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科学（一）

　　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潮的错误影响，宗教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某些偏颇，再加上相关研究和宣传的不足，当今社会上对佛教存在着许多误解，常常将佛教与封建迷信划上等号，认为佛教与科学是对立的，是缺乏甚至反对科学精神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以因果观为教义核心的佛教可以说是最有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宗教，佛教不仅与现代科学之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并且与当代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高度统一。清净居心、慈悲救世的品格，使得佛教可以发挥补偏救弊的作用，防止科学技术成果的滥用和误用；在反对邪教法轮功的斗争中与科学相互补充结成同盟，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一、佛教与因果观

　　佛教教义的基本原则，就是缘起性空的原理。所谓缘起，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所生，都依赖于各种相关因素的结合才能产生，这种关系连带关系的现象，便是因缘。事物的出现，是由于因缘的聚合，事物的消失，是由于因缘的分散，这就是缘生缘灭。正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缘生缘灭的，都是变化无常的，也就证明一切的现象，都是假有的、暂有的、幻有的。既然不是永恒实在的，就证明是一切皆空的，所以佛教称此道理为缘起性空。

　　因此，佛教常被称之为空门，许多人因此而误以为佛教是消极厌世的，是不利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但是佛教所说的空，是说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并不是不存在的意思。所以，佛教讲缘起性空，是着重于本质的分析透视，提醒人类是生存在幻妄的境界中，不要变成虚幻的名利物欲的牺牲品，这就叫做看破、放下。看破的是现象的幻景，放下的是名利物欲的贪得无厌，并不是要否定现象的存在，所以佛教徒讲本体是空，但仍不能离开幻有的现象而存在。所以，佛教所说的事物本质的性空恰恰就是现象之间普遍的因果联系。

　　虽然在某些事关宗教信仰的具体观点上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在坚持以因果联系分析一切现象的意义上，佛教和科学的精神是高度统一的。其最主要的差别是，佛教更加关心人的彻底解脱，因此其对于因果联系的研究不仅限于现世，还要包括三世因果；而主要关注物质生活的科学则仅仅关心现世的因果联系。

　　按照正信的佛教，是没有造物主的观念的。佛陀不以造物主自居，甚至不希望徒众们仅对佛陀作形式上的崇拜；能够实践佛的言教，就等于见佛敬佛。佛教认为，佛陀只能教导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佛陀自己虽已离苦得乐，但却不能代替众生离苦得乐。佛陀是宗教教育家，而不是幻术家及魔术师，他从来不宣称自己可以“代人赎罪”，只是主张所有人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是不承认能够主宰世界和人类的神灵，反对鬼神崇拜，绝非一般要求信徒向虚幻神灵顶礼膜拜的宗教可比，一定要说佛教是宗教的话，可以说佛教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

　　按照佛教的因果观，人的命运是由自己今生和前世的行为所决定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关系是丝毫不差的，所以佛教既不是主张人的命运由神灵来决定，也不主张命运完全偶然的无因论，更不相信先天注定的宿命论。佛教相信人既有的命运是过去行为的结果，而修行的全部目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造命运，所以说佛教的人生观是既高度达观，又积极进取的。

　　因此，佛教的信仰是纯理性的，也是纯伦理的。佛教对于佛陀的崇拜，是出于报恩的情怀，不是为了避祸致福。佛教认为，佛陀的愿力虽能藉着祈祷的心力感应而产生神迹，但那主要的还是祈祷者自己，如果是自己的定业现前，纵然祈祷，佛陀也是无能相助。佛教相信由果报和修禅定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神通，但是佛教并不以为神通是万能的，在因果律的原则下，众生的生死祸福，都是出于善恶业力的自作自受，神通的功用虽大，却不可能破坏因果的律则，凡是决定性的重大业报，纵然以佛陀的神通，也不能把局势全部扭转。而佛教的戒律严禁随便显示神通，就是担心普通人因为神通的出现而忽视了对于因果的认识。

　　二、佛教与现代科学

　　正因为佛教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对宇宙人生的因果联系的如实认识基础上的，所以佛教的信仰是理性的。佛教从来都反对迷信，佛陀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反对不加思考地接受任何理论，包括佛陀的言教也是如此。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只是本具的智慧没有得到充分地开发，只要能够开发智慧，人人皆可成佛。这样强调智慧，强调平等，强调理性的宗教，和科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说，小乘佛教侧重强调个人的解脱，对于主要关注物质世界因果联系的科学，虽然不排斥反对，也不是很关注的话；那么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旨在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则强调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所以五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内明――是菩萨的必修课。其中除内明是佛教徒特有的“解脱”的学问外，因明即逻辑学，声明即语言学，医方明即医学，工巧明即各种工艺、技艺，全属于科学技术的范畴。因此，从大乘佛学的教义来看，佛教是要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

　　爱因斯坦认为，与科学相冲突的宗教，无论是出乎恐惧，还是出于道德的需要，尽管本身有高下之分，其“所共有的是它们的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的特征。”但是，某些“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大大超出这个水平。……尽管它的纯粹形式是难以找到的，我把它叫作宇宙宗教感情。……宇宙宗教感情的开端早已出现在早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比如在大卫的许多《诗篇》中，以及在某些犹太教的先知那里。佛教所包含的这种成分还要强烈得多”。爱因斯坦对这种形态的宗教大加赞赏，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正是受到这种感情的激励，牛顿、伽利略等最伟大的科学家才有可能克服重重困难，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探索宇宙的内在规律。爱因斯坦满怀深情地说：“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

　　所以佛教徒对于科学从来没有其他宗教的排斥行动，相反许多佛教徒在科学研究上还做出过非常杰出的贡献。例如，唐代高僧一行，不仅是真言宗阿阇黎和佛教著名的翻译家，而且是世界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清末佛教唯识学的复兴对近代科学思想的接引，更是居功甚伟。以至于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中国思想界首先就是通过佛教唯识学来理解近代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的，并且对于冲破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意识形态长期僵化保守的。在当代西方，现代物理学与所谓东方神秘主义（佛教、道教）的内在联系甚至已为科学家所接受。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莱拉曾说过，“我们认为，对于亚洲哲学，尤其是对于佛教传统的再发现，乃是西方文化中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的冲击将会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对希腊思想的再发现同等重要。”

　　因此，佛教虽然认为科学不是最彻底最究竟的真理；但在实用的层次上，却并不否认科学的价值，相反却鼓励信徒研究科学。所以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非但不会构成阻碍作用，相反却会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