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与创新：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过程

　　吸收与创新：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过程

　　张长虹

　　公元9世纪中叶，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佛教进入了沉寂时期，直到10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初期，佛教才分别从西藏西部和东部两个地区重新传入，佛教史上将佛教重新复兴的这一时期称为“后弘期”。从后弘期开始，随着西藏各个宗教派别的兴起和佛教寺院的兴建，藏传佛教艺术也进入了辉煌时期。

　　11至12世纪的藏传佛教艺术

　　公元10世纪后半叶，佛教从上下两路进入西藏腹地。所谓“上路弘法”从西北印度的克什米尔等地进入西藏西部地区，代表人物有大译师仁钦桑布、尊者阿底峡、天喇嘛益西沃等人：“下路弘法”从东部的青海、甘肃一带进入卫藏地区，由吐蕃末期灭法时逃亡至此地的僧人薪火传承，最终有一批学法的僧人从这里将佛教传回西藏，代表人物有鲁梅，楚臣喜饶等人。这一时期藏传佛教艺术主要依靠外来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由于上、下路弘法佛教传人的途径不同，因而在佛教艺术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般认为这一时期西藏西部的佛教艺术主要受到邻近地区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的影响，而卫藏地区则主要受到来自印度、尼泊尔波罗风格的影响。

　　史书记载，西藏西部古格王益西沃（？—1024）时期，共创建了托议，有源自西夏说，有源自敦煌汉地说，但随着近年来于阗佛教考古材料的公布，也有学者提出回到题记本身，即源自于阗说，而文献中记载关于吐蕃王朝时期与于阗艺术的联系实为追溯，实际描写的应是更晚阶段的史实。这种波罗／中巫风格的遗例主要有后藏康马县的江布寺和艾旺寺泥塑像、山南扎囊县扎塘寺壁画中的说法图等，明显可以看到于阗中亚的影响，在佛、菩萨所穿着的服饰上，衣着华贵富丽，广袖宽袍，衣褶细密流畅，装饰有整齐而硕大的团花图案，这种艺术风格多出现于11世纪的上半叶。而东印度波罗风格表现较多的遗例主要有后藏夏鲁寺的早期壁画、大昭寺二楼回廊的早期壁画、扎塘寺的壁画及一些早期的卫藏唐卡，这种风格在11世纪下半叶出现以后，12世纪在整个西藏地区流行开来，并远传西夏和藏西，成为12—14世纪整个西藏地区最为流行的艺术样式，这种风格的出现与东印度大师阿底峡1045年来到卫藏之后噶当派的建立，以及印藏僧人交往的增多有着密切关系。

　　13至14世纪的藏传佛教艺术

　　这一时期，对西藏和西藏艺术来说，无论内外都是一个活跃的时期。在前两个世纪建立的佛教僧团组织趋向繁荣，佛教艺术也臻于兴盛。从周边看，北方蒙古政权崛起并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整个西藏地林寺、科迦寺、聂玛寺、塔波寺等八座佛教寺院，其中大部分遗址尚存，但仅有少数尚保存有初建时期的建筑、壁画和塑像等遗存，如托林寺、科迦寺和塔波寺。此外，通过实地调查，中外学者在传统意义上的西藏西部地区均发现了大量未见诸文献记载的早期佛教遗存，如我国境内的阿里地区发现有聂拉康、东嘎石窟等保存有精美壁画的遗址，境外的拉达克地区和西北印度地区发现有玛拉｝则卡尔佛塔、阿济寺、那科寺等，均保存有早期的佛教壁画。通过对这些石窟或寺院壁画、塑像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艺术风格是克什米尔艺术风格，代表性壁画有托林寺佛塔、聂拉康佛寺、塔波寺主殿壁画以及皮央第79号窟壁画等，均以典型的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绘制。代表性塑像有塔波寺主殿和热尼拉康保存的泥塑像、皮央寺出土的释迎牟尼佛像、藏于卡孜寺据称由仁钦桑布在克什米尔订制的观音菩萨像以及据传出自科迦寺的“三怙主”造像等。在图像题材上，这一时期似乎特别流行曼荼罗的题材，从聂拉康和塔波寺主殿的金刚界曼荼罗和法界语自在曼荼罗仅两种曼荼罗题材，到阿济寺杜康殿、东嘎1号窟均整殿、整窟绘制各种类型的曼荼罗多达近10种。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的出现，与大译师仁钦桑布受古格王益西沃派遣前往克什米尔等地留学，带回的大量佛教经典和克什米尔的艺术有密切关系。在克什米尔风格之外，似乎还可隐约看到来自中亚地区的影响，如东嘎1号窟的套斗形窟顶、壁画中出现的狮兽相逐圆圈图案等，均非源自本土或克什米尔等地，而与中亚地区有着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流行于卫藏地区的佛教艺术流派。正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在艾旺寺发现的题记中记载的那样，有印度风格和于阗风格并行，也有学者名之为“波罗／中亚风格”。前者主要来自东印度的波罗王朝，后者的来源学界颇多争区被纳入元朝的管辖范围，政治上的统一表现在佛教艺术上也呈现出一致的艺术风格样式，无论是遥远的西藏西部、还是腹心的卫藏地区、甚至是传人中原的佛教艺术，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这一时期佛教艺术风格在继承前一时期东印度波罗艺术风格的基础上，盛行由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的纽瓦尔人发展出的尼泊尔纽瓦尔艺术风格，同时来自中原内地的艺术影响也成为不可忽视的艺术元素，极大丰富了藏传佛教艺术的表现力，汉藏佛教艺术从此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相互交融。

　　在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帕尔嘎尔布石窟、桑达石窟壁画，是这一时期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国外学者关注到的拉达克阿济寺索玛拉康殿壁画等；卫藏地区的代表性遗存有夏鲁寺修复期壁画及大量的唐｝绘画和金铜造像：保存于中原内地的有13世纪末的杭州飞来峰造像、14世纪中叶的北京居庸关浮雕以及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建立的北京城内著名的白塔；在西北敦煌开凿的几个晚期石窟及甘肃省的一些石窟壁画亦属于这一时期，这种艺术样式的主要表现为：线条流畅平直，织物图案装饰丰富精美，色彩生动活泼，人物比例匀称优美，流行带有六孥具的背屏和卷草纹背龛装饰，背景中出现山石、大树图案，头冠为珠宝装饰的三花或五花冠，双眼上眼睑弯曲等。

　　从11至14世纪，藏传佛教艺术不断从周边的佛教艺术中如克什米尔艺术、印度尼泊尔波罗艺术、于阗中亚艺术以及中原汉地艺术中不断借鉴、吸取营养，并以自己非凡的创造力加以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艺术，并迎来了15至16世纪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巅峰，在卫藏地区出现了白居寺，在藏西地区出现了古格故城和托林寺的红殿、白殿以及塔波寺的色康殿等高度精致的佛教壁画。其后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经明、清延至今日而不绝，成为我国多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一朵奇葩。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