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茶与书画

　　佛茶与书画

　　唐代尚意书风，皆与佛和茶有密切关连从盛唐张旭,中唐怀素,晚唐高闲的草书中可见端倪。韩愈评张旭之书曰：“喜怒窘穷，状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卿，不予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说明张旭作书时的如醉如痴的状态，理性退，天性出，正合禅机。世称“颠张醉素”的“狂僧”怀素，本为佛门弟子，李白《草书歌行》是称他：“吾师醉后倚绳床，须叟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之，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问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慌慌如闻鬼神，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高闲也为僧人，和怀素一样，其书能尽各种情态，意趣，无浮躁气无媚人之习，创作时心无杂念，正合禅家“息妄显真”之旨。他们作书,饮酒,品茶，特别是怀素用飞动园转,笔意奔放的“狂草”饱蘸对茶的感情，留下了传世名迹《苦笋贴》：“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虽两行十四字却与得锋正字园笔墨飞舞，尤其“茗”字更气韵生动，简洁的点划间，充满对茶的炽热情感，登九华的古今书法家均在茗饮之际挥笔写下了许多稀世珍宝，佛茶之功充实了九华文物馆藏。

　　中国绘画发展到唐代，与佛茶的关系也水乳交融。王维首创泼墨山水，为文人画的开创者。其家世代信佛，其人开元进士，入宦后，公余辄至僧舍论道，他参拜当时高僧，听取心要，如法修持，故其诗章淡远空灵，禅机悟境，流露于字里行间，所存世之山水画变勾勒为渲谈，著《山水诀》一篇，中有“妙悟者不再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之悟。苏东坡评之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谓画中有诗实为禅境，这一画派经五代至宋元随禅学之盛而日益兴旺发达，出现了荆,关,董,巨四大家以及南宋梁楷，牧溪等人善画佛事，笔法简逸，皆成妙境当受禅理启发。米元章父子所创的米氏云山正是悟其禅理写其胸中意境而获得成功。倪云林的萧疏简淡的画法更寄寓禅心，给人以画外的深层享受。画家们从禅机启发灵感，以品茶激发兴致为中国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的书法也和茶叶一样于唐时随佛教传入日本，日僧最澄等“入唐八家”丰安时代入良留学，由于中国的熏陶和自身的刻苦，不仅使他们在佛法上成就卓著，而且在书法上也获得唐代书法的真谛。他们的书风完全继承了唐人化了的风格神韵似欧阳询,李北海,颜真卿等唐代大家的风范，回国时不仅带回了茶籽，也带回了大量的唐人书迹，由于最澄等在日本佛教办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加上嵯峨天皇的热衷唐风书法的表率作用，使日本的唐风书法异常兴旺。日本书法除清代书家杨守敬在日本倡导学习北朝碑牌而被誉为日本书法之父所起作用外，佛门高僧对其产生更深一层影响，表现在镰仓时代高僧们对书法的用笔,结体,章法,墨法的随意自如，同时还表现在笔墨之中的禅风内涵。特别是尚意书家的作品内涵禅机。以禅,情,意趣发自天性溶涵着禅宗的精粹，使中日之书法达到无比高妙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