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帔帛为例看佛教文化对中国服饰文化的影响

　　以帔帛为例看佛教文化对中国服饰文化的影响

　　朱烨桢

　　摘要:服饰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直接和集中的体现,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忠实印象。中国历代服饰文化和艺术都深刻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涵盖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内蕴,承载着极为丰富的中华民族自身发展及其与众多民族往来交流、相互融合的文化信息。作为我国古代仕女典型佩戴饰物的帔帛,贯穿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在我国服饰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意义。通过帔帛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可以以点概面,看到佛教文化对中国服饰文化和艺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帔帛;佛教文化;服饰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30-02

　　帔帛称谓颇多,又称帔子,帔帛,披巾,领巾,帔巾,奉圣巾,续寿巾。帔帛是古代仕女的典型佩戴饰物,一般是由薄薄的纱罗裁成,上面有印花,或者是用金银线织就图案的长条帛巾。披搭在女子肩背之上,缠绕于双臂之间。站立时自然下垂如潭水静谧,走动时飘逸舒展如风拂杨柳,动静相得益彰,表现了以虚代实,以动育静的传统艺术。

　　帔帛的形制,始于晋代,《释名》中记载云:“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庾信《美人春日》诗中写到:“步摇钗梁动,红轮帔角斜”。简文帝也有诗句“散诞披红帔,生情新约黄”描绘了其佩戴后的形象。帔帛自晋代后流行于各个朝代,唐代盛行,女子无论贵贱皆有披着,其后沿之,并演变为广大妇女的常用服饰。但是,帔帛并非纯粹的中原产物,而是受到了外族文化的浸染,是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的产物。

　　世俗女性的帔帛与第一个以宗教形式存在于中国的教派——佛教有关,是传入中原的印度佛教服饰。而古希腊僧侣、学者等披搭的希玛纯则是印度佛教中菩萨帔帛的源头。因为古印度键陀罗地区在历史上曾为亚历山大人帝所征用,印度文化因而与希腊文化相融合,故而佛教艺术也因此带有希腊化的倾向。

　　佛教自东汉时期开始传入中国,此后在各种佛教壁画、石刻、雕塑中,都有类似帔帛的“飘带”形象大量出现。这也为魏晋南北朝以及后世隋唐的民间佛教流行和神佛崇拜奠定了基础。人们把对菩萨的信奉映射到菩萨的服饰上,披搭双肩,飘逸美丽的帔帛,与头顶的圆光,脚下的莲花一样,是菩萨神性的体现,长长的帔帛迎风飘拂,营造出菩萨从天外而来的神仙色彩。飞天舞于天际,帔帛凌飞飘逸,飘飘欲仙,蕴含一种流动的美。帔帛轻薄飘逸、随风舞动,表现了美丽和动感,同时也强调了菩萨、飞天不同于凡人的神性。

　　世俗女性之帔帛与佛教之帔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帔帛的历史演变是印度佛教和中原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因此,世俗女性的帔帛借鉴了佛教人物的帔帛,并丰富和发展了帔帛的纹样,披搭方式,装饰手段,反之又影响了佛教中帔帛的形象,使其出现中原化的倾向。使佛教的帔帛和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进行了一段神凡交融的发展演变过程。

　　“妙手轻回拂长袖,高歌浩瀚发清商”,“清风穿袖散花絮,帛带缚肩升纸鸢”是对帔帛感观的形象描述。

　　随着佛教东传,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的发展也与佛教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国人将当时的服饰风尚加于佛像身上,这从敦煌壁画,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雕像中即可看出,魏晋以前,菩萨的帔帛保持着印度式的感觉,面料较厚重,悬垂飘逸感不强烈。随着佛教文化的中国化发展,魏晋时期也开始了菩萨帔帛的中原化进程。另一方面,随佛教而兴起的莲花、忍冬等纹饰大量出现在世人衣服面料或边缘装饰上,给服饰赋予了一定的时代气息。同时中原世俗人在面料、图案、装饰等细节上对帔帛进行了缬染、画、绣花、描金等装饰,帔帛逐渐发展成为中原特色的衣着形式。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是两个大相径庭的时代的演变,仅从佛教艺术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风格,就可以看出两个时代形势与特色的不同。从帔帛的颜色上来看,魏晋南北朝艺术是无可奈何的黯淡,蓝绿色调给人一种悲惨与凄凉,但这也为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唐代则处处是亮丽的色彩,开明的风气一览无余,这也是帔帛在唐代盛行的环境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的混论,单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承袭过来是很难有佛教的流行,帔帛的流行的,乃至于也难以出现大唐盛世的宽松与开放。

　　唐代孟浩然曾有诗云:“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形象的描绘了随风飘摆的帔帛的视觉感观。帔帛这种附加的服饰,延伸了身体的视觉效果,它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实际的用途,而且也是为了营造一种生动活泼婀娜多姿的外形效果。然而这不是魏晋时候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幻美感,而是一种更加真 实的服饰发展。

　　《旧唐书·舆服志》里曾说到:“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为了这种婀娜多姿,唐玄宗曾经颁下诏令:宫中二十七世妇和宝林、御女、良人在随侍和参加后宫宴会时,都须身披绣有图案的帔帛。而宫女们在端午节时,也要披较为华丽的帔帛,称为奉圣巾或续寿巾。这种名称也许暗示它源于佛教,象征普度众生的含义。

　　从唐代佛教流行的程度看帔帛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饰物流行,是有一定道理的。唐代的大量壁画、石刻、俑像等都反映了这种帔帛在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带有外来宗教色彩的饰物并不能作为华夏衣冠中的“正统”,因为唐代的国教是道教,虽然武周时期、中宗时期崇佛,但终唐一代,都是释儒道三教并尊的。比如,武则天、中宗这些是非常尊佛教的;而作为唐代初期和中后期代表的关陇贵族和关陇士族男性成员,相对而言和道教的关系更亲密,如高宗李治,玄宗一系一直到晚唐的武宗,都是道教徒;而晚唐的宣宗、懿宗等等又都是虔诚的优婆塞。在唐代,佛教代表的仅是数量庞大但是政治上的非主流势力;相传宰相房玄龄就曾在家训中规定,帔帛不合乎周礼,不应列入礼仪服饰的范围。

　　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唐代初年,佛教在印度仍旧影响着多数国民,尤其是在北印度和西印度。但是到了盛唐时代,基本上印度已经处于被阿拉伯人入侵的状态,那时起印度佛教和整个印度文明已经开始走向衰败了。也就是那时起,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了。或者可以这么说,初唐时期的佛教主要是受外来宗教影响的,但是到盛唐以及晚唐时期,佛教开始了汉化。同样可以看到的是,在初唐之后,这种神佛崇拜发展而来的帔帛也有了各种形式的披法,甚至出现了倒挂的形式,而且这种倒挂形式也对后世的帔帛披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是一种汉化的体现。中原化的帔帛反过来影响唐代以来的敦煌莫高窟等菩萨上的帔帛样式,“菩萨似宫娃”是菩萨形象中原化的真实的写照。然而,这种佛教影响下盛行的帔帛,在宋代就渐少了,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所能决定的,决定它们的归根结底是现实的生活。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自唐武宗会昌法难后,佛教和外来文化的鼎盛期已经结束。尽管后来在宣宗和其子在位时多次弘扬佛法,大兴佛教,但是由于黄巢起义、残唐五代的战乱、河西和内地交往的阻碍、西域佛教国家逐渐缩小,最富唐帝国文化风情色彩的地区逐步淡出中国文明重心舞台,这对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挫折。二是宋代社会洋溢着清新的新型民间文化以及强调保守、理性、哲学禅思的文人士大夫风气,这对于盛唐时代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以及流行风尚的熏陶,是一个不利因素。宋代一直推行道教,以及黄老学说,理学的思潮风行,对于佛教都会有一些影响。尽管佛教在宋代民间依然流行,但是其影响力明显的比唐代要弱。

　　高承《事物纪原》卷三记载,唐代帔帛发展到宋代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命妇佩饰的霞帔,一种为直帔。两种形制,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宋代直帔,无论大小尊卑,皆有服用,直到清代才因历史变动而湮没;而霞帔在清代仍然继续发展,并且不断变化,形成新的款式,但到了清末霞帔也多为人所不识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帔帛、霞披、直披这些服饰逐渐消失。不过类似“帔子”的长、方围巾以其实用功能仍在现代社会中流行开来,例如现在的披肩。而帔帛,人们只能从敦煌飞天画壁、出土陶俑、影视歌舞的古典剧目或汉族传统婚礼中偶尔领略,欣赏其长虹绚霞般飘逸、浪漫、飞扬的神采了。

　　其实通过帔帛的演变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对神佛的信仰寄托在服饰中,即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对信仰的寄托,更是当时社会演变的真实影像,通过这种神凡交融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服饰文化艺术背后深深的宗教痕迹,更渗透着深刻的政治烙印,为政治阶层服务。

　　服饰在很大程度上真实的反应着历史的轨迹和痕迹,自然也是体现着在政治背景下宗教文化艺术以及其对服饰的影响。追溯历朝历代的服饰文化,我们清晰的看到政治对服饰的影响,主流宗教文化对服饰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们两者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交织融合发展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朝代时尚的风格演变的,无论是超凡脱俗的飞天神伦之美还是世俗的凡人心性,都是对那个朝代、那段历史流行和精神的体现。

　　即使今天我们说要追求时尚,时尚是风,时尚是新的,但服饰所孕育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文化是不可磨灭,也不会被人忘记的。无论是碧波映荷,枫叶流丹还是黄昏落霞,银河紫烟,无论服装是怎样的变化,它总是映衬着历史的背影,交织着传统的文化。因为服装负载着文化,服装书写着文化,服装蕴含着无限。

　　Ralph Lauren曾经说过:“我相信服装最终会超越时间”。无论是东方的佛教文化,还是西方的基督文化,孕育在服装中都有其独特的味道。正如迪奥在巴黎大学讲演中强调的一样:“服装与历史同在,服装与文化同在。”

　　帔帛文化中的神凡之美,是历史文化与服装同在的具体写照,所以今天的我们不可孤立的看服饰发展史,而是应该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文化相联系,与当时的宗教文化相联系,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达到进步的。

　　出自: 《文艺生活·文海艺苑 》 201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