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片

　　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片

　　作者： 刘安志

　　我们在编撰《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的过程中，[1]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日本所藏吐鲁番文书中的佛典残片（未经比定部分）进行了较爲详实的核查和比对，从中发现了数件价值较爲珍贵的佛典注疏残片，今把我们的比对结果公布出来，并对相关问题略作疏释，以飨读者诸君。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于佛学完全外行，写作本文的目的仅在于爲学界提供一点可供研究的新资料而已。

　　一 孙吴支谦译《维摩诘经》注疏残片

　　日本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卷佛典3-3刊有一件吐鲁番哈拉和卓出土的佛典残片，订名爲“六朝写佛典断片”。[2]该文书书法古朴，前、后、上三部残缺，有界栏，存6行，有双行小字夹注，兹录文如下：

　　（前缺）

　　1 ﹍﹍﹍求者兼与法

　　2 ﹍﹍﹍道(脩道福报其利最多随分布以施化 )守

　　3 ﹍﹍(【 】爲守菩萨【 】□爲守)无患清净

　　4 ﹍﹍(【 】净之【 】□也)以是依诸佛

　　5 ﹍﹍(【 】□行【 】)是食﹍﹍﹍

　　6 ﹍﹍(【 】世次甘【 】【 】) ﹍﹍﹍

　　(后缺)

　　井ノ口泰淳主编《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收有本件的图版和录文，[3]但未比对出经文名。经我们再次比对，文书大字所抄实爲孙吴支谦所译《维摩诘经》卷下《如来种品第八》中的一段颂文：“（前略）七宝货之大 求者兼与法 得报利弘多 随布分斯道 守如禅解教 无患清静道 以是依诸佛 常勇志不摇 是食甘露者 以解味爲浆（后略）”。[4]而双行小字夹注则爲颂文之注疏。

　　令人遗憾的的是，上件文书今已不知藏于何处。在日本书道博物馆，亦藏有一件与此件相关联的佛典。据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一书介绍，该文书长2尺7寸，存字46行，8分书，正文之下有2行小注，吐鲁番出土。[5]是书所刊图版仅有2行文字，并订名爲“维摩经注”。兹据图版录文如下：[6]

　　1 人说法当建是意以爲说法(幻士为幻人所说法者当来本无以 )

　　2 随人本德所应当善见爲现智(当善德本 )

　　本件亦有界栏，正文所抄同爲吴支谦译《维摩诘经》卷上《弟子品第三》：“（前略）彼爲非说爲非闻爲未，譬若幻士爲幻人说法，当建是意以爲说法。随人本德所应，当善见爲现智，以大悲不痴妄爲成大乘（后略）。”[7]此件书法古朴，与上件相近，又同出吐鲁番，且经名相同，并有双行小字夹注，二者似属同一抄本。

　　《维摩诘经》在中国古代是广受民衆欢迎的大乘佛典之一，汉唐时期该经曾有7次传译（一说有6译），译者先后有东汉严佛调、孙吴支谦、西晋竺叔兰、竺法护、东晋祗多蜜、后秦鸠摩罗什、唐玄奘等，今存仅支谦、罗什、玄奘三本，其中罗什本影响最大，罗什弟子及后人对《维摩诘经》作注者，多据罗什本，观敦煌所出《维摩诘经》诸注疏本即可知此点。[8]在罗什本译出之前，其他诸本的注疏情况，传世文献记载极少，而上揭吐鲁番出土的两件支谦译《维摩诘经》注疏残片的发现，使我们对这一情况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敦煌所出P3006号写本，亦爲支谦译《维摩诘经》注疏残卷，此点最早似爲日本学者臼田淳三氏所揭出，[9]其后，台湾释果朴氏对该写经残卷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出版《敦煌写卷P3006「支谦」本〈维摩诘经〉注解考》一书。[10]释氏认爲，P3006号卷子造注者乃释道安，其着作时间可能是公元376至379年间，地点或爲湖北襄阳，所注之经文爲竺法护翻译的《维摩诘经》，[11]并推测前揭书道博物馆所藏文书可能爲北人所造之注，其年代爲鸠摩罗什前之般若学兴盛之时。[12]吐鲁番所出的《维摩诘经》注疏本与敦煌所出P3006号之间有无联系？二者是否出自同一底本？是否也都同爲道安所撰呢？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不管如何，吐鲁番出土的支谦译《维摩诘经》注疏残片，毕竟爲考察该经在北方地区的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二 前秦僧伽跋澄译《鞞婆沙论》注疏残片

　　《西域考古图谱》下卷佛典3-2还刊有一件同样出自吐鲁番哈拉和卓的佛典残片，订名爲“六朝写佛典断片”。[13]该件书法古朴，四面残缺，有界栏，存5行左右文字，并有双行小字夹注，兹录文如下：

　　（前缺）

　　1 ﹍﹍(【 】□亦尔也上来虽【 】【 】□以五情对五□【 】)﹍﹍﹍﹍

　　2 ﹍﹍﹍( 【 】种碍者唯界碍【 】作论得中非馀二种也 )大□﹍﹍

　　3 ﹍﹍﹍﹍﹍障碍何入(问十二入中【 】共相障碍□【 】)﹍﹍

　　4 ﹍﹍(【 】色香味细【 】□ )余入不可触﹍﹍

　　（后缺）

　　《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亦收有本件的图版和录文，[14]同样未比对出经名。经仔细核查，本件正文所抄爲前秦僧伽跋澄译《鞞婆沙论》卷七《有对无对处第二十四》：“（前略）重说曰，谓大障碍者即是能舍，谓能舍者即是有对，余者无对。重说曰，微合是有对。重说曰，阴是有对。重说曰，覆虚空是有对。重说曰，微合者即是阴，阴者覆虚空；覆虚空者即是有对，余者是无对。问曰，何入障碍何入？有一说者，五入障碍内中身入，外色香味细滑，余入不可触。更有说者（后略）。”[15]双行小字爲该经注疏。文书2行经文有一“大”字，今本《鞞婆沙论》未见此字，不知是否有脱漏？4行夹注“色香味细”，显然是对经文“外色香味细滑”的注疏。

　　十四卷的《鞞婆沙论》，爲佛教毗昙部小乘经典，印度阿罗汉尸陀槃尼撰，罽宾三藏僧伽跋澄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于长安译出。释道安撰有《鞞婆沙序》，叙及此经撰作、翻译之缘由。[16]有关该经在南北朝时期的流传和注疏情况，文献记载极少。吐鲁番出土的这件《鞞婆沙论》注疏残片，大概是目前所知敦煌吐鲁番所出佛典中并不多见的一件珍贵文献，对研究高昌时期的小乘佛教信仰极有帮助。从书法看，其抄写年代与上揭两件《维摩诘经》注疏残片相差不远，很有可能在公元五、六世纪之间。至于爲此经作注者爲谁，笔者未能考出，存此以待方家。

　　三 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疏残片

　　小田义久教授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所收大谷8121号文书，是一件两面书写的唐代写本，吐峪沟出土，四面缺，书法爲楷体，正面存7行文字，最早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下卷经籍10，订名爲“唐钞古书断片”；背面存7行文字，有大小两种字体，现录文如下：[17]

　　（前缺）

　　1 ﹍﹍﹍﹍﹍﹍﹍﹍副车□

　　2 ﹍﹍﹍﹍﹍﹍﹍问博陆配

　　3 ﹍﹍﹍﹍□大逆爲罪未得

　　4 ﹍﹍﹍□吴蜀曰君臣并载

　　5 ﹍﹍﹍﹍﹍□避地东南达

　　6 ﹍﹍﹍﹍﹍﹍曰自古京师

　　7 ﹍﹍﹍﹍﹍﹍﹍﹍□□□

　　（后缺）

　　背面：

　　（前缺）

　　1 ﹍﹍﹍﹍﹍如来有佛﹍﹍

　　2 ﹍﹍﹍﹍□□名爲肉眼见□

　　3 ﹍﹍﹍﹍爲惠眼了见真性

　　4 ﹍﹍﹍觉名爲佛眼且存其五

　　5 ﹍﹍□脱唯证能知故偈云虽

　　6 ﹍﹍﹍﹍﹍﹍﹍意云何恒□

　　7 ﹍﹍﹍﹍﹍﹍﹍﹍□□﹍﹍

　　（后缺）

　　本件正面所抄内容似爲某种典籍，但究竟是何书，未能查出。而背面所抄大字，经比对，实爲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于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不。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18]小字是对“肉眼”、“惠（慧）眼”、“天眼”等词的解释，显然是对该段经文的注疏。可以肯定，本件所抄爲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注疏。从所抄格式看，疏文似爲单行夹注。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名《金刚经》、《金刚般若经》，乃印度大乘佛教经典。除罗什译本外，尚有北魏菩提流支、南朝陈真谛、隋达摩笈多、唐玄奘及义净等多种译本，而罗什译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后人依据罗什本进行注疏的也最多。经初步核查，吐鲁番所出的这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疏内容，并不见于传世或敦煌所出的其他注疏本，因此，它无疑应是另一种已佚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疏，尽管内容不多，但仍极珍贵，是我们研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诸注疏本及古人对该经认识、信仰状况的又一新资料。

　　四 唐圆晖撰《俱舍论颂疏论本》注疏残片

　　经认真比对，吐鲁番所出大谷1045号、3945号、8117号、8119号四件文书，俱属唐圆晖所撰《俱舍论颂疏论本》的注疏残片。爲便于说明问题，兹先录文如下：

　　大谷1045号：[19]

　　(前缺)

　　1 已闲省也安也器量宽远犹如虚空﹍﹍

　　2 绅龟镜之士也盖者覆也过﹍﹍

　　3 牵各了驾遂置四相前丞后疑左辅右弼﹍﹍

　　4 常立其前庄束衣服令用大带若无大典﹍﹍

　　5 □此曰盖缙绅龟镜之士也公前任﹍﹍

　　6 曰公也礼部侍郞者礼□□□□奉于□﹍﹍

　　7 曾者前职任是礼部侍郞也省司多﹍﹍

　　8 也司者曹司也多暇者多闲□而﹍﹍

　　9 台司之□□务司司事分﹍﹍

　　10谈义□请造略﹍﹍

　　11 遂者辞□者求也造者﹍﹍

　　12 越五典遂求□而制造颂□﹍﹍

　　13 大﹍﹍﹍﹍﹍﹍□怀远□﹍﹍

　　14 □﹍﹍﹍﹍﹍﹍﹍﹍□﹍﹍

　　(后缺)

　　大谷3945号：[20]

　　(前缺)

　　1 ﹍﹍﹍﹍﹍﹍﹍﹍贾曾尔

　　2 ﹍﹍惟公者称君尊也特谓殊

　　3 ﹍﹍□马精□□神灵精明也

　　4 ﹍﹍﹍﹍﹍﹍﹍﹍﹍达

　　(后缺)

　　大谷8117号：[21]

　　(前缺)

　　1 □爲人也披之﹍﹍

　　2 不惑者不疑也寻﹍﹍

　　3 其犹执鸾镜﹍﹍

　　4 其犹者相似也执者把也﹍﹍

　　5 者权也龙泉者剑之名也□﹍﹍

　　6 □□□□无事不见无理﹍﹍

　　7 ﹍﹍﹍﹍﹍﹍□□﹍﹍

　　(后缺)

　　（四）大谷8119号：[22]

　　(前 缺)

　　1 恻其圣﹍﹍﹍﹍

　　2 士详﹍﹍﹍﹍

　　3 察也识也详者看也见也正者改也焉﹍﹍

　　4 误者后求明识之士请寻看而改而﹍﹍

　　5 岁丁大荒洛月□﹍﹍

　　以上四件文书书法相近，除大谷3945号外，余皆存大小两种书体。其中8117、8119两件图版最早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下卷经籍9，订名爲“唐钞古书断片”，并标明出自“吐峪沟”。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张娜丽女士在《西域发见の的文字资料——「大谷文书」中の的诸断片について（二）》一文中，[23]业已比定出上揭1045、8117、8119三件同属圆晖《俱舍论颂疏论本》序记的注疏残片，而3945号则未能比对出。按3945号虽只有一种书体，但书法与其余三件的小字完全一样，细审其内容，所抄亦爲圆晖《俱舍论颂疏论本》序记的注疏。据圆晖序记载：[24]

　　至如七支无表之说，作传律之丹青；三科蕴界之谈，与弘经爲润色。光光佛日，寔在兹焉。有正议大夫、晋洲刺史贾曾，惟公特禀异气，别授精灵；文盖云间，声雄日下；器宇冲邈，容止清闲，盖缙绅龟镜之士也。公前任礼部侍郎，省司多暇，归心正法，乃相命谈义，遂请造略释。有大圣善寺怀远律师者，清以戒珠，凉以风仪。既勤勤于法门，亦孜孜以劝诱。志存兼济，故有请焉。在圆晖多幸，遭兹像化，咀以真诠。狎以兰室。喜朝闻于夕殒，荷严命以斯临。课以庸虚，聊爲颂释。删其枝叶，采以精华。文于广本有繁，略叙关节；义于经律有要，必尽根源。颂则再牒而方释，论乃有引而具注。木石以销，质而不文也。冀味道君子，义学精人，披之而不惑，寻之而易悟。其犹执鸾镜而鉴像，持龙泉以断物。盖述之志矣。愚见不敏，何必当乎。庶通鉴之士详而正焉。将啓论端，六门分别。

　　大谷3945号第1行残存有“贾曾也”三字，此贾曾，即序记中的“正议大夫、晋洲刺史贾曾”；第2行“惟公者，称君尊也；特，谓殊……”数字，与3行“……□马精□□神灵精明也”之记载，正是对序记中“惟公特禀异气，别授精灵”一句的注疏，因此，可以断言，3945号与其余三件俱属圆晖序记的注疏残片，四件的前后顺序爲3945+1045+8117+8119，同出自吐鲁番吐峪沟。

　　按圆晖乃唐代前期着名高僧，《宋高僧传》卷五列有其专传，称其“精研性相，善达诸宗。幼于《俱舍》一门，最爲锐意”。[25]所着《俱舍论颂疏论本》一书，在当时十分盛行，史称：“两河间、二京道、江表、燕、齐、楚、蜀盛行晖《疏》焉。”[26]吐鲁番亦出有十余件《俱舍论颂疏论本》残片，说明是书在唐代西州也十分盛行。[27]关于圆晖《俱舍论颂疏论本》的撰写和成书时间，日本学者上山大峻氏认爲在718-727年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六年至十五年之间。[28]此论似嫌宽泛。据上揭圆晖序记及《宋高僧传》卷五圆晖本传，圆晖撰写此书，是在唐代着名文人贾曾的请求之下进行的，贾曾时任礼部侍郎。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贺知章于开元十三年（725）由少太常选任爲礼部侍郞，次年四月十九日丁卯盖五月换工部侍郞，贾曾盖是年由少光禄迁任礼部侍郞，开元十五年（727）卒。[29]因此，圆晖开始撰写此书，最早也应在开元十四年下半年。书成后，贾曾爲之作《阿毗达磨俱舍论略释记》，[30]叙其原委。此时贾曾的官衔爲“正议大夫、持节诸军使、晋洲(州)刺史”，说明贾曾已由礼部侍郎改官晋州刺史。前揭圆晖序记所说“有正议大夫、晋洲刺史贾曾，惟公特禀异气，别授精灵；文盖云间，声雄日下；器宇冲邈，容止清闲，盖缙绅龟镜之士也。公前任礼部侍郎，省司多暇，归心正法，乃相命谈义，遂请造略释”，亦表明贾曾任礼部侍郎在先，任晋州刺史在后。按贾曾开元十五年卒，而《俱舍论颂疏论本》总有数十万言，是书在开元十四年撰毕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笔者倾向于认爲，圆晖是书成于开元十五年的可能性最大。应该说，圆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撰写成数十万言的《俱舍论颂疏论本》，与其长期精研《俱舍论》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是分不开的；同时，是书的撰写，还得到了圣善寺怀远律师的大力协助，这在圆晖序记及圆晖本传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如张娜丽氏前揭文所指出的，圆晖书成后，爲之注解者，有崇廙《金华钞》十卷、《俱舍论颂疏义府钞》二十卷（一说干广述），慧晖《俱舍论颂疏义钞》六卷，遁麟《俱舍论颂疏记》二十九卷，后唐法盈《俱舍论颂疏序记》一卷等。[31]其中崇廙所着今已不存。上揭四件文书所抄内容不见于慧晖、遁麟、法盈着作，因此，其有可能爲崇廙已佚之《金华钞》或《俱舍论颂疏义府钞》。

　　关于上揭四件写本的抄写年代，大谷8119号文书末行“岁丁大荒洛月□……”数字，颇值注意。张娜丽氏业已正确指出，此指丁巳年，但推测此丁巳年可能爲唐文宗的开成四年（837）或唐昭宗的干宁四年（897），则有欠妥当。据荣新江教授研究，803年以后，回鹘最终取代唐朝势力，成爲吐鲁番盆地的主宰。[32]而回鹘的历法，据杨富学先生研究，有十二生肖纪年法、干支纪年法、七曜历、五行与十二生肖相配的纪年法等。[33]“岁丁大荒洛（落）”乃汉民族所使用的太岁纪年法，《尔雅》卷中《释天第八》“岁阳”条载：“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34]此爲典型的汉民族文化传统。回鹘统治西州时期，当地不可能使用这样一种太岁纪年法。又据敦煌所出P2132号《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下题记载：[35]

　　1 金刚般若宣演卷下 建中四年(783)正月廿日，僧义琳写勘记。

　　2 贞元十九年(803)，听得一遍。

　　3 又至癸未年(803)十二月一日，听得第二遍讫。

　　4 庚寅年(810)十一月廿八日，听第三遍了。

　　5 义琳听

　　6 常大德法师说。

　　荣新江教授据P2041《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题记“广德二年七月四日僧义琳于西州南平城城西裴家塔写讫故记”，[36]判定义琳乃西州和尚，并据题记中“贞元十九年”之记载，指出该经应是在西州写成，后则携至沙州。[37]这一揭示表明，P2132号文书虽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却可视爲西州写经。该题记表明，在纪年问题上，同在803年，一个使用唐朝的贞元九年年号，另一个则使用癸未年，说明回鹘入主西州后，当地的汉文纪年已改用干支了。因此，张氏认爲上揭四件文书写于回鹘统治西州时期，是有疑问的。再从四件文书所抄写的书法来看，也并非属回鹘统治西州时期之物。池田温先生即据大谷8119号的书法，断其年代约在公元8世纪。[38]总之，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我们认爲，上揭四件文书的抄写年代，断在唐德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丁巳年，方较合理。

　　--------------------------------------------------------------------------------

　　[1]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2]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国华社，1915年。此据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影印本，114页。

　　[3]井ノ口泰淳责任编集《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法藏馆，1980年，10页，图版PL.IV。

　　[4]《大正藏》第十四册，530页，a栏。

　　[5]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李德范译，中华书局，2003年，48页。

　　[6]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49页，图版32。

　　[7]《大正藏》第十四册，522页，a栏。

　　[8]参阅《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675-677页。

　　[9]臼田淳三《ぺリォ三○○六番汉文佛典注释书断片めぐつて——鸠摩罗什译以前の维摩经注释书》，《佛教史学研究》23-2，1938年。原文未获读，此据论文题目推知。

　　[10]释果朴《敦煌写卷P3006「支谦」本〈维摩诘经〉注解考》，台北法鼓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纸本未获读，此据网上下载之电子本：http://www.chibs.edu.tw/publication/LunCong/016/016.htm。

　　[11]参见释果朴《敦煌写卷P3006「支谦」本〈维摩诘经〉注解考》第八章“结论”部分。

　　[12]参见释果朴《敦煌写卷P3006「支谦」本〈维摩诘经〉注解考》第二章第三节。

　　[13]《西域考古图谱》，114页。

　　[14]井ノ口泰淳《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9页，图版PL.IV。

　　[15]《大正藏》第二十八册，463页，a栏。

　　[16]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381-382页。

　　[17]《西域考古图谱》，226页。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法藏馆，2003年，243-244页，图版四六。

　　[18]《大正藏》第八册，751页，b栏。

　　[19]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法藏馆，1984年，10页，图版一一五。

　　[20]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法藏馆，1990年，176-177页，图版九二。

　　[21]《西域考古图谱》下卷经籍9，225页；《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242页，图版四六。

　　[22]《西域考古图谱》下卷经籍9，242页；《大谷文书集成》第3卷，243页，图版四六。

　　[23]张娜丽《西域发见の的文字资料——「大谷文书」中の的诸断片について（二）》，《学苑》第753号，2003年5月，22-23页。

　　[24]《大正藏》第四十一册，813页，b、c栏。

　　[25]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95页。

　　[26]《宋高僧传》，96页。

　　[27]参见刘安志、石墨林《〈大谷文书集成〉佛教资料考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3年，281页。

　　[28]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法藏馆，1990年，392页。

　　[29]严耕望《唐仆尚丞郞表》，中华书局，1986年，117-118页。

　　[30]《大正藏》第四十一册，813页，a栏。

　　[31]张娜丽《西域发见の的文字资料——「大谷文书」中の的诸断片について（二）》，23-24页。

　　[32]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原载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227页；后收入氏着《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83页。

　　[33]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323-335页。

　　[34]周祖谟《尔雅校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78页。

　　[35]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311页。

　　[36]《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308页。

　　[37]《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227页；《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383页。

　　[38]《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327页。

　　稿源：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