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中国宗教学30年（上、下篇）

中国宗教学30年（上篇）

奋进的历程：30年，宗教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

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它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打破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封闭状态，激活了社会生活，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迎来了文化繁荣发展的春天。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复苏与开展，宗教研究也活跃起来，宗教学的名称开始见于文件和报刊。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联络全国的学者，陆续在各地举办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规划会议，重新组织学术队伍，全面开展学术研究。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与会者有130余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学人，世界宗教研究所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梅益出席会议。老一辈人士与学者中有丁光训、任继愈、季羡林、蔡尚思、罗竹风、陈国符、徐怀启、侯方岳、严北溟、方国瑜、陈泽民、姜椿芳、徐梵澄、纳忠、王神荫、马贤、谷苞、熊德基、王怀德、郭朋、石峻、马学良、张德光等，还有一批当时处在壮年的学者，如罗冠宗、韩文藻、王尧、卿希泰、丁汉儒、马兆椿、勉维霖、多杰才旦、高振农、肖志恬、朱德生、黄心川、赵复三、郑建业、耿世民、马耀、朱天顺、唐明邦、陈修斋、徐如雷、尹大贻等。当时处在中青年的学者，有吕大吉、金宜久、何耀华、王友三、陈启伟、戴康生、闫韬、李富华、牟钟鉴、张义德等。这次会议实现了政、教、学三界的联合，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决定创办《世界宗教研究》，号召在全国各地开展宗教研究。会上发言批判“宗教鸦片基石论”，提出要清除“文革”左倾思想影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神圣权利，必须坚决维护。虽然观点上有分歧，但理性的态度是主导性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宗教学正式兴起的标志，它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从此，宗教学研究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1982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文件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相结合，从正反两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的基本观点。指明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中国宗教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团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是宗教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文件还提出：“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努力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是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这个文件的颁布，不仅使宗教工作开辟出新局面，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逐步落实，也极大推动了宗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从正面阐明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容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21世纪开始以来，中央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主张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宗教工作和宗教学研究指明了主导性的建设性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系统从世界宗教研究所一个宗教研究机构，发展出许许多多研究机构，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科学院都陆续建立了宗教研究所或研究室；一大批有影响的大学如北大、人大、中央民大、复旦、武大、中大、山大、厦大、南大、川大、浙大等，纷纷成立了宗教学系、宗教学专业或宗教研究所，设置宗教学专业的本科、硕士点、博士点，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宗教学专业人才，不断充实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力量。目前仅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就有在读博士生26名，硕士生24名，本科生135名。宗教研究刊物也多了起来，如《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宗教学研究》、《当代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学》（集刊）、《宗教》、《世界宗教文化》、《宗教与民族》（集刊）、《佛学研究》、《佛教文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部分宗教学内容）、《金陵神学志》、《天风》、《中国天主教》等。宗教学界的刊物提倡理性的研究，宗教界的刊物当然在教言教，也不乏学术性的文章。还有一大批地方性宗教研究刊物，如《福建宗教》、《上海道教》等，不下数十种。各地宗教学研究在共同发展中又形成各自的特色。如世界宗教研究所一直保持着它的学科分支齐全、承担国家项目众多的传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基地的特色在佛教与基督教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特色在民族宗教学研究，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特色在道教与宗教学研究，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的优势在基督教与宗教对话研究，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基地的特色在犹太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特色在当代宗教研究，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的特色在伊斯兰教研究等等。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1983年设立以来，宗教学学科组评审资助了许多宗教研究项目课题，并向青年项目倾斜，鼓励青年学者探讨宗教。30年来，宗教学学术专著大量出版，发表的论文数量庞大，在流通市场中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作者和读者的队伍同时迅速壮大了。根据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4家资料统计，至2006年5月馆藏宗教类中文图书约1700余种，包括专著、论集、译著、文献注讲与选编、工具书等，作者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港澳台学者，其中大部分书籍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并且增加很快。国内唯一专业性的宗教文化出版社成立13年来共出版宗教类图书1000余种。中国民族报社开办了《宗教周刊》，深受社会的欢迎。与此同时，国内外宗教学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频繁，规模也在不断扩展。中国与海外宗教学者互访，请进来，走出去，通过对话交流相互促进。西方宗教学的经典著作和当代名著的翻译工作得到空前的发展，系统性强，涵盖面大，消除了不少文化交流中的文字障碍。大陆宗教学的活跃，得益于吸收海外国外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也促进了海外国外学界对中国宗教及研究的关注。海峡两岸的宗教学交流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中活跃的组成部分，它和两岸宗教界的交流汇合起来，推进了两岸和平统一事业。

近30年里，宗教学已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显学，它在为国家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和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提供理论咨询、繁荣人文学术研究、培训宗教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国内外友好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的研究成果不断流布，促使社会各界以更加开放的心胸了解宗教，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增加了宗教知识，学会与它正常相处，推动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宗教对话，也有益于各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

未来的重任：继续保持和加强已有的学术活力，创造更多新理论

中国宗教学30年的发展速度在人文学科领域已属罕见，成绩骄人，但与时代的要求和长远目标相比，只能算是初级阶段。不仅许多问题争议不休，而且存在着薄弱和空缺地带，一些领域未来开拓的空间仍然很大，而宗教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则刚刚开始。例如：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宗教发展新趋势及对我国影响的研究亟须加强，前苏联宗教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做得不充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有待充实深化，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长期聚讼纷纭，民间宗教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未获明确认识，宗教立法与当代政教关系研究尚须大力进行，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还要全方位加以揭示，传统宗教的研究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拓展，其现代转型研究成果不足，以及宗教心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文化学都需要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等等，总之用得上《论语》的一句话，宗教学尚“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要不断努力，继续保持和加强已有的学术活力，使中国的宗教学产生出更多的创新理论，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在人类文明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