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僧黄宗仰与上海

　　一代名僧黄宗仰与上海

　　沈潜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新知识界革命风潮的激荡下，爱国名僧黄宗仰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留下了奔走呼号、跳踉搏跃的身态姿影。综观其一生非同寻常的思想观念及其事业践行，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化生态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黄宗仰；上海新学界；民主革命；佛法救世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0)03－0102－05

　　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历经19世纪60年代起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90年代起的维新运动的洗礼，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文化精英从各地荟聚于此，泳翔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转型期，厕身沪上的佛界奇士黄宗仰(1865－1921)，以佛学为联结革命的纽带，出世而不忘情于世，彰显了民主革命思潮激荡的特定环境下跳踉搏跃的身影。成就他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业的人生历程，与清末民初的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1880年，16岁的黄宗仰因愤世嫉俗，人家乡常熟三峰清凉寺剃度为僧，后转至镇江金山寺受具足戒。1899年应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延聘，往上海主持佛经讲座。一时间，海内志士“皆以获闻其说法为欣幸”。他与一批旅沪爱国人士，主要是从事教育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新派人物声气相通，多有交接，很快成为上海新学界颇具声誉的风云人物。

　　1900年3月，黄宗仰参加了由袁希濂、许幻园、李叔同等创办的上海书画公会，成为其中的骨干。书画公会探讨艺理，兼议时政，每周出版一期书画报，随《中外日报》一同发行。黄宗仰借此交接了众多名家，“海上名公巨卿、骚人逸士耳上人名，争与订交，索诗画者，户限几为之穿”。不过，在讲经弘法、吟诗绘画的同时，他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民族危难的急迫时事。时人追忆：“当清光绪末，海宇多故，士皆嗔目扼腕，道执政无状，虽宴游未尝衰，而上海舟舆之会为尤剧。是时禅师自上江来，以绘事识诸名士，论议往往及时政，皆中症语。”

　　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华北地区，将持续了40年的反洋教斗争集结汇合成汹涌的大潮。当年5月，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清政府在对义和团剿抚两难的一度踌躇之后，决定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面对当政的顽固守旧派企图借义和团盲目偏激的举动以泄其仇洋排外情绪的鼓噪煽惑，江浙知识界深表忧心，沪上有识者联名致电清政府，“谏以列强不可敌，邪教不足恃”，黄宗仰力张其说，奔走告谕，以期挽救。

　　1901年初，沙俄妄图独占我国东北，逼迫清政府签订密约，引起海内骚然。3月15日、24日，寓沪爱国绅商两度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发电力阻其事，以保全局。在清末上海的这一公共活动场所，各界人士慷慨演说，议论国事，到会者近千人。在第二次集议会上，黄宗仰登台演讲，以佛法救世之言怒斥沙俄的侵华行径，认为“我同种同胞团结不懈，坚忍不拔之苦心为大可恃，今日之事即为后日申民气之起点”。演说赢得了听众的极大共鸣，“听者争识其人，以为方外之人，犹如此其热心也，爱国之念均不期油然而生”。

　　1901年9月7日，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目击创巨痛深的庚子事变，黄宗仰“为之寝不安，食不饱，忧愤不知所出”。特绘《庚子纪念图》并题诗，诗中有句：“戊戌惊秋迄己亥，三年政变太纷更。难倾国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又在报章刊载征题启事，仿效枚乘作《七发》以疗疾的用意，期望国民勿忘庚子国耻，“欲使海内见此图者，无不痛心疾首，自是由耻心而生愤心，由愤心而生热心生爱力，一扫其锢蔽疲软之习而及时猛省也”。当年上海《同文消闲报》第419－450号，启事以醒目的大号标题连载30多天。海内志士或诗或文，或募助印费，从各地汇入报馆。其中，得章钟亮、周之炎、赵必振、汪笑依、潘飞声、欧阳巨源等寓沪名流40多首题咏、题记，汇集《庚子纪念图题词》，风声所播，为时人所传诵。

　　从参加张园演说到作纪念图以为警钟棒喝，反映了黄宗仰忧国伤时的人世情怀。此后，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黄宗仰又接连发表了《赠明夷》、《赠任公》、《赠观云》《赠太炎》、《赠君遂》等多篇诗作，寄勉维新派的改良事业。

　　二

　　紧接着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急剧嬗变的社会政治生活迅速推动了人们爱国热情的高涨和思想觉悟的更新。20世纪初的上海，以中国教育会的成立为契机，以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为肇端，爱国民主运动风发云涌般地蔚然勃兴。黄宗仰应时乘会，自觉加快了自身的思想转变。

　　1902年春，黄宗仰与蔡元培、叶瀚、蒋观云等沪上一批思想激进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谋求革故鼎新，表面改良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当年11月，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因校方压迫学生而引起集体退学风潮(即墨水瓶风潮)，200多名学生在教育会的帮助下组建爱国学社。黄宗仰利用与罗迦陵的佛缘关系，积极商请捐资赞助。在开学典礼上，他希望学社社员担负起主人翁的使命，认为“非吾国民重精神教育，爱国合群不可”，明确标识了合群救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时又与蒋观云提议组建爱国女学校，以教育女子增进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的观念为宗旨，主要经费仍由他介绍罗迦陵捐募。

　　学社成立初期，社员醉心新学，对时事政治的兴趣愈益浓厚，民族意识也日趋增强。除一般文化科目外，有哲学、政治学、革命的佛学等。黄宗仰每周去学社作一次佛学演讲，阐述平等、大同等哲理中包含的革命意义，“革命和尚”的雅号从此传开。早年在学社求学的柳亚子后来追述，在当时学社一间会客室壁上，挂有黄宗仰手写“自由不死”四个大字的玻璃镜框。此外，黄宗仰还与吴稚晖等人发起张园演说会，每周有一两个下午举办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黄宗仰几乎每会必到，也上台讲演，阐扬爱国和革命的言论越来越激烈。爱国学社一时群贤毕至，“差不多成为上海新学界的一个重要中心”，有“东南各省学界之革命大本营”之称。

　　可以说，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相继建立，新型知识界的政治指导，推动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期间，黄宗仰以特定的社会角色，热心支持和积极参与。

　　1903年春，黄宗仰被推举为教育会会长。4月，拒法、拒俄运动交相迭起，寓沪各界绅商先后召集张园会议，初议拒法，再议拒俄，三议成立中国国民总会，黄宗仰对此均表赞同。当时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旋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随之组织响应，黄宗仰又与蔡元培等志愿加入。不久，杭州浙江大学堂发生全校80多人集体退学事件。退学生在教育会帮助下自建励志学社。黄宗仰先是劝说罗迦陵捐助其学，随后发表《代罗迦陵女士复浙江退学生书》，勉其“宗旨不可不定，必立其足于民党之一点，然后可以为完全之大国民，而后不背今日退学之志也”。当时。《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黄宗仰密切关注，以“革除

　　奴才制造厂，建筑新民军国营”之句赋诗声援，表达了对各地学潮的热诚厚望。不久，学社与教育会之间产生纠纷并起争执，身为会长的黄宗仰以大局为重，一度设法协调。至学社社员在报端发表《敬谢教育会》，宣告独立，他以《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一文，要求广大社员“毋少挫其志，忧难其资，不以简单之性质为独立，务集团体之精神为独立，使全国学界皆以诸君之独立以相勖勉，使人人皆知尽国民之义务”，晓以大义，情真意切。

　　1903年3月，章太炎从杭州来爱国学社讲学，任三、四年级国文教员，“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也”。不久，邹容亦从日本回国入住爱国学社。黄宗仰与他们交接相识，缔结了笃深的友谊。5月，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黄宗仰很快协同诸人出资刊行。6月1日起《苏报》实行大改革，突出“学界风潮”专栏，增设“舆论商榷”，加强了宣传革命的力度，尤其接二连三地刊载了介绍《革命军》的系列文章及章太炎所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内容。

　　昌言无忌的舆论宣传，引起了清政府极度的惊慌和震怒。早在4月底张园演说后不久，驻沪清朝商务大臣吕海寰就致函江苏巡抚恩寿，声称“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随即先后开出两次缉捕名单。第二次的缉捕名单上，黄宗仰和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太炎、吴敬恒等一并列入。为此，租界工部局曾先后多次传讯上述诸人。但因当时清政府与列强间的矛盾牵制，交涉捕拿未能得逞。至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多有刊发后，清政府加紧了镇压行动。江苏巡抚恩寿督促上海道袁树勋查封《苏报》馆和爱国学社。6月30日章太炎被捕，邹容也愤然投案人狱，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迫于局势的危急，旅居上海的革命派人士被迫四处离散。黄宗仰虽在通缉之列。仍冒险独留上海，设法营救章、邹两人，奔走无效后，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章太炎后来追述：“余以《驳康有为书》贬绝清室，与邹容同下狱，禅师百方为营解，卒不得。”

　　三

　　1903年冬，黄宗仰由日本潜返上海，继续从事讲道兴学活动。受哈同夫妇的委托，全面主持设计建造爱俪园的工作。

　　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是哈同在上海的私产，位居今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原名静安寺路)和铜仁路(原名哈同路)的交口。花园以其夫妇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黄宗仰别具匠心，“以生平游历所至，凡名胜之接于目而会于心者，就景生情，次第点缀”。园景设计以仿《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为主，西式为辅。自1904年开工建设，至1910年落成，全园占地171亩，分内园与外园，景点不下60多处。园内假山玲珑剔透，小溪碧波荡漾，楼台金碧辉煌，亭阁古色古香，景色幽雅宜人。园成后，黄宗仰应邀主持园中特辟的“频伽精舍”，讲授梵典，弘扬佛法。爱俪园也成为当时上海最大、最豪华的私家花园，有“海上大观园”之称。

　　本着急起振兴传统佛教、济助社会变革的考虑，也为顺应近代佛经刊刻事业发展的需要，从1908年起，黄宗仰在哈同夫妇的大力资助下，在爱俪园里发起组织并主持了近代规模最大的《大藏经》校刊工程。

　　《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称，主要内容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又称《三藏经》。“经藏”是指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藏”是佛为弟子制定的宗教生活规范；“论藏”是佛弟子为解释和阐明经义理论所作的各种著述。佛经在中国的流传，经过历代的翻译，以至汇集、编次才逐步形成完整系统的《大藏经》。自汉至唐主要靠写本流传；由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始刻蜀版《开宝藏》起，进入大规模刻印全部《大藏经》的阶段。后经元、明、清各代，朝野所刻《大藏经》共有16次。但历时久远，流传不广。

　　在黄宗仰看来，‘《大藏经》犹之儒学中经史百家，无乎不备”。但自佛教传人中国，“上焉者混为口头空谈，下焉者堕入魔外左道，历世久远，谬种流传”。如世人以出家为厌世，视佛教为迷信，以至社会上相沿成袭，訾为异端。究其原因在于佛典隐晦，佛理未彰。通过校刊《大藏经》，以期流通世界，正被他视为“救时切要之具”。为此，黄宗仰力任其事，并延聘汪德渊、余同伯等30余人协助校刊工作。为校刊藏经，黄宗仰极补苴挹注之苦，至1913年3月刊印完成。全藏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刷藏经》(又名《弘教藏》)为底本，略作变动，依千字文编次，按经、律、论和密、杂藏分类，自天地玄黄起，至露结为霜止。全藏入经1916部，8416卷，分订为414册(包括目录1册)，合40函。《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成为中国历朝历代收经书种类最多的三大佛藏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用铅字排印、标点断句，最具实用价值的大藏经，对于近代弘扬佛教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1912年起，黄宗仰在狄楚青主编的《佛学丛报》上数为文章，力究宗乘精奥，力倡佛理本旨。《佛教进行商榷书》一文认为，传统佛教当从复古清规、兴新教育、裁制剃度、革除赴应等方面加以改革。《论尊崇佛教为今日增进国民道德之切要》一文，则针对民初违背约法、侵夺自由的种种事象，提出要从根本心理上急起挽救，只有以佛教为激发国民道德扬我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拟上佛教总会向政府请愿布教蒙藏意见书》更是建议民国政府推选卓行高僧，以三乘精义，六祖真源，阐法门不二之微，按世界大同之势，布教蒙藏地区，“将以奠劫运之垂危，挽人心之道德，内屏归附，外患消融”。大有以华严性海、法相识浪的教理来统一国民思想，以佛学平等、自由之说，入地狱而度众生的气度作为拯济时务神方的旨归。

　　作为革新传统佛教的积极倡导者，黄宗仰以兴办新式教育为“当今急务”。1913年，他特邀清末著名佛学教育家月霞法师前往爱俪园，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佛教大学——华严大学。该校制订了包括预科和正科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教学计划，实行兼修内外学、修持与教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尽管后来学校因故他迁，但培养了一批近代著名的佛教人才，在近代佛教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鼓吹佛学，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从而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曾是辛亥革命时期流行于部分革命党人中的认识。在激荡的时代风云、煎迫的民族危机下，黄宗仰融通势理，应机说法，其交光互摄的佛学论理，正表明试图凭借佛学之力，济助现实社会，增进国民道德素质，谋求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力量。

　　四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地纷纷响应。黄宗仰在先出资协助陈其美、李燮和诸人策动上海光复。上海反正后，陈、李为护军都督席位相持不一，他又出面调解，力劝李燮和退让，使率所部退驻吴淞，并劝说哈同捐资三万元助其率师北伐。同时在报章书赠李燮和，对友人退让之举极表嘉勉之语。在光复革命的历史场景中，他为捐募革命经费大造舆论，在《申报》上发表《劝缁门助饷书》，号召佛界僧众发心资助，助捐寺产，以资革命军饷之需，声援反清革

　　命。是年秋冬，章太炎、孙中山相继从海外莅沪，他又亲至吴淞迎候，借哈同花园作其掩护藏身之处。

　　随后，面对民初回流曲折的政潮和波谲云诡的时局，黄宗仰忧心关切着重大的时事政治问题。突出表现在：

　　(一)关注革命政权的建设。针对民初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思想涣散、组织分化的现状，他在1912年初的《天铎报》上著文，正告同胞消除意见，以时局为重，只有泯私见，顾公益，辟党派，破省界，方能建设一个独立于东亚大陆的完全巩固的共和民国。基于对国内民众的觉悟程度、与民国政权敌对的国内势力、外交层面等方面的情势分析，指出必须合多数人民群策群力，齐心一致，共建民国大业。

　　(二)主张劝募国民捐，挽救借债亡国的危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境。在府库空虚而在在需款的情势下，列强乘机以借款为钓饵，蓄谋监督中国财政。4月当四国银行团以比(利时)国借款为由，步步紧逼时，解职了的孙中山仍郑重向报界申明，“若果监督，则应拒之”，并表示，如四国利用中国目前财政困难而阻挠中国进步，国人必将发愤自助，设法募集公债以济时务。南京留守黄兴发布通电，倡议劝募国民捐，减少对外借债，认为“因借债以陷入危境，致使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此则兴血涌心涛所不忍孤注一掷者也”。一时间，劝募国民捐的热潮在各界掀起。黄宗仰如响斯应，先后撰文多篇表明立场。《劝缁门急输国民捐启》指出：“内政待外债而举，而债权握之四邻，操纵挟持，协而谋我，欲监督我财政，方肯输我以重利之债，是借名监督，将实行其干涉手段。”因此倡议佛门弟子劝募国民捐，共济时艰。《借债愤言》则痛斥政府擅借外债，呼吁国人及时筹划对策，挽救借债亡国的危局。《责难参议院诸君》一文强烈敦促参议员为国家民族的前途着想，认为只有“默察我祖国固有之情形，倾向我全国民之志意，而维持调剂其间，使国基莫于苞桑，强邻不敢藐视，内以国民之志意，团结国体；即外以国权之伸张，保障我四万万人之生命财产”。显然，在围绕借款问题上，黄宗仰站在同盟会一边，与执政的袁世凯北京政府展开了尖锐的思想交锋。

　　(三)声援宋教仁被刺后所激起的反袁斗争。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离沪北上时遭暴徒暗杀，不治身亡。黄宗仰闻讯后当即以诗哀悼，既为痛失挚友而惜叹，更以“天下兴亡重关系，要知责任在匹夫”，警策国民急起征讨反动派的罪行。此后他接连撰文，指出民国适当风雨飘摇之交，为国民率先垂范的宋教仁被害，“不啻举我四万万人，而欲尽戕之也”。因此，此案必须放大眼光，推究祸始。《宋案愤言》一文忠告，“欲雪宋案，非严究元恶不可。不究元恶，无宁仍拥专制之魔而已”。提醒国人洞察宋案真相，勿被政府借托慎重而巧肆迷天魔术所欺骗。质言之，寄望于全体国民继承先烈遗志，矛头直对指使暗杀的主凶袁世凯，在舆论上动员讨袁。待5月江苏都督程德全迫于公愤，公布所谓“宋案”证据，引起全国哗然。黄宗仰即刊发《程德全回头听者》，揭露程氏在讨袁斗争中首鼠两端的猥琐面目。

　　自宋案事发后，推倒袁世凯成为革命党人渐趋一致的认识。但在反袁策略上意见歧异。如黄兴主张：“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因而持法律倒袁论；孙中山则主张迅速起兵讨袁。证诸当时南北双方的军事力量，确实存在相当差距。袁氏军事实力严整扩充，积极备战，而南方革命力量日显薄弱，迟疑动摇。对此争执情状，黄宗仰以他清醒的认识口诛笔伐，参与其间。《辟南北强弱之谬说》一文，不无己见。在他看来，“吾人今与袁氏问罪，正为存亡绝续，间不容发之问题，不得已为此最后之武力解决”；指出兴师讨袁，“制胜在仁暴顺逆之间，合南北共趋一的，毫无彼强此弱可得而言”。呼吁同胞团结精神，鼓起民心，终能以弱战强，克敌制胜。平实而论，此番言论不免过于乐观，但对徘徊中的革命党人来说，不无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随后，当李烈钧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黄宗仰高吟“一朝雷雨动地来，大江淘起英雄浪”，为“二次革命”的爆发欢欣鼓舞。当蒋观云等发起弭祸公会，要求袁世凯辞去总统职务，以消弭战祸之际，他又有感发文，表明坚决的讨袁态度。此外，针对当时新闻界巧言遁辞、徇利忘义，不敢主持公道的种种迹象，黄宗仰撰文要求言论界应当审时度势，在倒袁义举中与国民同心合力，共歼袁贼。同时作《讨猿篇》长诗一首，以物拟人，以淋漓畅快之语鞭挞袁氏当政以来的种种暴行，生动刻画了国人怒不可遏的反袁心理。

　　这些见诸于报端的时评政论，以鲜明的思想立场，犀利的文字笔调，直斥袁世凯专制独裁的真面目，讴歌年轻的民主共和国，充分体现了黄宗仰旨在维护共和政体、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真诚愿望。

　　五

　　1914年黄宗仰离开上海，应请回金山寺主持法席，不久掩关三年，出关后又重振南京栖霞寺，直至1921年圆寂。综其一生，清末民初的上海，正是他人生事业施展践行的主要舞台。

　　地处中西文化冲撞的前沿，便捷的信息流通，特殊的商业氛围，开放的文化传媒，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更有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社会思潮演进，使近代上海成了新思想、新观念、新学说交汇碰撞的中心。据统计，1898年前上海编译西学书籍434种，占国内77.4％。1896－1911年上海的报刊达110种，数量之多为其他城市所不及。西学书籍的发行、近代报刊的创办、新式学堂的普及，各种大众化、民间化的文化传播载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显示了上海文化市场多元荟萃的丰富态势。所有这一切，无疑为近代文化人孕育、创造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有识者理所当然地得时代风气之先，寻求了一条别开生面的人生出路。

　　比如，1901年黄宗仰登台亮相的张园拒俄集会，既根源于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迫在眉睫，直接起因于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正义诉求，又得益于晚清上海公共舆论空间的形成和扩张。学界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1896年梁启超主持《时务报》开始，随着各种具有时论功能的报纸、杂志以及知识分子社团、沙龙的涌现，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批判性公共领域。由一批具有现代意识和救世关怀的知识分子担当批判性公共领域的主体，借以公共媒体、政治集会、全国通电形成颇为壮观的公共舆论，对当时的国内政治产生相当影响。其发生形态上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的倡导等政治主题相关。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租界存在的缝隙效应，以及东西文化的差异，地处租界的张园，逐渐演变成上海民众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成了“新觉醒、新出现的政治批评意识的摇篮”。

　　以1900年为分界，晚清上海逐步生成化育了一个新型文化人群体。与传统士大夫相比，他们以较好的西学素养和价值观念，服务于新式的报馆、书局、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据估计，戊戌变法时期的上海新型文化人约1200名，到1903年至少增加到3000人。1903年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组建，充分说明了上海新知识界的崛起。初到上海的黄宗仰，凭着自己的多才多艺融入了充满新气象的都市文化空间，其身影跃然可见于上海的各种文化、政治活动场合。无怪乎孙中山在1903年12月《致黄宗仰函》中有言：“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於各地也。”可以推断，1903年从上海亡命日本的黄宗仰，显然被孙中山视为江浙革命派的中心人物之一。与黄宗仰的相识，使孙中山从此密切了与江浙革命派的联系。民国初年，黄宗仰以爱俪园为中心，利用刊印大藏经的契机，与众多教内外名流频繁往来，致力振兴佛教事业，开展各种讲经、办学等交流活动，确切地说也是依托了当时上海学界、佛界群贤云集的气象。由他发表于《申报》、《天铎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大共和日报》，以及《佛学丛报》上的一系列诗文，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就此而言，生逢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嬗替之际，黄宗仰在特定时代的洗礼下，抱着济世救民的宏图，依托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化生态空间，以敏锐的触觉和社会责任介入上海文化社会领域，表现出了一代佛门先觉的社会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来自近代大都市的特殊人文环境，对黄宗仰的思想观念及其人生选择显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出自: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