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中的部分藏传佛教文物

　　清宫中的部分藏传佛教文物

　　作者：一之

　　在北京故宫深处，藏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佛教世界。分布各处的藏传佛教佛堂，数以万计的藏传佛教文物，诉说着元明清宫廷与西藏在政治与宗教方面广泛而深厚的联系。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藏传佛教也为元朝皇帝所大力尊崇，进入宫廷。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西藏宗教首领、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师。至元朝灭亡，元廷先后封了十多位帝师。史料中有关元朝皇帝、皇后、皇子从帝师受佛戒的记载很多。据记载，皇帝即位前要由帝师受戒九次才能正式即帝位。1368年明朝建立后，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给西藏各派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格鲁派在明初兴起，1587年，明廷特别开例，准予三世达赖喇嘛入贡，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藏传佛教在宫廷的影响也依然存在，明宫中的英华殿等处供有西藏佛像，并设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

　　清朝在立国之初，就把尊崇藏传佛教，以安定蒙古各部，促进和维护国家一统作为基本国策，即乾隆帝所说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清廷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

　　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并不仅是政治上的利用，他们在宫中广建佛堂，广做佛事，可以肯定，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成为清代帝后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这些在乾隆时期达到高潮。分布于宫中各处的佛堂，独立建筑分6个区，总计34处；内含于其他建筑之中的，计有7处。宫中最重要的佛堂，是供皇帝使用的，以总领宫中佛教事务中正殿和以其为核心的一座庞大独立的院落，包括雨花阁、雨花阁东、西配楼、梵宗楼、宝华殿等大小十来座佛堂，此外还有设在皇帝寝宫的养心殿西暖阁和养心殿东、西配殿内。乾隆帝 “禅让”之后，特建太上皇宫殿宁寿全宫，在寝宫养性殿仿养心殿规制，设有修炼密法的小佛堂。供皇太后使用的佛堂数量最多，集中在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内。而皇后嫔妃则以英华殿为佛堂。这些佛堂供奉的全都是藏传佛教的神像。除了少数是明代遗留或清朝前期所建外，大部分都是乾隆时所建。

　　在清宫佛堂中，保留了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包括佛像、唐卡、书籍、法器等，既有藏区进贡的，更有许多是宫廷自制的。在清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每两年轮流进贡，遇到万寿节庆，还要进贺礼。元、明、清三代在宫廷都设有造像坊，元代有梵像提举司，明代有御用监辖的佛作，清代则设造办处。清宫造像除了要严格遵循《造像度量经》的规范外,还直接听命于皇帝，乾隆帝就对造像进行了大量具体而微的指示。清宫唐卡也有藏区进贡和宫廷自造之分,宫廷唐卡由中正殿画佛喇嘛绘画,造办处装裱,另外宫廷画院画师及造办处画匠也秉承皇帝旨意参与绘制。这些都是出于清宫大量的佛事活动的需要。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清宫中保留的与藏传佛教领袖人物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章嘉呼图克图等人有关的部分文物。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是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明末，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固始汗支持下，建立“噶丹颇章”地方政权。清顺治九年十二月（1653年1月），五世达赖到达北京觐见。顺治帝在南苑会见五世达赖时，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由户部拔供养银九万两。顺治十年元月（1653年2月），顺治帝为达赖饯行，赏赐了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一千两、大缎一千匹和其他大批厚重礼品。在达赖返藏途中，顺治帝颁发满、蒙、藏、汉四体文字的金册、金印，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确立了达赖作为西藏宗教最高领袖的地位。

　　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说，五世达赖在晋京途中，就给顺治帝送过奏折和礼品。在北京南苑初次觐见顺治帝时，他进呈了“以珊瑚、琥珀、青金石念珠数串、氆氇、蔗糖、唵叭香数包以及马匹、羔皮各千件为主的贡礼”。这些礼品由于缺乏文字记录，现已难以具体查考。

　　现在北京故宫藏有一幅《五世达赖喇嘛画像》唐卡（图一）。唐卡上，五世达赖头戴黄色僧帽，右手持莲花，左手捧法轮，坐在金刚座上，背景是他在位时扩建的布达拉宫。这是西藏绘制的《达赖喇嘛源流》组画中的一幅，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八世达赖灵童受戒后不久，经过国师三世章嘉活佛为乾隆皇帝认看。

　　故宫现存有一些历世达赖喇嘛进献的文物。如明永乐款铜铃杵，为明初宫廷制造，上镌款“大明永乐年施”，所附黄签写：“达赖喇嘛恭进大利益铜铃杵”，原为明朝皇帝赐赠给西藏高僧，后达赖喇嘛又进献给清朝皇帝；木制佛舍利盒，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和四十年（1775年），八世达赖喇嘛进献的两颗“燃灯佛”舍利和两颗“迦叶佛”舍利就存放在此盒内；清红铜镀金弥勒佛像，高84.5厘米，为菩萨装弥勒像，头戴五叶冠，左右手结说法印，各持一莲枝，身上系有清宫黄签：“达赖喇嘛又呈进利玛佛一尊连衣”；清银间镀金坛城，是达赖喇嘛为皇帝寿辰而进献的礼物（图二——图五）。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为庆贺乾隆帝七十大寿，六世班禅跋涉数千里到达承德，住进专为他而兴建的须弥福寿庙。这是继五世达赖朝觐后，西藏最高佛教领袖第二次入朝。乾隆帝热情接见六世班禅，并亲临须弥福寿庙看望。八月七日，六世班禅和章嘉国师率僧众至避暑山庄诵经，为乾隆帝祝寿，进献了重300两的金佛像、佛案、81幅菩萨画像、全套《甘珠尔》、重30两的金制护身盒、琥珀串珠三挂等物品，作为寿礼。祝寿活动后，六世班禅来到北京。十一月二日，六世班禅在北京黄寺因病圆寂。乾隆帝万分痛惜，将班禅遗体移置到用7000两黄金制造的金塔内。为纪念六世班禅，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黄寺西侧，建立了一座宏伟的“清净化城塔”。

　　有关六世班禅这次来朝的文物在故宫中保存较多。如：以藏、汉、满三种文字写成的奏书，赞颂文殊菩萨化身的乾隆帝，并附有礼单；进献的《白伞盖经注》、象征“福吉祥瑞”的右旋螺；七月二十六日，在承德进献的铁金马鞍，后来嘉庆帝曾乘坐过；八月七日，作为寿礼进献的《无量寿佛像》唐卡、《白文殊菩萨像》唐卡、《白救度佛母像》唐卡、《威罗瓦像》唐卡、《六臂积光佛母》唐卡；八月十八日，为祝寿念经进献的《上乐金刚坛城》唐卡；八月二十四日，乾隆帝到须弥福寿庙看望班禅时，班禅进献的明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等等（图七——图十）。

　　为纪念六世班禅，乾隆帝将宫内雨花阁西配楼布置为六世班禅，供奉六世班禅银造像、画像、《班禅源流像》等。《六世班禅僧装像》(图六)和《六世班禅僧装像》为大幅唐卡。画幅正中六世班禅分别穿僧服和清朝官服，结跏趺端坐在雕龙扶手椅上，面容安详慈善。像背后白绫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书写题记：“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上命画院供奉绘像留，永崇信奉，以证真如”。为画这两幅像，乾隆帝从七月就命画画人陆灿进京，十月三十日，陆灿至西黄寺为班禅画像。两天后，六世班禅就圆寂了。

　　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为代表的一批藏传佛教高僧是清朝皇帝的御用宗教顾问，对清中央政府宗教、民族政策的实施和清皇室的宗教信仰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呼图克图为藏传佛教的大活佛。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即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即洞克尔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这些活佛也在清宫中留下大量印迹。

　　章嘉呼图克图是格鲁派四大活佛中，唯一被封为国师的藏传佛教领袖。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皇帝决定扶持章嘉系统。封二世章嘉为札萨克达喇嘛，掌管理藩院印务处，后又册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让他总领内蒙古佛教事务。雍正元年（1723年），三世章嘉小活佛被送往北京后，深得雍正皇帝的喜爱，让他与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一起读书，由此而开始了与乾隆帝长六十年的亲密关系。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世章嘉被册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赏赐三世章嘉掌管京师喇嘛事务的“扎萨克达喇嘛印”。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赏赐“振兴黄教大国师印”。三世章嘉作为乾隆处理宗教和蒙藏事务的首席顾问，参与了有关的各种重大事件。乾隆帝还从三世章嘉秘密听受各种佛法，称：“章嘉国师从前是朕之上师，现在成为朕之金刚阿阇黎”。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1786年4月)，章嘉三世因病在山西五台山圆寂。乾隆将皇宫佛堂雨花阁的东配楼改为三世章嘉影堂，供奉其造像、画像。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命喇嘛画师绘制《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官服像》唐卡，铸造镀金三世章嘉像（图十一、十二）。

　　作为乾隆帝的宗教顾问和上师，清宫的宗教活动许多是在三世章嘉的指导下进行的，宫中的大量唐卡、佛像等都是经过“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其他在京的大活佛，如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也奉皇帝之命对宫中的唐卡、佛像“认看”，参与到宫廷的宗教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