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对话佛教宗师：合掌录

　　历史学家对话佛教宗师：合掌录

　　作者：阎崇年 星云大师

　　目录

　　缘 起

　　一、苦 旅

　　初历苦难，祸兮福兮

　　喜舍才快乐

　　常怀感恩心

　　一句承诺，一生辉煌

　　千生万死，始获新生

　　让生命感动

　　二、说 史

　　女中英杰孝庄太后

　　多情天子顺治皇帝

　　千年一帝康熙皇帝

　　太平天国论成败

　　农民起义二雄杰

　　清朝的兴盛衰亡

　　臣子四嘴脸

　　士之风骨与情怀

　　后宫佳丽喜与悲

　　人类历史的分期

　　三、事 理

　　以无为有，有无相生

　　禅之中庸，儒之中道

　　事理圆融，契理契机

　　法非善恶，善恶是法

　　生权平等，和而不同

　　人生四合

　　无心插柳柳成荫

　　四、放 下

　　人生三百岁

　　最好的财富

　　吃苦当吃补

　　该放下时就放下

　　眼观鼻，鼻观心

　　以道相处，以法结交

　　成就归于大众

　　朋友有四品

　　创业维艰，守成不易

　　五、悟 道

　　心灵觉“悟”最重要

　　小疑小悟，大疑大悟

　　难行能行，难忍能忍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佛门“三毒”贪嗔痴

　　因果五层次

　　涅槃与至善

　　佛教人间化

　　和尚和尚，和者为尚

　　佛教之五乘

　　六、艺 文

　　看小说悟人生

　　与文字结缘

　　书法之情趣

　　禅师与禅诗

　　以艺术弘扬佛法

　　艺术与人生

　　七、读 书

　　读书之“四要”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与书为友，开卷有益

　　忙碌人生的床头书

　　读书的经验与境界

　　建设书香社会

　　八 、身 心

　　民以食为天

　　吃素的真义

　　不妨“以病为友”

　　健康的妙诀

　　心病还须心药医

　　养生、养心与养性

　　健康与长寿

　　九、和 合

　　万众一心，和谐发展

　　和合钟声和谐音

　　和谐世界，众缘和合

　　附 录

　　星云大师法纪

　　阎崇年学行纪

　　缘起

　　《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的缘起，要从一个电话开始。2008年初春的一天，佛光山满耕法师在北京打来电话，说国际佛光会会长星云大师委托她送大师的传记《云水三千》给我，并要亲自送来。我们约定时间，满耕法师到达寒舍，送来星云大师亲笔签名的大书《云水三千》。我感谢星云大师的深情厚谊。满耕法师说，扬州有个鉴真图书馆，馆里举办“扬州讲坛”，大师请我前去做演讲。我欣然答应。满耕法师又说：“演讲的题目，大师建议讲袁崇焕。”我说：“既然是大师的意思，那就照办。”我们初步商定了演讲的时间和题目。在简短谈话中得知，满耕法师在台湾大学获得学士、在美国西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

　　星云大师，心仪久仰。星云大师是扬州人，负笈南下，整六十年，法高望众，超凡脱俗，襟怀博大，慧识卓越，邀请我在春天到扬州，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情。

　　说起扬州，记忆美好。扬州地处长江、淮河交汇之地，京杭大运河枢纽之区，气候温和，景色优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自隋唐以来，许多名人雅士，喜欢聚集于此，吟诗作画，以文会友。尤其在清朝康熙、乾隆鼎盛时，祖孙各六下江南，大量的苏商、浙商、徽商云集在此，车船交汇，富甲天下，成为当时世界十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所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水乡扬州，气韵清爽，垂杨绿柳，景色幽美，亭台楼阁，文物名胜，自然风光的旖旎，人文景观的优雅，尤其瘦西湖的园林与建筑之美，个园与何园之幽，有“园林之盛，甲于天下”之誉。

　　我学习和研究明清史，自然想考察京杭大运河，也想去扬州一睹她的风采。1966年，我骑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京杭大运河考察，在扬州驻留，后到杭州，顺达绍兴，景仰禹陵。我在匆忙中领略了扬州的瑰丽风采，印象至深，记忆永铭。

　　扬州的春天，清丽而优美。白居易《忆江南》诗云：“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不光“谁不忆江南”，而且“谁不爱江南”！李白在《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绝唱：“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在“烟花三月”的美好季节，春暖花开，莺飞草长，柳枝飞拂，文气日盛，4月5日，我到了扬州。当日，上午游览瘦西湖，中午在鉴真图书馆滴水坊用斋饭（午餐），下午做《崇焕精神 薪火永传》的演讲。演讲之前，星云大师从台湾高雄佛光山亲自给我打电话表示禅意，我自然至为感谢。电话中，星云大师希望我到台湾讲学，我敬示谢意，并说具体时间再商量。尔后，满耕法师又传达了星云大师约我去台湾讲学的口头邀请。

　　我曾于1992年、1997年、2003年和2007年，先后四次到台湾进行学术与文化的交流，对星云大师早有耳闻，但总没有机会谋面。2008年4月30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星云大师后，大师邀请我到国家大剧院见面，我很高兴地表示同意。陪同星云大师的有国台办、统战部的领导和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到了国家大剧院门前，星云大师派满耕法师在门前接我。

　　星云大师和我见面后，他第一句话说：“你在《百家讲坛》讲得好，我在学习。”又说：“我邀请你到台湾讲学。”星云大师送我檀香佛像一尊、《佛光菜根谭》一册并签名，我回赠拙作《正说清朝十二帝》和《明亡清兴六十年》，也都签名盖章。星云大师接书后说：“我要仔细拜读！”随后我同星云大师、同叶小文局长等分别合影留念。

　　见面时，星云大师再次邀请我去台湾讲学，最好是一年。我表示感谢，并说时间太紧；大师说那就半年，我又不好意思地表示今年已有安排；大师再恳切地说那就三个月罢！我便答应下来。临别时，星云大师又说：“欢迎你到佛光山，到佛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回答说：“感谢星云大师的盛情邀请。去台的时间，我筹划一下，再作联络。”接着就是在星云大师的关切下，两岸双方办理我到台湾讲学的相关手续。

　　2008年11月2日，承蒙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历史学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李纪祥教授邀请，领受翁政义校长聘书，我来到了佛光大学担任历史学系和历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佛光大学是怎么回事？

　　星云大师提出要办一所佛光大学。办大学，哪来钱？星云大师是一介出家人，个人身无分文，他是一位“没有抽屉、没有钥匙、没有存款”的老和尚。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当年出家人有一句名偈：“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现在大部分的出家僧人，已经不是“日中一食”，而是一日三餐，不过佛门三餐有自己的称谓，早点和午餐叫做“过堂”（或“斋饭”），晚饭称作“药石”。在佛光山，早、晚餐是三菜一汤和多样主食，午餐是四菜一汤和多样主食，并都配有水果；也已经不是“树下一宿”，而是住进现代化的楼房。尽管这样，一座寺院要建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似的神话。但是，星云大师满怀信心，他要众僧祈愿信徒添油香（捐赠）。众人拾柴火焰高。星云大师说：办大学、办中学、办小学、办幼稚园，念佛的人不出钱，不念佛的人出钱——我这一生，都是这样。每位信众，自觉自愿，每人每月添油香一百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二十五元），三年为一期，多者不限。这样，一位信徒每期添油香三千六百元（约合人民币九百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添油香的徒众，超过百万人，共捐款新台币三十六亿元（约合人民币九亿元）以上。短短几年，佛光大学不仅成立，而且成为一所国际著名大学。

　　台湾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大学有多所，如成功大学（郑成功）、铭传大学（刘铭传）、逢甲大学（丘逢甲）、中山大学（孙中山）、中正大学（蒋中正）、义守大学（林义守）、长庚大学（王长庚）、元智大学（徐元智）、玄奘大学（唐玄奘）等。大学正式成立之后，佛光大学翁政义校长建议把校名佛光大学改叫“星云大学”，星云大师表示不愿意。他认为办这所大学不是为的自己，学校也不是自己的，就连“星云也是假名，是一时的” 。 这如道家所云：明道若昧，道隐无名。他感谢功德主们的赞助与支持，至于自己，可以若昧，可以无名，而不扬名。但是，为建校作出贡献的功德主是必需铭恩，且贞珉留名的。

　　星云大师心胸博大，感恩为怀。他提出：凡是为佛光大学出资、出智、出力的，都是功德主。11月15日，在佛光大学怀恩馆，举行“佛光山2008年功德主会议（北部）”。说也奇怪，开会之前几天，天天下雨；开会这天，云开雾散，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天的大会我没有参加。会议组织者通知我去参加晚餐。

　　我参加的国内外餐宴，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这样的晚宴却从来没有出席过。餐桌像会议桌，左右分两列，一排联一排，中间为通道，主席桌在台上。我荣幸地被排在台上的主席桌就餐。每人一份精致的便当，便当盒为漆盒，异常精美，如工艺品。整个餐宴，禅乐伴奏，气氛肃穆。会后一天，我接到电话：星云大师请我到佛光山。

　　20日，我应星云大师邀请到佛光山。我乘高速铁路即高铁火车，从台北站上车，行程三百四十五公里，九十分钟，到达终点站左营。 左营站距高雄市中心约三公里，现属于高雄市左营区。高雄是台湾南部最大的城市，有几个火车站，左营为其一，且成为台北到高雄的终点站。火车站有人迎接，登车后前往佛光山，住在朝山会馆。在佛光山期间，正好赶上“佛光山2008年万缘水陆法会”，男女信众，万人上山，气氛浓烈，秩序井然。整个活动期间，没见一名警察、武警和保安。有两件小事，令我很惊讶。万人大会，露天会场，长达六小时，散会之后，广场没有一张纸片、一点垃圾、一个矿泉水瓶；会场的坐垫、椅子及杂物等，在三十分钟之内全部清净。万人大会，来自五洲四海的僧俗信众八方云集，星云大师格外忙碌，但他还是以出家人的祥和、亲切、热情、温馨，多次接待我，并同我恳谈。

　　在台期间，我同星云大师先后在佛光大学、在佛光山、在高雄、在台南、在彰化、在台中六次会面，并五次聆听星云大师讲话（开示）；在佛光大学怀恩馆、佛光山传灯楼法堂、如来殿大会堂暨贵宾室、惠中寺贵宾室、新营讲堂贵宾室、彰化福山寺贵宾室、佛光山传灯会集会堂、办公室、麻竹园贵宾室等地，与大师进行了九次会面谈话。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佛光大学怀恩馆，共两次听他讲话，并两次同他交谈。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佛光山，谈话共达八个小时。第六次是同他一起到台中、彰化，整整一天，谈话、参观、共餐，十二个小时。第七次是在如来殿，第八次是在传灯楼的法堂，第九次是在麻竹园贵宾室。星云大师请我同他共餐六次。我们谈话时断时续地共计有二十五个小时。

　　12月31日早七点，我要离开佛光山，乘飞机回北京。早六点，我接到大师侍者通知，大师在麻竹园请我共进早餐，并为我送行。我赶到麻竹园见了大师，大师说：过腊八，特请萧师姑为你做腊八粥，给你送行。我很感谢，也很感动。大师说：“虽然我们谈了多次，还是不够。希望安排个时间，详细谈，深入谈。谈的时间、地点由你定。”后来我和大师商量，在2009年春暖花开的三月，在星云大师的“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在大师祖籍扬州的鉴真图书馆，继续对话。

　　2009年3月21日到23日在宜兴大觉寺，24日到26日在南京雨花精舍和扬州鉴真图书馆，我和星云大师继续六次对话，两次共餐。

　　以上十五次会见和八次共餐的谈话录音或记录，经过整理、修订、补充、编辑，汇为《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一书。本书的简体字本在北京出版，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

　　参加谈话的先后有多人，其中插话的有：佛光山前教育院院长慈惠法师，佛光山教育院院长慈容法师、佛光山寺总住持兼宗委会主席心培和尚，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佛光山丛林学院院长慧宽法师，佛光山电子《大藏经》主任永本法师，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佛光山电视中心主任觉念法师，佛光山传灯会执行长永融法师、佛光山司库长萧碧霞师姑，高雄市南台别院住持满益法师，台中惠中寺住持觉居法师，佛光山法堂书记室主任妙广法师，香海文化事业公司蔡孟桦执行长、宜兴大觉寺妙士法师和鉴真图书馆翁振进馆长等。

　　本书名为《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对话”好理解，就是两个人的对谈、交流；“合掌”的含义有三：一是海峡的此岸与彼岸，二是文化的佛家与史家，三是社会的弘法与传史，合掌相聚，对谈记录。

　　佛光山法堂书记室妙广法师、九州出版社周春编辑校理录音稿，佛光山教育院提供资料，有关朋友给予帮助，九州出版社编辑出版，谨表谢意！

　　感谢为本书出力的各位先生女士和慈悲智者。

　　2009年4月5日于北京四合书屋

　　苦旅

　　祸兮福兮

　　星云大师：

　　民国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1927年8月19日），我出生在扬州江都一个穷苦的家庭。我有兄弟姐妹四人 ，我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由于家境清寒，生活艰难，受不起教育；不过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外婆还是把我送到私塾里读书。只是进私塾念书，一天要缴四个铜板，因此有钱的时候我就带着四个铜板去上课，没有钱就不去了，老师也能谅解。虽然因为家境的关系，父母没有给我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我还是感谢父母赐给我一个很好的性格，那就是我从小就很勤劳。

　　崇年先生：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三月十一日（1934年4月24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一个半农半渔的小山村。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在北京打工，后来开个小店铺。我兄弟姐妹七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夭折，排行的有五人，我最小。我们兄弟，小时候在家，长大一点就要随父亲到北京去打工。家里吃饭还可以，但并不富裕。我在农村上正规的小学。学校是在民国时期建的，校名也很时髦，叫“维新小学”。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但“福”中也蕴含着“祸”。这个“祸”，以后我再跟您说。

　　星云大师：

　　回忆起我的童年，六、七岁时我就知道要帮忙做家务，我会烧煮饭菜，只不过煮得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那时家里的大人经常外出工作，而我又不能上学，只有关起门来整理环境，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尤其厨房灶里的灰要不断地耙，因为煮三餐都是烧稻草，很容易就积了满灶的灰烬。我总是主动地把灰耙了，但常常弄巧成拙，弄得满地都是灰。这时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慢慢把它扫干净，总想让家人回来一看，家里整洁又干净，带给他们欢喜。再说，我觉得人本来就要工作、要服务；不工作，那我来人间做什么呢？人活着就要劳动，劳动就是生命，所以我很尊重生命，我也乐于工作。

　　崇年先生：

　　我很有幸，小时候不做家务劳动，因为我有奶奶、有母亲、有姑母（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还有两个嫂子，家里有五位女性，所以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不用我做。这看来是福，但也留下“祸”：我后来成家，也不做家务，直到现在还是恶习不改，这是我很对不起夫人的地方。

　　星云大师：

　　现在社会上很重视环保，回想起童年，其实我小时候就有“环保”的概念。当时我看到路上到处是狗子的大便，就利用早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去捡狗子的大便，把它堆积起来，不但可以作肥料，还能卖钱。有时卖个几毛钱，甚至一块钱，因为生活艰难困苦，偶尔看到母亲没有钱买东西，我就把赚来的几毛钱掏出来给她，心里还得意地想：“妈妈，您看，我很有用吧，我能赚钱给您用呢！”

　　崇年先生：

　　您讲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很有感触。我小时候，放寒暑假时，每天早上天刚亮时就被大人叫醒：“起来，拾粪去！”小孩子贪睡，总也睡不够。虽然困，也得起。特别是冬天，地冻天寒，北风狂吹，衣服穿得单薄，手都冻僵了。我那个时候拾粪没有“环保”观念，只是为了家里种地多积一点肥料。拾粪回来，大人要检查，看拾得多少。把拾到的粪倒在猪圈里做肥料，然后才能吃早饭。

　　星云大师：

　　农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路上会有很多牛粪，所以我也会去捡牛粪。捡了就把它堆积起来，虽然年纪小，不过我懂得把它一点一点地用水搅和，再贴在墙上，晒干之后就可以当柴烧。牛粪不脏，也没有臭味，还可以卖个几毛钱。过去我一直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觉得难为情，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崇年先生：

　　我们那里烧草，除庄稼杆外，孩子们要到野地去拾草，就是打草或搂草。拾草在晚秋和初冬，很辛苦，那时年龄小，又累又渴又饿；还有，早上要到海边拾海带——不是吃的海带，而是冬天用来烧炕的海草。这种海草，还可以用作苫盖房顶。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一座建筑，房顶用山东海草苫盖，说是有多么多么的高级。其实，我们老家这种海草房顶很普遍，多得是，因为村民大多买不起房瓦，只好自己拾海带，积攒起来，以备苫房之用。拾海带是在冬天，气候寒冷，海风又大，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星云大师：

　　说起世间的苦难，我很庆幸自己十二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栖霞山是十方丛林，家师志开上人是栖霞山的当家，在这里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六十多年前，我曾回到宜兴大觉寺，并在那里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没多久就来到台湾，当时除了手上拎着一个手提包，其他别无长物。回忆起这段往事，也不怕你见笑，我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到台湾，距离三十六年（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有两年。当时我脚上穿着鞋子，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朝着我看。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都朝我看？“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难道还要再彼此仇视吗？后来我才慢慢发现，他们并没有坏意，只是看我好奇怪，怎么穿鞋子、拿手提包？哦！原来是这样。于是我把鞋子脱了，手提包也不要了，两手空空，跟一般的台湾民众一样，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但这样还是不行，因为我没有戴斗笠，于是又买了一顶斗笠戴起来。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决心要融入台湾社会。

　　崇年先生：

　　其实，我刚从山东乡下到北京上学的时候，也遇到相似的情况。我说话带口音，被同学嘲笑。怎么办？学吧！学北京话。不然，同学就叫你“老西子”。为什么叫“老西子”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是山东人，阎锡山是山西人，一东一西正好对应；一个我和阎锡山都姓阎，于是同学联想，就叫我“阎老西子”。不怕您笑话，前不久，我们小时候的同学聚会，有的五六十年没见面，初见面想不起名字就叫绰号“老西子”，听起来还蛮亲切。当然，我拼命学北京话，慢慢地说话不带乡音，和他们一样，穿着也和他们一样，就完全融入老北京同学中间了。

　　星云大师：

　　由于家父是一个老实人，我们家有兄弟姊妹四人，父亲所赚的钱不敷家庭日用，所以生活过得很艰难。我的母亲是一个带有富贵命的女性，她不做事情，但很有头脑，专长是为人排难解纷。她的智慧很高，但也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家庭妇女，没有受人重视。

　　崇年先生：

　　母亲对子女影响大，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个教师。我的母亲是一位内敛的、祥和的、有智慧的女性。我回忆我的长辈，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母亲，所以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母亲。由于工作和研究很忙，我很少照顾母亲，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怀念我的母亲。

　　星云大师：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姊，哥哥也不肯做事，他只喜欢读书。我的姐姐最近才过世，她也是很优秀，但是女性往往只能做做针线。家里日食艰难，也没有钱给她买针线。我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想要为家里赚钱。只是小孩能到哪里赚钱呢？不过，我还是能想到办法！

　　崇年先生：

　　我没有姐妹，只有四个哥哥。他们都在外面做事或读书，其中二哥青年故去，家里男劳动力就靠我一人。挑水、耕地、播种、锄草、收割、打场我都干过。一个小孩子，顶一个劳力，辛苦得很。回忆我的童年，就留下“辛苦”二字，但也培养了我的毅力和耐力。后来我遇到许多磨难，没有倒下，能挺过来，都得益于小时候的辛苦和磨难。

　　星云大师：

　　苦难的大时代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但苦难也能锤炼出更具韧性的生命力。我从小生长在穷苦多难的大环境里，加上出家后接受佛法的薫陶，养成我“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空为乐、以众为我”的人生观。这是祸，更是福。

　　崇年先生：

　　其实，苦难对一个人，更多的是历练。我想起周文王的故事：殷纣王在羑里（今河南安阳）囚禁西伯（后来的周文王），并把他的长子伯邑考扣在殷做人质。后来纣王烹伯邑考做人肉羹，赐给文王，文王克制自己，喝下用儿子肉做的羹。“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文王在被囚期间，发明周易，后来起兵；他的儿子武王时，推翻殷朝，建立周朝。

　　说史

　　孝庄太后

　　星云大师：

　　庄妃嫁给皇太极时年龄很小。

　　崇年先生：

　　庄妃嫁给皇太极的时候是虚岁十四岁，刚懂事。庄妃的妈妈是蒙古科尔沁贵族。孝庄太皇太后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往生，享年七十五岁，这在当时算是高寿了。孝庄太后信奉藏传佛教，心地善良，行止有度，胸怀博大，慈悲智慧，是清朝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星云大师：

　　皇太极为什么要娶那么多蒙古宫妃？娶一个就好了。

　　崇年先生：

　　满洲人的习俗，贵族一夫多妻，平民有妻有妾，相当于奴婢。皇太极一生后妃十六人，他建国号为大清时，册立的是“一后四妃”，都是蒙古族，都姓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后裔）。皇太极会蒙古语，他们之间语言可以沟通。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联合蒙古的政策，他更重视“满蒙联盟”。

　　星云大师：

　　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崇年先生：

　　前些时候，北京有个“国际协会”，主要成员是外国驻华使节和夫人，分别在各国驻北京大使馆举行报告会，我多次受邀为他们做报告。一次，一位大使提出：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有爱情吗？我说“有”。我举的一个例子是顺治帝与董鄂妃的故事，再一个例子是皇太极与关雎妃的故事。皇太极关雎宫宸妃，是皇后的侄女、庄妃的姐姐，皇太极非常喜欢她。当她病重时，皇太极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得讯后急忙策马兼程赶回。这时宸妃刚往生，皇太极抚尸大哭。出殡时，皇太极悲痛欲绝，来回路上，一路走，一路哭。回宫后，不吃不喝，日思夜念，不久得了一场大病。可见皇太极对于关雎妃的死，是动了真感情的！宸妃天聪八年（1634年）同皇太极结婚，这时她已二十六岁，皇太极也已四十二岁，年龄不算小了。宸妃往生时三十三岁，这时皇太极已到知天命的年龄，还那么钟情，史书记载：“上恸甚，一日忽迷惘，自午至酉始瘥。”就是说悲悼得昏迷，达六个多小时才苏醒。皇太极五十岁了，对宸妃的往生还是如此的动情！

　　星云大师：

　　庄妃，也就是大玉儿，这个女人很能干。

　　崇年先生：

　　“大玉儿”是小说、电视剧里的名字，她的蒙古名字叫布木布泰，称她庄妃，又称她孝庄太后，再称她太皇太后。孝庄太后的确是女中的英杰。她跟慈禧不同，慈禧是在幕前，她是躲在幕后。在幕后是对的，在幕前，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在幕后，你可以帮助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所以在这一点上，孝庄比慈禧高明。

　　星云大师：

　　慈禧的学问、思想、宏观不及大玉儿。

　　崇年先生：

　　孝庄太后经历丰富，她在天命朝就出嫁，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经过了天命朝、天聪朝、崇德朝、顺治朝、康熙朝五朝。在当时打天下的时候，她是跟着战火，从蒙古到后金，又从关外到北京，类似辽的萧太后。

　　康熙皇帝

　　星云大师：

　　康熙帝的母亲很早就死了，谁照顾他呢？

　　崇年先生：

　　有他的祖母孝庄太后，有孝庄太后的陪嫁女苏麻喇姑，有庶母，还有保姆、太监和宫女等照顾他。

　　星云大师：

　　乾隆帝到底是满人还是汉人？

　　崇年先生：

　　正史说乾隆帝的母亲是满人。不过现在有一条新史料、一项新研究表明，乾隆帝的妈妈是熹妃，姓钱。档案记载：雍正做皇子的时候，乾隆帝的母亲是格格钱氏，雍正登极做皇帝后，册封格格钱氏为熹妃。但在后来的档案、史册中，熹妃钱氏却变成熹妃钮祜鲁氏。“钱氏”应当是汉人，满人没这个姓；“钮祜鲁氏”则一定是满人。应当说，熹妃在雍正朝、在大清朝只能有一位，不能重名。看起来，乾隆帝的母亲是汉人还是满人，是一桩历史疑案，值得研究。

　　星云大师：

　　有人说康熙帝气质很好，这我们就不懂，历史上看得出他教养很好吗？

　　崇年先生：

　　康熙帝这个人很奇怪，就是从小就喜欢看书。康熙帝刚一懂事的时候，家里老是叫他看书。他如痴如醉地看书。一天，他奶奶孝庄太皇太后怕他累坏了，便把书藏起来，他七找八找把藏的书找出来接着读。后来读书过累，曾经咯血。康熙帝从小真是喜欢书，史书说他天性好学，这话并不夸张。他回忆自己读书的经历说：“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几之暇，犹手不释卷。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几。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益也。”

　　星云大师：

　　康熙帝擒鳌拜的时候，年纪多大？

　　崇年先生：

　　智擒鳌拜，康熙帝那个时候才十六岁，虚岁十六岁，周岁十五岁。鳌拜是四朝（天聪、崇德、顺治、康熙）元老、辅政大臣，还握有兵权，擒鳌拜不是件容易的事。

　　星云大师：

　　康熙帝没有把他杀死了吗？

　　崇年先生：

　　没有杀。康熙帝这个皇帝讲仁政。鳌拜是很霸道的，是四朝老臣——在康熙帝他父亲、他爷爷、他老爷爷的时候，立过大功，受封号“巴图鲁”，就是英雄的意思。康熙帝擒扑鳌拜后，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鳌拜恳请：“臣罪该万死，但在搭救太宗御驾时，在自己身上留下了伤疤，求免一死。”康熙帝说免死监禁，后鳌拜死于监所。换个皇帝的话，肯定是要杀的。鳌拜在康熙他爷爷（皇太极）打仗碰到危难的时候，护驾受过伤，这是不得了的大恩大德。康熙帝抓了鳌拜，只惩治鳌拜死党，没有扩大化。

　　星云大师：

　　我一直觉得，有些国家、有些地区，像台湾的陈水扁先生老是在搞种族撕裂，可是反观清朝康熙皇帝，他就努力地在做民族和谐的事情。

　　崇年先生：

　　是，尽量地在促民族融和。所以我很赞成大师的“和合”、“和平”、“和睦”的观念。

　　星云大师：

　　“和”好。一个满族人要统领有几千年文化的汉人，尤其汉族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并不是那么容易。

　　崇年先生：

　　汉族有那么多的高士、雅士、名士、绅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大多不服，后来慢慢就服了。有些反抗很厉害的汉人，后来也服了康熙帝。康熙帝主要不是以力服人，他是以理服人。以理服，才能服人心。

　　星云大师：

　　在我看来，历代的皇帝多数都不好，掳掠、暴虐、懒惰、主观，真是压在人民的头上。他以为天下就是他的，他是至高无上的，生来就可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历史上的好皇帝实在太少。其实做皇帝，只要以人民的好乐为自己的心，就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像唐太宗，虽然性格上的弱点还是很多，但基本上他能以民为重，所以在历史上可称一帝。您说“千古一帝”，是指唐太宗还是康熙帝呢？

　　崇年先生：

　　我是这么说的。我到美国去，遇到一位老先生，他是满族人，说康熙是“千古一帝”。我说那汉武帝、唐太宗怎么看啊！我说康熙是“千年一帝”。

　　星云大师：

　　您说康熙是“千年一帝”，怎样说？

　　崇年先生：

　　我说，我们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三千多年，第一个一千年，称王不称帝，像商纣王、周文王、周武王。称帝的历史两千多年，从秦始皇到宣统。

　　这两千年分前一半后一半，前一半，可论说的有秦始皇，称帝时间不长，只十二年，虽完成六国统一，“车同轨、书同文”，但征发徭役、焚书坑儒，激起民变，流毒千古！第二个是汉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后期有“天汉民变”，宫廷也出问题，不是一个太平盛世。所以，前一千年可称的就是一个唐太宗。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旧唐书?太宗本纪》说：“千年可称，一人而已！”

　　后一千年，我算了一下，一共八朝九十个皇帝。北宋九个皇帝，南宋九个皇帝，辽十个皇帝，金九个皇帝，都是半壁山河；西夏十个皇帝，偏隅西北；就剩元、明、清。元朝十五个皇帝，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他很伟大，但是没有在中原称帝，底下就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定都北京，虽武功可称，但文治不足。

　　星云大师：

　　只有武功，没有文治。

　　崇年先生：

　　明朝一共十六个皇帝。第一个是朱元璋，朱元璋是了不起，把蒙元统治推翻了，但“胡惟庸案”、“蓝玉案”等，诛杀过滥，遗毒后世。胡惟庸，左丞相，案发，诛杀一万五千多人；蓝玉，梁国公，案发，“磔于市，夷三族，彻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坐党论死者，可二万人。”朱元璋“胡蓝之狱”案件，《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诛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内深文，亦云惨矣！”

　　星云大师：

　　奇怪，杀人怎么这么轻率！世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应该受到尊重啊！滥杀人、滥害人实在是最恶劣的行为。

　　崇年先生：

　　有人说朱元璋晚年性格有了变态。之后就是永乐皇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南京，夺取皇位，年号永乐。

　　永乐在位二十二年，迁都北京，亲自北征，史有功绩。他夺取皇位后，在南京找了几个史官，问道：你怎么看我这件事？史官说一个字“篡”！永乐还不错，没有杀他们，只是生气。后来又找一个史官问，回答还是一个字“篡”！之后，他就不再找人问。

　　在“靖难之役”后，他也是杀人太多，也太残酷，残过其父。史书记载，他从北平发兵时，僧人道衍跪着秘谏说：“南京有位方孝孺，素有学行，武成之后，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点头答应。攻下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降，朱棣大怒，命用刀豁开嘴角到两耳，还是不降。命将其寸磔，诛其十族，连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原兵部尚书铁铉不降，割其耳鼻，挖身上肉，煮熟放到其嘴里，又投入油锅炸，最后寸磔之。还有敲掉牙齿，断其手足，甚至杀人之后，把皮剥下来，以人皮楦草，过于残暴！“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朱棣竟然株连十族！这能够上“千年一帝”吗！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他信道教，严嵩专政，“庚戌之变”，蒙古军队打到北京，天下也不太平。

　　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是张居正辅助他，第二个十年还做了一点事（史称“三大征”），万历二十年之后，近三十年不理政事，就是“六不做”——不郊（不祭天地）、不庙（不祭祖）、不朝（不上朝）、不见（不接见大臣）、不批（不批答奏章）、不讲（不御经筵）。

　　星云大师：

　　为什么不批？你可以不做皇帝就好了？

　　崇年先生：

　　他干脆把位子让出来，或者就在后宫享乐也行，但他没有这么做，就是奏章不批，皇帝照做。

　　星云大师：

　　您将来可以写一本书，叫做《皇朝的得失》，他们的得失，怎么样影响自己，影响社会，影响国家。把这许多得失作为一面镜子。

　　崇年先生：

　　明朝没有了，接着就是清朝。努尔哈赤开国，没有看到统一；皇太极五十二岁过世，也没有看到统一。顺治帝看到统一了，二十四岁就往生了，前期主要是多尔衮在摄政。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清史稿?圣祖本纪》对康熙帝有个评价：“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

　　星云大师：

　　康熙帝学西学，后来呢？

　　崇年先生：

　　康熙帝引进西学，学习西方很好，但没有形成制度，结果人亡政息，他故去之后，这些就没有了。他如果建立制度就好了，就可以后代延续下去。所以制度很重要。

　　星云大师：

　　还有乾隆呢？

　　崇年先生：

　　清朝皇帝在位六十年以上的只有康熙和乾隆。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多。但是，乾隆朝西方世界发生大变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乾隆皇帝高傲自大，故步自封，乾隆中期发生王伦民变，天下也不太平。所以，乾隆帝够不上“千年一帝”。

　　事理

　　有无相生

　　星云大师：

　　前面说过，“不给”两个字，养成了我淡泊物欲和“不要”的性格。

　　崇年先生：

　　可是，您什么都有。

　　星云大师：

　　是的，我不要而有！我不要钱，不拥有钱，钱来了，我觉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钱用了，才能体现钱的价值。如果我要、我有，那么人都有贪心，有钱就会把它存到银行里，就要积聚，就不能创建事业。因此，常有人问我：佛光山是怎么建起来的？我说：因为我“不要而有”，所以才有佛光山的一切。平时只要我有一点稿费收入，或是皈依的红包，我就拿来建寺庙、办学校、添置各项弘法设备。我认为个人可以不要，但是大众要，要给大众。我常说，我也是一个信徒，我跟大家一样，我也要布施，我也在学习喜舍。我经常教诫佛光山的徒众，不可以在信徒面前说到喜欢什么东西，因为那是一种暗示，你欢喜，要他买给你，这是罪过，不可以的。我有多少奉献、结缘？我觉得出家人要“以无为有，以不要而有”，不可以被物质所囚。

　　崇年先生：

　　您的“有”与“无”是您的佛家有无观。

　　星云大师：

　　世间的人总认为，“有”、“无”是相互对立的，有的不是无，无的不是有。但事实上，有的也会无，无的也会有。你本来没有钱，忽然中了彩券，一夕致富，不就发财了吗？有财有势的人，忽然遭遇一场横祸，顷刻间财富荡然无存，什么也没有了。因此，假如有慧眼的人，能彻底认识世间，就会知道“有的非真有，无的非真无”。有，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虽然这个理论要实践很难，尤其佛教信众过的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是从“有”上面着力去获得需要的，不过出家生活还是要从“无”上面入道。“无”反而更大、更多。

　　崇年先生：

　　佛家从禅学上看待“有”与“无”，在家人则从生活中看待“有”与“无”。老百姓认为：有，就是有，这个月我领了人民币两千元薪水，就是有了两千元钱；这个月我花了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就是家里不仅没有钱，还亏了五百元人民币。

　　星云大师：

　　刚才讲，“有”和“无”不是相互对立的，如《般若心经》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有一如，这是从理体上来看待有无；若从事相上说，世间生活不能缺少资生物用，即使佛教也讲究“净财”、“资粮”的具备，所以如何在生活中调和“有”、“无”，这是一种智慧。

　　崇年先生：

　　还是有“有”的欲望？

　　星云大师：

　　有一次，我在香港机场转机，候机时间需要两三个小时。平时我到机场搭机，经过免税商店很少会去看它；那天候机时间实在太长了，顺道就进了一家文具店。记不清楚当时我是看到一样什么东西，忽然动念想买。问过价格，大概要港币四五十块钱，但是我身上没有钱，我怎么买呢？这时看到慈惠法师从远远的地方走来，我说：“惠法师，跟你借五十块钱。”她问我：“做什么？”“我想买这个东西。”她走过去一看，说：“啊！师父，不要买啦！这个在台湾多的是。”说完转头就走。我在后面一愣：“啊！身上还是要有钱！有钱就可以自己买，就不跟人家借了。”

　　崇年先生：

　　在佛家看来，“有”即是“无”，“无”即是“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好像有像点绕口令。佛家的“色”，不是“女色”的“色”，而是与“心”对立的佛教名词，是指人能感触到的、有形质的东西，佛家把它称作“色”。弄清“有”和“无”，“色”和“空”的关系，的确是一种智慧。

　　不过，禅学的“有”与“无”是理论的概念；生活中的“有”与“无”是实践的行为。出家人住在寺院，实际上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在家人住在家里，衣、食、住、行、用，油、盐、酱、醋、茶，孩子上学，老人生病，都要花钱，所以他们从生活的现实来看待“有”与“无”。不过，在家人有一点禅学知识，从出家人的禅学看待“有”与“无”，视野可以更宽、更远些，心胸可以更大、更包容。

　　星云大师：

　　您说的没错，在家生活“开门七件事”，哪样不需要钱？人大都是为钱而生活，但钱是无限的，够用就好，而且很重要的是，钱要用在刀口上，要用得及时，用得有意义！

　　昨天我刚从大陆南京回台湾，到机场的路上就想着：“回台湾应该不要用钱了吧！身上还有一点人民币，全部送给开车的司机好了！”但是想到回台湾，在机场有人会用轮椅来推我，要给小费！我就问同行的容法师：“您有准备到机场要给的小费吗？”她说：“我准备了。”结果到台湾后，通关出了机场，我问容法师：“有没有给小费？”容法师说：“找不到人了。”我一听就很生气：怎么不懂得小小钱的布施呢？

　　说到用钱，过去常有人说我星云某人“很有钱”，事实上我不是很有钱，而是“会用钱”。我常说：“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放下

　　佛门威仪

　　星云大师：

　　我个人的生活一向很简单，有时候三餐“以茶泡饭”也可以吃得很满足。因为我对物欲需求不高，甚至可以说“安于贫穷”，所以在弘法的旅途中，一路走来都能不因生活贫乏而退失道心。

　　记得1949年来到台湾之后，没几年就受邀到宜兰弘法。当初宜兰没有和尚，尤其像我那么年轻的出家人更是少见。我那时才二十多岁，第一次到宜兰北门口雷音寺，看到寺里的设备十分简陋，生活条件很差，但我没有生起嫌弃的心。尤其在我第一天到达雷音寺的时候，连上个厕所都看不到厕所在哪里，因此必须走二十分钟的路程到火车站去上厕所。因为这样，训练我一直到现在，从早上上过厕所之后，到晚上都不用再上，这是慢慢训练成功的。

　　崇年先生：

　　真是硬功夫。那天我同您从高雄经台南到台中，早上八点出发，傍晚六点回来，有十个小时，期间您关照我上净房 ，可是我注意您没有去。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连续十个小时不去洗手间，真是功夫！

　　星云大师：

　　我记得当年走在宜兰中山路上的时候，很多人都站在店家门口朝着我看。我感觉到他们在旁边看我，所以就更加的“眼观鼻、鼻观心”，正经地往前走。我常说，所有的信徒都是督促我成长、帮助我成长的老师，我要感谢他们。

　　崇年先生：

　　长辈也是监督我成长的老师。我的祖母要求我们走路要挺胸，不许斜视，不许东张西望，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对我以后的行动坐卧都有帮助。

　　星云大师：

　　在佛门讲“四威仪”，就是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行走时，如和风般轻快洒脱；站立时，如古松般笔直挺拔；坐下时，如大钟般沉稳庄重；安眠时，如弯弓般右胁而卧。这种卧法是右胁向下，两足相叠，以右手为枕，左手伸直，轻放身上的卧法，可以收摄身心，不忘正念。因此，又称“吉祥卧”。

　　崇年先生：

　　仪表很重要。11月25日，您在如来殿做开示（讲话），那天大殿人太多，有些人坐不下，就坐到台上。您讲话时间很长，一位听众站起来给您送上一杯水。您说：“我不喝！我从来讲话不喝水，以示对听众的尊重！”还说：“我要有威仪！”当时我想，台下的听众不能喝水，台上的讲者也不喝水，讲者、听者都不喝水，这就平等。转念一想，台上人在讲，费口舌；台下人在听，不费口舌，所以台上讲者喝水，台下听者不喝水，这是可以理解的。

　　星云大师：

　　我演讲几个小时不喝水，主要是对听众的尊重。

　　崇年先生：

　　12月1日到4日晚间，我在佛光山大会堂给丛林学院师生做报告，每天一场，连续做了四场报告。演讲时，主持人、听众都让我喝水，我说：“我向星云大师学习，台上做报告不喝水，以示对大家的尊重。”

　　星云大师：

　　“尊重”是做人应有的修养，也是佛门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在佛教里，信徒恭敬佛、法、僧三宝，法师也要爱护、尊重信徒，所以我常对徒众说：要对信徒添油香。你给信徒欢喜、法益，是对信徒添油香；你爱护、尊重信徒，也是对信徒添油香。

　　几十年来，我在佛教里一步一脚印地走，要办报纸，有大家发心出钱出力一起办报纸；要办电视台，大家一样出钱出力办电视台；要办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乃至盖道场，大家仍然是出钱出力办学校、盖道场。大家的发心真是无穷无尽，无有休止，他们除了生活上的种种家用开支以外，为了信仰，无不诸多奉献。当然，有的人很欢喜乐助，但也有的人省吃俭用，比较勉强。也有的人做资源回收，捡垃圾、拾破烂，卖了钱之后，捐给佛光大学作为兴学之用，每个月一百元、一百元地赞助，让我很感动。实在地说，不是我教育了信徒，而是信徒教育了我。

　　悟道

　　契理契机

　　星云大师：

　　我一生演讲无数，感到最难的是如何“契理契机”。最初，往往为了一篇讲稿，日夜揣摩听众心理；常常为了一句名相，反复思维其中深意，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听懂受用，并且能运用到生活上，以作为现实生活的指南。

　　崇年先生：

　　我有类似的体会。譬如，我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最后一讲的大结局部分，怎样在三十二分二十秒的时间内，把明朝灭亡和清朝兴起的原因说清楚，让专家学者觉得可听，平民百姓觉得可看，这就很不容易。从一开始我就思索着结尾这个难题，前后想了三个多月。一天夜里两点，我似醒非醒、似梦非梦地醒来，突然豁然开朗——明亡于一个“分”字，就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兴于一个“合”字，就是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我很兴奋，披衣起床，打开电脑，把心灵所思记录下来。这个观点讲了之后，从科学院院士到普通百姓，都觉得可以认同。这就是您说的“契理”。有时“契理”是不可言喻的，需要“悟”。这“悟”很重要。佛教人物有三个“悟”的故事：第一个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佛，第二个是怀素见闪电悟书，第三个是惠能大师作偈悟禅，都是一个“悟”字。做事情、做学问要能“契理契机”，心灵觉“悟”，非常重要。

　　星云大师：

　　你平时也很注意佛教的故事？

　　崇年先生：

　　是的。我在给学生讲治学时，讲过怀素悟到书法的真谛。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写狂草著名。他在《自叙帖》中说：“经禅之暇，颇好翰墨。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怀素幼年家贫，有用叶作纸、漆盘练字、秃笔成塚、盘底磨穿的记录。一天傍晚，他观看夏云奇峰、闪电蛇舞，受到启发，顿悟书艺，成为狂草。他悟到狂草的要领：“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笔下惟看激电流，字成只惟盘龙走。”从而成为书法大家，有“狂（张）颠醉（怀）素”之誉，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

　　星云大师：

　　你还讲过惠能大师？

　　崇年先生：

　　是的。我讲：禅宗弘忍大师晚年，要传授衣钵。先由大弟子神秀大师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小弟子惠能也作了一个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大师将衣钵秘密传给惠能大师。后来惠能大师逃到南方，成为佛教禅宗南派首领，神秀大师则为北派首领。我讲这些例子，都为了向学生说明“悟”是很重要的。对于做学问来说，难得做到“慧识两精”。可以说，天地之间，悟莫大焉！

　　星云大师：

　　惠能大师是禅宗六祖。这两首偈子的不同，在于神秀大师的境界虽高，但还落于有相有为的层次，而惠能大师体证的是无相无为的智慧，境界更为超越。因此，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惠能大师。

　　崇年先生：

　　读书的时候，要参研事理，在殚心竭虑中，激发觉悟灵光。要注意抓住在半梦半醒之中、亦梦亦幻之际，失神凝望之时、困苦磨难之间可能产生的灵感，这就是“悟”。做学问尤重悟性。许多学者，埋头读书，积累资料，缺少参悟。其他业者，忙忙碌碌，纠缠事务，唯缺顿悟。

　　星云大师：

　　悟，的确重要。在禅门里，参禅重在教人悟道，而不是教人成佛。悟，如同人睁开了智慧眼，能看清宇宙万有、社会万象；不只是看到外相，还能看清前后关系。只要能悟道，还怕不会修行吗？

　　崇年先生：

　　看来，佛家、史家要做好，都要重视“悟”。要悟到“契理契机”，既要“契理”，又要“契机”。悟理虽重要，悟机更重要。人们常说机会，“机”为时机，“会”为相合，就是说，时机到了、会合有了，或者说时机具备了、条件成熟了，一定要抓住，千万不可错过。因此，成大事者，善抓时机。事情千条万条，时机最为重要。做大事，本乎机；成大事，存乎会。古今中西，盖由于此。

　　艺文

　　体悟人生

　　星云大师：

　　最初我在栖霞佛学院读书，全班约有学生五十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许多，大部分在二十岁以上，只有我还在幼童之龄。我只有自惭形秽地混杂在那些大人学生之中，因为他们都曾听讲过《成唯识论》、《因明学》、《般若经》等，而我对这些经论，都有如鸭子听雷，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意义。

　　所幸我出家前在私塾里认识几个字，这时总算能派上用场，我经常到栖霞佛学院的图书馆，借几本文学书籍来阅读。我记得自己所看的第一本小说，就是《精忠岳传》。

　　崇年先生：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不让看小说，学校也不让看小说。不让小孩看小说，是中国一个传统的约束。究竟为什么不让小孩看小说呢？康熙帝说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古圣人所道之言即经，所行之事即史，开卷即有益于身。尔等平日诵读及教子弟，惟以经史为要。夫吟诗作赋，虽文人之事，然熟读经史，自然次第能之。幼学断不可令看小说。小说之事，皆敷演而成，无实在之处，令人观之，或信为真，而不肖之徒，竟有效法行之者，彼焉知作小说者譬喻、指点之本心哉！是皆训子要道，尔等其切记之。”小孩可以读经书，可以读史书，就是不可以看小说。《红楼梦》里贾宝玉偷看《西厢记》，被看作是触犯天条，大逆不道！

　　但是，同学们还是偷着看小说。我最先看的一本小说是《三侠五义》，被小说中人物的侠义精神所感动。

　　星云大师：

　　岳飞的精忠报国，以及他的兄弟们英勇果敢的表现，都让我产生非常强烈的尊敬与向往。

　　崇年先生：

　　岳飞的故事和精神始终在感动我，一直到现在。但是，袁崇焕的故事和精神更让我感动。崇焕被害，身后无子。岳飞有儿子雷、霖、震、霆，有孙子岳珂，岳珂写了《吁天辩诬集》、又辑《金陀粹编》，给岳飞鸣冤。岳飞身后留下了《岳武穆遗文》。于谦死后，他的儿子于冕把先父遗稿收集起来，出版《节庵存稿》。袁崇焕没有这样幸运，所以在他死后至今，没有出版一部较完整的诗文集。真是想起来就令人难过。

　　星云大师：

　　后来我又接触《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常看得很入迷，甚至真是看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后来我又阅读过不少西洋文学，先后看过英国莎士比亚全集、印度泰戈尔的诗集、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以及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还有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等。

　　崇年先生：

　　我读小说主要是在中学，《茶花女》、《基度山恩仇记》、《少年维特的烦恼》、《红与黑》这些西方文学作品是不许读的，要读只有苏联的革命小说。

　　星云大师：

　　在那个时候，我爱看小说，最后慢慢被老师发现了，成为“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一个不认真阅读经论，只是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嘲笑、歧视，我对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还是读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因为经论看不懂，只有阅读这些世间著作，能够增添我的知识见闻。

　　崇年先生：

　　这个“黑名单”我是深有体会的。当时我们要是读那些书，会被认为是思想落后，严重一些就是思想右倾，更有甚者，遇上运动可能被打成“右派学生”或“反动学生”。

　　星云大师：

　　因为阅读，我也逐渐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绩，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叫什么名字，什么绰号，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我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甚至我能列出三四十个人，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选一百单八将中的好汉。

　　崇年先生：

　　您真是记忆力强，学习能力强。在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我都喜欢，但我最喜欢、最推崇的是《红楼梦》。

　　星云大师：

　　我对《三国演义》崇拜不已，尤其当中对于人物武功的铺陈，很有层次，例如“吕布战三英”，可以看出吕布的武功胜过关云长、张翼德，而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可见关云长的武功又是远远胜过一般的英雄武将。

　　崇年先生：

　　我上中学就喜欢历史，我读《三国演义》是把文学与历史结合来读，还看裴松之的注。我始终觉得，我的历史细胞比文学细胞多一些。

　　星云大师：

　　对于《三国演义》中，把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黄忠、马超，列为“五虎将”，我认为最为公正。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不比较，不闹情绪，只是一心一意辅佐刘备，最让我钦佩。

　　崇年先生：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我最不喜欢刘备，心口不一，装腔作势；我最喜欢诸葛亮，聪慧飘逸，神机妙算。

　　艺术人生

　　星云大师：

　　世间上，凡一切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统称为艺术。艺术不只是一幅画、一个雕刻，甚至一首歌、一笔字、一个建筑、一场讲演，只要能给人美感，可以引起别人的共鸣，能够让人的心灵提升扩大，这就是艺术，这也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崇年先生：

　　艺术因子，无所不在。看人们是否用艺术的视角去发现，去运用，去创造，去欣赏。

　　星云大师：

　　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提倡“生活的艺术”，即穿衣吃饭，行住坐卧，都有艺术在其中。一般人喝茶，但有的人品茗；有的人爱书，也有的人捕捉书中的智能，这就是艺术。

　　崇年先生：

　　其实，历史并不是枯燥的、乏味的、呆板的，历史也是艺术。我在拙著《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扉页写道：“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历史也是艺术，历史可以欣赏——这句话得到许多读者的共鸣。

　　星云大师：

　　人的生活离不开美感，从生活中感受、领略美的事物，才能享有艺术的人生。世间上，有的人脂粉庸俗，这是因为没有艺术；有的人气质高雅，这就是艺术。有的人只是注重外表的事相，而没有内涵；没有内涵，即使是一幅画、一首诗，也不是艺术。

　　崇年先生：

　　人的身心，充满艺术，所以做人要学习艺术。人内在蕴涵艺术，才能够展现美，才能够显露气质，也才会受人欢迎。生活上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做人，但做人要学习艺术，才能过一个有艺术、升华的人生。

　　星云大师：

　　艺术是人类情感与智能的结晶，透过不同的方式，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刻、语言、文学、戏剧、电影等。艺术可以透过眼耳的观赏聆听，从视听上去感受它的美；艺术尤其需要用心灵去体会，才能丰富人生。

　　崇年先生：

　　说到艺术，大师的艺术造诣很高。譬如音乐，有一次我听您向僧俗众人开示，讲到诵唱“阿弥陀佛”四个字，您说：可以高，可以低，可以一高一低，可以一低一高，可以前高后低，也可以前低后高……您一边讲、一边唱，简直就是一首委婉动人的歌曲。这就是诵经的音乐，诵经的艺术。

　　星云大师：

　　还有，生活中，懂得幽默，就是一种艺术。近代知名的诗人作家郭沫若先生，为人风趣幽默。有一次应邀参加漫画家“廖冰兄”的画展，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自称为“兄”？一同出席的版画家王琦抢着代为回答：“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叫冰兄！”郭沫若一听，说道：“喔！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崇年先生：

　　这种生活中的艺术，既要有艺术，又要有智慧，光有艺术而没有智慧流于庸俗，光有智慧而没有艺术过于严肃，只有艺术与智慧结合，才有幽默，很不容易。

　　星云大师：

　　宋代的石曼卿学士，有一次出游报宁寺，侍从不小心使马受到惊吓，马背上的石曼卿因此摔了下来。随从大骂侍从，而石曼卿只温和地握着马鞭，对随从说；“好在我是‘石’学士，如果是‘瓦’学士，岂不要摔破了。”

　　一句幽默的话，一些和善的语言，会化解人的难处，这就是生活的艺术。所以，人，不一定要拥有万贯家财，也不一定要日日高朋满座，但何妨为自己营造一个艺术的人生，让自己的心灵时时浸淫在真善美的境界里，这样的人生，何其高雅，何其富有！

　　崇年先生：

　　谈到艺术，您喜欢京剧吗？

　　星云大师：

　　喜欢。前不久我请张百发先生率领北京京剧院演员到佛光山演出，引起轰动。

　　崇年先生：

　　我也喜欢京剧。过去有时间看戏却没有钱买戏票，现在有钱买戏票又没有时间看戏，真是难得两全。一些京剧界的朋友送我光盘，可以在家DVD机里看戏。我还喜欢听戏，越剧、黄梅戏我都喜欢听。

　　星云大师：

　　你喜欢西方音乐吗？

　　崇年先生：

　　可能跟专业有关，我偏爱中国古典民乐，也喜欢西方古典音乐。譬如，莫扎特、施特劳斯的作品，我很喜欢。韵律明快，节奏感强，听了愉悦心境。

　　星云大师：

　　您的艺术生活丰富吗？

　　崇年先生：

　　很遗憾，我生活单调，也不会玩，我基本上是个书呆子型的学者。

　　读书

　　读书“四要”

　　星云大师：

　　十二岁那年，我在栖霞山剃度后进入佛学院，从此，书便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资粮，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爱好。因为渴望读书，我极力向往担任图书管理工作，希望藉着整理书籍的剩余时间阅览群书。

　　崇年先生：

　　我从小开始读启蒙书，《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上小学后，学校和家里都不让我们看小说。所谓“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红楼梦》也不许看，我们只有偷着看些侠义小说。我中学是在北京上的，那个时代全面学苏联，小说也多是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什么《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三个穿灰大衣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等。也看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的作品，但很少看西方古典文学作品，所以知识有缺陷。

　　星云大师：

　　自从爱上读书以后，我常常觉得阅读的时间太少了，甚至在夜晚熄灯以后，躲到棉被里点着线香偷偷看书。中国古典小说、从西洋翻译过来的小说、高僧传记、历史典籍等，可以说，我的成长一路伴随着书香。

　　崇年先生：

　　我读书多的时候，是在图书馆工作期间。那时候我不能教书，在图书馆做管理员。我在书库里放一张课桌、一把椅子、一个水杯，任意浏览，信手翻阅。馆长对我格外客气，每天只要到班就行，工作做不做无所谓。所以，我可以用大量的时间读书。《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借此机会读书，真是因祸得福。

　　星云大师：

　　人读书，就像匠人切磨钻石，每一本书都是一具切割轮，要磨除晦暗的表层，让智慧穿进内心，折射出美丽的光芒。

　　崇年先生：

　　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圣人与俗人，区别在哪里？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里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一言，又实能学而不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千古圣贤与我同类，人何为甘于自弃而不学？苟志于学，希贤希圣，孰能御之？是故‘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义也。”就是说：贤人、圣人与凡人、俗人的区别，就是一个“学”字。孔子、孟子起初也是普通人，孟母为了给他学习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三次搬家。康熙皇帝的格言，民间百姓的体验，都说明一个道理：立志学习，学而不厌，凡人可以成为贤人，俗人可以成为圣人。

　　星云大师：

　　读书就要读一流书，做一流人。我对来佛光山求学、进修的人提出四点建议，即“读书四要”：读做一个人，读明一点理，读悟一点缘，读懂一颗心。

　　读做一个人，就是说光会做学问不行，事业再大，但不一定懂得做人。因此，到佛学院读书，最主要的就是读懂如何做好一个人。

　　人是要讲理的，不讲理的人，读再多书也没有用。读明一点理，就是要使我们的理路通顺流畅，要以理待人。

　　宇宙世界的成就，在于一个“缘”，若因缘不具足，则无法成就事业。要广结善缘，把因缘读出来、悟出来，至少每天要有一小悟来修持。

　　读懂一颗心，就是让自己看清自己的心念。一念嗔心起，整个思绪皆为烦恼所独占，不能做主。故要注重因缘，读懂自己的一颗心，心明白了，则一切都明白了。

　　崇年先生：

　　您说的这四点建议，不光对于佛学院的学生有用，对众生都是适用的。但是读些什么书呢？世上的书太多了，读不过来。北京图书大厦的经理告诉我，他们同时上架的图书约三十万种。我年轻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按着张之洞《书目答问》开列的书单去读，后来发现那是一个好看而不适用的书目。我也常对学生说：“读书要三名：名人、名著、名篇。”就是先选择名人的书读，名人书中选其名著，名著中再选其名篇。譬如说，名人司马迁，选其名篇《史记》，再选其名篇《太史公自序》，记住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读书有方

　　星云大师：

　　宋太宗曾经说：“对读书，我只感到有好处和乐趣，不觉得有什么辛苦。”读新书如晤良友，读旧书如遇故人。书实在是人不可缺少的伴侣。

　　崇年先生：

　　美国总统林肯说过：谁送我一本书，谁就是我的朋友。他对书看得多重！英国作家斯迈尔斯也说过：“一本好书常可视作生命的最佳归宿，一生所思所想之精华尽在其中，对大多数学人而言，他的一生便是思想的一生，因此好书即为金玉良言与思想光华之总成，令人感铭于心，爱不忍释，成为我们相随之伴侣与慰藉。”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没有不爱书、不读书的。读书是中国文人一个优良的情结。

　　星云大师：

　　古人读书，很有讲究。读经典的时候，要求高声朗读，读得字字响亮。 朱熹在《训学斋规》中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得其义也。”朱熹还提到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崇年先生：

　　清代左宗棠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也提到了这“三到”：“读书要眼到，一笔一画莫看错；口到，一字莫含糊；心到，一字莫放过……温书要多遍数想解，读生书要细心听释。”他还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读书不看清字画、偏旁，不辨明句读，不记清首尾，是目不到也。”

　　“喉、舌、唇、牙、齿五音并不清晰伶俐，蒙笼含糊，听不明白，或多几字，或少几字，只图混过，是口不到也。”

　　“经传精义奥旨，初学者固不能通。至于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肯用心体会，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测其义理，自然渐有所悟。一时思索不得，即请先生解说，一时尚未融释，即将上下文或别章别部义理相近者反复推寻，务期了然于心，了然于口，始可放手。总要将此心运在字里行间，时复思泽，乃为心到。”

　　星云大师：

　　每次看到这段家书，我都倍感亲切，因为我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弟子的。为人父母和为人师者，其心实在是不分轩轾。我给弟子上课，不奢望大家都聪明得一讲解就了然于心，但却很在意弟子闻法的态度，最起码要能做到目到、口到、心到。

　　崇年先生：

　　读书的口到与心到，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心到了，口到了，眼必然到了，“三到”是融为一体的。因此，要想把书真正读好，读到烂熟于心，达到应用自如，“三到”是缺一不可的。

　　星云大师：

　　读书贵在有恒，不必贪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崇年先生：

　　读书之法，初贵于博，继贵于精，最贵于悟。这个“悟”字很重要。《西游记》里唐僧三个弟子的名字悟空、悟能、悟净，都突出“悟”。读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体会，康熙帝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朕少年好学如此。更耽好笔墨，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张、林二内侍，俱及见。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亦常指示，故朕之书法，有异于寻常人者以此。”

　　星云大师：

　　读书要珍惜时间，懂得利用零碎的时间来读书，不要让光阴白白溜走。我常常自豪地告诉别人：“公路、天空是我的床铺，汽车、飞机是我的餐厅，一本书和膝盖是我的书桌，一支笔是我所有的动力。”

　　崇年先生：

　　读书既要博览，也要精选。读什么书呢？我认为要“读传统、读‘三名’、读时尚、读急需”。传统，经学如《大学》，史学如《史记》，子部如《老子》，集部如《楚辞》；“三名”即名人，如李白；名著，如《李白集》；名篇，如《送孟浩然之广陵》。时尚，如保健类的书；急需，根据自己的急切需要选择。

　　星云大师：

　　有的人很会读书，并深得其乐；有的人对读书则味如嚼蜡，不知其味。我认为，读书要以融通为主，以方法、技巧为辅；读书以勤、熟为功效，以用心、下手为实际。

　　崇年先生：

　　我概括了读书的“八之诀”：博学之，精约之，时习之，审问之，考辨之，思悟之，发明之，笃行之。

　　星云大师：

　　你概括得很好，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就进入了读书的最高境界。

　　崇年先生：

　　读书的经验应是：贵多更贵精，由博而致约；贵精更贵悟，由约而通达。把书读通了不容易。

　　星云大师：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书境界。

　　崇年先生：

　　我认为读书有三种境界：

　　一是“消闲”，这是最低的层次。人太忙，怎么办？要消闲，诸如对饮当歌，或串门闲聊，或居家独处，翻开书本求教。不管什么书，只要能读下去，凝滞的时光，如同涧底的暗流，渐次打发过去……

　　二是“求知”。抱着这种念头去读书似有功利目的在。人要生活、立身、升迁，并求得在社会上立足，必持一技之长，此技或从社会得来，或从书本中得来，而从书本中得来，便是“求知”。其实，“求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自我完善，二是启迪别人。世上只有自己明白的事，才能清楚地告知别人，这种人追求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充实自己的不足。

　　三是“无欲”。就是无欲无为的读书。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凡事皆有欲，无欲则无为也。”读书只有除却功利之外，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将读书当“敲门砖”者，永远跨不进神圣的读书殿堂。

　　身心

　　健康食品

　　星云大师：

　　目前，国际间最重视、最关心的，就是环保、建筑、经济、卫生、保育等问题。而这些国际间所关切的潮流，都离不开人类的安全与健康，其中，“食品健康”问题，一直是人类所关心的重点。

　　崇年先生：

　　“民以食为天”。吃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根本，以至于中国人把吃当作“天”来看待。食品的健康与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

　　星云大师：

　　从中国的秦始皇，到十六世纪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都是一心慕求长生不老药的君主。除此之外，中国历代文人也都有这样的诉求，比如宋代，苏东坡有“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的诗句；苏辙有“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的诗句；黄庭坚则留下“汤泛冰瓷一坐春，长松林下得灵根，吉祥老子亲拈出，个个教成百岁身”的诗句。由此可见，食用健康食品，是不论身份、地位、地域的，是人们有志一同的希望。

　　崇年先生：

　　中国历代的君主，秦始皇、汉武帝、明嘉靖帝、清雍正帝等，都想长生不老，可是至今没有一位长生不老的皇帝。说到饮食，皇帝的饮食是天下最好的，偏偏皇帝不高寿。明朝十六位皇帝，平均寿龄四十二岁；清朝十二位皇帝，平均寿龄五十三岁。这说明皇帝的饮食同皇帝期望的寿命是不一样的。

　　星云大师：

　　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现在流行的健康食品，却要合乎自然，且不能太咸、太油、太精致，虽不是长生不老药，但要益于五脏六腑的消化，要增加皮肤的滋润，还要能够抗拒百病。如水耕植物、海藻片、糙米饭、小麦草、胚芽米、水果醋，低糖、低胆固醇的食品，一些清淡、天然、无人工色素的食品，都被列入健康食品的行列。

　　崇年先生：

　　现在，窝窝头和糙米饭成了人们饭桌上的新宠。过去农村一般家庭平日不吃白面，逢年过节才可能吃上一顿白面。北方的面条，穷人吃的杂面，现在成为绿色营养食品。粗精颠倒，蛮有意思。不过，现代人为了口腹之欲，往往也不吝品尝鱼翅、燕窝、鱼须等。2003年SARS从南粤等地开始流行，据说与人们爱吃一些动物野味有关。

　　星云大师：

　　现在一般的社会人士，只贪图饮食享受，面对不断的天灾人祸、生灵不安，似乎真的都没有一点觉省。在加拿大，人们即使钓到了鱼，如果没有一尺长以上，他们是不会忍心烹杀煮食的，一定要放回河里，以保护生命的成长。现在世界上不少护鲸协会都用种种方法去影响临海国家，呼吁大家共同抵制、处罚滥捕鲸鱼的人，为的是要维持生态的平衡，不要让稀有动物在我们这一代绝种。不然的话，真是天大的罪过啊。

　　崇年先生：

　　我到过一个地方，早上到海边散步，见渔民用密眼网捕鱼，捕上的鱼非常可怜，约有一寸多长。这真是竭泽而渔。我看到史料记载，在清康熙年间，清朝代表到尼布楚去谈判，临行带上渔网，到关外一个湖里捕鱼，一网下去，全都是鱼，网拉不上来。五十年前，东北还有民谣：“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落在饭锅里。”由于人口激增，渔猎没有节制，上面那种状况，已成历史故事。

　　星云大师：

　　什么才是健康食品呢？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每天所食，只要能维持生命能量之需，而不过取，就是健康食品。《菜根谭》云：“知生之必死，则保生之道不必过劳。”身心健全、生活自在，才是真正的食品健康。

　　崇年先生：

　　古代有春天不狩猎的礼制，因为春天是动物怀胎繁孳的季节，要关爱生命，并泽及子孙。

　　星云大师：

　　保护生态，实质上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能把自己一时的口腹之乐，建筑在其他众生的痛苦身上，如此有损自己的阴德、寿命，这是必然的因果；如果没有这样的因果，何必以“食”比“天”呢？

　　崇年先生：

　　人与生物、人与自然，共存共享，彼此和谐。人若无限制地破坏与与自然界的平衡，到头来，必然受到生物与自然的惩罚。

　　星云大师：

　　其实，人除了嘴巴吃之外，眼、耳、鼻、身、心都需要健康食品。眼睛的健康食品，是看有益身心的书籍、影视；耳朵的健康食品是听好话、听悦耳的音声；身体的健康食品，是舒适、充足的睡眠，以及适度的运动；心的健康食品，是满足、感恩、信仰、沉静、安忍、自在，以及包容、宽心、温和与体谅。

　　和合

　　说“分合”

　　崇年先生：

　　我原来分不清，你们穿的普通衣服叫“海青”，外面罩的叫“缦衣”，相当于工作服或职业装；另一种叫“袈裟”，才是僧人的标志，是这样的吗？

　　星云大师：

　　是的。

　　崇年先生：

　　我不知道这事。我看见有的穿“海青”或“缦衣”的却留着长发；有的却剃发，不明白。今天才明白。

　　星云大师：

　　我觉得西服也好，汉服也好，服装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身份，好比军人，海军有海军的服装，陆军有陆军的服装，空军有空军的服装；此外，警察有警察的服装，法院有法官的服装等等。这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排斥僧服呢——我是说大陆有些地方不准穿僧服上讲台。

　　崇年先生：

　　可能有人有一个概念，以为这是传教，不是做一项学术文化交流。这种现象，慢慢会好转的。我举一个例子，一九九二年我到台湾，那年两岸刚开放，台湾送了很多书给我，当时我带了两个大箱子，里头全装满了书。结果到了广州海关说要检查，我说：“请看吧。”箱子里的书都是学术的书、清史的书，过关没有问题，但其中有一本书是台湾“国史馆”编的，是他们所有出版物的目录，一个小薄本。海关检查人员见上面印着“中华民国某年某月印”的字样，他说：“你这本书不行。”我说：“怎么不行？”他说：“这个印有‘中华民国’字样。”我说：“它是在说明哪一年出版的，不是说‘中华民国’。”他还是说：“那不行！”我说：“要不你没收？但你没收必须要写个没收条子，我到北京以后去告你没道理。”他说：“我不没收，你给我书。”我说：“我也不能给你。你要这干什么？”他说：“我要拿回去请示。”要知道，那天我早上四点就起床，从淡江大学坐车到桃园机场，行李检查后上了飞机，在香港又换乘飞机，之后到了广州，都已经累得够呛了。因为头天晚上，他们请我吃饭，到了夜里三点钟才把我送回，四点钟我又急着起床赶路。这时候他拿书去请示，我又等了三十分钟，等得不耐烦了。他回来以后，不客气地说：“给你！”我说：“不可以这样说！什么叫给我？这本来就是我的书，怎么换成是你给我？你应该说还我，怎么是给我？”当时我态度很硬，就说：“你叫什么名字，给我把姓名留下，我到了北京，找了相关人员之后，再找你！”这时他软了，就说：“对不起。”到了现在，您送我您写的书，我可以带回去了！若在一九九二年，那可能有点麻烦。

　　星云大师：

　　我在一九八九年到北京去。当时大陆友人也跟我要书，我说我不能给你，他们就问：“为什么？”我说我这个书里头“共匪”字样很多！”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中国好几亿人口，哪里有那么多共匪？”有一次，台湾有一个老太太到北京去观光，来到天安门，她看到卫兵站在那里，就上前去说：“共匪先生，请问厕所在哪里？”她在台湾称“共匪”称惯了，以为这就是一个称呼，以为这个名词指的就是大陆人。这许多事你也不能跟她计较，因为这个是历史造成的呀，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罪过啊！

　　崇年先生：

　　过去中国社会缺乏和谐，几千年间的战争就是斗、就是杀。特别是近百年来，战争连绵不断，人民生活蒙受苦难。人民希望和平、和谐。

　　星云大师：

　　历朝的分合，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是分裂的，三国是分裂的，东晋五胡十六国是分裂的，五代十国是分裂的，后来中国衰弱，甚至到了民国军阀割据，都是分裂的。

　　崇年先生：

　　宋、辽、金、西夏，都是分裂的。清初与南明也是分裂的。

　　星云大师：

　　以佛法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独立存在的东西，一切都必须在各种因缘条件的和合之下，才能存在，一旦组成的因缘没了，那么事物的本身也就无法存在，这也就是佛法所说的“缘起”道理。纵观世间上哪一个人、哪一件事物，不是彼此相依相待的呢？例如：汽车没有油怎么开？树木花草没有阳光、空气、水的滋润、灌溉，怎么能生长？人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又怎么生活？所以，一切的存在都要仰赖因缘关系。台湾有一首歌叫做《你侬我侬》，歌词里写的“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就能表现这个意思。

　　从“缘起”法则来看，宇宙中一切事物既然都是相因相成，众生之间也都具有同体共生的关系，那么人类就应该摒弃“弱肉强食”的概念，大家彼此互助，不分裂、不排挤，让共生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和平安乐地生活。这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

　　崇年先生：

　　《红楼梦》中也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星云大师：

　　世界上，国与国分、地与地分，尤其是人与人分，最为危险。世界上，最难处理的问题，不是贫富、不是愚智，而是种族、人际的问题。以中国来说，汉、满、蒙、回、藏是过去千百年来的情结，始终扰乱着中国的政局，难以安宁。一直到孙中山先生倡导“五族共和”，这些种族情结才慢慢获得和解。

　　崇年先生：

　　虽然政治处于不断的分合之中，各种类型的文化——农耕文化、海洋文化、草原文化和森林文化——也在不断地汇合，多元的经济形态更是混合而生。因此，实际上，中国的各个民族还是处于持续融合的进程之中的。

　　星云大师：

　　我看当今中国，有两位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是邓小平，第二个是胡锦涛。在思想上，邓小主张改革开放，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让中国开放、进步成长、发展快速，所谓“中国崛起”，邓小平先生功不可没。第二个就是胡锦涛倡导的“和谐社会”，不但承继过去，还开拓中华文化的未来。中国十三亿人口，到处讲和谐社会，不要杀戮，不要斗争，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海峡两岸都很高兴，这会影响到世界和平。在这个大前提下，有无限的未来，无限的希望。

　　另外，关于世纪的分野，也有学者认为：十八世纪是欧洲世纪，十九世纪是英国世纪，二十世纪是美日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崇年先生：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只要和合，没有战争，没有内乱，万众一心，和谐发展，就一定会立于世界富强文明国家之林。

　　说“和合”

　　崇年先生：

　　我看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前的大钟上有您的一首诗：

　　两岸尘缘如梦幻，

　　骨肉至亲不往还。

　　苏州古刹寒山寺，

　　和平钟声到台湾。

　　星云大师：

　　是的。这首诗是2007年9月在苏州寒山寺作的。当时是为了应和宗教局叶小文局长所作的。叶局长的诗是这样的：

　　一弯浅水月同天，

　　两岸乡愁夜难眠。

　　莫道佛光千里远，

　　兄弟和合钟相连。

　　表达对这段善因好缘的感想。当时我和寒山寺住持秋爽法师等共同签订《缔结手足盟约 永为兄弟之好》协定。

　　崇年先生：

　　大钟上也有秋爽法师的诗：

　　法脉同根虔诚心，

　　两岸同源一家亲。

　　佛光寒山兄弟情，

　　和合钟声和谐音。

　　叶小文局长的诗句“兄弟和合钟声连”，秋爽法师的诗句“和合钟声和谐音”，都提到“和合”，我记得您在著作和演讲中，多次提到并阐述“和合”的理念。

　　星云大师：

　　我对现实、对历史持“和合”的态度。我们佛家把人称为“众生”，意思是“众缘和合而生”。世间上没有个人单独存在的时空，一定要靠大众相互依存，个人才能存活，才能发展。历史上残暴的战争、厮杀、掠夺、焚烧，破坏“和合”；我们主张国家、民族、宗教、贫富间的矛盾，要用“和合”的精神加以调解、处置。

　　崇年先生：

　　历史在和合时期，就发展、就繁荣，在争战时期，就破坏、就残杀，所以我赞成“和合”的理念。

　　星云大师：

　　人类的文化，重在融和，不在分别。历史上，虽有残酷的战争，有无意义的死亡，但历史上，万里长城的构建，京杭运河的开凿，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里千年的雕刻、绘画等艺术，都是人类的文化瑰宝，也是伟大的文明史诗，令人一见，油然生敬。这些都是“和合”的文化菁华。

　　崇年先生：

　　万里长城与京杭运河的因果不同：前者是兴筑后而和合，后者是和合后而开通；其结果又相同，都是为了和合。

　　星云大师：

　　中华民族要和合，要光大，中华民族彼此团结统一，合而不分，这样才是有希望的。

　　崇年先生：

　　其实，人民愿意和合，愿意和谐，愿意和平；很多战争、厮杀是当权者挑起来的。

　　星云大师：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众能成事，也能败事。在民主时代，讲究众议的重要，讲究集体的创作，能够和合众缘，才能成事；如果你不合众，所谓“众怒难犯”、“众口铄金”，也会把你从高位上拉下来。所以，众是非常重要的，和合众缘，才能成事，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崇年先生：

　　我这个人是乐观主义者，我总是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光明中看到灿烂。回忆个人以往的经历，同前次与您交谈的一样，遇到几个大坎，之所以能挺过来，就是心理乐观，能从黑暗中窥视光明。我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说明，中华民族能团结统一，能合而不分。

　　星云大师：

　　大家应当携手推广“同体与共生”的理念，将慈悲、平等、融和、包容实践在日常生活中，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必定能共同拥有一个安和乐利的人间净土。

　　崇年先生：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就是先贤向往的“大同世界”。

　　星云大师：

　　民谚说：“兄弟同心，力可断金。”和谐才有力量、才有幸福。世界要能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关键，和谐是双方的事情，不是单一个人的事，对于“和谐”，我有四点意见：第一，亲友要和谐；第二，同事要和谐；第三，区域要和谐；第四，族群要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