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西藏社会的生动“风俗画”

　　乾隆时期西藏社会的生动“风俗画”

　　张江华　陈宗烈

　　拉加里王宫（庄园）。

　　上个世纪中叶布达拉宫的“雪厦”城廓。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编辑委员会负责人马丽华和季垣垣女士，长期热心于西藏文献整理工作。她们约我参加了《西藏纪游》一书的标点、注释工作， 在反复释读和标点过程中，一幅幅200 多年前西藏社会的“风俗画”逐渐在我的脑海中形成。

　　《西藏纪游》的写成与清军抗击廓尔喀侵略有关。西藏西南的廓尔喀，为大清藩属，乾隆后期力量渐强，骚扰后藏。1791 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又寻衅并与后藏的少数喇嘛相勾结，发动了对后藏的侵略，劫掠了札什伦布寺。乾隆皇帝震怒，派遣了阵容强大的军队前往西藏抗击侵略、平定内乱。以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和惠龄为参赞大臣率军入藏。清朝廷在福康安大军入藏前已派出朝廷官员孙文靖入蜀，“总督四川，办理军务”负责四川方面包括粮食在内的进藏军用物资的运输。

　　《西藏纪游》作者周霭联为孙文靖的随行官员。他将沿途见闻作了记录，于1804 年（嘉庆六年）整理出《西藏纪游》四卷。该书内容丰富，记录了乾隆后期西藏和今甘孜地区藏族的社会和文化。涉及经济、生活、宗教以及西藏与周边民族的贸易与文化交流。特别在“山川、风俗、草木虫鱼之异，耳目所及，辄笔之得百余条，藏之箧笥( 小竹箱)”，也一定程度的记录了清朝中央抵御廓尔喀入侵者和整顿藏政的业绩，表达了“卫藏之地，久隶版图”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西藏纪游》有两个特点：一是偏重于风俗习惯、逸闻趣事。对军事、政治、历史略有涉及。二是作者喜用诗词对所记事物进行描述、褒贬和评论，从而增加了本书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该书的不足之处：一是系统的归类不够，对同一地方或同一类事物的记述散见于书前后各处。二是存在歧视性的语言，称藏族为“ 番”、“蛮”，并与“华人”“中华”相区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不必苛求。

　　当时的稿本何样，已不得而知。笔者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历史研究所书库见到了《西藏纪游》原版，此书是线装本，一函两册，每册两卷。为1936 年大连墨缘堂发行。据说另有《竺国纪游》出版，实为此书的另一版本。

　　本文仅就其中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今天已经变化或消失了的习俗，及其它资料记载不详的内容，略作介绍和评论。也择要与现代风俗作一比较。

　　关于清军物资运输和军站运转的细节描述

　　关于击退廓尔喀侵藏的十全武功碑。

　　十全武功碑碑文。

　　内地通往西藏军需物资运输和沿途所设军站情况，在《西藏纪游》中有具体记述，这是笔者所仅见的。

　　福康安征讨廓尔喀，军队以走青藏线为主。而后勤军需物资的运输，则以川藏线为主。之所以选择川藏线，一是可以利用“天府之国”的丰富物资；二是川藏线军站比较固定。作者一行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过打箭炉、理塘、巴塘、洛隆宗、昌都、类乌齐、工布（林芝）、墨竹工卡、拉萨，往返于路途一年多。

　　自打箭炉至拉萨，设有军站136处，物资运输靠当地藏民出人出牲畜支乌拉。路途多为马行道，用牛马驮运或人背运，清军付给运费。人背“日行二三十里不等，牛马日行四五十里不等”，途中派兵丁押运。福康安认为这样的速度太慢，不适应战争的需要，与达赖喇嘛商议，从南敦（在巴塘前往昌都的途中）以西至拉萨设54 站，每站增加牛马300 头（匹），随到随换乌拉。规定每日行程期限，除险道外每日运输路程不得少于90 华里。申明赏罚，完成得好的给于奖励，对押运兵丁也是一种考核。从而加快了运输速度。

　　在西藏农奴社会里，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的物资运输和官员出行，都是由农奴无偿支乌拉来完成的。从《西藏纪游》的记载看，为朝廷的军事运输所支乌拉则有报酬，这是内地用工制度在西藏的应用，显示出比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进步。

　　《西藏纪游》作者一行在军站食宿，因此有机会了解军站的运转情况。每站都有驻藏兵丁，按规定他们定期值勤轮换。自拉里以西的军站，每名兵丁发粮饷折银四两九钱，以食糌粑和乳酪为主，当地皆可买到。军站兵丁实行定期轮换制，期满后换回内地。少数兵丁从年轻时就在军站服务，直至年老，他们长期与藏民相处，衣食住行、习惯乃至语言和心理素质都与藏民趋同，回内地反而不惯了。故期满不愿离开，甚至有的宁可放弃军队待遇，也愿羁留藏区。有新换岗来的兵丁认识他们的，告之家乡和家人情况，似乎都记不起来了。戍边士兵像这样完全融入藏族社会，甚至与藏族妇女结婚生子，成为藏族家庭的一员，历代屡见不鲜，藏汉民族的友谊和融合正是在点滴事情中完成的。

　　一些军站有妇女支应乌拉，如鹿马塘军站（在今墨竹工卡以东），服役妇女在军站不但背水烧茶和作其他炊事，就是有邮件、军队急件过站，如果“值夜深雪大不识路径，其女即策马代兵驰递”。这一方面说明藏族妇女承担着与男人同样繁重的劳役，也看出她们的艰辛和能干。

　　乾隆后期拉萨的藏历年和正月的宗教活动

　　1791 年（乾隆五十六年），周霭联在拉萨目睹了藏历年和正月里带有宗教色彩的各种活动全过程。在《西藏纪游》中作了生动描述，令读者好似置身其中。

　　驮运茶叶越冰河。

　　布达拉宫举行“羌姆”（跳神）。

　　藏历正月初一，布达拉宫要举行迎新年仪式。在位的八世达赖喇嘛设宴邀请，藏汉官员出席。席间，有10 多个儿童跳“斧钺舞”，他们头戴白布圈帽，穿彩色衣服，手执斧钺，足系响铃。旁边有装束与跳舞者相同的10 多名儿童击鼓。舞者相向而立，随鼓声应节而舞。这种迎新年仪式是长期以来的传统，相沿至现代，大同小异。如1937 年的藏历新年，正在拉萨的英国使团成员斯潘塞? 查普曼参加了布达拉宫的新年庆祝活动，在他的纪录里，说庆祝仪式是在有达赖喇嘛法座的大殿里举行的。13名宫廷舞者执小斧上场跳舞兼有杂技表演。除了有斧钺之舞外，还有“抢食物”活动。在达赖喇嘛的法座下方放上许多食品，任宫内仆人“哄抢”，一喇嘛用皮鞭抽打抢食物者，他们则若无其事。在仪式的开始和各节目的间歇，是两个喇嘛的辨经。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设驻藏办事处期间，办事处的官员们每年都要应邀参加新年庆祝活动。李有义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对1946 年参加布达拉宫的迎新年仪式有描述。除斧钺舞外，对“抢食物”活动记录更为细致。届时将油炸果子和风干的牛、羊腔小山般堆在地上。“哄抢”时只能徒手，人们捧走、抱走了又来，反复如是，直到“抢”完为止。食物多是表现农牧业丰收了。

　　庄园用“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种地。

　　藏历一月二日是展示攀缘技巧的“飞绳” 表演。表演者将皮绳一端固定在布达拉宫顶上，另一端顺宫墙下垂，表演者胸前捆一木质护胸板，手足握绳攀缘而上，敏捷如猴。然后又如离弦之箭，顺绳滑下，观者如云，无不惊叹。可见当时西藏在杂技表演方面的水平。表演者都是农奴身份，是服徭役从各处征集来的，如攀绳者就来自后藏。这项表演到20 世纪30 年代还还存在，但不是靠墙上下。据斯潘塞? 查普曼回忆，1937 年藏历年绳技表演的做法是，一根牦牛毛搓的绳子从布达拉宫顶连接到下方的一石柱上，表演者从上滑下来。有一年，因一个表演者从绳子上掉下来摔成了重伤，这一十分危险的表演就用其它杂技代替了。此后这一表演没有再举行。

　　藏历二月十五日，在大昭寺周围支木架数层，做“酥油花”，用彩色糌粑和酥油做成各种人物形象和花朵，与成千上万的酥油灯交相辉映，通宵达旦不灭。人们还以当晚的天气是阴、晴、雨、雪和灯焰的晦暗或明亮，来预言当年庄稼的丰歉。到现代这项活动仍然存在，是传召法会的一部分，称作酥油灯节。当夜幕降临时，酥油灯大放光明，但已不通宵达旦。至于预言庄稼的丰歉，似已经不存在了。

　　藏历一月十八日，驱鬼活动。由手执武器的骑兵、步兵组成的三千藏兵绕大昭寺三圈，然后到布达拉宫前的琉璃桥南面打炮驱鬼。炮为铁质，炮身有“威剿除叛逆”五字，传说唐时所铸。演毕，藏政府用金、银、绸缎、茶、布向诵经喇嘛布施，并慰劳将士。

　　两天后，举行儿童赛马，从色拉寺跑至布达拉宫后面。然后儿童举行裸上身赤足跑步竞赛，从布达拉宫西面跑至拉萨之东。途中，有观者向落伍者用冷水灌顶，以促其快跑。决出胜负后，优胜者要获得奖赏。到现代，拉萨儿童的赛马和跑步活动已经消失。只有在夏天的羌塘草原有赛马节，在乡村的望果节上偶有古装的骑马转地活动。

　　碉楼式农舍

　　藏历一月二十七日，喇嘛和民众迎接色拉寺供奉的降魔杵至大昭寺，让藏民朝拜观瞻。相传该寺降魔杵是从西方“飞来的”，有神奇的魔力。此活动现代已经不举行了。

　　藏历一月三十日举行驱赶罗公甲布—打魔王活动。组织者安排一个喇嘛装扮成达赖喇嘛。选一藏民面涂黑白色装扮成魔王，欲与达赖喇嘛斗法，各出核桃大小的骰子一枚。赌掷之时用达赖喇嘛最亲近童男女二三人，扮作证人，穿华丽衣服，执旗幡陪坐在达赖扮演者旁。达赖能“猜”出骰子的点数，三掷皆赢“魔王”，实际上是六面点数相同，不存在猜不准的问题。达赖喇嘛又以理训“魔王”，说他“五蕴未空，诸漏未净”。“魔王” 惊惧而逃，僧俗民众执弓箭射之。“魔王”逃到河对岸山头预先搭好的黑帐内，帐内贮羊一只，众人又用炮轰之，若命中羊只，则当年则大不吉利，故有意不命中。大炮系铜铸，高约二尺七寸，厚三寸，炮口外径约一尺。砲弹以铅锡做成，重三十余斤，每炮装火药十六七斤。点放时声震数十里，砲弹出炮镗成散射状，射程短。“魔王”被迫远遁，至此活动结束。活动开始前几日，魔王的扮演者要沿门化缘，表示愿将这家的灾晦“带走”，市民争相给以钱粮，扮魔王者收获颇丰。“魔王”被驱逐到远处时，事先已经为他准备了食品等生活资料，让他有吃有喝。一年后回到拉萨，故扮演魔王成了美差。对于穷人来说，这份物质待遇是很有吸引力的。故有人年年愿当此差，因要求扮魔王的人多了，必行贿才能得到这个角色。在打魔王的活动中，达赖、魔王和中证人都是装扮的，具有表演性质，可以说是西藏世俗的原始戏剧，寺院演出的藏戏，则应属于宗教戏剧。

　　在20 世纪40 年代，打魔王这一活动仍然存在，只是在细节上有些不同，在柳升祺先生的《西藏与西藏人》一书中，有生动的记录。那时驱魔节是藏历二月十九日开始，魔王是两人装扮。众人集中到拉萨南郊，与“魔王”较量掷骰子的是宁玛派喇嘛，“魔王”必输。喇嘛将事前已经准备好的鬼怪形象投入火中焚烧，并将“魔王”赶出拉萨，一个往南方桑耶寺，另一个往北方澎波。在所经之处，乃穷护法神率众喇嘛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围观的人群拍手称快，向“魔王”吐唾沫、吹口哨。有的还将破衣服、钱和头发、指甲裹在一起抛给他们，“魔王”的小厮将其拣起，仓惶而逃。大家认为这样就能将一年的晦气赶走。21天后“魔王”又回到拉萨，成为普通人。上世纪50 年代以后，这一活动已经消失。

　　乾隆时期拉萨的展佛和吹忠降神

　　藏历二月下旬，大昭寺要举行亮宝活动，将寺内所存之珍宝- 陈列，让人观瞻。这是展佛的前奏。第二天，布达拉宫举行展佛活动，将五色锦缎缝成的巨型佛像自第五层楼垂至地面，像高号称三十丈。部分喇嘛和俗人装成神鬼和兽类，先绕大昭寺三圈，然后到大佛前参拜。拜毕与瞻佛的群众一道歌舞、欢乐，一日方散。哲蚌、色拉二寺亦有展佛活动，与降神结合举行。降神毕，大佛展出，供人参拜。之后，有能者表演爬竿、摔跤等体育项目，身着盛妆的青年男女唱歌、跳舞。

　　20 世纪40 年代，布达拉宫的展佛活动仍然在举行。在藏历二月打“魔王”的最后一天，一支长长的喇嘛队伍从大昭寺出发，他们有的手执法幢、华盖、香炉和其他佛教祭祀物品，有的戴面具击鼓跳舞，有的牵着大象，朝布达拉宫前进。与此同时，布达拉宫的喇嘛们利用滑轮帮助，在布达拉宫正面墙上已经张挂起了一幅布料的巨型佛像。游行队伍在佛像下绕过，表示对佛及五世达赖的崇敬。然后转回大昭寺。此后，展佛活动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有变化。每年夏天，除哲蚌寺的展佛活动基本上没有中断外，其余寺院再没有过展佛活动。笔者1987 年亲历了雪顿节期间哲蚌寺的展佛活动。凌晨，喇嘛们将佛像抬到寺后偏西北的巨石上展开，拂晓时，参拜者已经人山人海。天大亮，数十个喇嘛站成一排，从上往下卷起佛像，抬下山放入寺内。之后是藏戏表演，直至下午方散。

　　乾隆时期各寺皆有吹忠。吹忠，即降神巫师，平时装束如普通喇嘛，男女都有担任的。西藏最大的降神巫师之一是乃穷护法神，住在哲蚌寺东南乃穷寺内。哲蚌、色拉二寺展佛前先有吹忠降神。平时藏历每月二日、十六 日各举行一次降神活动。届时吹忠头戴带金盔，插鸡羽，背捆五叶小旗，穿虎皮靴，身束哈达，手执弓刀。外出时，有跟随者装成鬼怪，执旗鸣鼓引导，登法坛为他人判吉凶。吹忠可娶妻生子，世袭其职，唯有哲蚌寺南一里许神殿所住之吹忠无妻室。

　　吹忠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认定大活佛的转世灵童。如达赖、班禅圆寂，在认定呼必勒罕—转世灵童时，吹忠要起决定性的作用。将所“择孩幼二三人或四五人，录其生年，不用月日时第，云属鼠属牛之类，不远数千里赍送西藏，听候选择。达赖喇嘛乃命吹忠于大昭寺设坛作法，万目睽睽，骈肩竦竢( 垫起脚尖)。吹忠忽大言曰神降矣！颐动唇张诡状，谵词不可殚述。大概谓某童系呼必勒罕，某童非是而已。番众信奉如神。吹忠等因此罔利行私，无所不至”。于是，限制吹忠的营私舞弊成为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掣签办法的重要原因。乾隆五十七年“特颁金本巴瓶贮于大昭寺。此后凡有应行选择之呼必勒罕，庋生辰于瓶中，如古枚卜之法。又如吏部之法，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降生亦用此制，革其弊，不易其俗，番众翕然从风焉”。

　　降神巫师一代代传承下来，《西藏奇遇》作者在1936 年见到乃穷寺年轻巫师的一次作法活动，记录了大体的经过：“乃穷在喇嘛的簇拥下来到作法场地，只见他两眼一合，身子一歪，面部失去血色，倒在地上，好似灵魂飞升。突然他四肢抽搐，身体痉挛成弓形，汗流满面，神灵似已‘附体’。侍者扶他起来，两喇嘛抬来一顶巨大的法冠戴在他的头上，他无法承受而被压倒。巫师颤抖得更厉害了，两腮红胀，眼球好像要被压出眼眶，牙齿咯咯发响。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动作逐步协调，手舞足蹈起来，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灵活，单脚在地上旋转。众人吐舌弯腰，敬畏万分。巫师慢慢安静下来，一位噶伦向他请示大事的神谕，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一位老喇嘛将其速记下来。巫师的回答多是符合噶伦们的心意的，否则巫师就会被制止神谕而拖走。”

　　《西藏纪游》作者对吹忠是持怀疑态度的，有一次，吹忠降神后，作者曾亲自问何神降临？是何形状？吹忠无以回答。可见那个时代也有向唯心主义挑战的人。《西藏奇遇》的作者也对巫师能预言未来是不相信的，认为巫师的言行并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人操纵的结果。今天，藏族地区仍有少数巫师存在。1995 年笔者在青海省同仁县农村观察了群众性宗教节日六月会的全过程，调查并拍摄了巫师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巫师作为人、神的“沟通者”，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六畜兴旺，这正是村民的愿望。同时，近年来海内外旅游者慕名前往参观，由巫师率领的宗教舞到同仁县的街上去表演，说明娱乐的成分正在增强。可以预言，作为一种地方习俗，同仁县的六月会和巫师表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庄稼收割时的开镰仪式

　　《西藏纪游》记载，藏历七月，是庄稼成熟的时节，十五日这一天，一个管理农业的头人，“佩刀挾矢，旂幡前导，遍历原野，观田禾、射饮，然后番民刈获”。从文字上理解，这是举行庄稼成熟时开镰收割的仪式。与传统的望果节在形式上十分相似，不同的是望果节是在庄稼快成熟、收割在望的时期举行的。而这里是仪式结束后立即开始收割。

　　或许这里记载的就是望果节，因为：“然后番民刈获”表达的不是“立即开始”，而是一段时间之后；高原上的庄稼大规模收获是在藏历八月；望果节之后没有“开镰仪式”的记载。

　　消夏和沐浴节

　　《西藏纪游》记载，拉萨藏民到河中沐浴集中在藏历四五六月，届时在河滨搭凉棚、帐篷，许多是全家出动，携帐篷到河边。男女老少同浴，浴者“着一犊鼻短袴入水”。有的在岸上观看，只见两岸拍水嬉戏的人密密麻麻，望不到头。在水里浸泡一阵后，有的上岸稍坐，喝自制饮料。有的还诵读一卷“水经”，再入水中。其实拉萨夏天并不酷热，藏民沐浴的目的消暑是次要的，他们害怕出痘，认为用冷水浸泡身体，毛孔受凉而闭，就不出痘了，原来他们是在预防天花。

　　在哈雷的回忆录中，把在河边的活动看成是一般游泳，为了消暑度夏，宗教色彩较淡。1944 年夏天，拉萨河边每天都有人去游泳。无论贫富，也无论男女老少。讲究排场的人要搭帐篷，甚至还有穿着时髦泳装的年轻人，他们是在印度读书回来度假的贵族子弟。成群结队的人中，有的在打牌、掷骰子，有的在野餐，当然更多的人在游泳。但河水凉，且流速大漩涡多，多数人的游泳只能在近岸的地方扑腾。当晚霞到来的时候，缕缕薰烟在河岸边升起，这是人们在祀佛。这位外国人也参与到游泳的队伍中，由于他的游泳技术高，曾救起过发生危险的贵族子弟，使他在拉萨的非法居住多了一位靠山。

　　现代的沐浴节，是在藏历八月上旬，能看到天上的“日岂”星时节日就到来了，传说此星是药王的化身，夜晚它的光辉会使地面的河湖泉水都变成药水。入夜，人们纷纷到水中沐浴，不但洗去身体的污垢，也得到精神的洗礼。称“沐浴节”可能是不久前的事情。

　　物价和地摊

　　《西藏纪游》作者周蔼联在去西藏途中，对沿途市场和物价作了一些了解。从打箭炉至西藏，逐渐进入藏族地区，衣食住行都与汉族地区不同，食物多为糌粑、酥油，如果不习惯藏族的食物，就须从内地携带。在昌都，糌粑一批（约一升五合，又有称一克者则如内地之一斗—原注）值银三钱。鸡蛋一个值银钱一文（重一钱五分）。有一军站兵丁做菽乳（豆制品），每块值银钱一文。军需粮食等物资要在沿途购买一部分，而藏区出产量少，因此军队所到之处，价格飞涨。昌都以西路更险远，物价腾贵，一捆草要银八钱。牛马得不到休息，饥饿时吃草过多，常被胀死。牛粪供炊爨，买亦论斤，随意喊价，还不能讨价还价，牛粪一斤值银三钱。藏民知官军需此，故意抬高物价，可见在那个时代，藏民的市场意识已经有了。

　　西藏甲玛赤康庄园。

　　当时在拉萨还没有形成固定商铺的商业街，“不设市肆，随地摊卖。凡食物及珊瑚、珠玉诸物皆然”。所卖商品中铜佛像占有较大比例。藏佛沿街摆摊卖，市场上佛像不以大小论贵贱，凡古旧而宝相庄严精致、制作精工者为贵。当时有一批甲噶（印度）铸的紫铜色的佛为最贵，传说为唐时甲噶尔山忽崩塌，出铜数千斤铸佛像，因年代久远而贵重。凡活佛及世家大族，他们积攒金银就发愿铸佛像，或五百尊，或一千尊。铸成之日必须请有名望的大活佛念经，然后将经卷、青稞等藏于佛像腹中，亦有装入金银屑的。其花费巨大。这些佛像都供于家庙，不轻易送人。又有小如粟子的佛像贮在铜龛中。悬在胸前，为护身佛。又有小铜塔，高四五寸，内藏经卷，极为珍重，据说每座可值50 金。有应酬送礼的佛像，多为新铸，也不在腹中装经卷，即没有开光的，可在市场买到，也不贵。

　　氆氇为西藏特产，用牛羊毛织成。为藏民穿衣和做被褥的必需品。作者当时见到氆氇有五色，亦有织出花纹的，“望之略如水田之分”，可见花纹为条状和方块。当时氆氇以山南所织最细，云南商人用银、茶至山南购买和交换，由云南再运往江南、北京。

　　藏獒为藏地特产动物，“藏地犬大者如驴，较常犬大二三倍，毛茸茸长三四寸，两目尽赤，状极猛恶。日则贴地酣眠，蹴之不噬。夜则百十为群，往来追逐，犬声如豹。孤客夜行，往往遭噬。明旦视之，并其骨而亡之矣。故夜行必结伴持挺而后出”。今天，藏獒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不可能“百十为群”，而价值则一路飚升，一些内地狗商倒手转卖，随意哄抬价格，一只可达数十万元。

　　大茶是藏族的必带品，《西藏纪游》中对乾隆时期大茶的需求、产地等有如下记载：“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如西域各部落之需大黄。盖酥油性热，糌粑干涩而不适口，非茶以荡涤之，则肠胃不能通利。其由打箭炉入口，买茶者络绎不绝于道。茶形如甎，土人呼曰甎茶，每四甎为一甑”。最受西藏欢迎和大宗的茶来自川西邛州、雅安。笔者曾查阅其他历史资料，从四川方面运入西藏的茶叶是主要渠道。

　　当时从国外进口的布料有藏绸，淡黄色，山茧所巢。分两种：一种出自不丹，绸细而轻；一种出自拉达克，绸极粗厚。皆宽四尺多，价廉而易得。又有一种称藏片的，即英国粗呢。又有克什米尔人所售的珠宝、白布，回族所售的氆氇、藏锦、卡契缎、卡契布，皆贩自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另有巴基斯坦玉石及所制薄纸一样的玉碗，由克什米尔人贩至西藏。珍珠、珊瑚等产品，来自“红毛国( 英国)”等海洋国家，其中必经印度转口。另有红花，藏地并不出产，出自印度，运到西藏皆称为藏红花。其药效较内地红花大，一两可抵一斤。红花为妇科用药，藏香中也必用。是馈赠客人的上品。又有维吾尔专贩牛黄、阿魏（一种草药）等药材。

　　市场上设第巴一人，管理市场秩序，解决贸易纠纷。国外或周边地区到西藏贸易的，一定有头人带队前来，以维护本民族利益。藏地元宝在市场流通，六十七文为一两，每一枚重三十三两五钱，两枚合六十七两。

　　从上述西藏与内地、与周边民族、部落和国家的交易看，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拉萨，商业已经有所发展。我们所说的西藏的闭塞，应该包括高原和周边近邻的民族、部落和国家，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是相对的。在这个范围内，贸易、交换还是较繁荣的。所买卖的商品都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必需品，多为买而卖，但也有脱离了生产事业的专业商人。

　　(1)福康安：清廷御前大臣、侍卫内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嘉勇公；海兰察：清廷侍卫内大臣、一等超勇公；惠龄：四川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

　　(2)孙文靖：即《卫藏通志》（卷十三）所载之孙士毅。文渊阁大学士。仁和人，今杭州所辖。

　　(3)周蔼联：金山人，在今上海金山县。

　　(4)古代的青藏路，与今天的青藏路走向是有差异的。古人进藏路线尽量选有人居住的地方。大体上是沿西宁- 日月山- 扎陵湖- 清水- 玉树- 囊谦- 类乌齐- 洛隆，之后与传统的川藏线同。亦有走那曲线路的。青藏线较川藏线捷，但补接难。

　　(5)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削弱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治影响和施政，于1936 年派出使团到西藏进行政治活动，竭尽拉拢西藏上层之能事。斯潘塞? 查普曼为使团成员，著有《圣城拉萨》（向红茄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一书，纪录了他们的活动和所见所闻。藏历年是书中的一章。

　　出自: 《中国西藏 》 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