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僧兵抗倭事迹考

　　少林僧兵抗倭事迹考

　　作者：程大力 何伟琪

　　少林武术如果和其它许多武术流派一样，如果一直仅是在下层民间流传，很可能长时期会默默无闻，不会留下什么文字记载，而绝对不会有后来那样的声名，也绝对不会“寺以武显”、“武以寺名”。但“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士人的最高责任，“修、齐、治、平”是士人的最高理想，和尚也好，武术也好，一旦同样进入了这个层面，自当刮目相看，另当别论。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在评价僧兵抗倭时，所说的“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这句话，便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倭寇入侵之初，中国军队连战连败，少林僧兵出马，首次战胜倭寇，使我军民重新振作，所以时人郑若曾便说：“其安中国之神气，功岂小哉？”①少林僧兵在明代的征战活动，特别是参加抗倭战争，屡建殊勋，为少林寺、少林僧兵、少林武术赢得了巨大的名声。这是少林武术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少林武术真正发展和显扬的重要契机。

　　一、明代僧兵抗倭事实

　　嘉靖时，明王朝海防松弛，沿海卫所“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十分之四，②而仅存的部队也因制度腐败、军纪废弛而战斗力极弱。在倭变突起，不及调集中央军队的情况下，只好临时就地征召当地战斗力较强的地方武装。所谓“僧兵”，就在这时开上了战场。

　　僧兵共参加了如下有记载的战役：

　　杭州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这一年，倭寇犯杭州。据载，当时“杭城闭”，“三司领僧兵四十人御之”，“大破倭寇”。这支僧兵队伍“其将为天真、天池二人”。③这是僧兵参加抗倭的第一次战役，也是僧兵抗倭的第一次胜仗。郑若曾《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详细记载了随后不久天员所率“苏州僧兵八十四名”、月空所率“杭州僧兵一十八名”参加的几次战役。

　　翁家港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僧兵首捷记》载：六月初四日，发兵至闵行镇，蔡公牌仰僧兵为前哨。初八日，至新场镇。次日，至南汇嘴中后所扎营。初十日，遣骑兵往六团巡哨，闻有贼百余人在焉。奋力追击，贼惧而逸，只存母子船五只。钻木取火烧去其三，以绝巢穴。余二只亦为风浪所粉。十一日黎明，天员与指挥朱某方议往八团迎贼，留提管僧无极等于六团下营，会韩都司玺委朱指挥往八团巡哨，朱遂先至八团，被贼杀伤部兵二十九人。时六合知县董邦政兵先被贼杀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团，驻监生乔镗庄。有杨指挥、樊指挥者，先在庄前扎营。天员令其入内，自以兵捍贼于外。贼使人觇僧多寡，庄人谓之曰：“其数吾不能知，但知其煮粥米一石，每人分啜二碗而已。”贼闻之即走。次日哨探贼在二团三团，天员乃引兵南还。至一团之翁家巷遇敌，已申时矣。天员曰：“天未晚，犹可战也。”率僧兵二十五骑前哨，众兵继之。倭贼登屋了望者二人。天员率诸哨为先锋，月空等排阵于后。见贼下屋，天员心觉其设伏，即冲前堵杀，不容埋伏。贼忙迫换计，裹衣包为八扛饵我兵。天员下令曰：“如有抢倭财物，妨误大事者斩。”众骑不敢有所取。月空、无极横列阵为长蛇之形，韩都司、王守备等继其后，相离约百余步。阵法：两人持长枪，之后铁棍砍刀相间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参错。阵形既定，各噙靛花一丸于口。倭贼见僧兵列阵，度不能伏，其头目称赵大王者，即举扇招贼归战。诸贼扯去衣袖及内外襟，令人舁一门板，西向植地，以枪支定，二善弩者夹门隐身而立，二小倭递箭于傍。贼酋四十人，俱衣绿，排为一字形当其先，余六十人俱衣绯列于左右，各持兵笼，仰天而揖。揖毕，令刀手驱所掳民抬前所裹衣包八扛，撒地而走。僧兵知其为无用之人，不之迎也，亦莫敢越垒而趋利焉。天员引骑兵左右闪开，诱贼前进。贼先发矢，僧兵亦发矢。天员传令停射交锋，无极摧阵，呼伽蓝三声，大喊：“杀！杀！”长枪手奋勇前戮，贼舞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而进，从隙钩贼之足，箭手发射，铁棍随钩枪而进，击死钩倒之贼，刀手继之。贼一面欲支长枪，又欲却箭，不虞钩蛇循地而至，不能更顾其足也。僧兵临战，暗约以靛青涂面，贼见青脸，红布蒙头，疑为神兵，胆已唬落。战时，左右弓弩火炮齐发，天员引骑兵绕出贼后，韩都司家兵与铳箭手三四十人随之，围贼于中。贼大败，斩首四十余级。贼舍死溃围，骑兵开一角纵之走，匿王氏屋中。僧兵围之，以火攻贼。贼穿壁而逸，半陷入靛坑中，长枪手刺杀之。仅存二十余人，逃入老营，合守营者共五十余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妇出走，乃赵大王妻也。僧有名某者，骁勇绝伦，持铁棍逾堑沟击杀之。时已昏黑，不能战，遂收兵而还。行若干里，至中前所扎营，贼戴夜奔柘林，杀一巡检、二弓兵，即如金山。十四日，天员等坚壁不出，调养刀箭所伤。更选壮僧七十余人，合韩都司家兵张忠等三十余人，更为征剿之计。是日也，韩都司等官悉至营来谢，而以银牌称贺焉。此战大获全胜。

　　白沙滩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僧兵首捷记》载：十五日，天员复引兵至金山，贼逃往嘉兴之白沙滩，潜往王家庄。十六日，僧兵追及之。适汤总兵兵亦至，相合火攻，贼死二十余人，出亡被杀者复二十余人。凡翁家港逃贼及老营之贼，至是剿灭无遗矣。二十一日，天员复率兵在八团等处搜逻一日而还。初，蔡都宪牌云：“僧兵骁勇，不以首级论功。”天员据此节制其众，不许违反宪语。韩都司见僧兵数寡，常恐恐然在阵后半里大呼众兵接援。故一时被害，不过了心、彻堂、一峰、真元四僧而已。僧兵之成，韩都司协相之力，盖不可诬也。此战僧兵牺牲四人，但大获全胜。

　　叶谢镇、马家浜之战：（公元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江南经略·上海县倭患事迹》载：甲寅正月，贼首萧显攻县城，官兵击败之。辛丑，萧显自崇明县南沙突出，驾七巨舟入吴凇江，夜泊宋家港，分兵四劫。崇明水兵船在东岸，黎明接战黄浦中，败绩。显遂逼东门，穴民楼瞰城中，攻城甚急。时城初筑未固，海防佥事董公邦政与署县事常州通判刘本学登陴督战，用神枪手杀贼甚多。出兵斫营，亦颇胜。二月乙亥，贼解围去，会兵备佥事任公环统民兵三百、僧兵八十来援。贼舟泊黄浦者百余艘，而自吴淞江南行者不计焉。任公环勒兵战于叶谢镇、马家浜，斩获颇多。援兵不继，僧大有、西堂、天移、古峰等二十一人死焉。任公环整师复进，追击五里桥、习家坟，皆大捷。贼乃惊惧走。此战僧兵虽牺牲二十一名，但大获全胜。

　　六里桥之战：（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江南经略·吴江县倭患事迹》载：正月……贼陷浙之崇德县，掳民船五百余艘，历南浔、杨堰至平望六里桥。乃十九日也，兵备参政任公环伏沙兵将击之，僧兵泄其机，沙兵被害及溺死者甚众。任公命知县杨芷及举人周大章分督水兵，伏于桥之东西荡中。贼至伏起，贼卷帜欲遁。水兵亟击之，斩首一十五级，飞炮击死者二十余人，所掠财宝亡失殆尽。这一仗抗倭军队设下埋伏，很可能是僧兵过早突起，致使沙兵遭受了损失。但最后还是抗倭军队取得了胜利。

　　巢门之战：（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上海掌故丛书·甲乙吴淞倭变志》载：十月，提督诸公合浙、直诸路兵进剿陶宅倭。僧兵前队直至巢门，轮棍进破敌，遇者即仆，顷刻毙数倭。倭诡，将先一日所败我兵服色器械扮作我兵，忽绕出其后，鼓噪混杀。僧兵不知，犹呼后兵接进，而倭刃已及身，遂大呼皇天而死者若干人。僵尸满田间，见者无不流涕也。悲乎！将帅不知用兵而驱猛士，为贼所乘，吾松之败衅，大抵由此矣。后僧兵骨官为立石塔，瘗于佘山。此役僧兵损折不少，最终胜负不得而知。

　　有僧兵参加的抗倭战役，史籍有明确记载的，只有杭州，翁家港，白沙滩，叶谢镇、马家浜，六里桥，巢门六次。这六次战役，都发生在苏州、杭州、上海一带，时间则是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三十四年间。这正是倭寇大举侵扰江浙地区，明朝地方政府和卫所军队仓促应战的时期。《僧兵首捷记》开首便云：“国家承平日久，民不习兵。东南文物之地，武备犹弛。嘉靖癸丑春，倭人滑夏，我祖宗之制，非奏请不得擅动军旅。有司仓皇不及以闻，权起民兵御之。”僧兵显然也是作为民兵的一支，开上战场的。僧兵的参战，亦属军事紧急的不得已。自嘉靖三十四年下半年开始，明王朝任命了张经、赵文华为总督大臣，统筹剿倭，并调集正规军或建立新军，对倭寇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就是在这时走上抗倭战场并成为一代名将的。人数并不多的僧兵，很有可能就从这时起退出了抗倭的主战场。所以，我们在此后的抗倭战争中，在戚家军、俞家军中、在福建战场上，便再也没有见到僧兵的身影。后来有人非议僧兵“一战何足道哉？”又有资料称僧兵“退归山刹”，④也都证明僧兵参加抗倭的时间不长。至于俞大猷提到的“随予南行，出入营阵之中，时授以阴阳变化之诀，复教以知慧觉照之戒”⑤的少林寺僧宗擎、普从，虽然随俞大猷参加了福建的抗倭战争，但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僧兵，而只是跟随俞大猷学武艺的徒弟。

　　二、抗倭僧兵状况种种

　　（一）僧兵的武艺与勇气

　　僧兵武艺出众，在关于僧兵抗倭事迹的记载中有许多描述。

　　《僧兵首捷记》记载，杭州之战前，杭州政府军将领曾对僧兵的武艺有所怀疑，于是还设计了一次比试：三司戏鹿园曰：“僧何能也，而隆重之乎。”鹿园述文事武备僧若干人。三司欲赌酒为试，鹿园遂设席于涌金门。三司既集，暗置教师八人，促鹿园召高僧一人敌之。鹿园召孤舟，孤舟不知其何说也，扬扬而来。八教师从旁跃出，各持棍乱击孤舟。孤舟一无所备，以偏衫袖却棍，一棍为袖所裹，信手夺之，反击八人，八人应棍而倒。三司击节叹赏。孤舟直攻上堂，排仆燕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计杀我耶？”鹿园语之故，孤舟乃已。自是客僧大为三司所钦。正是孤舟在这次比试中以高超的武艺折服杭州的将领之后，僧兵才得以参加了杭州之战。

　　僧兵的勇猛善战，古籍亦多有生动记述。

　　《云间杂志》载有：“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

　　《上海掌故丛书·吴淞甲乙倭变志》载有：“贼队有巨人穿红衣舞刀而来，领兵僧月空和尚遍视诸僧，皆失色。独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动，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铁棍一筑跃过红衣倭左，随一棍落，其一刀贼复滚转。又跃过红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应手毙矣。”

　　戚继光《拳经捷要篇》云：“怯敌还是艺浅，善战必定艺精。古云：‘艺高人胆大，’信不诬也。”何良臣《阵纪》则云：“兵无胆气，虽精勇无所用也。故善练兵者，必先练其胆气。”同为明代著名军事家、武术家，一个说艺高人胆大，一个说胆大艺更高。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僧兵的武艺与胆勇，也是相辅相成的。

　　正因为僧兵武艺高强，“骁勇雄杰”，所以“官兵每临阵，辄用为前锋”。⑥

　　（二）僧兵的武器与装备

　　《倭变事略》载：某僧兵乃“手执铁棍，以古大钱贯铁条于中，长约八、九尺，重约三、四十斤”。同书又云：“僧以铁棍击杀之”。

　　《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载：“僧有名某者，骁勇绝伦，持铁棍逾堑沟击杀之。”

　　《云间杂志》载：僧兵月空“以铁棍击碎贼首”。

　　《上海掌故丛书·吴淞甲乙倭变志》称：僧兵作战，“俱持铁棍，长七尺，重三十斤，运转便捷如竹杖”。同书又称：僧兵智囊“提铁棍一筑跃过红衣倭左，随一棍落，其一刀贼复滚转”。同书又称：了心、彻堂、一峰、真元“四僧轮棍入”。同书又称：“僧兵前队直至巢门，轮棍进破敌”。

　　由此可见，僧兵所用武器显然多为铁棍。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后章将要谈到的棍是佛门一个特殊道具、以及少林寺僧有尚棍的传统。其次，则与明军普遍装备大棍、铁棍有关。如车营“通共官军三千一百九员名”，即装备“大棍七百六十八根”；马营“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员名”，即装备“大棒六百四十八根”；步营“共计二千六百九十九员名”，即装备“大棒三百二十四根”；辎重营“共计一千六百六十员名”，即装备“大棍七百二十根”。⑦嘉靖三十四年提调南下抗倭的“雄兵六枝”中，除了“京营神枪手三千名”、“保定箭手三千名”、“辽东义勇卫虎头枪手三千名”、“河间府义尖儿手三千名”、“德州兵备道民兵三千名”外，就还有“涿州铁棍手六千名”。⑧铁棍在明军中已普遍使用，熟谙棍术的僧兵，自然多选择了铁棍。僧兵多用棍，但特殊情况下也不纯用棍。如白沙滩之战前，除铁棍外，天员、月空等还定购了“钢叉二十四把，钩枪二十四把”。僧兵亦是血肉之躯，上阵自然不会如武侠功夫电影里的武僧那样穿袈裟，而是和通常的古代战士一样着甲胄。同是白沙滩之战前，天员、月空等还“密雇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内，竹甲在外。”⑨

　　（三）僧兵的组织与纪律

　　僧兵并非零星补充部队，而是成建制和相对独立参加抗倭战事的。所以《倭变事略》中有僧兵某云：“吾辈不愿受中丞约束”。顾炎武《日知录》亦云抗倭僧兵是“自为部伍”。如白沙滩之战，便基本上是依靠僧兵队伍取胜的。僧兵有自己的首领，如《僧兵首捷记》所载：杭州之战，“其将为天真、天池”。白沙滩之战，杭州僧兵首领是月空，苏州僧兵首领是天员，另外还有一个首领留提管僧无极。《上海掌故丛书·吴淞甲乙倭变志》又云月空为“领兵僧”。《云间杂志》则云僧兵“其首号月空，次号自然”。僧兵纪律严明，如前述无人敢抢包裹、取首级者便是。但与僧兵同时作战的其它队伍，却并非如此。如《倭变事略》即载：“僧欲尽灭此贼，俾无孓遗。我兵从征者争夺首级，至有自相杀伤者。僧怒，……”僧兵组织严密，训练有素，似已精通阵法。如《倭变事略》载：“贼战，每摇白扇。僧识为‘蝴蝶阵’，乃令军中各簪一榴花，僧手撑一伞以行，但作采花状。贼二大王者，望见僧，即若缚手然，盖以术破之也。”蝴蝶阵明白为阵法，僧兵则摆了另一阵法以克之。贼摇白扇，僧撑雨伞，显然是在指挥发令。只是百姓和该书作者不识，便误以为是行巫术。前述《僧兵大捷记》所云僧兵“长枪手奋勇前戮，贼舞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而进，从隙钩贼之足，箭手发射，铁棍随钩枪而进，击死钩倒之贼，刀手继之。贼一面欲支长枪，又欲却箭，不虞钩蛇循地而至，不能更顾其足也”。便颇类似戚继光长短器械错杂的“鸳鸯阵”的打法。而前述除铁棍外的其它器械的使用，也显然是高度正规化、组织化的阵法所需。

　　白沙滩之战前即十一日的一次接触，倭寇遁走，《僧兵大捷记》云为村人骗倭寇，说僧兵以石米下锅每人仅分得两小碗，喻其人多，于是把倭寇吓唬跑了。但也有其它资料记载另有说法。《金山倭变小志》云：“时董宗伯传策携妻妾辈避朱泾，遇倭至，不能行。适郡中征僧兵初到，与倭列阵，未及斗。传策舟隔倭仅两田岸，拟挈妻赴水葬鱼腹矣。乃倭伫立熟视久之，竟遁去，遂得脱。”已而有乡民为倭掠入阵者归，众问其故，曰：“此时弟见旌旄兵仗列其地甚整，故倭不敢近。”却原来是僧兵旗帜鲜明，列阵严整，才把倭寇吓跑的。

　　（四）僧兵的综合素质

　　万鹿园称僧兵为“文事武备僧”。“文事武备”源于《孔子家语》“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事”一语，本有文武并重的意思。文武双全是中国人称赞人全才的老话，但这是对士人、将领而不是对士卒的要求。称“文事武备僧”，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对僧兵的综合素质较高的肯定。在中国古代，将帅普遍实行愚兵政策，士兵素质极低，战斗意志不可能因信仰和精神而激起，部队战斗力完全靠“赏”与“罚”来维持。翻翻中国古代兵书，不难发现，“首功”和什伍连坐法的重要意义。《僧兵首捷记》说：“僧兵骁勇，不以首级论功”，这支队伍及士兵，在中国古代，显得颇有些与众不同。因为寺院从来具备教育功能和传统，身为僧人，所受文化教育较之老百姓便多得多，文化素质也较之老百姓高得多，所以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陆游、辛弃疾、戚继光等高级将领才深明的道理，僧兵们也能懂得。因此，《僧兵首捷记》又说：“内而盗贼，外而蛮貊，朝廷下征调之命，蔑不胜然。”

　　僧兵中的将领更受到了极高的赞誉，《僧兵首捷记》曾称赞道：“观于翁家港之捷，天员智谋纪律，有古名将之风。不特技艺之绝人而已。予尝过而访之，天员适与高僧翻阅藏经三千而遍，其书有经、有论、有律。三才之理，靡所不载；用兵之诀，间见而杂出。非心闲气定，不能从容抽绎。天员学有渊源，宜其用武临戎而变化无穷。”僧兵战斗力极强，与僧兵综合素质较高不无关系。

　　（五）僧兵参战的意义

　　倭寇突然侵扰，军队无法调集，只好征调民兵应敌，但这些民兵的战斗力却多数十分低下。《僧兵首捷记》载云：“苏松海滨倭寇不盈二百人，挥刀迅捷，小民畏怯，遇之辄败而走。如是者三十七阵矣。操江都御史蔡公克廉募僧兵殄灭之。嗣后，我师与倭战多凯旋。”显然，僧兵是在其它民兵连战连败之后才开上战场的，但第一仗就取得了胜利。

　　郑若曾对僧兵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江南经略·勒功三誓》中说：“癸丑之春，倭寇初至，世际久熙，无兵可御。操江都御史蔡公命少林僧天员领僧兵灭之。或论之曰：‘僧，异教也，一战何足道哉？’愚谓不然。夫国家素养武臣在东南者不少矣，倭变暴作，连战败三十七阵。若非天员游寓天池，蔡公聘而用之，则倭贼渺中国为无人。我兵视倭如雷电鬼神而不敢犯，长驱深入，焚戮之惨，恐不俟次年而遍及于内地矣。天员一战于翁家港，再战于白沙滩，倭贼二百五十余人，斩刈无遗。自时厥后，我民方知倭为可敌。而兵气渐奋，捷音渐多，实天员一战有以倡之也。其安中国之神气，功岂小哉？”首次战胜倭寇，结束了敌军连胜、我军连败的势头，使我军民重新振作起精神，郑若曾所言不谬，僧兵的这个功劳确实太大了。但僧兵“班师后，当道莫与奏功，而仅赏银牌，退归山刹。吴人亦无有知感者，岂非天地间一大屈哉？”所以，郑若曾坚决地为之请功。

　　三、抗倭僧兵是少林寺僧还是少林派僧

　　抗倭僧兵是否是少林寺僧呢？唐豪先生对此曾作过考证。唐豪先生是从统计僧兵名录着手的。唐豪先生《嘉靖御倭僧兵考》统计御倭僧兵有法名可考者为：“郑若曾《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嘉靖御倭僧兵法名可考者，只孤舟、天真、天池、天员、月空、无极、了心、彻空、一峰、真元等十人。张鼐《倭变志》，御倭僧兵法名可考者，只大造化、月空、天池、一舟、玉田、太虚、性空、东明、古泉、大用、碧溪、智携、大有、西堂、天移、古峰、了心、彻堂、一峰、真元等二十人。顾亭林《日知录·少林僧兵》，御倭僧兵法名可考者，只月空一人。俞大猷《正气堂集·新建十方禅院碑》，言其自北云中亲至少林，携宗擎、普从随往南征。

　　据以上各家记载，嘉靖御倭僧兵法名可考者，除彼此互见之外，共二十七人。”⑩

　　唐豪先生统计抗倭僧兵名录，是为了据此考证这些僧兵是否是少林僧。他的结论是：“俞大猷携往南征之普从、宗擎二僧，自无可疑。其余二十五僧，合于七十字派者，只了心一人。惟予遍考明代少林碑刻、墓碣，对于了心是否为少林僧一点，犹有可疑之处，他日将另著专篇以明之。余则与七十字无一相合，故二十四僧，不能证明其为少林僧。《江南经略》记天员与月空争为将领事，天员曰：‘吾乃真少林也，尔有何所长，而欲出吾之上乎？’然《倭变志》，则称月空亦为少林僧，是当时已有真假少林之事。实则以字派考之，二人均难言为少林僧也。《倭变志》言：僧兵持棍长七尺，重三十斤。顾亭林《日知录》言：月空与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少林以棍法名于时，若不合字派诸僧，所擅者均少林棍，则谓为少林派武僧则可，谓为少林僧则不可。”B11

　　唐豪先生所云七十字派，即元代少林寺福裕和尚所立，今存于少林寺内《敕赐祖庭少林释氏源流五家宗派世系碑》以确定少林寺僧法裔辈数高低的七十字诗。其诗为：

　　福慧智子觉，了本圆可悟。

　　周洪普广宗，道庆同玄祖。

　　清净真如海，湛寂淳贞素。

　　德行永延恒，妙本常坚固。

　　心朗照幽深，性明鉴崇祚。

　　衷正善禧禅，谨悫原济度。

　　雪庭为导师，引汝归铉路。

　　若仅以七十字诗为参照，参加抗倭的僧兵有名可考者，除宗擎、普从外，的确如唐豪先生事实上所言，无一人可算少林寺僧。七十字诗中，根本没有孤、天、月、无、彻、大、玉、太、性、东、古、碧、西等字。七十字诗有“了”字，但少林寺今存《月舟行实碑》碑阴“曹洞正传宗派之图”落款有“本山耆宿：可政、圆路、圆庆”，“提点：可敏、可正”，“知事：可海、悟表、悟灯”，“首座：可明、可员、可经”，“监寺：悟兴、周安、周广、悟源”，“管门：周洁、周化、周载”等。《月舟行实碑》刻立于公元1513年，即明正德八年，这时的少林寺僧徒，显然已经传到了“圆、可、悟、周”这几辈，最长不过“圆”字辈。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可能在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即四十年后，会有一个尚在“圆”字辈之前两辈的“了”字辈少林寺僧“了心”出现呢？七十字中亦有“一”字和“真”字，但建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敕赐少林禅寺都提举、征战有功顺公万庵和尚享寿七十四之塔塔铭》落款有：“孝徒：宗武、宗江”，“孝侄：宗海、宗委”，“孝孙：道同、道隆、道全、道秋、道寅、庆槐、庆科、庆林、庆雨、庆光、同乐、同进、同硕、同碧、玄魁、玄孝、玄路、玄玄”等。显然，这时的少林寺僧徒已经传到了“宗、道、庆、同”这几辈，最晚不过“同”字辈。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可能在六十五年前的嘉靖三十二年，这么会有尚在“同”字辈之后四辈的“一”字辈的少林寺僧“一峰”和“一舟”、“同”字辈之后五辈的“真”字辈的少林寺僧“真元”出现呢？但唐豪先生仅以抗倭僧兵名录表对照七十字诗辈分，就断言抗倭僧兵均非少林寺僧，则大谬。

　　首先，僧人有法名，有法号，至今如此，明代亦如此。在中国古代，真名往往是避讳的范畴，直呼或直书人的姓名的事，是很少见到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和尚是被尊为师的，当然更不能直呼其名。所以，一个和尚经常使用，一个有名的和尚经常见之于文献或文字的，并不是法名而是法号。如少林寺塔林有嘉靖二十年三月“敕赐少林寺监寺章公印宗和尚之塔”，塔铭落款为“有徒曰：普表、普钊、普雨等”。立塔的徒弟三人，显然都是“普”字辈的，自己直书其法名，是以示恭敬。徒弟是“普”字辈，师父当应是“洪”字辈。那么，“印宗”显然是字或法号而非法名。这位印宗和尚的法名，应该是“洪章”。为师父避讳，不称全名，单取一“章”字再加上“公”字以尊称之。少林寺塔林塔铭，无例外地都是这种格式。

　　仅以少林寺塔林嘉靖年间所立之塔的塔铭为例：

　　嘉靖二年九月：敕赐少林寺都提举政公德心和尚之塔。

　　嘉靖六年：敕赐祖庭少林禅寺沙弥白斋琼公之墓。

　　嘉靖十年四月：敕赐祖庭少林禅寺淳公素庵首座和尚之塔。

　　嘉靖十年孟夏：敕赐祖庭少林禅寺都提举宏公大机之塔。

　　嘉靖十八年三月：敕赐大少林禅寺都提点安公守心和尚之塔。

　　嘉靖二十年四月：敕赐大少林禅寺明公月庵长老之塔。

　　嘉靖二十六年孟夏：敕赐祖庭大少林禅寺都提点僧会署印天长续公之塔。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友公三奇和尚寿塔。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敕赐少林禅寺提点富公寿安和尚灵塔。

　　嘉靖三十一年仲春：敕赐祖庭少林禅寺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代静庵榻公灵塔。

　　嘉靖四十年：竺东万公之塔。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敕赐少林寺都提举署僧会司寿堂添公寿塔。

　　嘉靖时未记年者：初祖庵主观公大千之灵

　　以上铭文，都一遵这种格式。

　　有些则稍有变化，连字带号一起称，如：

　　嘉靖十年四月：敕赐祖庭少林禅寺都提举罕公玉堂觉灵之塔。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敕赐少林寺提举署僧会司印乳峰三空了公和尚寿塔。

　　有些则只称某公，如：

　　嘉靖十五年十月：敕赐少林禅寺首座会公和尚灵塔。

　　嘉靖二十年：少林禅寺选公和尚灵塔。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敕赐祖庭大少林禅寺首座敖公和尚之塔。

　　嘉靖四十三年二月：敕赐大少林禅寺庄严圆寂亲教师就公天竺和尚之塔。

　　嘉靖四十三年孟春：敕赐大少林禅寺首座智公和尚之塔。

　　有的则只称字或号，如：

　　嘉靖四十四年：匾囤和尚之塔。

　　唯一的例外是这一条：

　　嘉靖十七年四月：庄严圆寂住持宗琳玉堂之灵塔。

　　从年代推断，这时的少林寺僧正大致在“洪”、“普”、“广”、“宗”这几辈，说“宗琳”是法名，亦无可指责。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塔铭不合规矩。很有可能，“宗琳”仍然是法号而非法名，法号用字竟没有忌讳少林字辈重合，说明他最早多半不是少林僧人。

　　当然，古籍所载少林寺僧名录，也有明确是法名的，比如《少林棍法阐宗》中提到的洪转、洪纪，跟随俞大猷南征学艺的普从、宗擎等，但少林寺今存碑铭、塔铭、以及其它一些文献中能见到的少林寺僧名录，绝大多数是字和法号，并非法名。我们还可以查到：接待过俞大猷的“小山上人”，“小山”是法号，他的字是“大章”，法名是“宗书”。但小山是不多的例外，由于尊称其号而讳匿其名，绝大多数留下了字或号的少林寺僧，已永远无法确知其法名了。甚至少林寺历史上的住持如嵩溪定公、松庭严公、仁山毅公、竹庵忍公、桧庵斑公、松堂连公、自然性公等，他们的法名全称也没有流传下来，于是辈分也无由知晓。

　　名讳是中国古代的习惯和通则，郑若曾等人如何能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郑若曾《僧兵首捷记》称“万鹿园”而不称“万表”，称“蔡公”、“蔡公克廉”而不称其名，又怎么可能对他极为崇敬并力排众议为之请功的僧兵英雄直呼其名。抗倭僧兵名录中诸如“大用”、“大有”等，很难说它象一个法名，怎么看也象是更随意、浪漫的法号。“大”与“小”之类字眼，恐怕任何一个宗派也不好把它列为法裔辈分用字的。前面提到过的少林寺塔林塔铭中出现的“大机”、“大节”、“大千”、“小山”等，便都是法号而非法名。特别是“大造化”一名，“大”字既别扭，三字又完全不合法名规矩，怎么可能是法名。“大用”、“大有”、“大造化”之类，显然是法号。

　　“月空”可能也是法号。略早于月空在世的少林寺僧月舟（嘉靖元年去世）、月庵（嘉靖二十年去世），由其塔铭可证，都是法号。如果月空是法名，月空不是少林寺僧，那么其宗派中，就有“月”字辈。月舟、月庵何至于如此不晓事，取法号却犯其它宗派与之同时的字辈的名讳？“月空”显然也是法号。事实上有些文献已明白提到“月空”等为法号，如《云间杂志》便有：“其首号月空，次号自然”。抗倭僧兵名录中，不敢说全部，但肯定绝大部分是法号而非法名。僧人法名是出家受戒时由其师父所起，法名确定后，终身不再改变，不管以后他云游挂单、驻足何宗派、何寺院。而他所带的徒弟，往往随其原本宗派而不随其所在寺院宗派确定辈分。少林寺僧中，这种情况不少。如二十八代住持月舟和尚，据其塔铭及行实碑载，他早年在杭州受具足戒，再到少林寺参无方从公为师，随后又到了北京白塔寺，二十年后又回到少林寺，担任住持，一直到再二十五年后去世。他显然始终没有改变他最早的宗派及法名。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少林寺住持，甚至仍然被称为“祖庭少林禅寺嗣祖曹洞正宗第二十三世月舟禅师”。少林寺今存《月舟行实碑》落款有“成”字辈的法子成定、成鉴、成金、成真，有“佛”字辈的法孙佛光、佛景、佛举、佛性、佛暹，有“法”字辈的重孙法淳、法派等。因为随其所师宗派，月舟的法子法孙们，也根本没有按少林寺的法裔辈数七十字诗用字确定法名。但月舟和他的法子法孙们却是地地道道的少林寺僧。

　　既然僧人法名随其所师宗派，一般情况下终身不移，那么大批进少林寺学武的僧人，便成了少林寺武僧也没有少林寺的法名。少林寺今存《敕赐少林禅寺都提举、征战有功顺公万庵和尚享寿七十四寿塔塔铭》，被称为“少林禅寺都提举”、“征战有功”的顺公万庵和尚，显然是少林寺当时一位有名的武僧头领，手下也肯定有一大群武僧徒弟。但我们可以在其塔铭落款处发现，万庵和尚的徒子徒孙除有“宗”、“道”、“庆”、“同”这几个合于七十字诗的字辈者外，还有一个叫“祖树”的。七十字诗中哪来什么“祖”字，但这个祖树和类似祖树者如果走出少林寺，走上抗倭战场，你能说他不是少林寺僧么？

　　作为海内名刹，历史上少林寺常请当时有名望的大德高僧担任住持，并由朝廷任命。既然他们的法子法孙都不依少林寺法裔辈数确定法名，那么少林寺肯定有相当多的僧人法名不合七十字诗。这些少林寺僧如果走出少林寺，走上抗倭战场，你能说他不是少林寺僧么？其实唐豪先生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他在《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书中的武僧”一节即提到：“登丰少林僧，自元初起，其法名上一字，皆以福裕所立世谱为据。若验诸时代与世谱密合无间的，这些释子，著者名之为少林本系僧。法名的上一字，与世谱不合，或虽合而验诸时代不侔的，这些释子，著者名之为少林外系僧。两系中为住持僧官及庵堂主僧的，其门弟子往往本外相杂，这在少林碑刻中，是屡屡可以见到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真不知唐豪先生于此该如何解释。

　　显然，即便抗倭僧兵可考名字是法名，又不合七十字诗辈分，但没有其它证据，仍然不能断言他们不是少林寺僧。唐豪先生仅以抗倭僧兵名录对照少林寺法裔辈数七十字诗，简单、机械地按图索骥、照猫画虎，他的结论实在难以服人。史籍并没有称所有的抗倭僧兵都是少林寺僧。据《僧兵首捷记》所述，僧兵应征抗倭，是由孤舟与八位武术教师比武拉开序幕的。孤舟一人在徒手仓促应战的情况下，将八位持棍的武术教师打得大败。孤舟神勇如此，但孤舟并没有自称少林僧，郑若曾也没有称他是少林僧。又如，《僧兵首捷记》云“其将为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为少林僧”，实际上明说只有天池是少林寺僧，而天真不是。但反过来，如果没有其它可靠的资料为证，我们也不能轻率断定天池不是少林僧。天员曾骄傲地宣称：“吾乃真少林也！”郑若曾数次称其为少林僧，并赞其“大与少林增光”！同样，如果没有其它可靠的资料为证，我们也不能轻率断定天员不是少林寺僧。

　　《僧兵首捷记》有这么一段话很值得研究：“夫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焉；其次为伏牛，要之伏牛诸僧，亦因欲御矿徒而学于少林者耳；其次为五台，五台之传本之杨氏，世所传杨家枪是也。之三者，刹数百，其僧亿万。”凌扬藻《蠡勺编》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若夫僧兵，向推少林僧。次则伏牛，以御矿盗者。又次为五台，五台之传本杨氏，世所谓杨家枪者是也”。

　　由此看来，所谓僧兵或武僧，无非出于少林、伏牛、五台三处。那么，抗倭僧兵，也不外出此三处。但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广志绎》载云：

　　伏牛山在嵩县，深谷大壑之中数百里，中原战争兵燹所不及，故缁流衲子多居之。加以云水游僧动辄千万为群，至其山者如入佛国，呗声梵响，别自一乾坤也。然其中戒律整齐，佛土庄严，打七降魔，开单展钵，手持贝叶，口诵弥陀，六时功课，行坐不辍。良足以引游方之目，感檀越之心，非它方刹宇可比。少林则方上游僧至者守此戒，是称禅林。本寺僧则啜酒啖肉，习武教艺，止识拳棒，不知棒喝。

　　伏牛山与嵩山少林，一个“戒律整齐，佛土庄严”，一个“啜酒啖肉，习武教艺”，看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伏牛山应该没有太多的僧兵。这时的五台，甚至还排在伏牛山之后，僧兵应该更少。三处僧兵中，少林最为有名、人数肯定也最多；那么，抗倭僧兵中，少林僧兵肯定也最多。既然如此，史籍提到抗倭僧兵时，往往说某为少林僧，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没有其他证据，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天员、天池、月空等不是少林僧呢？天员对月空说“吾乃真少林也”。唐豪认为“是当时已有真假少林之事”。仔细琢磨，虽然天员说自己是“真少林”，但恐怕亦不能简单便据此认为当时已有什么“假少林”。明代的少林武术只是诸多流派中的一支，少林棍只是与峨嵋枪、日本刀并称的绝技之一，郑若曾也只是说“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焉”；茅元仪也只是说天下武术都以棍法为宗，天下棍法则都以少林为宗。明代武术推崇少林，和今天我们听到的“天下功夫出少林”，还远不是一个意思。

　　明代的少林武术还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还不象今天那样充满了神话泡沫。武艺精湛、悍勇善斗的武装集团也远不止一个僧兵。所以，明代也还没有哪个武术流派去、或每个武术流派都去挂靠少林狐假虎威的事。俞大猷看了少林寺僧的武功表演，也可以坦诚表示不以为然。在整个明代，我们也没有见到谁冒充少林武术或少林武术家。僧兵非少林即五台、伏牛，五台、伏牛僧兵人数虽少，亦很有名，五台、伏牛僧兵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去冒充少林寺僧呢？据《少林禅师裕公碑》云：雪庭福裕主持少林寺时，曾“分建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为五少林”。但福裕与道士李志常辩论得胜，忽必烈曾下令道教交还占去的“废寺二百三十有七区”。福裕当时“总领天下佛教”，交还佛教的这些寺庙，很可能有不少交给了少林寺。郑若曾亦云：少林、伏牛、五台“之三者，刹数百，其僧亿万”。看来，当时少林寺的分院，至少与少林寺具有某种主属关系，或者曾由少林寺为其培训过武僧，与之有着一种武术上的师承关系的寺院，恐怕远不止五个。这些武僧，未必是从嵩山少林寺派出来的，但当然可以算少林僧，当然可以称自己是少林僧。这也就是为什么《倭变志》云月空等人“皆称少林僧”，却又“系山东应募者”的真正原因。

　　天员说他是“真少林”，只能说明他或者是由嵩山少林寺而来，或者宗派辈分上属于嵩山少林寺，并不能由之得出月空等人就是“假少林”的结论。另外提一句，唐豪先生在抗倭僧兵名录中漏掉了一位见于《云间杂志》的“自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抗倭僧兵虽然多为少林僧，但这些少林僧似乎都不是嵩山少林寺派出来的，尤其不是成建制、成集团，或者说不是有组织、直接地派出来的。

　　《僧兵首捷记》称抗倭僧兵为“客僧”；称在苏州的天员是“游寓天池”，“讲楞严经与天池山中”；天员所部僧兵队伍乃“招选四方僧八十四人”而成；《倭变事略》称某僧兵是“有少林僧者，自幼行脚江湖”；《云间杂志》云“按院蔡公可泉招僧兵百余人，其首号月空，次号自然”；《明史·兵志》则载：“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这些资料都证明，抗倭的少林僧是由各地应募来的。这些僧兵是从什么地方、或主要从什么地方应募来的呢？《倭变志》称“僧兵系山东应募者”。查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兵志》有“至嘉靖中，倭患渐起，……三十三年，调拨山东民兵及青州水陆枪手千人赴淮、扬，听总督南直军务都御史张经调用。”其注云：“‘三十三年’，原作‘二十三年’，据《明史稿》志六九《兵志》、《世宗实录》卷四一O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丁巳条改。”但僧兵抗倭是在嘉靖三十二年，看来，“二十三年”确误，但可能不是少了一横，即应为“三十三年”；而是写颠倒了，即应为“三十二年”。当年既曾调拨“山东民兵”，那么，僧兵的一部“系山东应募”，便有了可能。

　　少林寺今存明万历九年（1581年）《豁免寺僧税粮碑》和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豁免粮差碑》各一块。前碑载云：当年有圣旨下，免除少林寺的税粮，并明示县乡“毋得再行私自科派”。理由有少林寺退还了不少土地，新开垦的荒山容易遭灾，“旱则苗枯，涝则冲流，薄收些少”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嘉靖年间少林寺僧兵曾“远征刘贼、王堂、师尚诏、倭寇等，阵亡数僧。屡有征调，死功情实可哀。”最后，圣旨对僧兵的指示为“仍令操练听调”。后碑则载称再次免除少林寺的粮差，理由是“嘉靖间，刘贼、王堂、及倭寇并师尚诏等倡乱，本寺武僧屡经征调，奋勇杀贼，多著死功。则本寺僧徒，文武并用，护国强兵，又与方内丛林修斋通经。”两块碑却又都提到了少林寺僧兵征剿倭寇的事。这两块碑都是万历年间所立，对少林寺僧的功绩表彰属追述性质。但奇怪的是，少林寺塔林为征战立功的僧人所立之塔的塔铭，却未载抗倭事迹。少林寺今存这种塔及塔铭计有：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六月，由河南府仪卫司千长李臣建有“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友公三奇和尚寿塔”。既云“武僧”，又有“敕名天下对手”的头衔，这位三奇和尚的武功肯定不同凡响。塔铭提到：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蒙古小王子因达延汗入侵，边防吃紧，武宗亲自下令征调少林僧兵镇守山陕边镇。三奇和尚作战英勇、当先陷阵、斩将搴旗，受到正德皇帝的封赏，被授以都提调总言一职。据赵宝俊先生在其著作中考证：“明政府为了防御蒙古贵族所发动的侵扰，先后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头（关）和固原设立九镇，称为‘九边’，驻重兵防守。当时，明政府特令山西和河南的‘班军’驻守偏头（关）、大同和宣府要塞，不准更代，后来改为每年春天换班。”“少林僧兵善技击，勇战斗，是一支久经战场、负有盛名的军队。因之明政府特命河南‘班军’，镇守宣府、大同要镇。可见少林僧兵是随从河南‘班军’戍守山陕边防的。”B12赵宝俊先生的意见不无道理。三奇和尚塔铭又称：当云南十八寨少数民族贵族阿勿、阿寺等发动叛乱时，明政府又命三奇和尚统征云南。正德年间，云南弥勒州苗族头人、贵族经常叛乱。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明史·武宗纪》所载：“正德十六年（1521年）二月，巡抚云南副都御史何孟春讨平弥勒州苗。”亦即《明史·何孟春传》所载：“寻以右都御史巡抚云南，讨平十八寨叛蛮阿勿、阿寺等。”赵宝俊先生估计：“三奇和尚先镇守山陕有功，而后才命他统征云南。而且正德十六年弥勒州苗贵族为乱最大，才调少林寺武僧。”B13他的这个估计仍然不无道理。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有《敕赐少林寺提点参公竺方禅师之塔》，塔铭载：嘉靖三十二年，河南拓城农民领袖师尚诏发动起义，明政府征调少林寺僧，参公因为“有智勇之才”，“名播四海”，“领僧兵五十名，征师尚诏”。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有《敕赐少林禅寺都提举、征战有功顺公万安和尚享寿七十四之塔》；万历四十七年有《敕赐少林禅寺教授师武公本乐和尚享寿四十一之塔》；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有《敕赐大少林禅寺授教恩师房公右室大和尚寿灵之塔》；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有《敕赐祖庭大少林禅寺恩祖征战有功大才便公寿八十三岁本大和尚之灵塔》。这几个塔的塔铭都非常简略，没有更多的记述，但从仅有的文字中，我们还是可以得知，他们都是武僧，有的曾被征调参战，立下战功，并且受到皇帝褒奖。从他们的年龄和立碑时间推算，他们征战年代都应该是嘉靖年间。但他们究竟参加的是什么战役，可惜铭文没有说明，无可得知。文献记载也证明少林寺僧确实参加了不少军事活动，但也没有提到抗倭一事。

　　其一是镇压刘千斤领导的流民起义。

　　明天顺和成化年间，地处河南、陕西、四川、湖北四省交界处的郧阳山区，爆发了刘通（刘千斤）、石龙（石和尚）领导的反对禁山的流民起义。成化元年十二月，明王朝调集大军镇压，少林僧兵可能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载：“明成化中，刘千斤之乱，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剿之。通直入贼营，独与千斤斗，千斤乃降”。此事《中州杂俎》“少林棍”条有更详细的记载，其文云：

　　成化间，刘千斤、石和尚作乱，康都督率兵御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者，力辞不往。请于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于辕门，见僧入，大刀乱砍以快意。僧谓徒曰：“康公意不善，吾可不耀武以入？”手运棍至康帐前，捷如猿猱，无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问僧用卒几何？曰：“我率徒四十，直入贼营。不用官兵，止用担夫二百挑米。”僧入，告刘千斤曰：“汝抗朝命，劳及老僧。今吾与汝约：各以毡裹兵器，蘸灰试斗，身有白点者为负。负则任汝料理。汝负当正缚以降。”贼许：“善”。两人斗久方息，贼衣污满，遂诣军门降。诏授通指挥使，辞。给以五品禄。

　　紫微山不知为何山，但由这个故事被收入《中州杂俎》看，应在河南境内。再由其被归入“少林棍”条，以及文中言及惠通有徒至少四十名等看，惠通及其徒众应该是少林僧兵。

　　其二是镇压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

　　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刘六（宠）、刘七（宸）等在北京附近的霸州文安县领导农民起义，京畿震动。由于兵员不足，明王朝大批征调地方武装。少林僧兵不仅参加了这次行动，人数众多，而且一度损兵折将、伤亡惨重。据载：起义军曾“破归德府，守备万都司率众追至亳州，武平卫指挥石坚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战，皆败，杀僧兵七十人”。B14明万历人谢肇制在其著作中提到：“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无，其僧游方者，皆敌数十人。流贼乱时，有建议以厚赏募之，得精壮五百余。贼闻初甚惮之，与战佯北，伺其夜，袭击尽歼焉，则亦用之不得其宜也。故练兵不若选将也。”B15谢肇制所云，可能就是这一次行动。万历年豁免粮差碑铭所云少林僧兵参加的平定“刘贼”之役，显然就是征讨刘六、刘七的战役。

　　其三是镇压明末农民起义。

　　明末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已是如火如荼。各地的官宦乡绅一片惊恐，纷纷组练武装，并聘请武术教师教授。少林僧兵可能在这时更成了抢手货，被大批请去充当武术教师。如崇祯年间的陕州知州史记言，到任之后，“出私财，募士卒，聘少室僧训练之”。崇祯八年十月壬辰日，农民军将领老回回（马应忠）率数万人，乘雪夜突袭陕州城。当时，史记言用少林武僧教师训练的军队正好刚刚调往它处，陕州城中只剩下少量官兵和几个少林武僧，但史记言仍然负隅顽抗。当农民军破城之际，史记言在两个武僧的护持下，企图越城逃走，结果被追获斩首。B16

　　由这些资料可见，由于事实上僧兵人数有限，路途遥远劳师费饷等原因，明代由少林寺组织僧兵参加的征战活动，除了一次征战云南以外，其余主要限于北方一带地区。由少林寺方面的有关资料看，少林寺并未有组织、直接地派出僧兵参加抗倭；但从抗倭战争方面的有关资料看，参加抗倭的僧兵，的确又大多为少林武僧。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在明代，因为少林寺拥有众多下属分院，因此就有了许多并不居于嵩山少林寺的少林武僧；由少林寺教授过的、亦即身出少林寺的武僧人数众多，遍布各地，因此就有了许多后来并不在少林寺的少林武僧。《僧兵首捷记》所云“之三者，刹数百，其僧亿万”；以及《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友公三奇和尚寿塔塔铭》所云：三奇和尚有僧俗徒众一千多人，分布在河南、山东和南北两直隶四省之地等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参加抗倭的少林僧兵，显然是从少林寺之外的其它地方，或零星、或小批地招募来的。

　　万历年间明朝廷免除少林寺粮差的谕令碑文，显然是对少林寺籍的、非少林寺籍的、乃至游方无定籍的，即所有少林武僧功绩的回顾、褒扬、肯定。对少林僧兵的征战活动的评价似宜慎重。如镇守山陕、出征云南、抗击倭寇等，是维护祖国主权，粉碎分裂阴谋及镇压土匪海盗的正义行动，无疑应当予以肯定。而征讨刘千斤、石和尚，刘六、刘七，王堂，师尚诏等，则究竟是镇压农民起义，还是平定土匪叛乱，则当在深入研究后方可作定论。但不管怎样，少林武僧、少林武功毕竟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僧兵首捷记》记载有统率杭州十八僧的月空，与统率苏州八十四僧的天员争为将领事：

　　十八僧自推八人，愿与天员较技。八人蓦以拳拳天员，天员时立露台，八僧自墀下历阶而上，天员见之，即以拳挥却，不得上。八僧走绕殿后，持刀，从殿门出，斫天员。天员急取殿门长闩横击之。众力不得近，反为天员所击。月空降气求免，十八僧遂伏地称服焉。左右驰报蔡公，蔡公亲至寺，谓天员曰：“闻汝骁勇，果能以灭倭自任乎？”应曰：“诺！”面令竞试武艺，天员复以寡胜众。蔡公大奇之。

　　不是少林僧的孤舟可以一僧敌八人，少林僧天员却可以一僧敌八僧，少林武僧何等了得！很自然地，少林僧兵抗倭的事迹也逐渐地被演义和夸大了。至今，少林寺内还流传着武功高强的小山和尚参加抗倭的故事。“寺中几位老僧行政、德禅、素喜都说过，小山曾三次挂帅出征，有抗倭，也有镇压农民起义。现在寺前有两块凿雕的巨石，据说是旗杆插座，说因小山抗倭有功，嘉靖皇帝特赐在山门前立双旗杆，以示威风。”B17但这位小山和尚，是俞大猷见过的。俞大猷说少林棍“真诀皆失矣”，当然可以看作是对少林武术的不恭。如果小山果真武功高强，恐怕不会轻易服气，并大度到马上派两个小和尚拜俞大猷为师。另外，小山和尚塔铭和明代两个藩王所撰书的《小山行实碑》碑文，至今完好保存，但上面却未见小山会武术或曾参与征战的雪泥鸿爪。小山是少林寺历史上著名的大德高僧，他任少林寺住持时少林寺可能参与过征战活动，但小山本人，显然只是文僧。

　　四、文人的描述：由水色山光到僧巢虎豹

　　明代前期文人咏少林寺诗，与前朝无有二致，无非歌吟山光水色、胜境清游之类，无只言片语提及少林武术、少林武僧。但随着少林僧兵越来越多地参与征战，特别是参与征战后带来的少林寺的显扬，游历嵩山的文人诗作中，歌咏少林僧兵、少林武术的文字，竟突生如江鲫春笋。

　　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1505年）进士李梦阳有《少林寺》五言律诗一首：

　　林深谷暝客子入，钟鸣叶落秋山空。

　　烟云细袅石涧底，峦岫散积松窗中。

　　唐碑汉碣藓字剥，虎啼猿啸罗灯红。

　　独坐悠悠息尘想，少室影下月出东。

　　“虎啼猿啸”句，或许是形容夜晚野兽吼叫，因为嵩山当时确有老虎，如徐霞客《游嵩山日记》就提到：“从南寨东北转，下土山，忽见虎迹大如升。”B19王紫绶《过萼岭宿少林寺同李霖九付叔甘》诗还有：“残寮瓦坏雏巢露，旁涧沙虚虎迹逢”B20句。古人是常把猴也泛称为猿的，而现在嵩山也还有猴子。而且全诗都在说景，仅此一句说事与人，也有不合。更何况，见人习武，龙腾虎跃，难免激动，又如何能在此后“独坐悠悠息尘想”呢？由前述可知，弘治朝之前的成化朝，少林僧兵（即紫微山僧惠通及其徒四十人）可能已经镇压过刘千斤的起义。但史籍并未言明惠通肯定是少林寺僧，所以这时少林僧兵、少林武术的状况，仍可说并不十分明了。然而或许该诗该句就是形容武僧雄武，亦未可知。如是形容武僧，此诗当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提到少林武僧、少林武术的文字。但孤证不立，在其它资料发现之前，不应有肯定的结论。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本《登封县志》有西洲赵谏之《少林寺夜怀》五言律诗二首，其中之一为：

　　小步回廊去，隔城夜不分。

　　寒鸦警射月，危阁暗藏云。

　　山碍星河影，僧巢虎豹群。

　　绝奇怜御寨，三忆汉家君。

　　此诗被收入该志“国朝诗”类，足证赵谏之是明人。作者名字后又注明“山东长清人知登封县”，但未注明他是何时任登封知县。看来赵就是明代嘉靖八年修该志时的登封知县。此诗当然也是作于嘉靖八年之前。明嘉靖八年本《登封县志》又有都穆《游嵩山记》一文，文中提到：“少林僧至今以武勇闻。”该《登封县志》前有都穆序一篇，显然都穆与赵谏之为同时代人，该文亦应作于嘉靖八年之前。“闻”者，闻名也。“少林僧至今以武勇闻”，说明少林寺僧习武或少林武术，至少在嘉靖八年以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名声。“群”者，人众之谓也。“僧巢虎豹群”，说明武艺高强、如狼似虎的少林武僧，至少在嘉靖八年以前，已经不在少数。前已述及，嘉靖朝之前的正德朝，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少林僧兵曾参加了镇压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的征战活动，亳州虽败，但刘六、刘七的起义最终还是被镇压了下去，其征战肯定还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正德年间，少林僧兵还由三奇和尚率领，参加了镇守山陕、征战云南的活动。嘉靖元年，又参加了山东镇压王堂领导的矿工起义的军事行动。少林僧兵、少林武术在这些征战后肯定声威大震，所以都穆文称其“以武勇闻”。镇压刘六、刘七起义，参战的少林僧兵有三百人，光亳州一战，僧兵即战死七十余人。少林寺僧兵数量之大，由此可知。赵谏之诗“僧巢虎豹群”，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从这时候起，少林武术、少林僧兵，开始在文人游少林寺诗咏中有所反映。但能寻找到的也就这几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嘉靖之后的万历年间（中间只隔了隆庆六年），游少林寺的文人官宦，对少林武术、少林僧兵的兴趣，似乎骤然猛升。这表现在不仅歌咏、描述少林武术、少林僧兵的诗文数量大大增加，而且作者对歌咏、描述的对象更加熟悉，歌咏、描述时也更加具体。这些诗文更丰富地反映了当时的少林武术、少林僧兵的状况。

　　（一）虽然嘉靖年之后各种大规模的征战活动已经结束，但少林寺仍然保持着一支颇显人众的僧兵常备军。

　　明代万历年间进士王士性《嵩游记》云：少林寺“寺八百余僧，自唐太宗退王世充，赐昙宗官，僧各习武艺俱绝。”B21“各习武艺俱绝”，说明这八百僧人绝大部分是武僧。明万历进士公鼐《少林观僧比试歌》中有：“震旦少林首嵩少，芯刍千余尽英妙。战胜何年辟法门，虎旅从自参象教”B22句。既称“芯刍千余”，称“虎旅”，少林武僧显然兵多将广，军威雄壮。后来的席书锦《嵩岳游记》称：“院有巨锅，重一千三百斤，明万历四年铸，则僧之众可知矣。”B23以及俞大猷《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称：“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等，都证明了少林僧兵最多时有上千之众不是虚构。B24

　　（二）嘉靖年之后，因为少林武术、少林僧兵的出名，少林寺开始注重、追溯自己关于武术的历史。除王士性《嵩游记》所云外，明代万历年间进士金忠士《游嵩山少林寺记》云：“从法堂前行，视碑刻林立。一碑载唐太宗为秦王时，遣僧书约起兵擒王世充，后僧中立功者十三人，惟昙宗拜大将军，余赐柏谷坞庄地四十顷，此即补唐书之阙。至今寺僧以武闻，从来远矣”。B25

　　明代万历年间曾任登封知县的傅梅，其《嵩山诗六十首》中有《过少林》七言律诗一首：

　　二室巑岏一径通，少林寺在翠微中。

　　地从梁魏标灵异，僧自隋唐好武名。

　　若道传衣终着相，须知遗履亦非空。

　　年来悟得西来旨，才到名山便不同。

　　显然，这时的少林寺，已经将其武僧、武术的历史追溯到了十三僧助唐的唐初，但也只追溯到了唐初。

　　（三）少林寺开始在寺院内向游历嵩山的达官贵人演示和炫耀武术。

　　金忠士《游嵩山少林寺记》：“午刻，少参军招饮南方丈中，观群僧角艺。尽酒十巡，乃起。”

　　明代万历年间进士程绍，天启四年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时曾作《少林观武》七言律诗一首：

　　暂憩招提试武僧，金戈铁棒技层层。

　　刚强胜有降魔力，习惯轻携搏虎能。

　　定乱策勋真正果，保邦靖世即传灯。

　　中天缓急无劳虑，忠义毗卢演大乘。

　　万历二十年进士袁宏道游嵩山，作《嵩游》文四篇，中有“晓起出门，童白分棚立。乞观手搏，主者曰：‘山中故事也。’试之，多绝技。”其《场屋后记》则有：“过南退居寺，僧百余人，乞观手搏，雏老分曹相搏，中多绝技。”B26

　　明万历进士公鼐有《少林观僧比试歌》七言古诗一首，当然这是他在观看了少林武僧演武之后所作。此后，少林武僧为来访的贵客表演，便蔚为传统。清代与民国时期的资料，于此留下了更多的记载。

　　（四）关于曾参与征战的老年少林僧兵的描述。

　　袁宏道又有《山中逢老衲，少时从征有功者》五言七律一首：

　　头发遮眉白，归来五乳峰。

　　梦中闻虏笑，定起看经慵。

　　戒铁支为枕，衲衣挂在松。

　　闲时穿洞壁，欲去缚狞龙。

　　这首诗作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由今寺存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所立《敕赐少林禅寺都提举、征战有功顺公万庵和尚享寿七十四之塔塔铭》，以及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所立《敕赐祖庭大少林禅寺恩祖征战有功大才便公寿八十三岁本大和尚之灵塔塔铭》推算，袁宏道到少林寺的这一年，万庵和尚是六十四岁，大才和尚是六十七岁，都还健在。袁宏道所见老武僧，有可能是这两位。但少林寺参加过征战的僧兵这时还在世的，一定不止这两人。另外，“塔林因山水冲刷，年久失修，现在保存下来的墓塔，也只有三分之一、二”，B27本立有寿塔或灵塔的征战有功和尚，可能也不止这两位。所以袁宏道所见老武僧，也有可能不是这两位僧，也有可能不是这两位。

　　（五）关于少林武术的描述。

　　明万历进士公鼐有《少林观僧比试歌》七言古诗一首：

　　震旦少林首嵩少，芯刍千余尽英妙。

　　战胜何年辟法门，虎旅从自参象教。

　　我度轩辕适中秋，晓息招提到上头。

　　倏急绀园变茇舍，缁徒挺立如貔貅。

　　袒裼攘臂贾余勇，抗声鼓锐风雷动。

　　蜂目斜视伏狙趣，距跃直前霜鹘竦。

　　迅若奔波下崩洪，轻若秋箨随轻风。

　　崖目高眶摄猛兽，伸爪奋翼腾游龙。

　　梭穿毂转相持久，穷猿臂接毚兔走。

　　李阳得间下老拳，世隆取偿逞毒手。

　　复有戈剑光陆离，挥霍撞击纷飙驰。

　　狮喉螺鸣屋瓦震，洞胸斫胫争毫厘。

　　专门怜惜传流古，凭轼观之意欲舞。

　　自从武德迄于今，尔曹于国亦有补。

　　偶来初地听潮音，观兵何事在祗林。

　　棒喝岂是夹山意，掌击宁观黄蘖心。

　　彭泽载酒惬幽赏，崖桂高梧对潇爽。

　　一时佛渭散空华，庭阴满院风泉响。

　　这是一首罕见而珍贵的专述少林武僧、少林武术的长诗。与其它诗文不同的是，它对少林武僧，特别是少林武术的描述，更为详尽、具体和生动。演武开始前“缁徒挺立”，“袒裼攘臂”，“蜂目斜视”“抗声鼓锐”；演武开始，武僧们先是演练拳术，“距跃直前”，“崖目高眶”，“伸爪奋翼”。作者还用了“迅若奔波下崩洪，轻若秋箨随轻风”两句，来形容其行拳的时而猛烈、时而轻捷；接着是徒手对练，“梭穿毂转相持久”一句，则形象地为我们描绘出：明代的拳术，即已大致具备今天的中国武术低桩行拳、闪展腾挪的风格。对练二人，一个“下老拳”，一个“呈毒手”，逼真而激烈；除拳术外，还有“戈剑”即各种器械演练和对抗。器械光闪陆离，“挥霍撞击”，已是听来让人捏一把汗。“洞胸斫胫争毫厘”，其危悬则简直要使人胆寒了；作者还以大量飞禽走兽，如虎、蜂、貔貅、狙、鹘、猛兽、游龙、猿、兔、狮、螺等，来形容少林僧兵习武时的声吼、面容、动作、身姿。今天的中国武术，也总是用这些动物来为其内容命名。

　　王士性在《嵩游记》中提到：“下山再宿，武僧又各来以技献，拳棍搏击如飞，他教师所束手视。中有为猴击者，盘旋踔跃，宛然一猴也。”这应该是最早的有记载的猴拳。文翔凤《嵩高游记》云：“归观六十僧之以掌搏者，剑者、鞭者、戟者，遂以舆西。”少林僧虽矜尚棍法，但各种器械在明代还是都有了。万历年间反映少林武术、少林僧兵的诗文的突然大量出现，显然说明：少林武术、少林僧兵参加抗倭战争并功勋卓著的事实，已广为传播、广为人知。少林武术、少林僧兵，这时才真正名满朝野天下。参加抗倭战争为少林武术、少林僧兵赢得了盛名。文人因为少林僧兵抗倭的原因，在其诗文中对少林僧兵、少林武术不吝笔墨的褒扬，则使少林僧兵、少林武术的影响，进入了主流舆论。这就更进一步扩大了少林僧兵、少林武术的知名度。毫无疑问，参加抗倭战争和其它征战活动，是少林武术和少林武僧显扬的重要契机。

　　注释

　　①郑若曾《江南经略·勒功三誓》

　　②《明史·朱纨传》

　　③郑若曾《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

　　④同1

　　⑤俞大猷《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见《正气堂集》

　　⑥《上海掌故丛书·吴淞甲乙倭变志》

　　⑦戚继光《练兵杂纪·车步骑营阵解下》

　　⑧《倭变事略》

　　⑨郑若曾《江南经略·僧兵大捷记》

　　⑩唐豪《行健斋随笔》

　　B11同10

　　B12赵宝俊《少林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100-102页

　　B13赵宝俊《少林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102-103页

　　B14《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B15谢肇制《五杂俎》

　　B16《明史·史记言传》

　　B17徐长青《少林寺与中国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180页

　　B18李梦阳《空同集》

　　B19徐弘祖《徐霞客游记》

　　B20洪亮吉《登封县志》

　　B21王士性《嵩游记》见《广志绎》

　　B22公鼐《问次斋集》

　　B23转引自《少林寺资料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43页

　　B24同6

　　B25麟庆《鸿雪因缘图记》

　　B26袁宏道《袁中郎集》

　　B27赵宝俊《少林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