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在内蒙古的宣化活动述略

　　民国时期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在内蒙古的宣化活动述略

　　秦永章

　　20世纪30年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之一的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罗桑贝旦丹贝仲美，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以“蒙旗宣化使”的身份，受命赴内蒙古地区进行“宣化”，以阻止德王等人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章嘉呼图克图的宣化活动对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蒙政策，强化蒙古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章嘉呼图克图　内蒙古　宣化活动

　　作者秦永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元明以来，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是历朝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蒙藏民族及蒙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藏传佛教的许多上层人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备受清廷和民国政府尊崇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之一，分管京城及漠南蒙古地区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就是他们当中相当突出的一个典型。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历代章嘉活佛建寺院、译佛经，在宗教、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他们以佛教高僧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解决了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由于章嘉活佛系统在历史上崇高的政教地位和在蒙藏地区的影响力，学术界不乏对该活佛系统的研究。但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偏重于对第三世章嘉活佛的研究，对其他几世章嘉活佛关注甚少，尤其缺乏对第七世章嘉的研究。鉴于此，本文爬梳相关资料，拟就民国时期七世章嘉在内蒙古地区的宣化活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及其出任“蒙旗宣化使”

　　章嘉呼图克图，原系青海佑宁寺(亦称“郭隆寺”)的五大活佛系统之一。“章嘉”，原称“张家”，因第一世章嘉活佛扎巴沃色(?－1641)出生于青海佑宁寺附近之张家村(今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故名。清康熙以后，以“张家”二字不雅，易称“章嘉”。章嘉活佛系统共传七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廷封授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封号，驻锡多伦诺尔汇宗寺，奉旨总管漠南蒙古即今内蒙古地区的佛教事务。五十二年，康熙帝面谕二世章嘉：“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从此，章嘉活佛正式成为漠南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领袖，形成了蒙藏地区黄教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即达赖喇嘛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今外蒙古地区)，章嘉活佛主漠南蒙古。此后，历世章嘉活佛被尊奉为“大国师”，受到清廷及民国政府的特殊尊崇，掌管内蒙古及京城等地的藏传佛教事务。

　　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法名罗桑贝旦丹贝仲美，清光绪十七年(1891)出生于青海西宁附近之拉罗地方(今青海互助县南门峡乡却藏滩)。三岁时，经理藩院在北京雍和宫掣签，认定为前世之转世灵童，迎至佑宁寺供奉教养，开始诵习经典。七岁时，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举行坐床典礼，登上了历辈章嘉的法座。光绪二十五年九岁时，奉旨入京，晋谒光绪帝，赐金印，赏乘黄舆车。翌年，授扎萨克达喇嘛，驻京任职，并赏前辈各项荣典。光绪二十八年，请假三年，回青海佑宁寺学经。光绪三十年九月，返京驻锡嵩祝寺。是年，因驻京副扎萨克达喇嘛敏珠尔呼图克图圆寂，奉旨管理多伦诺尔善因、汇宗二寺，以及京师之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法海寺，青海之佑宁寺、广济寺，五台山之镇海寺、普乐院等，赏给“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印”及敕书。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遵照前辈惯例，赏赐貂皮坐褥、九龙黄伞。此后，章嘉活佛经常往来于内蒙古、五台山、北京及西北甘青等地的各大寺院，广学经教，勤修定慧。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中旬，清帝下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仍以北京为民国首都，各省纷纷通电赞成民主共和。然而，在沙俄的唆使下，外蒙古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乘辛亥革命之机，于1911年12月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自称“日光皇帝”，并“劝谕”内蒙古各旗响应库伦“独立”。一时间内蒙古地区喧嚣“独立”之声不绝于耳，甚至已有不少盟旗王公响应或支持库伦“独立”，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然而，章嘉呼图克图作为一方的宗教领袖，秉承了其前世护国护教的传统，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国家政治服务。1912年8月16日，章嘉活佛毅然从内蒙古赶抵北京，发表声明，表示赞成共和，并出面劝导内蒙古地区的王公贵族放弃“独立”主张，拥护中华民国，共谋五族幸福。由于他在内蒙古地区的崇高威望和积极劝导，使得内蒙古地区的甘珠尔瓦、察罕、东阔尔等呼图克图、格根相继表示赞助共和，服从民国政府，并纷纷进京，晋见大总统袁世凯。

　　民国政府成立后，基本上沿袭了前清的宗教政策，对宗教上层采取了笼络和利用的政策。民国政府于1912年8月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中就规定“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1912年10月19日，民国政府对于首先表示“翊赞共和”的内蒙古藏传佛教领袖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大加笼络，承认其清代所授予之“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封号和金印、金册及各项荣典，特加封“宏济光明”名号，“赉予银一万元”，复“加给年俸银一万元，以示优待”，还加封章嘉的父、母、弟及师傅等各种名号。

　　受到民国政府恩宠的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于是愈加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新政府效忠。1913年4月，他致函外蒙古的“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强调了共和制度的先进性，讲述了自己在新政府受到的信任和优待情况，并要求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劝导外蒙古取消独立，“为了现在和将来表明自己的意见”。

　　1916年1月9日，袁世凯又颁令，给章嘉原有名号“灌顶普善广慈弘济光明大国师”上加封“昭因阐化”四字，颁给金册。陆军部还给他配备了骑兵卫队。1919年，北洋政府又对章嘉活佛委以重任，颁赠“导持黄教”匾额。1924年3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圆寂，外蒙当局废除其转世制度，章嘉呼图克图便自然成了整个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深受蒙古僧俗民众的崇奉，因此，北洋政府对章嘉呼图克图也愈加崇敬。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章嘉呼图克图从北平遣使致贺，表示拥护南京政府。1930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29年，在南京设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章嘉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1931年9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土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惨遭蹂躏。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章嘉呼图克图“素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信念，秉循国策，宣扬教义，祈愿国家昌盛”，不遗余力。当年4月7日，国民政府在河南洛阳主持召开“国难会议”，章嘉大师应邀从太原前往参加会议。章嘉乘火车抵达洛阳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要人亲到

　　车站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当地各界民众举行的欢迎大会上，章嘉呼图克图致辞表示“中华民国系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同组织而成，现在国难当头，希望全国上下，不分界域，不分党派，一致精诚团结，共同御侮”。国难当头之际，各界民众对章嘉呼图克图赋予了诸多身份、角色和期望，这在欢迎章嘉活佛的口号中有具体体现：“一、欢迎代表蒙藏的章嘉莅洛抗日救国；二、欢迎章嘉决定救国大计；三、欢迎宣传党化巩固边疆的章嘉大师；四、欢迎拥护中央的章嘉大师；五、欢迎蒙古政教领袖的章嘉大师”，等等。这次大会上，章嘉大师被推举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并用蒙古语发表了演说，他的“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保国卫民”的主张，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赞许。让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宗教人物出任“国难会议”名誉主席，说明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民族齐聚在抗战的大旗下，齐心协力，共赴国难。同年4月25日，国民政府以章嘉“此次出席国难会议，跋涉不辞，期抒国难，忠诚奋力，振导宗风，殊堪嘉尚，着加给‘净觉辅教，四字名号”。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很快将其侵略魔掌伸向内蒙古地区，内蒙古东部盟旗相继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西部盟旗也危在旦夕。日本军人、特务等纷纷潜入西部盟旗搜集情报，引诱控制蒙古王公上层，采用经济、文化渗透和政治、军事威逼相结合的手段，准备西侵察、绥。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待蒙古民族，继续采取怀柔、羁縻政策，不仅没有兑现其种种开明、进步的许诺，而且在内蒙古推行设省置县、移民放垦等民族压迫政策。因此，蒙古族各阶层普遍感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机，一些蒙古王公“向心力既无，而离心力日深矣”，由此激发和催化了一场较大规模的以内蒙古自治为主旨的民族运动(史称“高度自治”运动)。以“民族自强”标榜的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很快成为这次自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有更多不同政治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蒙古族国民党人和各界人士参加进来。

　　当时德王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是在日本西进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当时不少人认为德王的自治运动具有日本背景，是在日本人利诱和操纵下发起的：“少数有能之王公，为日人所利诱，且受日人之帮助，倡言自治，以资号召”。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黄绍竑后来明确指出：“此运动是直接间接受了日本人的煽动与指使”，是“一个脱离国家统治的独立运动”。基于这种认识，国民政府对这次内蒙古自治运动采取了“宣慰消弭”的政策，派员赴各蒙旗宣抚、劝阻自治成为其具体措施之一。在这种背景下，1932年4月19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提议，国民政府会议批准，任命章嘉呼图克图为“蒙旗宣化使”，其任务主要是：对内蒙古进行宣传感化工作，要他们放弃独立或自治的主张，服从中央政府。在章嘉活佛受任“蒙旗宣化使”的同时，班禅大师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陲宣化使”，宣化蒙藏地区。12月26日，章嘉大师赴南京出席“蒙旗宣化使”就职典礼，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授予印信和任命状，希望通过章嘉大师宣化蒙旗，“中央与蒙旗的关系，将日趋密切”。章嘉大师在就职典礼的致词中，表达了他宣化之目的和决心，云：

　　章嘉世掌蒙古教务，值此国难方殷之际，无补时艰，深滋内愧。中央眷念边民，特令宣化，宏谟厚泽，薄海同钦。本使已遵于本日就职，举行宣誓，恭聆训词，当竭虔诚，秉中央绥辑边疆，抚慰边民之至意，宣扬三民主义，启迪忠枕，务使精诚团结，同心御侮，择期巡行蒙古，宣扬中央德意。并本我佛入世救众之决心，阐彰教化，显扬三宝，俾忠贞爱国之蒙民，益坚向内之枕，而使暴虐凶顽之强寇，无所使其伎俩，发扬五族团结之精神……。

　　章嘉呼图克图在南京受任“蒙旗宣化使”后返回北平，在其驻锡地嵩祝寺成立了蒙旗宣化使公署，内设总务、宣传两个处，直隶行政院，并等待时机，欲赴内蒙古地区开展正式的宣化工作。

　　二、旅居北平蒙古人抵制章嘉呼图克图赴蒙旗宣化

　　1933年1月4日，章嘉呼图克图回到五台山，并于五台山设立行台秘书室，继续准备宣化资料。当时，对德王等人策划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锡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并无好感。而且德王也非常清楚，内蒙古宗教领袖、“蒙旗宣化使”章嘉呼图克图是影响其“自治”目标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为了做通章嘉的工作，并利用章嘉在蒙古王公中的威望，德王于是年春天，便陪同他的母亲，带领40余名随从人员从察哈尔到五台山朝圣拜佛。他们一行先到镇海寺等各寺朝礼施供后，到普乐院拜见章嘉国师，呈献布施礼单。章嘉出于礼节，为他和他的母亲等人摸顶祝福，并在普乐院寝宫中设席招待德王。在席问，德王谈了一些蒙古地区的形势和日本人的行动意图，并谈到内蒙古要实行自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军队等的道理，以试探章嘉对他的看法。而章嘉对所施舍的大量布施毫不动心，当即态度明朗地表示：“内蒙古地区形势复杂，事关重大，一切事情报中央政府从长计议，切莫造次，万勿擅作主张。”这次会晤，使德王满怀希望而来，大失所望而去。德王争取章嘉的工作失败后，则转向接近和争取班禅大师，他与章嘉从此关系疏远，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1933年7月26日，德王等人在乌兰察布盟的百灵庙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次日向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发出“请求国民政府实践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准许蒙古高度自治通电”。但是，不少蒙古王公对德王的自治运动持观望或反对态度。其中前锡林郭勒盟盟长杨桑等人不赞成德王的“高度自治”主张，并且派人赴五台山，邀请章嘉呼图克图前往锡盟进行宣慰。章嘉于是决定赴蒙，当年10月2日经太原乘火车抵达北平，“惟以赴蒙尚需有待，先致电内蒙各蒙旗，盼勿入歧途”。

　　德王等人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本质上是由蒙古族封建上层发动的以维护封建王公制度和封建特权为宗旨的运动，但它是在反对民族压迫和维护民族利益的呼声中产生的，所以在蒙古族各阶层中引起了较大震动，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当章嘉呼图克图就任“蒙旗宣化使”，准备赴内蒙古阻止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时，遭遇到不少蒙古人的抵制和反对，其中旅居北平的蒙古人，尤其是在北平求学的蒙古族青年学生的反应尤其强烈。

　　1933年10月2日，章嘉呼图克图从五台山抵达北平的当天，遭遇了北平内蒙籍学生前所未有的示威、抗议活动。他们聚居在章嘉抵达的火车站及章嘉的驻锡地嵩祝寺周围，抗议章嘉赴内蒙古百灵庙宣化，甚至扬言不惜夺取章嘉的性命。当天北平、天津的各主要报刊都报道了蒙古族学生反对章嘉涉政、赴蒙宣化的新闻。关于此事的缘由，这一事件的亲历者、著名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先生认为这与章嘉活佛给南京当局的一封密电有关。他说：班禅大师暗中支持德王，不少事情使一直关注内蒙古问题的章嘉呼图克图觉得蹊跷。加之班禅大师的宗教地位高于自己，这将影响到自己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所以当阎锡山怂恿他阻止内蒙古自治运动时，他自然是乐于接受。章嘉觉得，班禅大师驻锡在西三盟，可能对他的宣化活动带来不便，于 是在出发之前，章嘉给南京当局发了一封密电。电文称：“蒙古官民事吾唯谨，分属师徒，情若骨肉，虽孝子之事父，亦不过此。乃近得报，西三盟竟有人背吾从人，甘傀儡，在百灵庙开会，草有自治政府大纲，值此蒙边吃紧，若我政府能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将班禅请出三盟，则鄙人自有妥处办法，能使蒙人内向。否则障碍不除，吾虽尽力宣化，恐不敌破坏者力大。”这封电文表明章嘉和班禅这两大活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另外从相关资料看，由于德王的各种笼络，班禅大师起初对其“高度自治”持支持的态度，这与民国中央政府及章嘉大师力图阻止的态度相左。加之班禅长期驻锡本属于章嘉活佛教区的内蒙古地区，对章嘉活佛在内蒙古地区的政教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某种威胁和挑战，这无疑也会招致章嘉活佛对班禅大师的不满。因此，章嘉拟具这封电文，可谓事出有因。有学者说这封密电是章嘉活佛在阎锡山的怂恿下拟发的。

　　后来，这封电报被当时任职于蒙藏委员会、兼任蒙古驻京联合办事处主任的吴鹤龄看到，在章嘉活佛从山西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即1933年10月1日，他把这封电报秘密转发到北平的“蒙古救济委员会”。当时正在北平蒙藏学校议事的“蒙古旅平同学会”的几名青年学生看了这封电报后，义愤填膺，尤其是“虽孝子之事父，莫如是也”一句，深深地刺伤了这些接受了近代知识和新思想教育的蒙古族青年，于是他们立即改变话题，开始讨论起对付章嘉活佛的办法，最后决定立即发出蒙古学生反对宗教干涉政治和打倒章嘉的宣言，并送发到多家报馆和通讯社，其他的人立即出发，联络各校蒙古学生，在章嘉抵达的北平西站和驻锡的嵩祝寺附近示威。

　　不仅如此，在北平的“蒙古旅平同乡会”、“蒙古救济会”等蒙古人团体，随后均以僧人不能涉政的名义纷纷反对章嘉活佛赴蒙旗宣化。如10月下旬黄绍竑一行为巡视内蒙途经北平时，上述团体纷纷派代表向黄绍竑等提出允许内蒙古自治的要求，其中反对章嘉活佛入蒙宣化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要求。“蒙古旅平同乡会”提呈的意见书明确提出：“章嘉人蒙宣化，蒙古极端反对，而该氏复对于自治，加以阻碍，尤为蒙民所愤懑，倘其仍本以往主张，恐必激起意外事件，希望中央以福利蒙民为前提，勿再听信谗言，不但蒙族幸甚，实亦党国幸甚。”“蒙古救济委员会”之意见书亦云：“喇嘛之责任只是唪经供佛，不应稍涉政治行动，且在蒙古民众中，本已失去信仰力，而章嘉阻碍自治，尤为全体民众所愤懑，如其仍本过去之主张，必将激起意外事件，设中央听其言论，实与蒙古民众意旨相反，错误更多，务请特别注意。”

　　为了达到阻止章嘉呼图克图赴蒙宣化之目的，旅平蒙古人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言论，如“蒙古旅平同乡会”代表指责“章嘉以教的势力，在内蒙古发展个人势力，无异阻碍内蒙自治，亦等于出卖蒙古利益”。针对这种无端指责，佛教学者释东初为章嘉活佛打抱不平，云：“内蒙倡议自治，全系德王一人主张，不特非为内蒙民意，即西蒙三旗王公旗长，亦多未表赞同，其中显然有严重的背景。章嘉大师赴蒙旗宣化，本奉中央命令，其个人素居国内，对内蒙谈不上有何企图。今内蒙王公要求自治，并且攻击章嘉大师阻碍内蒙自治，显然有人从中挑拨离间。”

　　三、章嘉呼图克图在内蒙古的宣化活动

　　尽管章嘉呼图克图的宣化活动遭到了一部分蒙古人的反对和抵制，但他没有停止赴蒙旗宣化的准备工作。章嘉返抵北平后，驻锡嵩祝寺，一边拟定宣化纲要，呈报行政院备案；一边继续准备宣化时要用的各种蒙、汉文宣传品，包括一些通俗图画，计划迅速奔赴蒙旗展开宣化活动。10月8日，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了由佛教、慈善、学校等团体参加的大型集会，欢迎章嘉活佛返平，并预祝他在蒙旗宣化成功，章嘉呼图克图的宣化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10月10日，章嘉活佛在北平发表宣告，云：

　　本使奉命宣化蒙旗，现已出发在即。风闻内蒙曾经召集王公大会，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此种情形，恐系奸人造谣，欲陷我内蒙向胞砖火坑里。我各盟长各旗札萨克，深明大义，素且拥戴中央之至诚，爱护人民之热心，若以一念错误，操之过急，坠入歧途，则于国为有罪过，而于民必有灾害，窃为智者所不取。本使不日赴蒙，周行宣慰，无论有何事件，必须与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国民两利，幸鉴察焉。

　　10月17日，章嘉即命宣化使署总务处长李寿山、宣传处长宫书士(子万)，分赴察哈尔、绥远，再转去乌兰察布、昭乌达二盟，先往宣慰，并选择适当地址，筹划设立章嘉呼图克图宣化使署办公地等相关事宜。

　　德王等人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发出后，在国民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引起极大震动。1933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立即拟定《改革蒙政方案》，并决定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和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赴百灵庙巡视并进行谈判，力图阻止内蒙古自治运动。10月22日晚，黄绍竑等人由南京抵达北平。次日上午，章嘉呼图克图到北平饭店与下榻在这里的与黄绍竑会面，商谈内蒙古宣化事宜。晤谈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从黄氏于25日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来看，章嘉活佛是否与黄氏同行赴蒙成为一个话题，黄氏云：“章嘉是否与本人同行，彼此并未约定。因两人之任务各异，章嘉之任务系在宗教方面，本人系负责解决政治问题，故亦未同行之必要。”当然，由于北平内蒙籍蒙古人强烈反对章嘉赴蒙宣化，因此，黄氏偕同章嘉赴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10月26日上午，章嘉又赴北平饭店与黄绍竑约谈，次日，黄氏一行离平赴蒙。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这也影响到了章嘉大师的赴蒙宣化日程。23日，章嘉呼图克图以蒙旗宣化使的身份，给西藏噶厦政府发去了唁电表示哀悼，唁电云：“惊闻达赖大师圆寂，震悼殊深。值此边务纠纷，西陲多事之秋，遥念佛辉，弥增关切，敬希善摄藏政，以固边圉，而纾中央西顾之忧。”随后又相继给当时驻锡在内蒙古的九世班禅大师和南京政府发电。章嘉给九世班禅的电文中云：“顷闻达赖大师示寂西藏，噩耗传来，痛悼殊深。西藏系边藩要地，主持端须重望，我师佛教首擘，政治领袖，关众藏务，自在荩筹硕画，中藏之幸，国家之幸。其惟我师图之。”章嘉对国民政府的电文中云：“窃以西藏问题，久悬未决，值此藏务主持乏人之际，亟宜派素孚藏民信仰大员，主持一切冀安边圉。”从上述几封电文中不难看出，章嘉国师不仅对蒙古地区的安危殚精竭虑，而且对西藏地区局势十分关切和忧虑。

　　1934年3月3日，章嘉呼图克图终于踏上了由北平赴内蒙宣化的行程。启程时，他电告南京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国民党中常委、军事委员会及察哈尔、绥远省政府，报告行程路线及日期。6日，抵达内蒙古包头，应伊克昭盟盟长、杭锦旗扎萨克郡王阿勒坦敖其尔的邀请，前去杭锦旗宣抚，并在几个寺庙举行法会，唪经、传法长达近一个月时间，同时遵照国民政府旨意，向当地各族民众宣传民族团结、同舟共济、御侮图存之大义，安抚了民心。4月14日，章嘉活佛一行由杭锦旗返抵包头，随后抵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在土默特旗总管公署进行宣化演讲，在大召、席勒图召等寺庙诵经拜佛。17日，赴察哈尔、锡林郭勒盟等地宣化。章嘉活 佛每到一地进行宣化时，大量散发供宣化携带的蒙汉对照的宣传品，如《告蒙古人民书》、《告喇嘛书》、《告青年书》、《告王公书》及《总理遗教》等，并发表演讲，宣传南京政府对内蒙古的方针政策。

　　其实，在章嘉呼图克图从北平启程前的1934年2月，国民政府已经公布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批准成立直隶于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4月23日，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委员长云王、秘书长德王等宣誓就职。蒙政会的成立，使国民党当局深感棘手的蒙古“高度自治”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和，蒙古王公们的封建特权得到承认和保护，蒙旗也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便落下帷幕。如此一来，章嘉活佛再进行宣化活动已失去意义，遂于4月27日返回北平，5月4日赴五台山镇海寺处理寺院事务，接着主持每年6月1日至7月1日在镇海寺举行的庙会，乘诵经之际，章嘉活佛对前来参加庙会的蒙古民众进行宣化。8月初，章嘉活佛派秘书李建章赴南京，报告宣化内蒙的经过，并请民国政府指示以后的活动方针。此后不久，德王等人为了真正实现“蒙古复兴”，公开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伪“蒙疆自治政府”，走上了民族分裂的道路。从上述结果看，章嘉入蒙阻止德王自治运动的根本目的没有完全达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民政府对德王“自治运动”采取的“消弭”政策的失败。以上是章嘉呼图克图这次内蒙古宣化活动的大致经过。

　　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已趋衰微，但章嘉呼图克图毕竟是内蒙古地区最高的佛教领袖，信徒众多，不少蒙古王公对章嘉呼图克图言听计从，因此，如果章嘉呼图克图能够及时成行赴蒙宣化的话，或许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一点从札奇斯钦先生的一段文字中得到印证：

　　章嘉未能到百灵庙，使这一切自治运动，没受到最严重的阻碍。事后有人问参与会议的几个说：“假如章嘉活佛来了，而且也亲自劝你们不要闹自治，那么你们怎么样?”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说：“为了师父弟子之间的誓言，我们只有听从。”可见当时章嘉呼图克图的影响力是多么强，而他的出头，对自治运动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1934年夏，章嘉呼图克图完成了赴内蒙古之宣化任务后，常驻于五台山、北平、南京等地。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逼近河北、山西。日人对驻锡于五台山的章嘉活佛多方利诱、威胁，企图利用章嘉为他们的侵略目的服务。然而章嘉活佛不为所动，毅然离开山西，先下南京，后抵重庆，将蒙旗宣化使公署迁至成都，继续进行爱国宗教活动。后来有人评价章嘉活佛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时认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抗战胜利后，为表彰章嘉之功，1947年，国民党政府加封章嘉“护国净觉辅教大师”之尊号，颁给金印金册。此后章嘉活佛曾历任国大代表、总统府资政等职。1949年移居台湾，1957年3月4日，在台北市圆寂，享年67岁。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章嘉呼图克图，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大背景下，为了阻止德王等人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遵从国民政府的意旨，以中央政府委任的“蒙旗宣化使”身份赴蒙进行的宣化活动，既是民国政府对内蒙施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章嘉呼图克图的重要政治活动之一。他的宣化活动对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蒙政策，强化蒙古族民众的国家认同，遏制内蒙古的分离和“独立”倾向，加强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地方的传统隶属关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这种历史贡献应该肯定。但是，章嘉呼图克图的宣化活动遭到了德王的支持者、一部分旅居北平等地内蒙籍蒙古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反对和抵制，这使章嘉活佛在内蒙古的宣化活动阻力重重，其规模和效果受到了极大限制。另外，从国民政府最后批准成立“蒙政会”这种结果来看，章嘉入蒙阻止德王自治运动的根本目的没有完全达到，这也证明了国民政府对德王“自治运动”采取的“消弭”政策的失败。同时也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已趋衰微，章嘉呼图克图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中央政府传统的宗教羁縻抚绥政策已经不合时宜。

　　[责任编辑　华祖根]

　　出自: 《民族研究 》 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