一些。

　　(责任编辑:于　光)

　　出自: 《世界宗教研究 》 201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