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骨清相的南朝造像

　　秀骨清相的南朝造像

　　黄春和

　　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南朝佛教造像在规模和成就上虽然比不上北朝,但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和对建寺造像等修积功德事业之热衷在南方地区也是空前的,如宋孝武帝为京师瓦官寺铸造32尊金铜佛像;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大事建寺造像;陈宣帝在位13年造像达2万尊,并修治旧像130万尊。唐代诗人杜牧在描写南朝佛教中心建康(今南京)的佛寺盛况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中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整个南方兴建的寺院和供奉的佛像之多。

　　金铜和石雕为南朝造像主要形式

　　从史料记载和遗存情况看,南朝造像主要有铜、木、石等形式,但目前保存下来的主要有金铜和石雕两类,虽然远不如北朝遗存丰富,但还是不乏代表之作。

　　从现存造像实物看,南朝造像普遍形体瘦削,气韵优雅隽秀,与南方“尚华”的传统风气吻合,与北朝造像造型粗壮、风格古朴形成了鲜明对比。

　　金铜造像是南朝造像的主要形式,但现存的实例不多,据初步统计国内外现存有5尊,都有纪年铭文。它们分别是:日本永青文库藏刘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坐像,高29.2厘米;台湾鸿禧美术馆藏梁太清二年(548年)佛立像,高12.5厘米;美国菲利尔博物馆藏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国之造弥勒佛坐像,高29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梁大同七年(541年)释迦牟尼佛像,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藏陈太建元年(569年)徐大智造观音菩萨立像,高22.6厘米。对这几尊造像,目前佛像研究专家在真伪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像则是大家一致认同的南朝造像珍品,体现了南朝造像的风格特点。此像头顶有束发型肉髻,身着通肩大衣,双手结禅定印,身后有尖拱状火焰背光,跏趺坐于束腰形叠涩式四足方座上。佛座上刻铭文:“元嘉十四年岁在丑邴朔五月一日弟子韩谦敬造佛像,愿令亡父母妻子兄弟值遇诸佛,常与三宝共会。”经比较,这尊造像的姿势、服饰样式和衣褶的分布均与后赵建武四年禅定佛像有几分相似,但其五官娟秀,面容恬淡,双肩下垂,衣纹流畅,制作精细,流露出温和清丽的气韵。同一所本,风格两样,南朝造像一开始便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风貌。

　　南朝造像遗存较多的是石雕形式,主要集中于我国东南的南京、浙江和西南的四川地区。东南地区主要有南京栖霞山千佛崖和浙江新昌宝相寺两处龛像。对这两处造像,自上世纪20年代至今,先后有向觉明先生、日本学者小野胜年和宿白先生进行过调查研究。楼霞山又称摄山,位于南京东北约20公里处,是南朝最重要的石窟。石窟开凿在半山腰。据陈江总《金陵栖霞寺碑》和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的《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记载,栖霞寺为高士明僧绍与僧辩法师创建,开龛造像则始于明僧绍与法度禅师之设计。按照宿白先生的观点,栖霞山千佛崖造像“尚可窥南朝形制者,有大龛和次大龛”两处龛像。其中,大龛所雕为一佛(无量寿佛)和二菩萨三尊像,凿修在摄山西峰石壁上,佛身连座高四丈,二菩萨高三丈多,齐永明二年(484年)始凿,至建武四年(497年)完工,历时十余年,此即著名的“摄山大佛”。三像虽经后世重修,但面形、姿态和服饰仍具南朝旧貌,特别是佛身垂下的衣襞和菩萨裙摆外撇的形式,与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佛菩萨服饰特征相同。次大龛雕释迦、多宝二佛像,两侧各立一菩萨。这龛造像面相长圆,神情温和,服饰样式亦皆具南朝造像风格。新昌宝相寺龛像位于新昌西南25公里,雕造于齐武建武至天监之时,通高15.6米,俗称剡县石佛。其雕造历史文献记载颇详。《高僧传·僧护》记载:僧护,会稽剡人,少出家,于齐建武中(494498年),“招结道俗,欲新青山镌弥勒千尺之容。”然而像未成僧护便亡故。后梁武帝以建安王之意敕令僧祜律师(445-518年)专任像事。于天监十二年(513年)春始雕,至十五年(516年)舂竞。僧祜负责佛像设计,还主持了窟前殿堂的建造。此像初成时应是倚坐弥勒大像,约在北宋前改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坐像。现在整体究竟保留了多少原来面貌,我们已很难鉴别出来。

　　浙江绍兴文物管理处藏有一尊石雕禅定姿势的释迦牟尼佛像,是目前江浙地区遗存的唯一一尊单体石雕佛像。此像头饰螺发,面相丰满,身着通肩袈裟,双手置脐下结禅定印。其面部特征与神态、躯体造型与姿势体现了明显的汉人审美特点,也与栖霞山千佛崖造像风格甚相吻合。造像后部刻铭文:“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像。”

　　相对于江南地区,四川地区遗留的南朝造像明显要丰富得多,而且多为单体石雕造像。图像清晰,雕工生动,风格鲜明,是研究南朝造像艺术的珍贵资料。其中,最早一批是1953年成都万佛寺遗址上发现的200余尊石刻造像,年代为刘宋至萧齐之间,也是四川地区发现南朝造像最多的一次。1958年刘志远等人整理出版了《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将此次万佛寺的发现比较完整地发表出来。其后至今又陆续有一些发现:20世纪初在四川茂县发现齐永明元年(483年)造像碑;1992年至1995年间,在成都市西安中路相继出土一批南朝造像,现在保存在成都市博物馆,1998年《文物》第11期发表了11尊造像的考古报告;2005年在成都大慈寺又发现数尊南朝石造像残件。总计四川地区前后发现的南朝造像应有300余尊。

　　非常难得的是,这些造像中有十六尊造像带有纪年铭文,其中最早的为齐永明元年(483年)造像,最晚的是梁太清五年(551年)西安中路出土和杜僧逸造阿育王像。这些纪年造像对研究南朝造像风格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造像衣式特点体现民族融合

　　从大量的出土实物看,这些造像皆为红砂岩或黄砂岩雕造,虽然题材各异,但艺术风格完全一致。佛像面颊丰润,双肩削斜,体态修长,形貌俊俏,风度潇洒,完全是南朝士大夫崇尚的审美模式。这些造像的突出特点体现在衣式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褒衣博带式;一种为薄衣贴体式。

　　前一种衣式受到了南朝主流艺术的影响,融入了南朝人士的审美情趣和衣饰风范,在艺术源头上为东晋戴逵、戴吁父子首创,后经陆探微等人发扬,最终浸润到佛像身上。北朝造像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普遍采取了这种服饰样式,应当来源于南朝的影响。如四川博物馆珍藏的南齐永明八年(490年)弥勒佛石造像碑,通高64厘米。主尊弥勒佛居碑身正面中央,其左右各有一胁侍菩萨。碑顶残损,上面可见浮雕的小坐佛和飞天。主尊结跏跌坐于束腰方形台座上,方座左右两侧各有一狮蹲踞。佛像头部磨光无发,顶现磨光肉髻。面形长圆,双目睁视,嘴含微笑,表情温和开朗。面部微笑与四川地区出土的当时乐舞佣的表情如出一辙,明显受到了当时当地审美情趣的影响。头后有莲花状头光。上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下身着长裙,胸前露出带结,衣纹写实,衣褶较多,悬垂于方座上的衣褶尤为繁复。脖颈细长,躯体瘦削。右手举于身侧,结施无畏印,左手微抬,掌心向外,结施与印。这也是南北朝南北各地弥勒佛造像较为流行的一种手势,山东青州出土的东魏、北齐弥勒佛也是这种手势。另外,袈裟下摆悬于左手肘部的形式也颇值得注意。这一形式在北朝始见于北魏晚期,而主要流行于东魏和北齐两朝,由此可见北朝造像的这种特点应源于南朝。值得注意的是,在碑身背面也有雕刻,刻的是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龛形室内,其左右也有胁侍侍立。龛像下面阴刻造像铭文。总体看来,这尊造像融入了非常浓郁的汉地审美情趣和传统雕刻技法,对研究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的汉化和北朝造像艺术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后一种则属于印度艺术风范,带有明显的印度马土腊艺术特点,是南朝晚期出现的新风尚。这类衣式的造像在近年山东青州、诸城、博兴出土的北齐造像中也有普遍流行。研究者普遍认为,这类衣式的造像来源于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建康,是当时归国或来华的中印高僧带来的外来艺术粉本影响的结果。典型实例如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粱石雕佛立像和粱中大通元年(529年)鄱阳王世子石雕佛立像等。

　　另外,本世纪初在南京一座商业大厦施工的工地上出土了4件砖雕佛像,其中一件比较完好。这件砖雕佛像表面呈青灰色,高20.5厘米,宽12.5厘米,厚7厘米。正面中下部开有一圆拱形龛,龛楣雕两条突起双龙,龙首出现在楣尾。龛内雕一佛二弟子像,主尊面形长圆,眉目不甚清晰,头饰螺发,有圆形头光,跏跌端坐于叠涩式束腰台座上,右手在上,结施无畏印,左手在下,结印不清。身着通肩袈裟,胸前衣纹呈U字形分布,座前有W字形裙裳垂覆。周身有尖拱形身光,尖拱内刻有火焰纹。弟子像立于主尊两侧莲花座上,有椭圆形头光,身体修长,身着披风般袈裟,均一手上举,一手下垂,面对主尊。台座下部雕有双狮,面对博山炉。龛楣之上左右又各有一飞天,皆头梳高髻,两臂张开,手挽帔帛,小腿后屈上举,作飞行状,姿态飘逸,动感十足。整体装饰华丽,人物形象儒雅潇洒,体现了南朝佛像艺术鲜明特点。这件砖雕佛像有明确地点和地层关系,对研究南朝首都建康的佛教历史和文化艺术以及当时南北地区佛教文化之交流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出自: 《艺术市场 》 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