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之佛教

　　清朝历史之佛教

　　佛　　教

　　在有清一代，佛教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和精神统治的支柱之一，受到统治者，主要是清朝前期几个专制皇帝的支持和保护（自然，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束缚，但相比之下，所受到的支持多于限制）；同时，在统治者的竭力提倡下，佛教中的一些名僧和禅师自觉地使佛教与儒道二教合流，这无异于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日渐衰微的佛教能够苟延残喘下去。不过，总的而言，佛教在明清两代的衰颓之势，却是无法挽回的。

　　（一）清廷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

　　作为清朝统治阶级核心和支柱的满族贵族集团，在长期与明朝中央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懂得利用佛教的重要性。因此，早在关外时期，他们就有了崇佛活动。

　　１。历朝皇帝的崇佛活动

　　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封建地方割据政权—— 后金 的前一年，满族贵族集团就开始在赫图阿拉（俗称老城）

　　城外兴建佛教寺庙。历时３年，共修建７座寺庙。而当时努尔哈赤正全力进行满族内部的一统大业，连绵不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满族贵族以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兴修佛教寺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佛教的重视程度。另外，再从满族所崇奉的萨满教的堂子（天祭祠堂）在当地仅有１座来看，也说明努尔哈赤对佛教的尊崇远远超过了萨满教。以后，努尔哈赤占据了辽沈地区，又多次下令，严厉禁止任何人毁坏佛教庙宇。太宗皇太极即位之后，继续其父的佛教政策，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不断赐给各地银两，以兴建或重修佛教寺庙。正是由于太祖、太宗两朝的尊崇，辽沈地区的佛教一时呈兴盛景象。

　　清朝定鼎北京后，依然对佛教采取利用和保护政策。

　　清世祖对佛教之感兴趣，很可能是受了宫中太监们的怂恿，明末以来，太监就很崇信佛教，并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于政务，以便其更好地控制皇帝。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的春夏间，在太监的安排下，清世祖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又将他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大意。十月赐以 明觉禅师 封号。此后，清世祖就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经常通过性聪了解佛教禅宗的高僧及其门徒的许多情况，并陆续召见了其中较为著名的通琇（即玉林琇）、道忞和溪森，让他们在宫中谈经说法。清世祖对他们都十分宠眷，他们也多方讨好。玉林琇为世祖起了法名 行痴 ，号 痴道人；道忞则吹捧世祖为 承愿示生 、 光显吾宗 的 佛心天子 ，都深得世祖的欢心。在他们的薰陶下，世祖对佛教简直着了迷，对这些僧人均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竟对道忞说，自己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皇宫。

　　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不是怕丢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随他们出家了。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八月，世祖在其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整天与茒溪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交谈。他还一度命茒溪森为自已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后虽被迫重新蓄发，依然未打消出家念头。他一面加封玉林琇为 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一面又向他表示欲效法释迦如来以成正果。但两个月后，世祖因出痘驾崩，未能实现出家愿望。

　　正因为世祖一再有出家为和尚的愿望，所以社会上长期流传着 顺治出家的轶事。有人将北京天台寺一个和尚的肖像指为清世祖，更有人还推断世祖到山西五台山当了和尚。实际上，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顺治年间，清廷规定每年的四月初八日为佛沐浴。届时，将佛亭从坤宁宫抬至堂子。堂子内预先将黄瓷浴池■满红蜜，并用净水搅习。佛亭到后，即将佛像放入浴池内，浴毕再抬回坤宁宫。此后，每年的四月初八日， 俗称结缘日 ①。

　　清圣祖自幼潜心诵读孔孟儒家经典，尤其受程朱理学家传统哲理的影响很深，因而不好仙佛。即位后，他虽然多次表达了厌恶佛教及佛教徒的思想，如他说：佛教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专门干招摇蛊惑人心之事，极为可恶；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佛教是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因而对佛教又持保护态度。

　　圣祖在位６０余年间，６下江南，多次东巡辽沈，几乎每次都要参礼佛寺，接见僧人，题写匾额、碑文。如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圣祖第一次南巡时，在扬州为天宁寺题词 萧闲 、为平山寺题词 怡情 ；在金山御书 江天一览 ，并勅令发帑金重修寺庙。二十八年（１８６９年）第二次南巡时，在苏州为圣恩寺题词 松风水月 ，为灵■寺题词 翠风.此外，圣祖还多次亲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到山西五台山、北京香山参礼佛寺，对德望素著的僧人顶礼膜拜。另据史籍记载，他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多达千余块，这恐怕是历代皇帝无法比拟的。圣祖还热情地为重修庙宇书写碑文，为一些佛教经典写序和跋。不过，在这些碑文和序、跋中，虽谈佛经，但总是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仁义道德、劝善惩恶之道紧密联系，看得出他把佛教纳入儒家思想范畴的良苦用心。

　　圣祖对顺治时期的名僧优礼有加。如他礼迎道忞入京城供养，并封其为 宏觉国师.清世宗自幼受西藏喇嘛教的影响较深，喜读佛学书籍，研习佛教典籍，自号 圆明居士 和 破尘居士 ，表示自己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据说他在青年时期，还请人替已出家当和尚。后来他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皇位（一说他用药毒死了圣祖康熙皇帝），引起了朝野反对派的强烈反对。清世宗害怕因果报应，即位后崇佛的兴趣有增无已。不仅如此，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竭力使自己具有皇帝和释主的双重身分。

　　清世宗一再声称，他对佛教禅宗之旨有深刻了解，洞察 魔 外之情，因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去邪扶正，即息邪说，正人心。为此，他借干预明代佛教临济宗圆悟和法藏两派的争论，镇住了法藏派，从而打击了明末清初遁入 空门 而怀有 故国之思 的明代遗民①，真可谓手到功成，一箭双雕。

　　世宗还继承其父圣祖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的 国策 ，但两人方式不一。

　　圣祖是通过口外和热河围猎的方式，赏赐进觐朝贺的蒙古王公贵族；而世宗则以释主的身分统率他们，可说是殊途同归，这对于加强满蒙民族的联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积极的意义。

　　①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四。

　　①　　 参见陈垣《清初僧争记》；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03-309页。

　　世宗在日理万机之余，还与在内廷办事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们议论佛法。

　　他宣称，经过他的讲论和提示，仅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前半年中，就有８个王公大臣彻底 洞明 禅宗之旨，世宗学授予自己的亲信重臣以 居士称号，如大学士鄂尔秦（１６８０～１７４５）为 坦然居士 、大学士张廷玉（１６７２～１７５５）为 澄怀居士.这表明，世宗不仅具有皇帝和释主的双重身分，他的臣僚也具有大臣和佛教徒的双重身分，堂堂的大清朝俨然成了世俗政权和宗教教权合二而一的组织了。

　　世宗熟读经史。他从明初成祖重用道衍和尚篡夺了其侄建文帝的皇权中深受启发，将文觉禅师视为自己的左右手，令其参与国家政务。据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说，雍正朝的几件大案，如宠臣年羹尧（１６７９～１７２６）、隆科多（？～１７２８）的案子，兄弟争权夺势的允禩（１６８１～１７２６）、允禟（１６８３～１７２６）等人的案子，文觉禅师都出过很多主意，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他还受世宗之命，往江南朝山，行程中，其威仪尊严几与王公大臣相等。

　　世宗关于佛教的著作主要有《御选语录》１９卷和《拣魔辨异录》８卷。

　　《御选语录》分正、外、前、后４集，选编了玉林琇及其之前１１个禅师的语录，另外还选入了道教祖师 紫阳真人 张平叔及世宗自己的 圆明居士 语录。《拣魔辨异录》主要是为批驳法藏派而著的。这两部著作，贯穿了清世宗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即以孔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佛道二教 阴翊王道 的作用。为此，他还高唱儒释道三教同源的论调。这种论调实质上是以释道二教弥补儒学的不足，以加强专制主义的统治。

　　清世宗的崇佛和三教同源的论调，无异于给日趋衰落的释道二教打了一针强心剂。天子一言九鼎。清世宗既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这就为释道二教的生存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释道二教名流提出的三教合流主张，皆源于世宗。也正是这个原因，释道二教得以在清代苟延残喘下去。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八月下旬，清世宗猝然崩逝，这就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和疑虑。京城之内一时摇言四起，人心浮动不安。新即位的高宗，早已看出释道二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封建统治秩序，也严重损害了世宗的声誉。于是，他立即颁发数道谕旨，抑制释道二教。高宗命令７旬高龄的文觉禅师徒步返回江南，由地方官严加稽察、管束；同时又严厉警告文觉禅师和其他佛教徒，此后不准妄言世宗生前的话语，如发现打着世宗招牌在外招摇不法，定按国法和佛法加倍治罪；收缴僧人手中所藏的世宗御书及朱批等件。这对当时安抚人心、稳定大局和巩固新即位皇帝的统治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自然，清高宗也是很懂得佛教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因而也尊崇佛教。不过，他与其父世宗尊崇的方法截然不同。高宗之尊崇佛教，主要表现在刻经和评经上。

　　雍正十三年，清廷特开藏经馆，在明神宗万历间所刻《大藏经》（即《北藏》）的基础上，增加名僧著述，使该书成为１６７２部、７２４７卷，这就是清代著名的《龙藏》。《龙藏》刊刻完成的时间是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

　　雍乾时期，清朝的立国之本—— 国语（满族语言）骑射 ，在满族八旗中日渐生疏，为此高宗竭力重新予以提倡。其措施之一，就是将汉文藏经译成满文，使满族八旗在重新学习国语的基础上，均能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以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为此，清廷从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组织大批人力，从事翻译工作，直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完成，总共为６９９部，２４６６卷。书成之后，高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特将此书和《四库全书》一同作为清朝盛世时期文化事业上的两件大事。

　　自嘉庆朝始，清朝国势中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烽烟随时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清仁宗及其以后的历朝皇帝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和镇压人民起义方面。无暇扶植佛教，甚至未举行过任何崇佛活动，致使佛教的衰颓之势无法挽回。

　　２。寺僧衙门的设立

　　清承明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寺僧衙门，以掌管佛教事务。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年），后金（清）规定由僧录司综理各地庙宇，凡是了解佛经、遵守佛教清规戒律的佛教徒，均给予度牒。清廷定都北京后，即以僧录司为中央政府掌管佛教事务的衙门。它的官职有正、副印，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京城内在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南各城和西城的南路各八处每处设协理一人。各直省的僧官，府称僧纲，州称僧正，县称僧会（但湖南衡山县僧官不称僧会，而称僧纲）。清廷单独设立寺僧衙门，既表示对佛教的重视和保护，但也有对僧人限制的一面。如顺治二年，清廷宣布废除度牒纳银例，但不准民人私自削发为僧。康熙十六年，清圣祖诏令僧录司，严厉管束天下僧侣，不准他们私自设教聚会，违者严加论处，乾隆时期，清廷宣布废除度牒制度，这是千余年来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此，天下的僧尼可以随意出家而不受任何限制，有利于扩大佛教队伍。但也正如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所说，由此而来的，却是僧尼成分的更加复杂，僧尼情况的更加窳滥，从而为加速佛教的衰亡造就了更为严重的内部因素。

　　３。清律有关惩处僧尼的法律条文

　　佛教寺庙也并不是一块世外桃源。在封建社会里，阶级压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时刻伸向每一个角落，真可谓无处不有。明末清初，就有一些僧人参加了反明起义和抗清斗争，佛教的一些寺庙更为民间秘密宗教的反抗斗争提供了活动场所。清世祖曾指出：白莲、无为、闻香等 邪教 夜聚晓散，招纳亡命之徒，以进香拜佛为名，张帜鸣锣，肆行无忌，阴谋不轨。康熙十一年，清圣祖巡幸南苑，行经海会寺之时，发现庙中的僧人有白莲教徒，于是发了一通议论说： 此等之人往往为害不浅，朕已知之。 ①另外，还有一些僧人虽不至于谋反，但却利用朝廷的 恩惠 ，干出种种为非作歹之事。

　　如有的结交王公贵族、地方官吏，充当府州县衙吏，以兼并土地，欺压百姓；有的私自往安南等国家，进行交易，赚取大量金银珠宝，连地方官也无可奈何；有的暗设赌局，专诱王公贵族、大小官吏聚赌，诈骗钱财；有的暗蓄娼妓，有的公开迎娶妻妾，日夜饮酒淫纵，无人敢问；还有的竟公然置严格的等级制于不顾，衣锦绮丝、绫罗彩绣，用金银器皿。显然，种种肆行无忌的违法行为，如不严加禁止，势必危及清朝的统治秩序。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自顺治初年至乾隆初年历时长达百余年而制定的《大清律例》，就专门开列了惩罚不法僧尼的条文，充分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愿。

　　如《大清律例》规定，僧尼如有为 匪 和谋反情事，与平民一样，重者凌迟处死、斩绞，轻者杖刑或流放边疆为奴，地方官如徇情不报、知情故纵均治罪；僧尼服用逾制，或治罪，或受笞刑５０，服饰、器用等物一律没收入官府；僧官、僧人如挟妓饮酒作乐，均杖１００，并发回原籍为民；僧尼如有通奸、拐骗、诓诈财物者，或绞监候（即判处绞刑，秋后执行），或杖后充军，所拐骗的人口、财物一概发回原主；僧人如私自娶妻妾，杖８０，令其还俗，女家主婚人同罪，财礼没入官府，寺庙住持知情不举者同罪，不知者不　　罪；僧人如以亲属等的名义婚娶，则以强奸罪论处。以上所列各款，说明对违法僧尼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在清朝处于鼎盛时期，这些条文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清代佛教的基本情况

　　据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礼部统计，敕建的大小佛教寺庙有１２４８２所，私建的大小寺庙６７１４０所，总计为７９６２２所，僧尼有１１０２９２人。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至四年，顺天、奉天两府及各直省共发出度牒３４０１１２张①。这样，至乾隆初年僧尼总数已趋４５万人。此后，僧尼人数依然有增无减。据有人估计，清末时僧尼约有８０余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恐怕准确性很差。因为，自乾隆中叶以后，随着清朝国势日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流民遍地，其中一些人诵入寺庙，削发为僧，从而促使僧尼人数急剧地增长。由此看来，清末的僧尼总数当在１００万人以上。

　　清代寺院内部组织大略如下：住持，也称方丈、长老等，主管寺院事物、布教的僧人。他一般是由该寺中德才兼备、众望所归的僧人担任。

　　住持之下，分东、西两序，分别辖有各种执事僧人。东序有六知事：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西序有六头首：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知殿、知浴。其中都寺负责寺院内总的事务，并负责接待官吏，施主等；监寺协助都寺工作；副寺负责寺院财务；维那负责僧尼纪律事务，以及辨别度牒真伪等；典座负责僧尼伙食及寝床清洁事务；直岁负责寺院修缮等事务；首座分前堂首座和后堂首座，分统全寺院僧尼；书记负责全寺院文翰事务，如缮写山门榜疏、祈祷词语等；知藏负责保管佛教经籍、文献事务；知客负责接待来寺院的官吏、施主等事务；知殿负责殿堂的香火的清洁等事务；知浴负责管理全寺院的浴室，为僧尼洗澡服务。此外还有一些职任：如庄主，管理寺院的庄田；园主，管理寺院的菜园；役僧，担负寺院各种杂役劳务；夜巡，担任寺院夜间警卫；鼓头，掌管寺院法鼓；钟头，掌管寺院敲钟，以报时刻；茶头，供应僧尼茶水；门头，负责门卫；等等。

　　清代寺院房舍林立，一般都有大雄宝殿、观音殿、罗汉殿、餐厅、客堂、禅堂、僧堂、砖塔等。佛教徒的习俗和佛事仪式与明代基本相同，此处不再赘述。惟其中一种 焰口普度 ，清代与元、明两代有所不同。

　　焰口，是一种饿鬼名。焰口普度，就是诵施食经咒，以解除各饿鬼的痛苦。其仪式大致如下：在殿堂内设一佛座，上立牌位，点１盏灯，置花瓶、烛台各对，香炉１个，再摆上各种供物。佛座前另设一个１２尺见方、高约６尺的焰口普度坛，正面安祀观音像，置佛具，也布置鲜花、灯烛及例行供物——米１盆、馒头７个及洒水器等。坛的对面设昆卢坛，上坛张挂释迦、观音、阿弥陀、地藏、阿难、引魂及十方诸佛等７佛名号，下坛竖立面燃大士、护法龙天的牌位，同样供以鲜花、点灯、供物等。旁边设置餐台，立一个写有 水陆一切男女孤魂等位的牌子，也摆有鲜花和供物。其中供物是：一个很大器皿里，装满了堆积如山的米饭，器皿前放置两个高约６尺、宽９尺大小的山形竹笼，竹笼外面贴满金银箔纸、纸钱和冥衣等，并立有写着 金银山 、 钱衣山 的两面旗子。

　　普度开始时，诵经的５或７个僧人走上焰口坛，金刚上师（主持普度僧人）以下僧人，各按所定位置就席，适时鸣打大鼓、小磐、小铙钹、木鱼及引磬等法具，诵经中渐渐抛出所供的米饭，一面用洒水器在馒头上写梵字，然后将其向餐桌方向抛去，当它绕行到 阴府 途中即应丢弃金银、钱币、衣服的地方之时，焚烧金银山、钱衣山，藉以超度冥府的亡灵魂。

　　①　　 《光绪会典事例》卷五百零一。

　　以上的佛事仪式，不仅佛教徒极为重视，就是一般百姓也很重视。他们因白天须参加生产劳动，故于夜晚举行这项佛事，往往历时三四个小时，他们所立的牌位，除了地藏、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等外，还要祭祀护法伽蓝、水府龙王、天府神厅、地府灵祇、阴间阎罗王，以及城隍土主等诸神。民间这种普度焰口之举，完全成了追悼已故先辈亡灵的一种形式，以避免先辈们在 阴间 成为饿鬼。

　　在清代的佛事活动中，有下述两点很值得提出。这就是：第一，法会规模渐大。佛教徒为弘扬佛事而举行的聚会（或　　仪式），称作法会。清代以前，法会一般是连续举行７日，有时也举行两个７日，即１４天。清代，法会规模扩大，许多寺庙要连续举行七七共４９天，届时热闹异常，景象也颇为壮观。

　　第二，佛和菩萨等的诞辰纪念日已制度化。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教徒就在每年的四月初八日佛主释迦牟尼圣诞日，举行庆贺活动。到了清代，诸佛菩萨均有了自己的圣诞日，具体如下：正月初一日，弥勒佛圣诞；初六日，定光佛圣诞；初八日，五殿阎罗天子圣诞；二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出家；十五日，释迦牟尼佛涅槃日；十八日，四殿五官王圣诞；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二十一日，普贤菩萨圣诞；三月初一日，二殿淡江王圣诞；初八日，六殿卞城王圣诞；十六日，准提菩萨圣诞；十七日，七殿泰山王圣诞；四月初四日，文殊菩萨圣诞；十七日，十殿转轮王圣诞；二十八日，药王菩萨圣诞；五月十一日，都城隍圣诞；十二日，伽蓝菩萨圣诞、关圣帝君降神；六月初三日，护法韦驮天尊圣诞；初四日，南赡部洲转大法轮；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二十四日，关圣帝君圣诞；二十六日，协天大帝圣诞；七月十二日，大势至菩萨圣诞；二十四日，龙树菩萨圣诞；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八月二十二日，燃灯佛圣诞；九月三十日，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十月初五日，达摩祖师圣诞；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十二月初八日，释迦如来成道；二十九日，华严菩萨圣诞；三十日，持斋念佛以求诸佛菩萨上界访察人间善恶①。

　　清代寺庙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第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和实力人物不断施予银钱和土地。例如，乾隆时，身为 天下之母 的孝圣皇太后，有一次就当面对高宗说，京师顺天府东有一座废旧寺庙应由政府出资重加修缮，高宗当即答应照办。再如，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所记述的宝小姐捐款龙华寺的事例，也很有代表性。宝小姐是湖广总督的养女，平时最喜欢到佛教寺院烧香，对佛顶礼膜拜。凡是大小寺院，她都毫不吝惜地捐献善款。

　　武昌有一龙华禅寺，寺方和僧人了解到宝小姐这一性格，想方设法怂恿她大笔大笔地捐款，以使财源滚滚而至。他们以法会和素食为媒介，通过一个名叫善哉的知客一步步地接近这个湖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宝小姐。而这个叫善哉的寺院知客，凭借自己辩才和通晓事故，竭力讨好和拉拢宝小姐。当宝小姐到寺院参加法会时，他为她特意准备了一间休息室，设有豪华的的床铺和崭新的被褥，以供其午睡之用。他对宝小姐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连梳桩台上的化妆用品和香水都一应俱全，接着就等待大笔捐款了。果然，法会开幕的当天，仅仅吃了一顿斋饭，宝小姐就捐出５００两的巨款，作为香油钱交给了寺院。由此可以推想，七七共４９天的法会，宝小姐捐款的数目定是十分惊人的。第二，一些有势力的僧人勾结官府，抢占百姓田地庐舍，有的甚至大鱼吃小鱼，肆无忌惮地侵占邻近寺庙，将其作为己产。例如，被清世祖封为 国师 的通琇，就凭借皇帝的宠幸，侵夺江苏宜兴善权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名山古刹，因而被同辈僧人斥之为惯占丛林的 绿林 盗贼。第三，下层百姓为求神佛保佑，以消灾避祸，也经常主动为寺院捐献银两，或为之购买土地、房舍。这就使得一些僧人 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宗庐器皿，玩好百物，争取华靡。①当然，这只是就僧人上层而言，一般的僧尼还得自食其力，过着清苦、贫寒的生活。

　　①　　 参见中村元主编《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册，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版，第 501——506 页。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

　　（三）清代各宗及其名僧简况

　　清代佛教各宗派，继承着明末的遗绪，但仍以禅宗为最盛，影响也较大②。

　　而净土、天台、华严等宗不过徒具形式而已。雍正时期，清世宗亲撰《拣魔辨异录》，以专制皇帝权威公然干涉禅宗内部纠纷和矛盾，使禅宗奄奄一息，几陷灭顶之灾。世宗去世后，禅宗势力虽有恢复，但依然还不到清初的水准。

　　清朝中叶以后，净土信仰成为佛教各派所共宗，禅宗再无回天之力，益发没落下去。

　　１。禅宗

　　清初以来，禅宗分为临济和曹洞２大系。临济宗因其代表人物通琇（即玉林琇，１６１４～１６７５），道忞（１５９６～１６７４）、行森（１６０４～１６７７）受世祖宠眷，而盛极一时，并由此还发生了与曹洞系的摩擦。

　　通琇，字玉林，俗姓杨，江阴人。少年时出家为僧，１９岁时拜明代著名禅师圆修为师，２３岁时继圆修主持浙江湖州（今吴兴县）报恩寺，一时被佛门子弟视为奇特之人。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他奉世祖诏书入京，在宫中谈经说法，颇受青睐。通琇还为世祖起法名 行痴 ，号 痴道人.次年，世祖命选僧１５００人，在阜成门外慈寿寺从通琇受菩萨戒。世祖受戒后，加封他为 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又赐予紫衣、金印，可谓红极一时。后来，世祖还当面对通琇说，自己要效法释迦如来舍王官为僧事。通琇感到，皇帝出家，自己则失去了政治靠山，于是竭力劝阻。他说：皇上身居帝位，上可以安圣母皇太后之心，下可以使万民乐业，同时又可以护持佛法。顺治十八年正月，世祖因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顺治去世后，通琇奉旨南归。他依恃 国师 的招牌，欺僧霸寺。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就是侵夺曹洞宗僧人所住持的善权寺。为了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通琇竟振振有词地说：我乃临济宗嫡传僧人，此寺是我的祖寺，我祖所居之所。他在顺利地夺取了善权寺之后，就派他的弟子行丰为住持。行丰效法乃师之所为，谋夺该寺附近的祠堂，激起民变。善权寺被焚，行丰葬身火海。通琇惶惶不可终日，只身仓惶逃至淮安清江浦慈云庵，危坐竹椅，７日不食而死。著有《大觉普济玉林国师语录》。

　　道忞，字木陈，俗姓林，广东潮阳人。　　２７岁时正式出家为僧，后赴宁波天童寺，拜素有 临济中兴 之誉的明代著名禅师圆悟为师。圆悟归寂后，道忞继主天童法度。顺治十六年，他应召入京，对世祖给予的极高礼遇受宠若惊，当面吹捧世祖为 光显吾宗 的 佛心天子 ，更得世祖欢心，并被封为 弘觉禅师.不久，道忞南归，其舟船所过之处，瞻敬皈依者如市，俨然一个解甲归田的权贵。此后，他也和通琇一样，欺僧霸寺，骄横一时。

　　雍正时期，因其著述泄露了清廷禁中之事，道忞受到了清廷的严厉谴责，被称为 宗门罪人 ，著述也遭到了禁毁，落得了与通琇相似的下场。著有《奏对录》等。

　　②　　 本节参考和利用了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和任道斌同志的一些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行森，字慈恩，号茆溪，故又称茆溪森，广东博罗人。明末，他遁身空门。顺治初，又拜通琇为师。顺治十六年，行森应召入京，随侍世祖左右，颇受恩宠。次年八月，世祖在其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并整天与行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长谈。

　　他命行森为己净发，决心孑身修道。通琇得知此事，生怕自己失去政治上的靠山，勃然动怒，当即命人取来柴薪，以烧死行森相劝阻。世祖无奈，打消了出家的念头，重新蓄发。行森也只得怏怏南归。顺治十八年初，世祖病死。

　　行森再次奉诏入京，为世祖举行火化礼。南归后依然传授佛法。雍正时期，清世宗追封他为 明道正觉禅师 ，其下场远比通琇、道忞为好。著有《明道正觉森禅师语录》。

　　清代临济宗僧人隐元在中日佛教交往史上有突出的贡献。隐元（１５９２～１６７３），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福清人。明末，在福清黄檗山出家为僧，一度主黄檗山法席，弘扬临济宗旨，从其学者颇多。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隐元应邀东渡日本长崎，在当地寺庙中传授佛法。后又应约谒见日本德川家纲将军，受到隆重友好的接待。顺治十八年，隐元在京都创建黄檗山万福寺，传授禅法，世称 黄檗宗.隐元也由此成为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开山始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圆寂后，被授予 大光普照国师 谥号，著有《普照国师语录》、《弘戒法仪》等。近年日本平久保章编有《隐元全集》１２卷。

　　清初，曹洞宗僧人虽在岭南和长江以北传授禅法，但其境遇远不能与临济宗相比似。一部分曹洞宗僧人，如道盛（１５９２～１６５９），号觉浪，别号杖人，俗姓张，福建浦城人，出家为僧后，看到佛教日趋没落，于是在传授佛法时，竭力将孔、孟、老、庄思想揉合进去，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他的弟子方以智，继承了他的遗愿，以弘扬三教合一为已任。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拜道盛为师，皈依曹洞宗。晚年活动于江西青原山、新城寿昌寺、福建鼓山等地，兴复庙宇，畅论佛经。他在其所著的《象环寤记》中提出： 佛生西，孔（子）生东，老（子）

　　生东而游于西，而三姓为一人 ，因此释、儒、道三教应集其大成，而归一于《易经》。他的这一观点，很受当地僧人和士人的重视欢迎，对振兴曹洞宗风作出了贡献。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他的弟子还将其谈论佛法的言论辑为《愚者大师语录》刊行于世。

　　另一部分曹洞宗僧人则大力宣扬民族志节，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其中，函可和函昰可称为他们的优秀代表。

　　函可（１６１２～１６６０），字祖心，号剩人，原名韩宗■，广东博罗人，明末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其父死后，因厌倦世道动荡，滋生了遁入空门的思想。２９岁时毅然出家为僧，归入曹洞宗。南明弘光元年（１６４５年）春，函可至南京刻《藏经》，弘扬佛法。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南明福王政权的兴亡和士人抗清殉节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并为之动容。于是，他撰作《再变记》，褒扬抗清志士。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函可为人告发，在受到残酷拷掠后，发配沈阳戌所。但他丝毫不因自己的悲惨处境而灰心丧气。相反，他先后在７座大寺院宣讲曹洞宗旨，被奉为辽沈地区曹洞宗的 开宗鼻祖.函可还广泛结交流人文士，首倡辽沈地区的第一个文人结社 冰天社.他死后，被葬于辽阳千山。著有《千山诗集》、《千山剩人和尚语录》。

　　与函可齐名而又名著南方的函昰（ｓｈì同 是 ，１６０８～１６８５），字丽中，俗姓曾，广东番禺人。明末出家为僧，并在广州佛教寺院宣讲曹洞宗旨；同时，他也和函可一样，热情赞颂抗清志士，严厉斥责清廷的民族高压政策。

　　为此，他在弘扬禅宗宗风时，大力宣传儒家的忠孝节义，主张儒释道三教台一。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与其他佛教徒不同，函昰提出的儒释首三教合一，不是单纯地为了挽救佛教的衰落，而主要是为了抗清斗争的需要，即把忠孝节义揉进禅宗宗旨。从而有利于佛教广大僧侣和明朝的文人学士、缙绅遗老以及群众联合进行反清斗争。正因为此，数以千计的文人学士、缙绅遗老归于函昰门下。一时，函昰的寺院成了抗清志士被庇护和发展力量的场所和基地。函昰的著述有《金刚正法眼》、《般若心经论》、《语录》等。

　　２。净土宗

　　净士宗成为清代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致力弘扬者历世不绝，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省庵、际醒和际清。

　　省庵（１６８６～１７３４），名实贤，字思齐，俗姓时，江苏常熟人。少年出家为僧，专修净土。他指出，入佛祖法门，首要的是 发心 ；要修行，首先就得 立愿.检查心愿差别的，有邪、正、真、伪、大、小、偏、圆８种。省庵主张去邪、去伪、去小、去偏，取真、取正、取大、取圆，实际上要教徒遵守佛规，不贪欲求乐，不争利不求名。他死后，被尊追为莲宗（净土宗）的第九祖，在清代影响颇大。

　　际醒（１７４１～１８１０），字彻悟，号梦东，俗姓马，河北丰润人。原为临济宗僧人，乾隆中叶，专心弘扬净土，每日礼拜念佛不已，对禅宗和净土宗宗旨了解颇深，成为乾隆中叶著名的净土僧人。但他对禅宗、净土宗均无大的建树和发展。著有《示禅教律》等。

　　际清（１７４０～１７９６），字允初，号二林，俗姓彭，名绍升，江苏苏州人。

　　乾隆中叶，专心研究净土教义，建莲社谈宗说法。他对禅宗日趋没落、净土宗停滞不前，很是忧虑，于是竭力鼓吹禅宗和净土宗相互融和，将儒家思想融入禅宗和净土宗的宗旨中去。但实际上，并未取得多大成效。著有《净土三经新论》、《净土贤圣录》等。

　　３。天台宗

　　天台宗自清初至清末，传人不绝，但却如郭朋先生所说，他们 都不过是依文解义，重复旧说而已.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清初的受登（１６０７～１６７５年），在杭州天溪大觉寺专门弘扬天台宗旨长达３０余年，此后，直至近代，天台宗僧人一直在江浙一带传播天台宗教义，弘扬天台佛法，有的还办起了研究社一类的组织，但始终也未 研究 出新名堂，更未能振兴天台宗。

　　４。华严宗

　　清代华严宗较为重要的名家有续法和通理。

　　续法（１６４１～１７２８），号灌顶，俗姓沈，浙江人，自幼出家为僧，皈依华严宗。他企图借助禅宗兴复华严宗，弘扬华严宗旨。但禅宗尚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因而不可能给法严宗注入活力。著有《贤首五教义》等。

　　通理（１７０１～１７８２），字达天，俗姓赵，河北新河人。少年出家为僧，研习佛法。雍正年间，在北京妙峰山潜心研究华严宗教义，并撰《法华经疏》。

　　由于通理的竭力提倡和传播，华严宗风一时大振，许多佛教徒不远千里前来聚会。乾隆时，清高宗赐其紫衣，敕封他为 阐教禅师 ，以表彰他 中兴 华严宗之功。但实际上，华严宗和佛教其它各宗一样，衰颓之势力已无可挽回，任何一个人都决不可能有回天之力。

　　５。律宗

　　清代律僧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是读礼（１６０２～１６７９），字绍如，后改见月，俗姓许，云南楚雄人。明末剃发为僧，精研戒律，并开坛传戒，盛于一时，所撰《一梦漫言》记载了明末清初佛教徒的活动，对研究佛教史有一定的参考和利用价值。

　　６。居士的弘传佛学

　　早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一些不甘心臣服于满族权贵的汉族士大夫，则遁入佛门，出家为僧，还有一些人，不愿出家，于是就在俗弘扬佛法，阐释佛教教义。他们被称为居士。但直到清代中叶以前，居士的数量是很少的。

　　道光朝及其后，清朝国势日衰，佛教也更趋不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由于天王洪秀全主张废除基督教之外的一切宗教，太平军所到之处，佛教寺庙被毁，佛教经卷被焚，这就更促使了佛教的衰颓。于是，在俗护持佛教教义的居士日益增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校刻佛教经典。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郑学川和杨文会。

　　郑学川（１８２６～１８８０），字书海，江苏扬州人，少年时精心研究儒家经典，后专心研究净土宗旨。太平天国起义后，他看到江苏一带的佛教经籍遭到严重损坏，于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在扬州设立刻经处，自称刻经僧。此后他又在苏州、常熟、杭州等处刻经。前后花了１５年的光阴，共刻经３０００卷，对于佛经的保管和流传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杨文会（１８３７～１９１１），字仁山，安徽人。年青时博览孔、孟、老、庄诸子之书，成为名著江南的一个学者。他在２７岁时笃信佛教，并立志搜寻佛经。为此，他几乎走遍了江南的古刹寺庙，所到之处逢人便问当地有何寺庙，内中有无佛经。同治五年，杨文会在南京与佛教界人士研讨佛教经典，并出资成立刻经处。他每天工作非常繁忙，白天亲自督工兴建，夜晚潜心于佛教经典的研究和校刻。光绪年间，杨文会随清廷外交官曾纪泽两度出使欧洲，广泛搜寻失传的佛教典籍达二三百种之多，并将其中有价值的刊刻。正是由于杨文会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清末掀起了一阵佛学研究之风。他一生刊印佛经达２０００余卷，还亲手制定了应刻的《大藏经》的目录，定名为《大藏辑要》①。他的著述辑为《杨仁山居士遗著》。

　　①　　 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四）佛教对清代社会的影响

　　佛教在清代虽已处于衰颓状态，但流传依然广泛，并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前所述，清世宗用僧人密参朝政，待其暴卒后，京城内谣言四起，政局动乱，如果不是新即位的高宗采取断然措施以稳定人心，那么清廷的混乱局面很可能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清朝的统治也有夭折的危险。

　　在政治上，佛教在清朝依然起着维护封建统治、麻痹人民斗志的作用。

　　它教导人们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要作任何反抗。清朝时存在着许多有关佛的谚语，诸如 念佛一声，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 ，把人们的幸福与否，看作完全与念佛有关；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模糊了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本性的认识。这在清代的反清起义中有生动体现。例如，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月，北京的林清起义前，起义首领林清不作任何积极准备，不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完全以 弥勒佛下凡 的空头说教进行动员。

　　有人劝他学习击剑，他竟煞有介事地说，有神佛保佑， 剑术不足道也 ①。

　　林清还竭力向起义者灌输只要常向神佛祈祷，他们就能 不怕刀砍.结果，九月十五日，林清以勉强拼凑起来的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他们既未经任何战阵训练，而且有的起义者临上阵时手里连武器也没有。）进攻清朝统治的神经中枢——紫禁城，双方刚一交火，起义者即遭擒杀，起义很快即以失败告终。

　　经济上，由于佛教寺庙勾结官府，抢夺土地，使清朝中叶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另外， 为僧多清闲 ，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也不向封建官府交纳赋税和负担差役，这就把赋役都加到了劳动人民的头上。应该说，佛教寺庙和佛教徒的特殊化，成为清代中晚期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的因素之一。也正是这样，朝野上下的一些有识之士，例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提出利用寺庙财产兴办学校的主张，为世所瞩目。

　　思想文化上，佛教的影响也很大。其中，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与宋、元、明代一样，清代的儒家学者大都面目是孔孟之儒，而心神却是佛、道。清初的理学家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中充满了佛教的唯心主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佛教的衰颓促进了清代理学的没落。

　　佛教对清代的文学影响也很大。被誉为融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于一体的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就是以一僧一道来到青埂峰下，僧人与那块鲜莹明洁的石头的对话为引子，揭开全书的序幕的。而书的结尾，即林黛玉病逝后，贾宝玉毅然抛弃新婚之妻薛宝钗等遁入佛门，更反映了作者在 补天 的理想（即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失败后而产生的颓废心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确是人们的精神 鸦片.清代的诗僧、画僧人数颇多，为繁荣当时的诗坛、画坛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函可可称为清代诗僧中的佼佼者。他被清廷流放到辽沈地区后，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许多精采的篇章。这些诗篇非常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清初东北在经历明清之际战乱后，社会凋蔽不堪的残败景象，反映了辽沈地区人民和流人的悲惨遭遇。例如，他在《老僧》一诗中，描写了一个９旬高龄的老僧在回归离别２０年之久的故乡后所见到的凄惨景象和表达的心情： 言从故里过，残败几间屋。不闻旧人声，但闻山鬼哭。虽复身首遗，凄凄恨孤独。 再如《即事十首》（之十）表达了作者虽身陷囹圄而坚贞不屈的精神： 身死固足悲，身辱亦足耻。与其辱以生，毋宁饥以死。 ①

　　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林清》。

　　此外，比较著名的诗僧还有：苍雪（１５８７～１６５６），云南人，著《南来堂诗集》；借庵（１７５７～１８３６），浙江海宁人，诗作在乾嘉道３朝颇负盛名，著《借庵诗钞》；敬安（１８５１～１９１２），字寄禅，俗姓黄，湖南湘潭人。同治年间出家为僧，一面学习佛法，一面刻苦钻研诗赋。辛亥革命时，他热情赋诗，支持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并与革命志士往来，被称为清末著名的爱国诗僧。著有《八指头陀诗集》（分正续集）。

　　清代的画僧，多以风格各异的山水、花草、兰竹、松石而争奇斗妍，相互争雄。其中，号称清代４大画僧的八大山人、石涛、石溪、弘仁最为有名。

　　八大山人（１６２６～约１７０５），俗名朱耷，字雪个，为明朝宗室后裔。顺治初年出家人僧，后为道徒。他的画，多以花鸟、山水、竹木见长，往往点染数笔，即形神逼真，起到以假乱真的作用。但他画的山水、花鸟、天地多有孤傲、凄凉、悲哀之感，显然是以画言志，寄托自己对故明皇朝的眷恋心绪，表达了对满族权贵的愤怒与痛恨心情。

　　石涛（１６４２～１７０７），俗姓朱，名若极，法名原济、道济，别署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等，为明宗室后裔。他入寺为僧后，曾云游江南各地，观赏名山大川。随后，发奋作画，笔情纵恣，不拘泥于前人成法。但石涛的画也和八大山人一样，时时显露出内心的隐痛。石涛不仅画绘得好，而且还精于画理。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非常重视实际写生，反对脱离实践的胡画乱造。

　　石溪，又作石谿（１６１２～约１６９２），俗姓刘，名髠残，字介丘，别名残道人。他皈依佛门之后，云游名山大川，为其后来的山水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他用笔精炼，画面自然、紧凑而又和谐，充分表达了热爱祖国、向往幸福生活的心情。

　　弘仁（１６１０～１６６４），字渐江，俗姓江，名韬，明末为诸生。清军南下时，他曾参加南明政权的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并纵情山水，尤擅长画黄山风景，层崖陡壑，伟峻沉重，颇得清初画界好评。他还被誉为 新安四大家 之一。

　　此外，扬州的虚谷、焦山的大须等人，也都是清代有名的画僧。

　　佛教对民间秘密宗教的滋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由于清代佛教寺庙遍布全国，这就为民间秘密宗教提供了活动场所。许多教派的教首们都把寺庙作为基地，张帜鸣锣，招收徒众，发展势力。

　　许多僧人也参加教派组织，在其中穿针引线。这样，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教派和教徒人数急剧增加，成为威胁清朝统治的一支潜在力量。

　　其次，神佛既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又是农民领袖鼓动下层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

　　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可以从其经卷（又称宝卷）得到反映。它们的宝卷有许多是在专门印刷宫廷经书的内经厂印制的，经皮卷套，锦锻装饰，异常精美。而经书的首尾均绘有佛像，一切款式也与真正的佛经相似。正是由于打着佛教的招牌，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在社会上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促进了教派势力的迅速增长。

　　①　　 张玉兴选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第 47 、28页。

　　清代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如劫变、弥勒下凡和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信仰，无一不与佛教有着渊源关系。

　　例如，民间秘密宗教把世界由始至终分为３个时期，每个时期都由一位佛来执掌：过去由燃灯佛、现在由释迦佛、未来由弥勒佛掌管。再如，佛教一向祭奉弥勒佛。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弥勒佛的下凡在广大下层群众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帮助他们驱除压迫、赢得光明和理想世界到来的象征。

　　一些农民领袖如天理教起义首领林清，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弥勒佛的化身，并以此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武装起义的。又如，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广泛流传着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八字真诀。这实际上是吸取了佛教禅宗的空、道家的无和佛教净土宗的彼岸思想，即用佛教的彼岸思想否定现实世界，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进行了挑战。清代的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王论清水教起义、川楚陕红阳教大起义等，无不打着无生老母的旗号，招收徒众，聚集力量的。

　　（五）藏传佛教——喇嘛教

　　西藏佛教史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西藏佛教史，那么对中国佛教史就不会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了解。西藏佛教，通称为喇嘛教。

　　１。清廷崇奉喇嘛教

　　元、明之际，西藏喇嘛教的支派很多，有红教、白教、黑教、花教等。

　　明太祖洪武初年，宗喀巴在西藏地区进行了宗教改革，在红教的基础上创建了黄教，教徒衣冠均为黄色。他死前，对其两大弟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立下遗嘱，要他们传演大乘佛法，屏弃幻术，并世世转生，称为 呼毕勒罕 （汉语 化身 之意）。此法也在其它 胡图克图 （即大喇嘛）中实行。从此，黄教在西藏地区大为盛行，并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清太宗崇德年间，五世达赖（１６１７～１６８２）和四世班禅（１５６７～１６６２）

　　派遣使者向清廷朝贡，并称太宗为 曼殊（汉语 妙吾祥 之意）师利大皇帝.太宗极为隆重地接待了使者，并向达赖、班禅赠送了金碗、银盆等厚礼。这是西藏和清廷直接通好的开端，也是清廷崇奉喇嘛教的开始。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冬，五世达赖到京觐见清世祖。世祖在南苑行宫盛情接待，又在紫禁城内太和殿举行大宴礼，还特修后黄寺作为其居住之所。

　　这座寺庙在有清一代起了很大的作用：达赖、班禅每年奉贡遣使，均在此住宿，这使该寺成为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后黄寺创建之初，清廷将剃度喇嘛定额为１０８人，顺治十四年又增加为４００人，成为雍正之前北京城内的喇嘛教总寺院。顺治十年初，达赖返回西藏之前，清世祖赐给他金册金印，又敕封他为 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 ，并赐印信①。达赖由此开始正式得到 达赖喇嘛 的称号。

　　五世达赖回到西藏后，用清廷赏赐的金银重建和新建了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１０余所寺庙，大兴黄教。之后，他又为西藏大小黄教寺庙规定了各种制度，从而使喇嘛教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达赖晚年，不大过问政事，专心著喇嘛经典。据史载，他一生的著述共有３０余卷，其中以《相性新释》、《西藏王臣史》、《菩提道次第论讲义》、《引导大悲次第论》等最为有名，传播也很广，被西藏喇嘛教界奉为名著②。

　　由于五世达赖专心著述，西藏政务由第巴（行政官）桑结主持。桑结表面归附清廷，实际上却暗中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相勾结，企图在西藏形成分裂割据势力。然而，清廷却始终厚待达赖、班禅。清世祖逝世后，清圣祖每年都要派人到西藏看望达赖、班禅，不断赐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茶叶，以供喇嘛寺僧养赡之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五世达赖圆寂（去世）。桑结秘不发丧，私自立了一个达赖六世（１６８３～１７０７），不久，青海蒙古各部宣布不承认这个达赖六世，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率兵入藏，杀掉桑结。清廷命将六世达赖送至北京，但他在行经青海时圆寂。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

　　②　　 参见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 页。

　　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看到西藏局势混乱，企图混水摸鱼，派兵入藏，杀拉藏汗。清廷为恢复西藏地方的秩序和安定局面，采取了３项措施：一是承认青海各部立的达赖七世（１７０８～１７５７）；二是于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册封五世班禅（１６６３～１７３７）为 班禅额尔德尼 ，赐给他金册金印， 班禅额尔德尼 的封号由此开始；三是派兵入藏，讨伐侵藏的准噶尔军队。

　　经过两年的战斗，清军击败了准噶尔军，并护送达赖七世入藏。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年），达赖七世在拉萨坐床，受到拉萨喇嘛教僧侣的热烈欢迎。

　　雍正年间，清世宗继承乃祖、乃父的政策，继续崇奉喇嘛教。在北京，清世宗将其作皇子时代的王府命名为雍和宫，作为北京城内喇嘛教的总寺院；在西藏，允准六世达赖喇嘛的册印照五世达赖喇嘛之衔换给，又对拒绝为俄国威胁、利诱而全力维护祖国统一的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加封为 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 ，给予金印、敕书①。这样，就为西藏喇嘛教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清朝理藩院的报告，达赖所辖寺庙３１５０余所、喇嘛僧人为３０２５００余人、百姓（实为农奴）１２１４３８户；班禅所辖寺庙为３２７所，喇嘛僧人为３７００余人，百姓６７５２户②。

　　但是，准噶尔部仍不时在西藏策动叛乱。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清廷平定了西藏的一次叛乱后，在西藏设置了两个驻藏大臣，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管辖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清廷在又一次平定了西藏的叛乱后，下令由七世达赖执掌政务，达赖之下设置了处理行政事务的噶厦，以四噶布伦分理具体事务，俱统属于达赖喇嘛。这样，达赖喇嘛的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地位也巩固了，他不仅是西藏宗教权力的最高掌握者，也是西藏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对于稳定西藏长期混乱局面有促进作用。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清廷在击退了廓尔喀（今属尼泊尔）的入侵和平定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之后，针对以往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均由大农奴主操纵而积弊甚深的情况，设置了 金奔巴瓶 ，放在黄教始祖宗喀巴佛像前。此后凡遇到寻认达赖、班禅等人的灵童之时，要集众喇嘛到场，由驻藏大臣亲临监视。先将预选到的灵童的名字及其出生年月，用满、汉、藏３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连续祈祷７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认定。假如找到的灵童仅为１名，那么则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及一个空名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抽签时，如将空名的签牌抽出，那么已预选的灵童也被认为无效，还须另外寻找灵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要像父亲待子一样，在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也须将预选灵童的名子用满、汉、藏３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按照上述办法同样进行，直至选出正式的灵童为止。①这就彻底防止了西藏大农奴主擅权舞弊、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消弭了喇嘛教内部的派别纷争，有利于西藏喇嘛教的健康发展。

　　清朝统治者为崇奉喇嘛教而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对于加强满、汉、蒙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七十四。

　　②　　 魏源：《圣武记》卷五，《西藏后记》。

　　①　　 参见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第 62 页。

　　２。黄教的一般情况

　　清代喇嘛教虽分数派，但黄教在西藏居于统治地位，势力最大，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寺院。因此，这里主要谈谈由五世达赖亲手制定的黄教寺院的一些制度。

　　由前所述，乾隆初年达赖、班禅所属的寺院总数达３５００余所，其中名望最高、势力最大的当属前藏达赖所控制的哲邦、色拉和噶丹３寺了。了解这３寺的概况，就可以通晓黄教寺院的一般情况了。

　　哲邦、色拉、噶丹３寺中，每寺都有：总教授（藏名为 错泌赤巴堪布 ）

　　１人、副总教授２人，主要负责全寺诵经、受戒及讲学、考试等事务，他们都由达赖喇嘛考选简派，每任７年；襄佐４名，管理全院的经济事务，每任也是７年；正副监寺２名，管理寺院的秩序、诉讼、僧众纪律等事务，任期１年，又因他们手持镂花银色方形空心铁棒，故又被称为 铁棒喇嘛.３大寺的组织机构是： 磋钦 ，即全寺院的寺僧大会，负责组织僧众诵经、礼佛、集会、讲学、饮食等； 扎仓 ，即全寺院僧众学习喇嘛教经典、进行佛事的学校，扎仓下设 康村 和 密村 ，犹如当今大学里的系和年级； 扎厦 ，即全体僧众的宿舍。

　　俗人出家，先要拜师，穿上喇嘛服装，然后到寺院里学习藏文学和佛经，学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即可到３大寺学习，只有依次学习完释伦、般若、中论、戒律、俱舍论５大论典，经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喇嘛称号，或 格西 （即教授）称号①。

　　在戒律修行方面，黄教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般而言，藏传佛教中的红、花、白等教派都不实行禁欲主义，可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可以有一定的家庭生活，也可以从事自己的爱好的职业。但黄教则与此不同，教徒不准娶妻生子，也不能参加生产劳动。

　　①　　 参见半山《西藏佛教漫谈》、阴景元《西藏佛教的检讨》，载西藏学丛书编委会主编《西藏佛教要义》，台北文殊出版社 198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