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信仰藏传佛教概述

　　神圣的信仰藏传佛教概述

　　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都有其信徒、组织和活动场所。其中，佛教分汉语系佛教（公元前2年传入）、藏语系佛教（公元7世纪传入）和巴利语系佛教（公元13世纪传入）三大支。西藏佛教，指的就是这三大支系中的藏语系佛教，通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7世纪它传入藏族社会后，逐渐渗入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中，成为中国藏族广泛信仰的宗教，并且通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它又传入中国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珞巴族、门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在中国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内蒙七省、自治区流传，并传入锡金、不丹、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地。解放后，西藏维修、开放了寺庙和其它宗教活动场所1400多处。今天3.4万住寺僧尼在中国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支持下，在寺院自由地研习佛经教义，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广大信教群众则在家里设置佛龛、佛堂、诵经祈祷，并前往各地进行朝拜。

　　藏传佛教形成的经过

　　西藏佛教史籍对佛教如何传到西藏有一个神话记载。传说大约在公元5世纪，一天吐蕃王室的祖先拉托多聂赞在雍布拉康屋顶上休息，忽然天上掉下来几件佛教宝物，国王不懂它们的用途，只听见空中有声音说，在你五代以后将有一个懂得这些东西的赞普（吐蕃王朝的国王）出现。

　　当然天上掉宝物只是神话。藏文史籍说，这些东西是印度人带来的，当时西藏人不知其涵义，印度人只好将它们藏起来，自己回印度了。不过，佛教确实是在7世纪吐蕃王朝著名国王松赞干布时开始传入西藏的。为了加强藏族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吸收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松赞干布积极发展与邻近地区的友好关系，先后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联姻。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各自带了一尊佛像到西藏，修建起拉萨著名的大、小昭寺，随公主前来的工匠也陆续修建寺庙，随同前来的佛教僧人开始翻译佛经，佛教开始从尼泊尔和汉地传入西藏。

　　松赞干布去世后，西藏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权力之争，到其曾孙赤德祖赞时，才又大力发展佛教。公元710年，赤德祖赞向唐朝请婚，求得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到吐蕃后，把文成公主带去的佛像迁到大昭寺供奉，安排随行僧人管理寺庙，主持宗教活动。金城公主还成功地劝说王室接纳从西域逃出的僧人，为他们修建了7座寺庙。这些措施促进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引起本教大臣的不满。他们极力压制佛教，直到赤德祖赞的儿子赤松德赞掌权后，佛教发展趋势才得到改善。

　　为巩固王权，赤松德赞以佛教为号召，打击借本教发展异己势力的大臣。他请来印度著名僧人寂护和莲花生，于公元799年修建起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一一桑耶寺，剃度7名贵族子弟出家，开创了西藏佛教史上自行剃度僧人的先河。

　　在邀请印度高僧的同时，赤松德赞还派近臣前往内地请僧人到西藏讲经。根据其要求，公元781年唐朝开始轮流派僧人去西藏。受人尊敬的大乘和尚摩诃衍，就是汉族僧人在西藏的代表，他在西藏传教l1年，著述9部经论，讲经说法，使汉地佛教在西藏兴盛起来。

　　以后，历任赞普都不遗余力地提倡佛教，兴寺建庙，翻译佛经，以王室收入供养僧人，以僧人参政削弱大臣权势。王室利用佛教巩固王权，激化了与本教大臣的矛盾。公元842年，他们趁国王赤祖德赞酒醉时将其谋害，拥戴其兄朗达玛为赞普，掀起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朗达玛灭佛不久后，遭佛教徒暗杀。吐蕃权臣，挟王子自重，互相征战。随后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又席卷吐蕃，西藏陷入各个势力割据一方的分裂状态，藏传佛教“前弘期”至此结束。

　　公元10世纪初，藏区步入封建社会，原割据一方的吐蕃权臣，成了各地的封建势力，他们积极开展兴佛活动，佛教得以在西藏复兴。不过这时兴起的佛教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与吐蕃佛教都有很大不同，它在与本教进行的300多年斗争中，又互相吸收、互相接近、互相融合，并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完成其西藏化过程，形成既有深奥佛教哲学思想，又有独特西藏地方色彩的地方性佛教。至此，藏传佛教终于形成，步入其“后弘期”。

　　各个教派的出现及其特点

　　到11世纪中叶以后，西藏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相继出现宁玛、噶当、萨迎、噶举、格鲁、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教派。后5个教派由于无政治势力作靠山，势小力弱，先后融于其它教派或被迫改宗其它教派，均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影响较大的有5个教派。

　　宁玛派（红教），形成于公元11世纪，是藏传佛教中最早产生的一个教派。由于该教派吸收和保留了大量本教色彩，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佛教徒藏匿的经典，并认为自己弘扬的佛教，是公元8世纪吐蕃时代传下来的，因而古旧，所以称宁玛（宁玛，藏语意为古、旧）。加上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因而又称红教。红教以密宗修习为主，其思想受汉语系佛教影响，与内地掸宗“明心见性”说法相似。今天，红教不仅在中国藏区传播，在印度、不丹、尼泊尔、比利时、希腊、法国、美国也有其踪迹。

　　噶当派，创建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语，“当”指教授。“噶当”意为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教道理的意思。该教派以修习显宗为主，主张先学显宗，后学密宗，其教法传播甚广，藏传佛教各教派均受其影响。15世纪格鲁派兴起，原噶当派僧人和寺院，都改宗格鲁派，噶当派从此在西藏社会上消失。　　萨迦派（花教），创始于1073年，因该教派主寺萨迦寺所在地呈灰白色，故得名萨迦（藏语意为白土）。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花教在形成教派体系、扩大宗教影响、伸展封建势力过程中，出现过历史上著名的“萨迦五祖”。其中，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l247年被元朝统治者召于凉州，商洽西藏的归属。之后，萨班联络西藏各个封建势力归顺蒙古。萨班去世后，萨迦五祖八思巴又成为元朝中央的高级官员，受到元朝皇帝极大的恩宠，被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萨迦派也由此成为元朝在西藏统治的代表。明朝，萨迦派高僧贡噶扎西前往南京朝见永乐皇帝，受封为明朝三大法王之一的“大乘法王”。

　　噶举派（白教）创始于11世纪，重视密宗学习，而密宗学习又必须通过口耳相传，故名噶举（藏语口传之意）。因该教派创始人玛尔巴和米拉日巴在修法时都穿白色僧裙，故噶举派又称白教。白教最初分香巴噶举和塔布噶举。香巴噶举在14、15世纪衰落，现在谈到噶举派，一般就是塔布噶举。塔布噶举实力雄厚，支系最多，其中一些不是直接控制过西藏地方政权，就是独占一方的封建势力。

　　格鲁派（黄教），创建于1409年，是15世纪西藏佛教史上的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也是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教派。宗喀巴生在西藏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之时，上层僧人不仅直接参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角逐，而且生活日趋腐朽，在社会上逐渐失去民心。针对这一情况，宗喀巴以重视戒律为号召，到处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抨击僧人不守戒律，积极推进西藏佛教改革。1409年藏历正月，他在拉萨大昭寺发起祈愿大法会，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传召大法会。法会后，宗喀巴建起著名的甘丹寺，创建起严守戒律的格鲁派（格鲁，藏语意为善律）。由于宗喀巴及其追随者戴黄色僧帽，故又俗称黄教。黄教创建后，相继又建立起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它们与甘丹寺一起并称为格鲁派的六大寺院。此外，黄教还创建了达赖、班禅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

　　活佛转世制度的创立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它佛教流派最明显的特征。它是如何出现的呢？

　　活佛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元朝皇帝忽必烈封萨迦教主八思巴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此后，元代人就开始称西藏高僧为“活佛”，这时它指宗教修行中取得一定成就的僧人。到活佛转世制度创立后，它才成为寺庙领袖继承人的特称。

　　1252年，忽必烈召见八思巴时，也邀请噶玛噶举高僧噶玛拔希。但噶玛拔希投向了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被蒙哥封为国师，并赐给一顶金边黑帽及一颗金印。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为将本教派既得利益保持下来，他便以佛教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而来”为依据，临终前要求弟子寻找一小孩继承黑帽。弟子秉承师命，找来一小孩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黑帽系活佛转世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明朝，黑帽系活佛噶玛巴被明永乐皇帝封为明三大法王之首的“大宝法王”。今天，这一活佛转世系统仍在传承。1992年9月27日，拉萨堆隆德庆县楚布寺举行盛大的十六世噶玛巴活佛转世灵童坐床典礼，揭开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转世的又一页。

　　活佛转世制度创立后，藏传佛教各教派为了自己的利益，纷起仿效，相继建立起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活佛转世系统。据统计，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就有148名，到清末增至160名。其中，随着本教派利益的膨胀而建立的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是达赖转世系统和班禅转世系统。

　　达赖活佛转世系统创建于16世纪。清初，五世达赖喇嘛不远千里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咖恒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称呼从此正式确定下来，并传承至今。现世达赖喇嘛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命“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后，于1940年2月22日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的。

　　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出现于1713年，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册封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满语，为梵语ratna之变音，旧译“宝师”或“大宝”）。民国时期，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班禅出走内地，圆寂于青海，宫保慈丹经扎什伦布寺班禅行辕寻访到后，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特令“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8月10日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主持下，十世班禅坐床大典在塔尔寺举行。

　　17世纪格鲁派掌权后，这种活佛转世的办法成为西藏特权阶层争夺利益的手段。为杜绝大活佛转世中的族属传袭之流弊，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时，创建金瓶掣签制度，将其列入“善后章程”第一条；大皇帝为求黄教兴隆，特赐一金瓶，规定今后遇到寻找活佛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牙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众呼图克图会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

　　金瓶掣签制度，完善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金瓶掣签后，驻藏大臣、寻访灵童负责人要将掣签所得灵童的情况报告中央政府，经中央政府批准后，才能举行坐床典礼。为此，清朝特制两个掣签金瓶，一个用于达赖、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现存放于拉萨布达拉宫；另一个用于确认蒙藏大活佛、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现存放于北京雍和宫。

　　西藏解放后佛教信仰得到尊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广大藏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积极要求赶出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解放西藏。1950年1月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著名爱国人士益西楚臣也在西宁发表谈话，控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唆使亲帝分子杀害爱国人士热振的罪行，要求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950年8月，爱国宗教人士格达活佛为和平解放西藏，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拉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是如何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但是格达活佛却遭到策划西藏独立的英帝国主义的暗害，其行径之卑劣，引起全国人民强烈的愤慨。

　　达赖亲政不久，于1951年1月27日派人到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转达他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报告他亲政情况，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2月28日达赖又派出以阿沛等5人为代表的谈判团，于5月23日在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至此，西藏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帝国主义势力的侵扰后，任何使其脱离祖国的图谋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政府就考虑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问题，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六章民族政策第53条就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和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第7条又明确规定，在西藏“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协议签定的当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在听取谈判情况汇报后，对进藏工作人员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

　　根据《共同纲领》、《十七条协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和执行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信仰特点和宗教传统。1951年部队在进军西藏前颁布了《入藏守则》，其中就有保护西藏人民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未经同意不住寺庙，不住经堂；战时严禁借住寺庙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意摸弄佛像，不得吐痰放屁，等等。部队在进藏过程中，要以实际行动严格贯彻《入藏守则》，不经允许再冷也不进住寺庙，在遇到玛尼堆时，还按当地习惯朝左走，不打“神鸟”，不动“神物”。一天，进藏部队在一座寺庙外的旷野上宿营，突然下起滂沱大雨，尽管人人湿透了也无人进寺庙躲雨。这件事感动了寺庙里的喇嘛，他们送来茶水，并要部队把病员抬进寺庙去避雨。部队进藏后，进藏部队领导张经武、张国华等带领随员先后到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大昭寺等寺庙同上层喇嘛谈心，并从1951年10月18日起，先后为三大寺、大昭寺、小昭寺、上下密院的喇嘛发放布施，1952年传召期间，又向参加传召大法会的喇嘛普遍发放布施。

　　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的行为，得到了西藏僧俗群众的赞誉，他们称颂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是“菩萨兵”。

　　1954年9月，达赖、班禅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在发言中说：“在敌人的各种挑拨离间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使他们疑虑不安，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完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为此，达赖还向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几件礼物，其中有一精巧玲珑的千辐金轮，现在这件宗教装饰品仍珍藏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

　　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原因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西藏的民主改革，试图永远保持野蛮残酷的农奴制，以维护其既得利益。他们撕毁《十七条协议》，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逃离拉萨。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此后达赖在国外反动势力和西藏分裂分子的包围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加紧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不再象自己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成为在国外搞分裂的政治头领。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即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央政府一贯表示愿意同达赖进行接触，但他必须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它问题都可以谈。

　　中央政府平息叛乱后，继续执行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保护文物古迹的政策。1960年，十世班禅提出寺庙改革的五条办法：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寺庙；四是喇嘛要参与生产；五是老弱喇嘛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由政府包起来。班禅的这一建议后来在工作中得到了执行。经过改革，西藏人民群众有当喇嘛的自由，喇嘛也有还俗的自由；各教派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寺庙僧人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或民主管理小组，自行管理宗教事务，自行开展佛事活动。自此，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真正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实现和保护了包括广大贫苦喇嘛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

　　在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同时，西藏文物、古迹、寺庙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国务院还将布达拉宫、拉萨三大寺、大昭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等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1961年3月，初步整理文物11万多件、修缮古迹10余处。从1962年开始，每年由国家拨出巨款修缮布达拉宫，1963年11月又由国家全额拨款，完成了甘丹寺建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

　　1966至1976年期间，西藏与中国其它地区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这场动乱过去后，中国政府纠正错误，重新全面落实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

　　为挽回“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损失，自1980年以来，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先后拨款2亿多元（2400多万美元）用于西藏寺庙、灵塔祀殿等宗教场所的维修。著名的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萨迎寺、大昭寺、桑耶寺、夏鲁寺和其它被破坏的、年久失修、自然腐损的中小寺庙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修复。1985年国家又拨专款670多万元（81万美元）、黄金108.85公斤、白银1000公斤、水银665公斤，修复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1988年12月，班禅东陵扎什南捷修复工程全部竣工，十世班禅亲自主持了1933平方米、高33.17米的灵塔祀殿落成开光典礼。十世班禅圆寂后，为最大限度地满足藏族群众的愿望，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在扎什伦布寺修建十世班禅金质灵塔祀殿，并拨给6400多万元（771万美元）专款、600多公斤黄金、500多公斤白银以及其它各种材料。1993年，历经三年的十世班禅金质灵塔祀殿修建工程全部结束。9月4日扎什伦布寺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开光典礼，体现了国家对藏传佛教杰出领袖的崇高礼遇。此外，在维修工程中，投资最多，难度最大的是集藏族寺庙、古迹文物、古代宫殿于一身的布达拉宫。1988年10月，国务院决定拨专款维修布达拉宫，并专门成立维修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和民族、宗教人士，在尊重科学、尊重传统、尊重民族风格、尊重宗教的原则下，以“保持原貌”、“整旧如旧”为宗旨，开始了历时五年的紧张施工，整个修复工程投资5300万元（639万美元），是中国维修文物耗资最大的一项工程。现在，经过彻底修整后的布达拉宫醒目地耸立在世界屋脊之额。1994年，政府又决定拨出2000万元（241万美元）专款继续修复损失最大的甘丹寺。

　　目前，西藏开放寺庙和其它宗教活动场所1400多处，住寺僧尼共约34000人。为使住寺僧尼能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部门和区佛协双设法多方寻找“文革”中寺庙散失的金银佛像、法器珠宝、唐嘎经书等宗教用品，现已送回各寺庙铜佛法器近3万件，重达370多吨，以及甘丹寺的金汁藏文《甘珠尔》等经卷526套，整理了布达拉宫大量的经书，其中珍贵的八宝《丹珠尔》现正在组织民间书法家，用金、银、铜、铁、玉、珊瑚、白螺、珍珠溶化液汁，在精质的纸上按原样重新誊抄。在政府宗教部门协助的同时，寺庙也全面恢复了佛像、唐卡的绘制和佛教经书的印刷。1984年，自治区政府拨出专款50万元，资助西藏佛协开办拉萨印经院。几年来，印经院已印出1000多部《甘珠尔》藏文大藏经，供区内外各藏语系佛教寺庙僧人学习使用。1990年，政府又资助50万元，在拉萨木如寺开始刻制十三世达赖喇嘛想要刻制而未能付诸实施的《丹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1985年西藏佛教协会创办《西藏佛教》藏文刊物，专门登载佛学研究和寺庙历史的研究文章，并先后整理出版了《德吴宗教源流》、《显密经库正文及其要义》、《三律仪论说自注》、《因明学汇集》、《娘氏宗教源流》、《佛历年鉴及五明论略述》、《习修汇集》、《甘珠尔目录》、《土观宗派源流》等宗教著作。目前，国家又拨出巨款，组织著名专家学者和宗教大师，对《大藏经》进行全面、系统的校勘。

　　现在各个教派著名的大寺庙设有学经班164个，学僧1900多名，他们在经师的指导下，每天都认真学习佛经。各个学经班每年还要举行若干次较大规模的讲经和辩经活动，切磋佛学经典。为提高学经僧人的宗教学识，1983年自治区佛协创办西藏佛学院。1987年2月，十世班禅又亲自主持筹办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并担任院长。大师圆寂后，塔尔寺却西活佛和甘孜那仓活佛共同主持学院的教学事务，先后聘请了几十名不同教派的学识渊博的活佛、格西前来任教。同时，为开扩眼界，加强与国外其它佛教流派的宗教联系和交流，西藏佛教组织还组织宗教人士出国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同时也接待了几十个国家前来西藏朝佛、参观、考察的团体和个人，积极开展与外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好往来活动达一万多人次。

　　除日常学习、研究佛教经典外，历史上寺院举办的各种宗教节日和宗教传统也得以恢复。西藏宗教节日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如传统的马年转大雪山、羊年转纳木神湖、庆祝释迦牟尼诞生、得道、成佛的萨噶达瓦节，一些著名寺庙的晒佛节等。其中，桑耶寺的“神舞节”是西藏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教节日。一千多年前为庆祝桑耶寺落成，寺庙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其主要内容就是跳神舞，在主要宗教仪式结束后，群众还举行唱歌、赛马等活动。现在它每年举行一次，不仅吸引着广大的信教群众，也吸引着前往西藏参观游览的国内外游客。由拉萨三大寺主办的传召大法会，是西藏各种宗教节日中规模最大、最隆重的一个。它是1409年宗喀巴改革西藏佛教时创办的，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度停止。1986年，根据信教群众要求，传召大法会重新恢复。传召期间，政府曾多次发放布施并协助维持秩序。1988年十世班禅主持法会，一些分裂主义分子在法会临近结束时发起骚乱。此后，为保证宗教人士过好宗教生活，避免分裂主义分子借大型活动之机再度制造骚乱，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传召大法会改由各个寺庙分别举行。

　　活佛转世，这种藏传佛教寺庙主持人特有的传承方式，自十三世纪噶玛噶举派创建后，各个教派相继仿效，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传统。“文革”后，这一传统得到恢复，一些寺庙开始办理寺庙圆寂活佛的转世并报请各级政府审批。1981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在美国圆寂。1991年其在国外的弟子司徒、杰曹等活佛与历世噶玛巴的主寺西藏楚布寺联系，称已找到十六世噶玛巴的遗嘱，要求按宗教仪轨寻找其转世灵童，对此中央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楚布寺的主持和司徒、杰曹的配合下，1992年6月十六世噶玛巴转世灵童在西藏昌都找到。6月25日，中央政府批准伍金赤烈为第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灵童。1992年8月，四川惠远寺第四世阿绕仓活佛坐床典礼由阿嘉活佛主持在赛宗寺举行。1992年10月29日青海隆务寺第七世夏日仓活佛也正式坐床。

　　十世班禅大师于1989年1月28日在西藏圆寂，国务院即于1989年1月30日作出了《关于第十世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宣布参照历史定制，并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办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报国务院批准。

　　经过6年对灵童的寻访，1995年l1月29日，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金瓶掣签，诞生于藏北嘉黎县的6岁灵童坚赞诺布，被认定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真身。中央人民政府特准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l2月8日，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礼在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举行，国务院向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颁授了金册、金印。

　　除寺庙恢复各种正常的宗教活动外，广大信教群众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也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他们或是在家里设置佛龛、佛堂，诵经祈祷，或是到寺庙去烧香、拜佛，磕长头、放布施，过宗教生活、如拉萨东郊农民次仁卓玛就是一位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每年藏历正月初三，她都要派儿子上山插经幡供山神，她和女儿则到河边烧香，供地神。4月“萨噶达瓦”节期间，前往拉萨转经10天至15天。10月25日，她又点起酥油灯，吃面疙瘩粥，怀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此外，次仁卓玛每年还要请村里通晓佛事的人举行几次宗教活动，为家人祈求消灾避难。西藏山间、路旁，人们随处可见经幡、玛尼堆，那是次仁卓玛这样的西藏信教群众长年不断地悬挂和堆积起来的。

　　近年来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西藏交通运输的发展，信教群众又有了更充裕的经济条件和更方便的运输工具从事宗教活动。如色拉寺的差民次仁班宗一家4口解放前挤在一间阴暗矮小的房间里，每年为寺庙辛劳，却无能力为自己添一个象样的佛龛，现在她感慨地说：“我有充裕的经济条件参加宗教活动，可以凭借方便的交通工具到哲蚌、甘丹、色拉等寺庙去朝佛”。1988年，次仁班宗在普荣岗寺盖了两幢新房。后来，她把新房捐给了寺庙。对离拉萨较远的昌都人白嗄来说，前往拉萨转经、朝佛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曾顺利地沿川藏公路前往拉萨各寺庙和山南桑耶、昌珠、以及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夏鲁、白居等寺庙了却朝佛的心愿。现在，在拉萨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等一些著名的寺院内，像白嗄这样来转经、朝佛、磕长头的信教群众接连不断，每年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为了满足这些朝佛群众的需要，自治区政府增加了城市的酥油、肉类供应，并划出专门的朝佛营地，提供交通工具，让他们顺利地到西藏各地进行朝佛进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