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各派与宗王之关系探析——尹雁

“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蒙元时期，在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藏传佛教流入中国汉地。藏传佛教，又名“喇嘛教”，是藏族人的主要信仰，也是蒙元以前吐蕃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在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大部分教义经典，并吸收吐蕃原始宗教——苯教的基础上，形成了藏传佛教。赤松德赞统治时期，继续宣扬佛教，迎请高僧，译经度僧，“凡诸见行，皆应依从静命堪布传规”，损害到部分贵族的利益。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赞普时期，在一些贵族的撺掇下，他取消了保护佛教的一切法令，剥夺了寺院和僧侣的财产，毁灭了三宝。朗达玛灭佛，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崩溃，吐蕃国内政治统治分崩离析。自此，吐蕃陷入地方势力割据称雄的时代，不过，对于藏传佛教来说，却得到了复苏的良机。公元11世纪，一些力量雄厚的封建领主，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巩固地盘、攫取更多的权益，各自扶持了倾向于自己的喇嘛集团，从而推动了藏传佛教的发展，这些喇嘛集团的出现，标志着藏传佛教内部分裂的开始，也意味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吐蕃的佛教，来源复杂，有源自河西、于阗的，有来自印度、尼泊尔的，他们秉承的佛典、教义有很大不同；而吐蕃的僧人们，授徒传经，各有门庭，“设道布教，各化一方”，“各标一胜，各树一帜”，于是，在藏传佛教内部形成了若干门派，先后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觉囊派、觉域派等，其中噶举派又分出香巴、噶玛、帕竹、蔡巴、止贡、达隆等支派。这些教派经济独立，拥有各自的法主、寺院、势力范围，信奉不同的佛典。它们根据某种政治或宗教需要，随地名、祖师名或某一宗教学者名而命名自己的宗派。甚至，许多教派的创始者，就是出身于旧贵族而依附于新领主的僧人，或本人就是领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如萨迦昆氏。

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崛起于漠北高原，进而摧枯拉朽般西征中亚诸国，讨金、伐夏。公元1223年春，成吉思汗停止西征，决定取道印度、土番回蒙古，“欲取道土番而进，行数日，因所经之途山岳起伏，森林遍布，难于通行;遂返富楼沙，改循前赴波斯之来路退军”。此“土番”即吐蕃，成吉思汗曾打算在回师途中，经行吐蕃，攻取该地，但复杂的地理迫使他放弃了这一计划。此时，吐蕃国内，教派林立，各封建主和教派法主早已听闻蒙古军的威名，深刻地意识到，地势的险峻阻挡不了蒙古军征战的步伐。要想巩固地盘或继续设道布教、弘扬佛法，必须与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建立联系。

（一）

最早与蒙古皇室建立关系的是萨迦派，萨迦派形成于11世纪，创立者是昆·衮乔杰布（1034—1102），他建造了金刚座具吉祥萨迦寺。史料记载：“有洪福的圣主成吉思汗信奉的喇嘛为萨迦贡噶宁布”并“从遥远处认贡噶宁布为上师，免除了所有藏人的差税，给卫藏的三佛田和僧伽行供养，成为佛教的施主法王”。贡嘎宁布为萨迦教法之主，被尊称为萨迦初祖，但他的生活年代与成吉思汗相距甚远，而且成吉思汗时代，萨迦也没有名为“贡嘎宁布”的另一人，所以，关于成吉思汗与贡嘎宁布的供养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出现这种传说，与元前期萨迦教派的宣传有关，其时，萨迦派势力隆盛，为进一步获得元廷和其他教派的认可，就与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联系了起来。另有文曰：萨迦喇嘛察克罗乍斡阿难达噶尔贝曾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请，赶赴蒙古宣传佛法，路经河西，他盛传教旨，广事宏扬。到达兰州时，坐化圆寂于白塔寺。陇中佛教，从兹日盛。也就是说，成吉思汗时代，萨迦教派确实曾经派人与之联系过，并引领了河西佛教的鼎盛。

窝阔台时期，萨迦派与蒙古皇室的关系得到了正式的认可。1236年，窝阔台发兵进攻南宋，皇子阔端率领领西路军进攻四川，路经河西，他迅速攻取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州）等地，后来，窝阔台就“把唐兀惕地区封给他做分地（禹儿惕），并把他和军队一起派遣到了那里”，从此，阔端开府西凉，以河西为中心建立了兀鲁思。阔端锐意经营河西，积极拉拢居住于河西的吐蕃部落，对其酋长赐以重金、银符，封给官爵，随着对吐蕃社会的了解，阔端意识到，要想征服毗邻河西的吐蕃，必须利用藏传佛教。1247年，他邀请到萨迦派的四祖班智达来到凉州。在迎请诏书中，阔端说：“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对萨班的虔敬之心溢于言表。经过谈判，两人议定了吐蕃归附蒙古帝国的条款，自此，吐蕃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萨班致书吐蕃各地僧俗首领，说明了蒙古国对吐蕃的统治政策，也宣告了萨迦教派在蒙古宫廷中获得的特殊地位。

蒙哥汗时期，与蒙古宗王建立联系较为积极的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举派创立于公元11世纪中叶，教义以“大印”和“拙火定”为主，支系众多，有“四大八小”之称，即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绒噶举和帕竹噶举四个支派，其中帕竹噶举又衍生出止贡、达隆、主巴、雅桑、超浦、玛仓、叶巴、修赛八系。噶玛噶举是其中的一派，它与蒙哥汗建立的供养关系使它成为藏传佛教中最早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公元13世纪中叶，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噶玛拔希，离开吐蕃，前往西夏故地，在灵州（今宁夏灵武）、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传法，名声远播。藏文史料记载，1256年，蒙哥汗派出了许多金字使者前来迎请他，他应邀前往。在蒙哥汗庭，噶玛拔希为蒙哥汗讲解四身灌顶，使他产生善体验、发菩提心。噶玛拔希被“汗王奉为顶饰”，成为蒙哥的应供喇嘛，获得了大量布施。在蒙哥的支持下，噶玛拔希在汗廷驻地哈喇和林建造了大寺。不仅如此，蒙哥汗在赏给他金印、无数珍宝后，又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转世从此开始。噶玛拔希是噶举派名僧，他努力弘法，在萨迦派已从蒙古王室那里获得特殊地位的时候，为寻求本教派的发展，他跋涉千里，深入蒙古帝国腹地，得到了蒙古最高统治者的宠信。蒙哥汗逝世后，他又投靠了阿里不哥，之所以这样做，按照蒙古守灶旧俗，身为拖雷幼子的阿里不哥即位为蒙古大汗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形势的发展出乎噶玛拔希的预料，阿里不哥的政敌忽必烈继承汗位，噶玛拔希遭到了冷遇，自此后该教派深受打击。元朝中后期，萨迦教派因内部的争斗，势力渐微，噶玛噶举派三世、四世活佛应诏赴京，得到了元帝的尊崇，噶举教派才渐趋鼎盛。

蔡巴噶举与忽必烈。公元12世纪后期，蔡巴·尊追扎在蔡豁卡建立蔡巴寺，蔡巴派因此得名。尊追扎以修习密法为主，“其纯善事业，如大白伞盖，周遍映蔽”，僧徒众多。至13世纪时，蔡巴已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教派。蔡巴与忽必烈的接触较早，忽必烈驻军六盘山时，身边就有蔡巴派僧人，由于不善于讲论，对忽必烈的信仰影响不大。不过，蔡巴噶举在卫藏地区的势力强大，历任寺主在处理与蒙古皇室的关系时也比较积极，因此，在忽必烈成为大汗，划封卫藏十三万户时，就任命当时的蔡巴寺主桑结欧珠为万户长。后来桑结欧珠的儿子本·仁坚任寺主时，专程到大都朝贡，忽必烈又赐予他“晓谕百姓之诏书，令其统领机雪上下部、堆隆、扎多、琼布、杰门、以及艾、达、涅三区等修缮寺庙之属民。”对蔡巴派的尊崇之意可见一斑。

止贡噶举与旭烈兀。止贡是帕竹噶举的分支，公元12世纪义敦贡布创立，教义主要是显密融合，有《三戒一要》等经典。杰瓦仁布齐时，悟得一切法皆平等性，成为学问德行卓绝之人。他曾以法衣裹身，避过雷劈之难，“神力威名盛极一时”，被尊称为杰瓦托杜巴，即制雷菩萨。藏文史书记载:杰瓦托杜巴主持法座时，僧格岭·谛热胡地和亚泽王诸小邦的王侯均遣使来献无量供品，财物丰厚。蒙古王子旭烈兀听闻其大名，三次从阿里带来大批馈赠。旭烈兀为蒙哥之弟，蒙哥汗时，他奉命西征，在波斯故地建立了自己的封国，即以后的伊儿汗国。从地理位置看，旭烈兀的封地距离吐蕃较近。可推知，为寻求蒙元皇室的诰封或庇护，由于旭烈兀的封地距止贡噶举的势力范围较近，该教派曾主动联系过旭烈兀，并得到供养。

元朝时期，萨迦教派和噶举教派均得到过皇室的敬奉，势力臻于鼎盛。元前期，以萨迦派为盛，这与该派和忽必烈建立的供养关系有关。1253年，蒙哥汗时，皇弟忽必烈率军路过河西，驻扎在六盘山，召见了时任萨迦法主的八思巴。八思巴聪明机敏，善于讲论，为忽必烈解答了许多从别人而未得到解答的疑难问题，深得赏识，成为忽必烈的灌顶国师。后忽必烈回军开平，八思巴也跟随他来到汉地。其时，忽必烈在河西时，噶玛拔希也在该地传教，忽必烈也邀请他来相见，并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但被噶玛拔希拒绝。从此，忽必烈便一心供养萨迦派，并给予了大量支持。忽必烈即位后，奉八思巴为帝师，统掌天下释教并吐蕃事宜，凌驾于藏传佛教诸派之上，这样，萨迦教派势力渐趋鼎盛。忽必烈之后的元代诸帝，皆奉萨迦教派高僧为帝师，在吐蕃以萨迦教派为统治的代理人，从政治上给以保护。

元后期，噶玛噶举与妥欢帖木儿建立的供养关系影响着这时期藏传佛教的发展。妥欢帖木儿即元顺帝，他在位时，元帝国已经衰落。这一时期，由于内部的争斗，萨迦派的势力渐渐衰落，对吐蕃的控制渐不如前。与之相反，以若比多吉为首的噶玛噶举教派在吐蕃及其周边的影响日增，1260年，若比多吉来到大都，给顺帝受戒，传授妥欢帖木儿密宗修习之道。妥欢帖木儿赐给他“万户所需之圆形银印两枚，除开万户属民承担驿站塘讯的差徭之需外，一切差税减半”。从此，噶玛噶举在吐蕃的势力日盛。

（二）

综观藏传佛教各派与蒙古诸王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依附、渗透、建立供养关系的过程，反之，蒙古诸王对藏传佛教，先是主动利用，再到逐渐信仰，其间的历程，是藏传佛教对蒙古社会进行深刻影响的重要经验。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元素决定:

其一，蒙古民族的早期信仰。蒙古民族信教的传统古已有之，史书记载，蒙古人早期信仰萨满教，信奉“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神，讲究修法、巫术仪式，尊重萨满巫师，即被称为“珊蛮”的人。珊蛮们身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生于一身，宣扬自己是从天上派到人间的神灵。他们的身份，类似于佛教中的僧侣。而且，藏传佛教吸收的苯教成分，与萨满教有许多类似之处，苯教中对山岳的崇拜、咒术的演习及众多的祭祀活动，让蒙古人感觉到了藏传佛教的亲切。同样的，对于蒙古人来说，佛教也并不陌生，蒙古人最早接触的佛教是回鹘佛教。统一蒙古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曾经从乃蛮部塔阳罕那里得到回鹘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古文字，另外，他还负责用塔马合（即帝国印章）签署法令。既然回鹘人从传说时代就信仰佛教，在这里不能排除塔塔统阿也是一个佛教徒，蒙古人接触佛教也许就开始于此。前已述及，藏传佛教是由苯教和佛教综合而来，可知，这成为蒙古统治者比较容易接受藏传佛教的主要原因。

其二，成吉思汗的大札撒规定的宗教政策。成吉思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在长期的征战中，他意识到了宗教的力量。西征花剌子模时，蒙古军行进到匝儿讷黑镇，镇民皆避入堡，受到堡中守卒的胁迫。成吉思汗派遣答失蛮（Danischmend）去劝说他们投降，“答失蛮呼曰：我木速蛮（musulman，木速蛮即为回教徒—冯承均语），亦木速蛮之子，奉成吉思汗命，来拯汝等于深渊中。汗率大军距此不远，汝等若稍抵抗，霎时堡垒屋舍将平，血淹田亩矣;降则身家得保”。居民感悟，遣代表奉馈礼赴汗营。此处的匝儿讷黑镇民皆信仰回教，当他们看到在蒙古军队里并不排斥回教徒，而且财产还可得以保全时，立即表示了归顺，让成吉思汗看到了宗教的力量。其实，在成吉思汗的军队中，不仅有回教徒，还有也里可温（基督徒）和被称为偶像教徒的佛教徒，成吉思汗尊敬各教派中有学识的人，给他们以很高的礼节，但他不崇奉这些教派的教义，成吉思汗利用他们的智慧、技术，攻城略地，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因此他在札撒中规定“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并宣布各宗派的教师、教士等，悉皆豁免赋役。他的后世诸王深记在心，并严格按照成吉思汗的训示行事。阔端、蒙哥、旭烈兀，和早期的忽必烈，他们对藏传佛教诸派的供奉曾有所变化，说明了这一点。《西藏王臣记》载:薛禅汗初崇蔡巴，后又改崇萨迦巴，旭烈兀初崇止贡，后改崇帕木竹巴。阿里不哥初崇达隆巴，后来又改崇噶举派中的迦玛巴。蒙古诸王划分众蕃为己领属，并以之奉献于受供尚师。面对复杂的高原地势，“因其俗而柔其人”通过对各派的供养来完成对吐蕃的征服，是蒙元帝国的主要策略。

其三，藏传佛教自身的强大和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已经绵延数百年，势力之强大，在吐蕃地区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其经典的教义和复杂的仪轨有着神秘的力量，深刻的影响着与之接触的信众。藏文史料记载:阔端曾患天龙病，多次向红阎摩敌母供奉水食子，没有见效，萨班知道后，为他做了狮子吼菩萨之仪轨，使阔端从病魔中解脱出来，自此后阔端善待佛教这也许是萨班第一次在阔端面前显示新宗教的仪式和难解的咒文，使得阔端从这些咒术里看到了他觉得可怕的神秘力量而对藏传佛教生发出来敬畏之心。从而开始敬奉藏传佛教。《蒙古政教史》载噶玛拔希和八思巴曾经在忽必烈面前斗法，噶玛拔希示现空中跏趺、穿山岩等神通。八思巴则自断身体四肢为五段，现五部佛形象，尔后，又复原为己身。这些神变虽是传说，但反映了藏传佛教的威力，对于迷信神秘力量的蒙古人来说，增加了对藏传佛教的畏惧，并因畏惧而逐步产生了信仰。

其四，藏传佛教各派法主们的智慧。公元1239年，阔端曾派大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入藏，多达那波后来向他禀告：“在此边徼藏地蕞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简要介绍了藏传佛教各派的情况，各派法主或善顾情面，或德高望重，或精于佛法，都是学问高深的智者。不仅如此，各派法主也是卓越的政治家，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面对声势显赫的蒙古军队，各派法主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措施。以萨班为例，他说过“只要是对人对己有益的事，无论你怎么去做都可以，善于采取巧妙的办法，绝不会有人说你狡猾……弱小者如把伟人依靠，乃是获得成功的诀窍……如果把伟大人物依附，低下的人也会变成大人物”。所以，当他接到阔端的邀请后，不顾年迈，立即启程，奔赴凉州，获得了与蒙古皇室建立供养关系的先机。总体来看，各派法主以积极的姿态，先后与蒙古统治集团建立了福田与施主的关系，随着蒙古诸王所处政治形势的变化所得到的结果各异，关系亲密的程度不同，待遇也有天壤之别，但各教派的态度是主动的，所采取的措施是灵活的，最终对蒙元帝国的宗教政策产生了影响。元朝时期，历代帝王尊崇佛教，尤其偏重“西僧”，与各派法主们所采取的积极态度有很大关系。

其五，八思巴与忽必烈师徒关系的确立。忽必烈时代，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六盘山会晤后，八思巴留驻忽必烈的身边。不久在八思巴的影响下，王妃察必接受了灌顶，她对忽必烈说“（灌顶）果然胜于其他教法，请王受之”，忽必烈遂请求之，于是，在八思巴接受比丘戒期间，“汗王在二十五名可授戒之翁则三次授戒之时，接受了萨迦派特有的喜金刚灌顶”，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受供者）的关系。1260年忽必烈即位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后，仿照西夏国体制，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听法和人少的时候，八思巴居上座；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忽必烈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吐蕃一切事宜，尽归八思巴掌握。

不仅如此，忽必烈还下达了优礼僧人的诏书，“对依律而行的僧人，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和劳役，使彼等遵照释迦牟尼之教法，为朕告天祝祷。并已颁发圣旨使彼等收执。僧人佛殿及僧舍金字使者不可住宿，不可索取饮食及乌拉差役。寺庙所有之地、河流和水磨等，无论如何不可夺占、收取，不可强迫售卖。”这些说明，忽必烈已放弃了其祖父成吉思汗不得偏重任何宗教的训示，正式皈依佛教。对此，忽必烈个人认为，佛教既能够让他为所欲为，也让他心生敬畏，“坐于席前时置于中廷之盏满盛酒浆者，不经人手接触，可以自来就我饮。天时不正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为灵异甚多……其偶像能言，预告彼等所询之事……此种偶像教徒既藉其咒语学识能为种种灵异，我若铸此大错，此辈不难将我处死。”这是在回答基督教徒的问询时，忽必烈对信仰藏传佛教作出的回答，受忽必烈思想的影响，元代诸帝皆奉西僧，信藏传佛教，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了质的变化。结语:综合藏传佛教各派与蒙古诸王的关系以萨迦和噶举两派的表现最为突出，蒙元时期，也以这两派的传播最广，势力最盛。究其原因，与两派法主的积极态度和睿智决策有关，前已述及，蒙哥汗时，噶玛拔希曾赴哈剌和林传教。忽必烈时为表达对八思巴的敬意，曾下令“在整个吐蕃地方只准修习萨迦派教法，不准修习其他教法”但八思巴认为，“无论如何也要让各派修习自己的教法”，这一善政不仅为吐蕃其他各派的发展争取了空间，也赢得了元朝皇室的尊重。是以，元朝末年，尽管噶举派得势，但元帝仍以萨迦高僧为帝师。恩格斯曾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以其独有的特性和神秘力量，在各派法主睿智的传授下，进入蒙古皇室，并被接受、供养，使得蒙元帝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从“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到“尊西僧为帝师”。从此，藏传佛教流入中国汉地，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