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进程中的困顿及其格调

　　宗教进程中的困顿及其格调

　　蔡春花

　　《鼻子》是由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16年根据日本古代故事集《今昔物语》第二十八卷二十话中的“池尾禅珍内供鼻语”改编而成的反映宗教困顿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满腹经纶又有着世俗旨趣的佛门僧侣，无法定位自身文化归属的错位心里，具有鲜明的宗教批判色彩。

　　教化者内供经过艰苦修行，终于达到学养高深，在内道场上高供奉、携有弟子众人的僧师的极地，对于自己的未来他更是有着明确的打算——“一心渴信将来的净土的和尚”。然而在容貌方面的长鼻子的问题上，来自“池尾的寺的侍者”及“进来承教的下法师们”的僧俗的认可以及他在自尊心方面的庸人自扰干他专心履行职责和实现未来“不很相宜”，引发了一场做为高僧不应有的世俗人的困扰。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我们通过各种传媒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知，积累了很多层面的理解和认识，那些纯粹的、彻底的宗教人大都是“自悟其道，自履其道”无懈可击的人，本论的主人公内供位在高僧，他的率先士卒却远不及先人厦教义所规范的极地，用释迦摩尼的弟子阿难的话说

　　“只是随世尊教法和垂范而已”，也就是说他的修行还没有极致到具有独立的、不可动摇的佛人意志，所以常常心揣佛祖却免不了世俗情怀，流连忘返到“请从震旦来”的世俗医士、求恶作剧的中童子，煞费苦心的经营其鼻子的长短。显而易见，莽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鼻子》是宗教问题小说，他假借宗教人内供在小说中提出了对传统宗教的现实主义的质疑。本文以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鼻子》为例，从宗教的功能性文化应用、唯精神论、二元结构三方面对宗教历史进程中的问题及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读解。

　　一、体现在主人公高僧内供方面的教俗不分及世俗旨趣，不是简单的内供及周围僧搭间的个别症状，而是反映了传统宗教极易在文化准则方面冲突的宗教特质

　　高僧内供定身池尾寺数十年，却因为长了一个长鼻子而整日烦恼，“常常是叹了一口气，勉勉强强地向那先前的经几上唪《观世音经》去了”，显然，世俗间的凡人的人文品质、生活内容，改变和降低了内供的宗教意识、生活秩序及正确的辩识教俗事物的能力，以至于混沌在世俗的纠纷之中忘记了自身的社会归属及宗教人文禀性。曾经有过一些宗教的研究者，对佛教的生活群体及其精神实质做过非常独到的描述，说他们是一群人要在一起，摈弃世俗生活去过质朴的沉思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要把自己封闭在大墙内，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从表面上看，它是主人公内供个人的修行度、职责感、行为规范方面的迷失，如果以更广域的、现代宗教的视野来讨论，背负着传承使命的教化者内供的对宗教混沌的意义说明了佛教场域的存在方式，在遭遇了来自世俗文化的冲击时，首先要在文化准则方面发生冲突及功能性嬗变。集成众多的有关宗教的归属和地位界定的讨论，在其社会属性这一点上早已经有了明确的定论，一致公认宗教做为传统文化，它是一个文化现象，是千姿百态社会文化中的一种。既然它是千姿百态的社会文化，那它就不可能彻底的摈弃当下文化的影响，摆脱现实生活的约束。的确。内供是一个教化和普度众生的高僧，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现实灵魂的观世文化人，虽然他定身池尾寺数十年，事实上，在思想、行为等诸多方面已经具备了鲜明的世俗凡人的文化特征，他的来自容貌方面的偶然的审美意识的觉醒，我们说它是一个文化纠纷，因为它渗透了文化性的世俗觉悟，我们还可以称这个文化性的世俗觉悟为不自觉的下意识的世俗文化的涉足，应该说最早的世俗文化的涉足者是在基督教形成时期从耶稣自身开始的，他在教化的同时，也游说了宗教的改良、融含和充实人类生活的设想，他的被缚十字架就是一个教化者的对其奉事的教旨、教规、未来宗教持不同的认识和异议而遭到迫害的宗教革命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照极具世俗意义的佛教的祭上家族祖先牌位、纪念物、祈求佛祖和菩萨保佑等一些日常的佛教行事，这些行事的基本性质和内容就有很强的世俗文化色彩和背景，它再度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宗教，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的文化体制及其重要的历史特征。

　　二、内供的宗教人对原初的悖逆，反映了在日益进化的实用主义的压力下，原始宗教侧重精神拯救、忽略现实人文要求的历史思维的名存窭亡

　　芥川龙之介通过短篇小说《鼻子》的主人公内供曾经多次地触及了宗教的精神主义。例如：对内供格外的介意鼻子的问题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一边“……在内典外典里寻出和自己一样的鼻子的人物”、又“……听人讲些震旦的事情，带出了蜀汉的刘玄德的长耳来，便想到即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胆壮哩”、还有“请震旦医士……”、“……用热水烫”、“……用脚踏”、“……坚忍不拔的看镜”等等。关于宗教的精神主义学说，西美尔做过如下的阐释：“……它探索着不和任何教条主义樊篱相冲突的无限广阔的宗教感情，探索着无形式的无限，探索着只以强有力的精神渴求为基础的表现形式”。原始宗教的对其功能的解释更为具体：超乎人类意志的力量，高于一切物质力量的精神拯救、它可以使人们的心态从不平衡调节到相对平衡，从而达到一种无比至上的和谐的状态。如果聚焦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对主人公内供的因为长鼻子不能“本着勘破色空，修行成佛”、不能“同日常修行原则保持一致”的纯粹的精神主义产生质疑：不得不反思“……强有力的精神渴求”的宗教原则为什么没有使内供的“……勉勉强强地向那先前的经几上唪《观世音经》去了”的颓废心态从不平衡调节到相对平衡：不得不试问高于一切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力量，为什么在内供“……即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胆壮哩”的偏颇心理方面没有得到拯救呢?在这里，我们要归咎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宗教的原初“……探索着只以强有力的精神渴求为基础的表现形式”的注重精神学说、忽略物质要求的纯粹的精神主义宗教原则。我们强调归咎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宗教的原初的理由在于它是历史事物、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保持着既往社会的理想、保持着历史的意义、功能和人文结构，内供作为现世人，他具有现世的灵魂和人文水准，也就是说，“以精神渴求为基础”的纯粹的精神主义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人们日益增长和膨化着的对物质、功利等现代人文主义的需求，更具体的说信仰的功能在减退，文化的功能在增强。随着近代社会的自我意识的认知和功利主义等进化思想的抬头，原始宗教的“

　　探索着只以强有力的精神渴求为基础的表现形式”的唯精神主义，逐渐地开始像以往的历史进程中的所有陈腐事物一样，被进步的、新的历史文明和人文要求所吞噬和代替。内供的问题应该说是个历史思维的问题、属于宗教的精神到物质的历史跨越和转型的问题、属于既往宗教与实用主义的人文水准及物质要求的脱节和不适宜。事实上，还是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就已经失去了对人们思想的全面 控制。韦尔斯对这一时期的各类学问的倡导所引发的宗教改革曾经做过非常精辟的总结“^完全凭自己的心灵和良心的指引采取行动。”这个说法对崇拜皈依神灵、恪守上帝的意志和单一的心灵科学是一种非常强硬的否定语调。本论的主人公宗教人内供的人物设置就是芥川龙之介以作家的视野，从小说的角度对传统宗教的超乎人类意志的、高于一切物质力量的精神拯救的鄙陋所做的现时状态的追究及其评价，它的意义在于未来进程中的宗教的归宿必将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笼的斑斓异彩的新兴学问一样，始终要接受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的新的智商、新的人文要求以及理性和科学的愈来愈苛刻的检测和考验。毫不例外，它也将和人类文明史上所有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样，终究要面临着立足和超越、颓废和新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久不衰就是一部从其形成开始就跃跃欲试不停地走出历史、试图融进新的精神与物质双重结构的人文改革史。T·S艾略特在《论莎士比亚与辛尼加的斯多葛哲学》一文中的“……表达建立在自己那个时代偶然产生的任何思想感情基础上的那个时代最强烈的情感”的学术思想，精辟地概括了原始宗教的完全的心灵科学和依靠想象的力量来拯救人类社会的违背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历史思维的不且实际和名存实亡。

　　三、主人公内供的归属社会目标的现代意识以及非现实主义框架内的宗教的双重思想体系，反映了传统宗教的根深蒂固和宗教人自身潜在的坚守国粹的意识

　　主人公内供是一个有着世尊职责感的高僧，在一个偶然的异文化的机遇中，选择了适应大众的也就是世俗的文化标准，他以为符合了人们的总体理想和社会目标，这时，他的心情才可以聊以自慰，感到“爽朗起来”。可是，当左右他总体文化中的”利己主义”对他的侵袭时，他又“懊恼”、“双眉紧蹙”、“面呈愠色”，他的“……脾气日益乖张起来”。像这类有关内供的矛盾心情及其情绪的描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应该说这种在主人公喜怒哀乐上重着笔墨的设计是赋有智慧的，它通过内供情绪的变化来展示内供错综复杂的心理，展示内供错综复杂的心理，就等于找到了揭示小说实质问题的钥匙。即：在内供鼻子的长短问题的遮盖下的隔墙内外的宗教及宗教人的双重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及其潜在的变数。我们丝毫不能怀疑内供的职责感和对信仰的忠诚度，同时又不能忽略他思想深处的顽固的原始宗教感情以及宗教人个人的某些先行意识。的确，内供是经过长年的艰苦修行，达到了学养高深的僧师的极地，包括在道德、思想和行为在内的宗教的一切领域都具备了相当的认知，形成了完整、成熟的宗教文化方式和内涵，然而通过他在鼻子的长短方面反馈出来的他思想深处却是有着不可言状的“惆帐的情绪”。毋庸置疑，这种情绪的性质是违背宗教的并行不悖的行为。假定内供的心态和他的信仰是宗教的二元合成，那么，对内供没有着落的“惆帐的情绪”的解释就应该有两种；一是对自身所信仰的宗教的文化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的危机感：二是对自身信奉的宗教初衷及国粹权威的改变和推翻的忧郁。关于内供的错综复杂的宗教思想和矛盾心理，我们还可以通过作家自身的人文因素找到答案。芥川龙之介做为短篇小说的“鬼才”，曾被喻为日本的梅里美和莫泊桑，我们通过他的小说《鼻子》已经领略到了他的“奇拔的思考方式”和卓越的文学才华，同时也勘察到了他小说底蕴中包涵着的暗流神伤和阴影。他在《给一个旧友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句关于心情的描述，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产业链，它运营给我们的从来都是作家的思想倾向、生活形态、人文氛围的副本，芥川龙之介对生活的理解深邃却“失意多于惬意”他对精神的要求务实而又苦心孤诣。他有奇拔的文学维持人生却笃信基督教的同时又连带佛教，可以说他写短篇小说《鼻子》时的情绪是悲观的、思想是矛盾的，再进一步地说，他是带着这种包括了当下的、对未来的生活和文学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的人文胸怀创作出了主人公内供，内供的复杂源自于芥川龙之介的思想认识的矛盾和多重。当然，内供和芥川龙之介的人文形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至少他们对包括了当下的和未来的宗教的忧郁同出一辙，引申地说，一个是宗教的本源性的思想体系的矛盾；另一个是宗教的再生性的思想体系的矛盾。那么，短篇小说《鼻子》的宗教人内供所反馈出来的宗教问题，究竟是简单意义的文学巧合，还是作者的宗教见地的确已经上升到了这种高度，关于这一点在小说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内供试图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来恢复自尊心”，显然，作家为主人公内供设计了两个构思方案，一个是积极方面的恢复自尊心，另一个是消极方面的恢复自尊心。消极方面的恢复自尊心，是“想方设法地把鼻子弄短”，在这里就无须赘述了，关键是积极方面的恢复自尊心。作家没有明确的道白，也无法去考证芥川龙之介没有采用“积极方面恢复自尊心”的理由和心态。只能是假设，假设“积极方面的恢复自尊心”属于宗教范畴i消极方面的恢复自尊心属于世俗范畴，为什么作家对“积极方面”的宗教范畴避而不谈、采用世俗范畴的方案来安排内供“恢复自尊心”呢，理由只有一个：宗教隔墙外围文化的根深蒂固和不合时宜，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中的宗教立场是中庸的，他的态度包含有肯定和否定的双重成分，像类似的反映芥川龙之介的宗教气质的小说，除了本命题的《鼻子》之外，还有《烟草与魔鬼》、《信徒之死》、《众神的微笑》等等，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触及和说明了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鼻子》是芥川龙之介成为中坚作家之后发表的作品，也就是说，在构思这篇小说时，作者对宗教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对传统宗教的未来具有深刻的预见和清晰的理想，对主人公内供的设计及所赋予的思想意义是持有鲜明的写作态度的，这个写作态度，芥川龙之介文学的早期推介人鲁迅的“

　　希望已达成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的一句评语，对作者体现在小说中的对宗教人内供的传承与现世归属的无助、神圣与世俗双重意识并存的无奈的思想根源给予了非常形象的描述。

　　结　语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举足轻重的代表作家，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所具备的精神世界是相叠多重的、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即便是以现时的思维方式和人文水准都是很难彻底、准确地理喻和读取的。我们只能通过寻找作家的人文因素来理解其思想意志和文学观念，用现时的价值意义去做一些可解的和不可解的学说，应该说对他的短篇小说《鼻子》的解读完全是概论式的，只能说明其思想精华的一部分。恩格斯在针对英国的状况时有过这样一个讲话：“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如果以未来的眼光来考察芥川龙之介及其小说《鼻子》的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因素，那么，今天对小说的解读只能说是外延与内涵，属于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多维视野的讨论，不涵盖今后在各种历史因素、文化因素、文学因素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和改进，因为芥川龙之介和他的小说《鼻子》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重读。

　　出自: 《消费导刊 》 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