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科学（二）

　　三、佛教与当代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迄今为止，科学研究仍然主要局限于物质领域非常肤浅的层次上，更不用说对于身心和生死问题的研究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当代科学（尤其是心智科学、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我们发现佛教和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有非常值得关注的高度一致性。

　　诺贝尔得主著名量子力学家大卫·鲍姆认为，西方传统世界观无法解释量子力学的新成就，只有传统的东方佛教才能给量子力学进一步突破提供空间。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认为现代物理学证实了佛教华严境界的真实不虚。

　　196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英国著名医学家约翰·艾克理爵士（Sir John Eccles）在他的获奖论文中主张：“在人的身体内确实有非物质的心识、意识，或者叫做心力的自我这种东西隐藏着，在胚胎时期或极年幼时，这种‘自我’就进入到人体内的大脑之中。它能操纵大脑的一切功用，就像人脑掌控电脑一样。人所拥有的这种无色、非物质的意识，可以指挥、控制属于血肉之躯的大脑，它能让大脑中的相关神经细胞从事在它指令指导下的具体工作。这样的非物质形态的‘自我’或心识，在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存在，并仍拥有生命活动的形态，而且可以永生不灭。”

　　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生理学家查理士·谢灵顿爵士（Sir Charles Sherrington）说：“在人的血肉躯体中有一非物质的‘自我’存在，它能控制人的大小脑。”而加拿大颇有影响的神经生物学家潘菲特博士（Dr. Wilder G. Pemfield）则说：“人并非仅有骨骼血肉之身躯，除此之外，一定存在有一种非物质的心识。”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神经生物学家罗杰·史柏理博士（Dr. Roger Sperry），认为：“人们所谓的‘自我’实际上是超越物质并且非常崭新、重要的一种非物质，它只出现于复杂分层结构组织的肉体大脑中，并实际控制大脑每一部分的活动。”又比如英国基勒学院的唐纳德·麦楷博士（Dr. Donald Mackay）也认为：“心识的这种‘自我’特性可以统治大脑，当脑死亡发生之后，心识还将持续存在。”

　　蜚声全球的著名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博士（Dr. John Von Neumann）认为：“人的非物质的‘自我’应该存在，它可以控制大脑，并能遥控物质。”荣获一九六三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尤金·威格纳博士（Dr.Eugeme Wignor）曾这样说过：“冯·诺伊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人除了身体以外还存在有独立的意识，且此种意识还能生出万法，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而现代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荣格（Jung）则在其所著的《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中认为：“仅仅以意识与大脑有某种关联这一理由，并不能将物质叫做意识。对于大脑的形成、意识的出现，心理学家尚未作出过最终解释。因此我们不能把心识的本性理解成其他的某种物质，心识应该具有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森，经过长期研究，对能忆念前世的两千余人进行了调查，然后从中选择了极富说服力的二十个个案撰著了《能证明来世存在的二十事例》一书；美国心理学家慧临·万巴赫也曾搜集过类似的一千个事例。1970年莫迪博士（R. A. Moody）在对一百五十人作过相关调查后，写了一本名为《一生又一生》的书，说道：“我并非极力要证明人死后尚有意识存在，因我本人对人死后意识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也无多大把握。”经过长期研究，1988年他在《远方的光》中就主张：“我现在认为人死后还有一个东西留存了下来，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濒死体验的研究（NDE）而让我坚信了这一观点。”

　　爱因斯坦说，“未来的宗教将是一个宇宙宗教。它将是一个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以上挂一漏万介绍的科学成就充分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四、佛教与科学的互补性

　　在当今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时代，佛教的独特价值，更主要地体现在对于滥用科学技术的批判和矫正上，体现在对于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的批判上，这种补偏救弊的功能就是佛教对科学技术的互补性。

　　深层生态学的首倡者，挪威奥斯陆大学奈斯（Arne Naers）教授，深受佛教的影响，突破人类中心论的束缚，提倡应把生态系统，把其它物种作为我们人类伦理关怀的对象。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对佛教所包含的环境保护的思想资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东方文化中，虽然没有作为严格科学的生态学，但是却具有辞源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即关于居住地的逻辑，从而也具有保护自然的全球伦理学。例如佛教中因陀罗网的比喻，是对生态网络的极好描绘。而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思想，可以克服现代西方社会中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保护生命中可以起到非常的作用。

　　当代佛教徒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运动，取得了突出的贡献。几乎每一座寺庙都是鸟语花香，林木葱郁，环境清幽。汉传佛教素食的优良传统，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放生历来是佛教徒的重要功德之一，更是积极救护生命的善举。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推崇简朴的消费观，这种“惜福”的思想与当代环保运动所推崇的“绿色消费”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利于减轻环境的生态压力。199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委员会会议上，三国佛教界决定于每年4月份在本国植树，借以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净化社会。台湾以佛教人士为主于1993年1月成立的“关怀生命协会”，一方面通过不同方式推展社会教育，培养群众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意识，另一方面全力敦促政府部门改善动物处境，并要求立法委员制订出对动物处境较为有力的相关法案。例如，该协会结合其它环保及生态保育社团共同制订的“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的民间版本，竟然取代官方版而在立法院于1994年10月获得通过，这是台湾历史上罕见的先例。又如慈济功德会和台湾法鼓山在“心净则国土净”思想指导下的环保运动，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泰国僧侣Phrakhru Pitak所倡导的保护森林运动，则利用为树木祝圣（ordination）的佛教仪式，宣传环保理念。

　　佛教在生命伦理学上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于日益猖獗的人体器官交易，代理母亲交易以及授予生命专利等伤害人类尊严、生命价值的行为，佛教都坚定地反对。佛教在反对军备竞赛、核竞赛，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推动环境保护运动，呼吁实现世界和平的影响更是功不可没。因为佛教超越具体党派、政治立场，所以常常能在政治、军事冲突中充当斡旋者的作用，推动事关全人类福祉事业的发展。

　　由于佛教强调觉悟自心，反对迷信，主张因果自作自受，反对个人崇拜，就连“迷信”一词本身就是佛教首先提出的，所以从古以来就是反对各种邪教迷信的重要力量。中国最早开始认识法轮功危害的，对法轮功进行系统批判，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提请注意的正是佛教界。例如，《佛教“气功”与法轮功》一书就是国内第一本，也是中央宣布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之前唯一一部公开批判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专著，而且在人大常委会正式定性之前，就已明确提出法轮功为邪教。在与邪教法轮功的斗争中，佛教从一开始就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和政府一边，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

　　因此，佛教与当代科学不仅不相冲突，而是可以配合科学，与科学相互补充，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独特贡献的重要文化。相信在党的正确宗教政策领导下，在佛教四众弟子的努力之下，佛教一定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做出贡献，实现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