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李叔同人格魅力的精神特质

　　试析李叔同人格魅力的精神特质

　　王维军

　　李叔同用他纷繁多彩的人生向我们示现了一幅丰满的人生画卷，更为我们展示了一代大师大智慧、大慈悲、大雄力的魅力人生。李叔同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成为僧俗两界共同的师范，这与他人格魅力中诸多光气焯烁的精神特质是分不开的。而对这些精神特质的分析和挖掘，有助于我们对李叔同的人格魅力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晰也更准确的认识。

　　————认 真————

　　是李叔同贯穿一生的不二法门

　　一个人，一事认真不难，一时认真也不难，难的是对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认真地去做，用心地去做好。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个一丝不苟，事事认真，认真了一辈子的人。

　　李叔同的认真在他那个时代是出了名的。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说：“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凡事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民国初，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开设图画手工专业，当时国内学校艺术师资缺乏，经亨颐校长首先想到了刚从东京美术学校学成归国的李叔同，便恳请他来校担任该专业的图画及全校的音乐教师。李叔同的上课风格可以用认真二字来概括，为了提高课间授课效率，他每次上课总是早早就来到教室，在两块黑板上把授课的内容全部写好，摆放好乐谱，解开琴衣，一切都准备停当，然后端坐着，等着上课铃响，看着学生们进教室。据说上第一堂课时，他不用看点名册，就能准确叫出每个座位上学生们的名字。有次上音乐课时，有一位学生上课时把痰吐在地板上。但见到后的李叔同并不立刻责备，下课后，他用很轻但却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这位同学等一等出去。”那位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学生都出去了，李叔同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向这位学生指出缺点，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被批评的同学羞愧无比，以后课堂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坏习惯。

　　又有一次，下课后，最后出去的人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李叔同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把那人叫回教室，然后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说完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上。李叔同这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和认真严谨得近乎挑剔的“温而厉”的教育方法让每一个学生为之折服。有这样认真的老师，能不出高徒吗？正是在李叔同认真精神的培育和感召下，他的学生如刘质平、丰子恺、吴梦非、李鸿梁、黄寄慈、沈本千、曹聚仁、潘天寿等等，后来都成为一代大家。

　　在俗时如此，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更是以戒为师，在认真二字上严格行持，不曾有半点马虎。丰子恺对老师的认真精神一直念念不忘：“昔年我寄二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很多，佛号所需很少，他就要来信问我，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我原是多备一点，由他随意处置的，但没有说明，这些纸的所有权就模糊，他非问明不可。我连忙写回信去说，多余的纸，赠与法师，请随意处置。以后寄纸，我就预先说明这一点了。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于是以后我寄邮票也就预先声明：多余的邮票送与法师。”李叔同的认真是一种融入在生命过程中的与生命同体的认真，他的认真是骨子里的认真，并不是刻意去认真做每件事，而是已经将认真上升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认真至此，何人可及？

　　弘一法师不仅把佛门的持戒守律作为其行为准则，而且把世间规章法矩、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作为出家人修行学佛的基础，严格守持。若遇规章界定之事，弘一法师总是丝毫不曾违越有悖，除了自己身正垂范外，他还时时告诫他人，要处处认真，不得随意，广示事理方便之门，开释人生，利人度他。有一回，弘一法师收到他的学生刘质平写来的一封信，因邮票没粘牢，收到信时，邮票已经掉落，李叔同便认真去信教导学生：“邮票须用糨糊或胶水贴牢固，否则易致脱落。”如此种种，常人随意马虎的地方，他却样样都要认真，不敢有丝毫的敷衍。别人认为可以将就着应付的平常琐事，他却认真对待，不敢有一点点的怠慢；别人以为是小事一桩，他却把它当作安身立命的大事来做；人们把认真当作一事一时来做，而他却把认真当作一生一世来做。

　　丰子恺说他的老师是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而且，李叔同的做人岂止是像，他是每做一种人，都必须做得十分彻底。他做学生，就是个十足的学子；他做文艺，就是个纯粹的艺术家；他做老师，就是个模范的教师；一旦出家，就是个彻底的法师。如此的认真精神，这世上还有什么样的障碍不能除？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破？有什么样的坎坷不能过？有什么样的疑问不能解？有什么样的事业不能成？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李叔同就是最讲认真。李叔同的认真精神，是他人格魅力的第一特质，也成就了他丰厚人生的累累硕果和完美成就。他的认真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和生命动力的符号，为今人乃至后人树立了如何做人、怎样做事的榜样，成为僧俗两界共同学习的楷模。

　　———— 创 新 ————

　　是李叔同孜孜不倦的生命追求

　　李叔同自幼打下的扎实国学功底并对新事物具有的强烈求知欲，使李叔同在创新中具备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新知、新学产生的浓厚好奇心和不懈的探索欲，也造就了李叔同的创新心理和创新意识。

　　十九世纪末，西风东渐，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推行维新思想，主张兴民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随后的辛亥革命，又引起了中国近代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变革，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风俗等方面开始听到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新的声音。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作用和催化下，再融合李叔同自身所具备的各种创新条件，便形成了他独特的创新素质。在这种创新素质的支配下，李叔同把自己思想的解放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前进的要求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顺应了时代进步的潮流，走在了社会变革的前面，成为他那个时代创新实践的开拓者和先行者。

　　敏求新知的李叔同不止步于旧学，以开放的胸襟面对世界，在致力于国学的同时，博采新知，对新知、新学充满了学习的热情和自觉的渴望。17岁的他在给徐耀庭的信中说：“弟拟过五月节后，邀张墨林兄内侄杨兄，教弟念算术，学洋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年少时期的李叔同就表现出胜于他人的积极的求知态度及对知识创新的敏感和激情。

　　1897年，李叔同在考试时以《论废八股兴学论》为题作策问，“是此不革旧章，变新制，国家又焉能振乎？”发出了要求废除八股、提倡新学的铿锵呼声。1898年春，在入天津县学应考时,又写下了两篇极富创新意识的时文，他在《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中写道：“然而我中国之大臣……是其在家时已忝然无耻也。即其仕也，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识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理。”年轻的李叔同慨叹国家缺乏人才，揭露清末外交官不学无术而又恬不知耻。提出欲避免此种窘境，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知识，通达外洋时务，真可谓慧眼独具。在第二篇《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中他又写道：“而今天下之美利，莫外于矿产，而中国之矿产，尤盛于他国……筹集斧资，公举数人出洋，赴矿学堂学习数年，学成回华，再议开采。”文中提出能源救国、产业救国论，主张中国欲富强应先开发能源矿产。按照李叔同的思路，我国的产业发展，需要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令出洋学生专门学习，参以西法，精心考验”，要走培养人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业自主创新之路。他还对人才培养提出把孝和道德放在首位的要求，“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表现出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超前的创新意识及开阔的远见卓识。李叔同认为，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需要彻底的变革，喊出了“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的历史强音。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依然将其创新理念延用于弘法利生，当他得知当时南洋群岛一带的佛教尚未广泛流布，岛上民众正法难闻时，便打算渡洋弘法，去教化众生。为此，五十八岁的弘一法师发心重拾旧知，温习英语，他曾致信英文书的出版者：“余需用英语分类会话一册，仁者如有，乞以惠赐；否则乞为购之，以小册者为宜也。”后虽因缘未具，不能成行，但此事却传为佳话。

　　创新在李叔同的生命历程中是贯穿始终的，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点，而是一个流动、发展、延续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学习、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不断收获的一个动态流变。李叔同对新知的不懈追求和不断的创新实践，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智者，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成为向中国传播西方艺术教育的一代拓荒者。

　　李叔同在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结构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在文艺领域之诸多学科屡开中华之先河，为国人写下了一个个浓墨重彩的第一——

　　1903年，李叔同翻译日人所著《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开我国近代法律学介绍国际法公权与私权译著之先河。

　　1905年，创作《祖国歌》，成为近代倡导救国歌曲创作的第一人。

　　1906年，在日本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1906年冬，在东京创办新剧团体“春柳社”演艺部，1907年春秋两季先后上演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成为开中国话剧之先的第一人。

　　1912年4月，李叔同主编《太平洋画报》，以漫画的艺术形式创作广告画，成为我国报纸广告艺术画的第一人。

　　在主编《太平洋画报》期间，率先推广西洋绘画思想，开辟“西洋画法”专栏，是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第一人。

　　1913年，创办发行了我国第一本校友会刊《白阳》。

　　1913年，在《白阳》刊物上发表了他创作的学堂乐歌《春游》，这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首三声部合唱曲。

　　1913年，在《白阳》刊物上发表了他撰写的《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成为第一个撰写欧洲文学史的中国人。

　　1914年，在浙一师组织成立“乐石社”，进行书画印和木刻创作，并出版《木板画集》。这段实践，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木刻倡导和创作实践的第一人。

　　在浙一师任教期间创作的《西洋美术史》手稿，是中国第一部西洋美术史著作，成为第一个撰写西洋美术史的中国人。

　　在浙一师任教期间，开设野外写生课，成为中国美术教学中倡导和推广野外写生的第一人。

　　1914年，李叔同在美术教学中引进西洋绘画理念，首用裸体模特，成为开创我国裸体写生教学的第一人。

　　他是我国推广并运用五线谱进行音乐教学的先驱者之一；是近代学堂乐歌的主要先驱之一；弘一法师还中兴了在中国失传八百年的南山律宗，是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传人……

　　———— 律 己 ————

　　是李叔同人格升华的修行之道

　　戒律是拿来律己的，不是拿来律人的。这是弘一法师常常说的一句话，他不仅常常说，而且时时刻刻这样去做，他将律己作为自己人格升华的修行之道。

　　弘一法师认为，佛教虽然宗派甚多，但不管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律学是一切宗派必修的共同科目。戒律是佛法之生命，是诸佛之本源。戒律，是对身、口、意三业的约束和规范，贵在坚持，重在实践。弘一法师以律己来实践他对身、口、意三业的净化。1937年夏天，倓虚法师请他到青岛湛山寺安居讲律，弘一提出接待要一切从简，不得铺张，并约法三章：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到了湛山寺后，倓虚法师知道弘一持戒甚严，就没准备什么好菜，用餐时只给做了四个普通的菜送去，但弘一一点也没动；第二次备了次一点的，还是没动；第三次只送去两个菜，还是不吃；末了只送去一个标准最低的菜，弘一问端饭的侍者，是不是僧众都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才吃，若不是，他还是不吃。在弘一法师的素菜之中，菜心、冬笋、香菇等都是不吃的，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所以寺里僧众也只好满他的愿，无法厚待他。

　　待人以春风，对己似秋霜；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弘一法师的律己之道。他平时的持戒，就是以律己为要。口里不臧否人物，不说人是非长短。就是他的学僧，如果有犯戒做错了事，弘一也不会拿着戒律去律他，从不因此而生对方的气，而是一味地律己和自责，深深地惭愧自己没有教化好对方，责备自己德性不够，不能去感化对方。弘一法师有一个“批评人”的方法，就是不吃饭。他的不吃饭并不是存心给人怄气，而是在替那做错事的人忏悔，是借事磨心。所以跟他常在一起的人，知道他的脾气，每逢他不吃饭时，就知道自己一定有做错的事或说错的话了，赶紧反省，马上改正。一次两次，一天两天，你什么时候把错改正过来了，他才吃饭。至于你的错处，他一句也不说，而让你自己去说。弘一常说，如果用戒律去“律人”，而不是去“律己”，那就失去了戒律的意义。

　　观察弘一法师的律己风范，我们可以体悟到他的律己是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在宏观上，是以戒律为准绳，依教奉行，以戒为师。在律己的具体实践上，则以“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学、盛改”、“虚心、慎独、宽厚、吃亏、寡言、不说人过、不文己过、不覆己过、闻谤不辩、不嗔”等修行方法，指导自己的律己行为，并以著述的形式对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予以分析、归纳，加以整理、总结，使之系统化，从而上升至理论的高度，然后反过来用理论再去指导自己及僧众的修行律己实践。这些思想，我们在他的《改过实验谈》、《改习惯》、《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律学要略》、《佛法学习初步》、《佛教之简易修持法》、《初发心者在家律要》等著述中都可以看得到。

　　在出家的二十四年里，弘一法师黄卷青灯，晨钟暮鼓，始终保持着“过午不食，寒不逾三衣”的清规戒律，一肩梵典，两袖清风，三件衲衣，为宏佛法，云游苦行。他将挚友和弟子布施供养的净资，都用于刊印经卷等礼佛诸事，而他自己却淡泊无求。他那双泛黄的布鞋穿了二十来年，是1920年在杭州的时候，一位出家人送的；他用的一把雨伞，也是1911年买的，用了三十年；他的衣服、被子都是出家前置办的，补了又补，是真正的百衲衣；若有人送给他好的衣服或别的珍贵之物，他都转送给别人，他说，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自己福气很薄，无福消受。刘质平在弘一法师五十诞辰时，曾细数过他蚊帐上的破洞，有用布补的，有用纸糊的，形形色色，有二百多处。刘质平要给他换，可法师坚决不许。他说，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

　　弘一法师常说：“我们即使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三分，愿以我的福气，布施一切众生，共同享受。”1925年，弘一法师在宁波七塔寺挂搭，夏丏尊得知后就邀他去上虞白马湖小住，见他的毛巾又黑又破，便对他说：“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他说：“哪里！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吃饭时，他告诉夏丏尊只许备一个素菜，夏丏尊问：“这咸菜不会太咸吗？”弘一法师回答道：“好的！咸也有咸的滋味，好的１饭后，夏丏尊看他喝着白开水，便又问：“没有茶叶吗？怎么喝白开水？”他笑着说：“好的！淡的也有淡的味道。”在弘一法师看来，什么都是好的，破衣服是好的，破蚊帐是好的，破席子是好的，破毛巾是好的，咸菜是好的，白开水也是好的，这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

　　弘一法师的律己，是学习之自觉，反省之深刻，改过之彻底的律己。所以，他的律己，不是苦行，不是难行，而是能行，而是极乐。他的律己是不断实现人格品质升华的“学、盛改”的过程。他是在借律己之事来磨炼自己的心，他的律己已彻底挣脱了世间种种名闻利养的桎梏，是完全摆脱了尘世之累的无上清凉。

　　———— 大 爱 ————

　　是李叔同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

　　李叔同的爱国、爱教、爱众生的大爱精神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在其一生中一以贯之。

　　他的爱国思想在出家以前的艺术创作中早已有充分表现。有控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的自编集《辛丑北征泪墨》；有关心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爱国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的《祖国歌》，有“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的《我的国》，有“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的《大中华》和“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的高亢激昂的《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等。这些歌，在当时流传甚广，被全国各地的学校纷纷用作教材。正是这些催人奋进的歌声，穿越黑暗，传递着中华儿女发愤图强的勃勃雄心，弘扬了民族正气，激发了爱国热情，昂扬了人们的斗志，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的光辉，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这些开拓和实践，引领了后来的爱国歌曲创作的潮流，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李叔同除了用他的文艺创作来传播爱国思想，还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爱国理想。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期间，为振兴民族经济，有识之士发起国货运动，爱国师生纷纷响应。李叔同率先垂范，告别了西装洋服，换上了灰色云章布的粗布袍子，穿起了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铜线边眼镜。李叔同把用国货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出家后还始终沿袭不替，几十年不曾有变。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中回忆道：“他出家后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装用的粗布，因为看见他用麻绳束袜子，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宽紧带退还我，说：‘这是外国货。’我说：‘这是国货，我们已经能够自造。’他这才受了。”可见，无论在俗在僧，无论是李叔同还是弘一法师，他的爱国热情高昂。尤其是抗战时期，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他的民族气节，凛然可见；他的爱国之志，更是老而弥坚。

　　寺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大师始终认为，念佛的人也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不要忘记救国家，要关心众生，要关心社会，关心国家。1937年5月，厦门市准备举办第一届运动会，筹委会函请弘一法师为运动会编撰会歌，弘一接函后慨然应允。当时的中国，日本侵占东三省，杀我同胞、掠我财富，并阴谋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弘一大师将此次会歌创作作为他救国弘法的殊胜因缘，呼吁众生团结奋强，抵抗外侮，收复失土，保卫家国。歌词中写道：“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为民族争光１把一首运动会的会歌，写成了一曲同仇敌忾、荡气回肠的抗日救国的战斗号角。1937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他内避，他坚决不从，说为护法，不怕炮弹。他在危城厦门给李芳远的信中写道：“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在给蔡冠洛的信中又说：“时事未平静前，仍居厦门，倘值变乱，愿以身殉教，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这种爱国护教，凛然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使听者为之动容。

　　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大师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用他悲智具足的智慧，开示众人。当时凡有求他写字者，他辄报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字幅，宣传救国思想。他在温陵挂锡时还号召僧众：“我们佛教徒，同属国民一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本是国民天职,佛教徒概莫能外。”具足大悲心的弘一法师虽超尘脱俗，身处这乱世之中，却依旧念念不忘众生的苦难，在弘一法师的倡导和号召下，当地的僧众团结起来，组织了“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并聘请医师来寺教导医护知识，训练包扎技术，救死扶伤，战时的救护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

　　弘一法师将念佛与抗日救国统一起来，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用宗教的虔诚与献身精神来实现爱国救世，让爱国与佛法彼此相互契合，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其爱国护教的拳拳之心，凛然不屈的爱国精神，大慈大悲的高尚情操，令人敬佩赞叹之至。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我们看到，他的追求、他的人生、他的事业、他的理想都可以改变，可始终无法改变的是他对祖国的那一份深深的爱，浓浓的情！

　　朱光潜先生曾这样评价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最景仰的一位高士……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现在我们纪念弘一大师，就是要纪念他的这种人格精神，这种大爱的精神、认真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和律己的精神；学习他为社会、为国家、为众生奉献自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安好的慈悲精神。如今我们学习和弘扬李叔同的人格精神，对建设和谐社会、生态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