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特质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特质
丁东风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宗教特质。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中国传统文化宗教特质的界定
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特质是针对西方文化的科学特质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大的类型上可以分为鬼神文化、宗教文化和正统文化等思潮。鬼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鬼神崇拜为主题的文化思潮,包括神话、仙话、鬼话、怪话和方术五个大类,分别从五个方面展示了中国传统俗文化的五大主题,宗教文化是以宗教信仰和超现实的崇拜为主的文化思潮,在我国主要以佛教,道教和后起的伊斯兰教为代表,正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以经史为代表的文化思潮,具体的有儒学,道家和其它的一些学派。各种文化思潮之间不是相互隔绝,而是相互渗透、互相影响。宗教文化与鬼神文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组织化的超自然信仰,后者则是一种分散的,无组织文化现象,属于俗文化的范畴。宗教文化介于鬼神文化和正统文化之间。正统文化对于鬼神文化和宗教文化往往采取排斥、甚至是抑制的态度,但有时也任其存在,并对它产生影响。鬼神文化爱正统文化影响,常常把正统文化的伦理纲常搬进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同样,正统文化也在相互影响中吸收了鬼神文化的一些特点和素质,形成了某些同构的文化现象。我们正是从正统文化的宗教化倾向来研究传统文化的宗教特质的。 (这里所说的宗教特质不等于宗教文化,面是指传统文化在其整体上所表现出来的类似宗教的那些特征。)
信仰的盲目性。信仰是人类掌握世界单独而永恒的方式,它和怀疑构成了整个人类精神状态的两个侧面。信仰所掌握的世界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未采世界或终极世界,它是人类对自己未来的一种肯定性持有,是统摄整个精神状态和人的行为实践的精神力量。信仰存在于人类认识的整个过程。但是,东西方文化在信仰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特点。尽管在西方历史上也曾有过信仰主义,一种以基督教教父德尔图良为代表的,以信仰代替理智的学说。但从其本质上来讲,西方的认识还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认识原则,奠定了西方认识中信仰发展的趋势。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从整体上看是盲目的,儒家的“天命不可知”,道家的“无名之道”,都体现了这种盲目性,信仰和宗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是以盲目信仰为基础的,盲目信仰则必然会导致宗教。
情感的自卑性。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卑性特征是指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作用及能力的自我贬低的趋向。主要体现在它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上。“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和宇宙发生论、人生起源论相联系的。周人从崇拜上帝神和祖先神出发,强调天人合一,把人事归合于天。龙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把人看成是和天同等重要的伺时,提出了“天之所恶,孰知其故”的疑问,把天看成是人不能知其放的神秘者,把人看成是在天面前无能为力的,最终导致了庄子哲学的宿命论的产生。孔子一方面把天看成是自然万物产生,运行的规律,另一方面又把天看成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能主宰人事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吉凶祸福。到了《淮南子》那里,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董仲舒的“君权神授”、 “三纲五常”来源于天的思想,巩固了传统的天命论思想。尽管后来的王充,仲长统、柳宗元和王安石都劝天命论进行丁猛烈的批判,但是天命论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传统文化中消除,张载的“不可谓无天意”,二程的“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现”、朱熹的“仁人事亲如事天”等天命论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理想的彼岸性。彼岸性是宗教思维的重要特征,即将人们理想的目标放在远离现实的地方。宗教的彼岸性一方面可以使宗教更加神秘化,增强宗教的欺骗性,另一方面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护宗教的利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世界也具有这种彼岸性的特征,孔子一生极力追求的以周礼为原则的周朝社会制度,《老子》描述的“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状态,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与世隔绝、没有遭受祸乱、脱离了现实的桃源仙境,中国传统文化的彼岸性有两个导向,一是导向过去所谓的现想世界,一是导向未来的虚渺世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力图脱离现实的生活条件和现实的 社会,放弃现实的斗争,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超越了现实之外的某一地方。
思维的整体性。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识列所认识的事物和事件的统一和相互关系,即认识到世界上所有观察的经验只是基本的统一体的表现而已。所以每一事物都被看成是宇宙整体中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同一终极实在的表现。中四的传统文化总是涉及这个最终的、不可分割的实在。它表现在所有的事物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它的部分。道家文化中的“道”、宋明理学的“理”就是这种终极的统一体,从《周易》开始的阴阳对立学说到《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再到张载的“一物两体”,都坚持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事物的这种相互联系和终松统一和佛教中的“真如”很相象。中国佛教界常以“真如”来表示宇宙万物的本原,把他看成是统摄世界万物的枞本。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在整体观上和宗教关于宇宙认识的思想是紧密相联的。
认识的神秘性。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互补的两方面。中国人讲究实际,具有高度的社会意识,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宗教哲学)都以各种方式关心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道德价值、政治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它还具有中国文化的神秘主义特色。它要求最高的哲学目标是超越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是高层次的意识。在这个层次上,中国人的圣贤达到了和宇宙的神秘统一。古代哲学家们相信有一个终极的实在统一着我们的生活,孔子的“天”、理学家的“理”、老子的“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包含着终极的、无法定义的实在。而且这实在是不断变化的。中国哲学坚信这种超现实性和流动性,使得传统的认识论的 认识对象表现出“无常”的特点,具有很强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对这种统一性认识是非实在性的。如宋明理学把理看成是天的属性,或把它看成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东西。使这种统一性具有了神秘的色彩。由认识对象的神秘性带来了认识方法的神秘性。在认识的目的和认识的能力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承认理性思维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认为认识永远无法理解道。因而大都主张采取直觉的方式来认识事物。由于直觉的思维方式具有非逻辑性和飞跃性,因而使直觉思维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甚至被看成是“神的启示’。这种直觉思维和佛教的“顿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二、中国传统文化宗教特质的根源
和任何其它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初始也面临着多种选择.宗教和科学都曾经是文化发展的萌芽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选择科学特质的道路发展而选择了宗教特质的发展方向呢?这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形态本身的特点入手来进行考察。
1、原始神话思维及超越
传统文化源于原始神话。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也应从认识中国古代神话入手。王孝廉在论古代神话时指出: “远古时代的神话在后来时代和后代人的心中呈现着一种‘永久的魅力’。透过神话,可以知道我们的祖先对于如何地生活在他们的梦与真实之间,可以知道我们的祖先对于周围的自然界和人文界的各种奇异现象,是如何地用超自然性的感灵的意志活动(所谓神)去加以解释和说明……经过神话,人类逐渐步向了人写的历史之中,神话是民族远古的梦和文化的根,而这个梦是在古代的现实环境中的真实上建立起来的。”(《永恒的巨流》)古代神话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昙花一现,作为人类精神童年的神话,随着后来 的宗教观念,社会意识、文化环境的改变以及和异民族的接触而不断变化。神话流动变化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告别童年而逐渐成才的历程,正因为神话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环境之中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所以才是具有永久魅力的东西。历史上可以有许多的原因促使神话产生流动并且发生变化。神话的消解、纯化、变形与异质化等现象,使得古代的神话一部分流入了古代政治社会的组织与道德意识(《书经》、《论语》),一部分流入新起的宗教哲学里(如《老子》《庄子》《淮南子》),一部分流入文学中,一部分流入实用主义哲学中,一部分流入历史中。
神话是古代人们口头创作、流传的一种思想形式,神话的思维系统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通过神的意志和活动来满足现实人们的意志和活动,这是中四神话的共同点。但是,从价值上来看,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乙西方神话的价值取向是人,即神话中的神大都是人的再现,人的各种欲望在神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而中国神话的价值取向是对人性的否定,因而多数的神话是属于悲剧性的。常娥奔月,石翠射日,大禹治水等,都表现了这种悲剧性的特征。在中国神话里现实中人的各种自然欲望不仅得不到实现,反而得到了强化,因而表明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封闭性和文学的悲剧性情节。弱化人性以及抿灭人的自然愿望,导致了传统思维的内向性和追求目标的彼岸性。孕育着中国传统文化宗教特质的发展趋势。
2、社会政治思想的特征压抑了人的自由发展,为传统文化宗教特质的形成积累了强大的内驱力
原始思维的超越在一定的自我发展趋向的基础上必须借助一定的外部推动才能实现。儒家文化的伦理性便成为重要的促进因素。
儒家的道德文化强化为人性向神性的过渡。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文化的主体话题。在这对关系中,以何端为重点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区别。西方文化侧重人,以人性为出发点,因而出现重个人,轻社会的思想特征。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个性解放等就是这一特征的反映。东方的中国文化侧重于社会的选择,因而有了“重社会,轻个人·的思想趋向。“仁”是儒文化的按心, “仁”的宇意为二人,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其含义极其丰富。孔子的仁学思想包含有“恭,信、敏,惠、智、通、忠,恕、孝、弟”等具体内容。这些都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其中心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语言、雍也》),以“立人”和“达人”作为自己“立”、“达”的前提。“克己复礼”是调整这种关系的唯一途径。儒家文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董仲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产生。把选择的法码放在社会性的一边。
老子在物质生活上强调“知足”、“寡欲’。以老于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在物质生活的价值选择上,出现了与其基本思想不相符合的情况。从其“顺物自然”的理论出发,应该得出的是“顺乎人性”的结论。但是道家文化却提出了“知足’,“寡欲’的结论。这里暂且不论这种思想的出现是否合理。仅就这个结论的价值取向来看,是对人性的否定,起码是限制人性的发展.从这一点看,道家文化的看法与儒家是一致的,对历史的影响也是一致的。抹杀了人的自然属性和正常的生理需求,使人的欲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固而促使其向未来寻求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东西。
3、宗教文化的介入,使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宗教特质的萌芽构成了现实的文化特征
宗教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渗透到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去,是由于它符合来自人们心灵深处的本能和欲望……人有着种种合情而未必合理的本能欲望,人要生存,而且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还要生存的更好,肉体生存之外还有精神上的满足,这种欲望在社会范围内受着种种压抑,但都可以在宗教领域里得到“升华”、 “宣泄”或者虚假的满足。在宗教里面,佛教好象一座桥,把人们从无法满足欲望的现实世界引向可以满足各种欲望的未来彼岸,只是在这座桥上人们必须更加严格地抿灭自己的人性,才能换取进入未来宗教世界的门票,和佛教相反,道教本身就是“幸福彼岸”。很少有什么宗教比道教更露骨地迎合“人欲”了。为了迎合人的生存欲望,道教形成了养生健身术、“房中御女术”,这真是典型的“彼岸现实”。这些正是宗教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外来宗教文化的辉煌发展使传统文化的宗教特质更加浓厚。接受学理论揭示,外来文化的传入,要为本土文化接受,必须克服一些障碍。首先在本土文化中必须有某种需求的愿望和接受的共同性,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过滤。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外来文化也发生着自己特定的影响,改变着本土文化。两汉时期西部佛教文化的传入,影响着中国魏晋时期玄学的形成,隋唐佛教的盛行,影响了中国传统的道教及宋明理学的形成。这样一来,就使原来就已经具有的宗教特质更加浓厚,更加巩固,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成为本土文化的一今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上战乱连绵,每一次战乱在破坏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的精神财富。和世俗社会相比,宗教组织由于其远离社会的特点,使大量文化传统得到了保留,发展了悟性思维。宗教组织有“知识密集”的特点,广博的知识是成为合格宗教徒的重要前提,读书、念经,是宗教活动约主要方式。佛教的理沦、教义是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组织在保留宗教文化的同时。也保留了正统文化。同时宗教寺院是世俗文人的避难所。知识阶层在失意和社会动乱中,常常避入寺院。在与宗教徒的交往中,由于宗教主张的清静、无为、恬淡、空寂受到士大夫的喜爱,使得文化阶层深受宗教理论的影响。如柳宗元贬永州后,产生了企图超尘拔俗的消极情绪,得以与“浮图游”,使其思想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宗教组织还是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宗教组织为了自身的需要,也很注意傲理论的通俗化的工作,使其理论很容易为群众接受,因此严重地影响了正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宗教特质的扬弃
传统与现实的结合构造未来。现实是历史的继续,传统文化的特质深深影响着现实文化,相继出现的气功热、相书热和普遍存在的跟着感觉走的心态,反映了这种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现实社会中,宗软和科学之间出现—种情况,从理论上讲,科学的发展会促进宗教的消亡。但有时会出现科学发展同时伴随宗教特质发展的现象。这一方面反映了传统特质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要求必须反思科学思维本身的局限性。
1、研究传统文化中宗教特质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培养科学思维方式过程中的思想障碍。科学思维活动是科学活动的前提。思维方式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列思维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性。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除去坚持科学的认识活动之外,还要注意对传统文化中思维方式的批判和继承,事实证阳。传统思维方法中的盲目性、神秘性和彼岸性,从整体上违反了科学认识论的要求。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背道而驰。因而都对人们的正确思维产生消极影响。理智、现实是科学思维的前提,也是经过长期的认识实践形成的正确要求。现实的原则是科学思维的前提,只有把认识的方向放在实际的事物之中。才能把握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而在认识过程中,理智是取得真理的关键因素。因为事物的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只有高度的理智才能使人们分辨真假,把握本质。盲目和超现实的思维原则都无益于科学认识的发展。因此抛弃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阻碍科学认识发展的传统观念,对科学认识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2、研究传统文化的宗教特质有助子人们对现代科学成果的理解和认识。物质的基本统一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而且也是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在原于层次上是明显的,并且越来越深入到物质的内部而进入到亚原子粒子的领域。当人们研究亚原子物理学的各种模型时,会一再体会到和东方神秘主义相象的某种顿悟。量于力学是用概率的语言来叙述所观察的事物的系统的。这就意味着人们无法准确的预言一个亚原子粒子会在哪里出现,或一个过程会在哪里发生,我们所预言的只是一种机会,亚原子并不是确实存在于某一点,而是显示出一种“存在的倾向”。我们知道,动态的性质是东方哲学的基本特性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把宇宙看成是不可分割的网络?这种网络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而在量子力学中:现代物理学关于物质动态方面表现为亚原子粒子的波动性。对待这种情况,传统文化中关于认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论述能够为波动性理论的解释提供帮助。
在认识过程中,原子物理学中的科学家无法扮演独立的客观观察者,而是被卷入到他们所观察的事物之中,从而影响到被观察的事物的性质。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中就有类似的论述。中国古代关于认识无法通过观察来得到(魏晋玄学和禅宗理论),而只能通过自己的完全参与来体验。对认识的结果只能通过“悟”的方法来获得,并且只能通过“悟”的途径来传递。认识是一种“超意识”的状态中达到的,这时的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观察者,而是完全深入到没有羌别的世界之中。这种理论对理解现代物理学的认识无疑是有启示的。
3,研究传统文化中的宗教特质,还有助于思维科学领域研究的突破。在现实的认识中,人们较注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认识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知性思维的研究,或是把知性思维看成是感性思维的一个阶段。事实上,知性思维是和感性思维、理性思维相并列的思维阶段,是感性思维的深化和理性思维的起点。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知性认识被看成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渡,是对事物的感觉素材的组织,形成有条理的普遍经验,即事物的现象。黑格尔指出,知性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理性则是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级。应该指出的是,尽管知性认识是对事物的现象的认识,但是由于它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必须注重对它的研究。一是知性认识是达到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桥梁。只有在整体把握了现象,才能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要从各种感觉到本质,必须经过知性这一中间环节。二是知性认识是人们认识思维自身的重要途径。人的认识在实践的蔫础上还必须借助一定的经验形式才能够完成。康德把它称为“先天的形式”,有包括因果性在内的十二个范畴。当我们除去这种形式的神秘外衣,就会发现:知觉在认识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知觉的经验来源于社会实践,是实践经验在人们思维中的积淀。这种积淀有别于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是有意识的,而知性思维往往会表现为无意识,以直觉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研究直觉认识可以促进研究知性认识,而直觉思维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在宗教文化中,直觉思维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中国文化中思维直觉性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把握思维的发展过程的阶段、思维的方式方法和认识思维本身,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曾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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