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信佛之动机探析

　　梁武帝萧衍信佛之动机探析

　　谭洁

　　摘要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以佞佛著称。他的信仰有个转变过程，是一种以佛教为中心的“三教同源论”。究其对佛教信仰的建立，除了南朝社会崇佛信佛的大环境，以及其早年从游崇佛的竟陵王萧子良府第等客观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还与其染清谈之风，醉心佛教义理；恋黄屋之尊，痴迷佛教祈福；愧忠孝之义，冀望佛教解脱的主观动机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 萧衍 佛教 动机

　　作者：谭洁，女，1971年生，湖北应城人。博士。孝感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博士后。从事宗教文化与文学研究。湖北孝感 432000

　　梁武帝萧衍（464－549），祖籍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随家族南渡后侨居南兰陵(今江苏省武进县西北)中都里。他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孙，字叔达，小字练儿。仕齐历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随王镇西谘议参军等职。齐末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起兵禅代，建立梁国。大同三年（548）侯景叛乱，萧衍被围困台城，拘禁而卒。死后诸子争立，梁朝瓦解。

　　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三教兼弘，大倡佛法。他早年信奉道教，自称“耽事老子，历叶相承”[①]，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以明经入选诸生。夺取南齐政权建立梁国后，又下诏“舍道入佛”[②]，受菩萨戒，法名“冠达”[③]，并对佛教给予全力扶持：不仅组织僧人抄撰佛典，自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广开法肆，大兴讲说，而且严格戒律，制定僧制，制断酒肉，大建佛寺，修造佛像，数次舍身寺院，晚年更是精进持戒，以佞佛著称，成为南朝有名的“皇帝菩萨”。

　　萧衍的信仰有个转变过程。他有首《三教诗》，自述“少时学周孔， 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 仁恕满丹青， 践言贵去伐， 为善在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 妙术镂金版， 真言隐上清， 密行贵阴德， 显证表长龄。晚年开释卷， 犹月映众星， 苦集始觉知， 因果方昭明， 示教唯平等， 至理归无生。”[④]从中可知他于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均有所学习，且愈近晚年，他对佛教的认识愈丰富，他的信仰就愈虔诚。他以“月映众星”来比拟佛教的“中心”地位，反映了他以佛教为中心的“三教同源论”。

　　萧衍为何对佛教建立起如此信仰？究其缘由，除了南朝社会有崇佛信佛的大环境，以及其早年从游崇佛的竟陵王萧子良府第[⑤]等客观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观因素进行分析：

　　一、 染清谈之风，醉心佛教义理

　　佛教自东汉传入后，由于帝王扶持和文人士大夫的信奉，在中土获得了迅猛发展。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典翻译采用“格义”形式，即内典特别是《老》、《庄》思想，拟配外典[⑥]，继而影响到讲经具有“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惑者晓然”[⑦]的倾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与中土文化的融合。发展至南朝，承魏晋之余绪，佛义与玄学同流，成为清谈之资，贵游子弟热衷玄谈，南方佛教也因此具有浓重的“玄学化”特征。

　　南朝社会“重文轻武”，萧衍来自武将之家，其所属的兰陵萧氏由于齐梁时皇室所出，升格列入高门[⑧]，虽然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这样的豪门大族相比，在文化修养上尚有一定差距，但从史书对萧衍的描述中，不难发现他勤奋问学，且学有所成。史载其“文思钦明，能事毕究，少而笃学，洞达儒玄”（《梁书》）；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为时流名辈所推许。萧衍能文，写有大量诗作，流传于后世。

　　萧衍染清谈之风，倾心玄谈。为此，称帝后不仅作《义记》数百卷，而且于《庄》、《老》、《周易》三玄，“躬自讲论”[⑨]。他妙选高僧，大弘讲肆。天监初年，南涧寺涅槃师慧超，萧衍敕为僧正，又敕给羊、车、衣服等供具，令其宣讲《般若》学和《菩提心义》（《续高僧传》卷六）；建初寺律师明彻，为萧衍礼接，进于内殿，给予“家僧”的待遇，令其撮明律学（《续高僧传》卷六）；光宅寺成实师法云，萧衍敕令其撰《成实义疏》四十二卷，并在光宅寺内宣讲佛经（《续高僧传》卷五）；灵味寺青州沙门释宝亮，萧衍深相钦重，亦屡邀请其讲经。天监八年又敕其撰《涅槃义疏》，梁武亲为之序（《高僧传》卷八）。

　　萧衍于佛教义学，特重《般若》和《涅槃》。晋代与玄学相伴而起的是佛教《般若》学的兴起，两者谈空说无，引为同道。刘宋、南齐时期，《涅槃》学说、《成实》之学，相继流行。梁代和陈代，玄谈又盛，《般若》三论复兴。关于《般若》谈空和《涅槃》佛性说有这两种看似有矛盾的佛典，萧衍在《注解大品经序》中云：“《涅槃》是显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显果则以常住佛性为本，明因则以无生中道为宗。”[⑩]又在《宝亮法师涅槃义疏序》中云：“举要论经，不出两途。佛性开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归极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义高万善，事绝百非。空空不能测其真际，玄玄不能穷其妙门。”[11]从中可知他对佛典有着精深造诣，而他参杂《老》、《庄》思想，阐释佛典，也可知其佛学性质不脱三玄之轨范。

　　讲经之外，萧衍还组织翻经活动。他征召扶南国沙门僧伽婆罗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迄十七年，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经。据《续高僧传》卷一记载：“初初翻经日，于寿光殿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尽其经本。勅沙门宝唱、慧超、僧智、法云，及袁昙允等，相对疏出。华质有序，不坠译宗。”[12]

　　对于当时引人关注的“神灭与否”问题，萧衍称帝后下诏《敕答臣下神灭论》，主张采用宾主问答的形式，“标其宗旨，辨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13]，即以佛理来讨论佛性有无问题。他写下《立神明成佛义记》，以“神明”为成佛正因，成为南方涅槃诸家中重要一家。其“神明”一词取自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原指天地、山川、祖宗之神灵[14]，后引申延用，含义丰富[15]。萧衍认为人皆有“心”，心为“神明”之主。此“心”感接万物，产生“识”虑。心“识”有“无明”和“明”之分。“无明”指识染外尘，内不免惑；“明”指内心湛然，朗照万物。两者殊用而体一，都是一“心”的作用。人若能转“无明”为“明”，明了万物随“心”而动，精神（与形体相对的）虽不免无常（指有生灭），心性本义不移，则能立信得正解，体认佛性永存的真谛。

　　在萧衍的佛教论述中，不难发现他提倡佛法，往往参合儒学；议论佛典，亦常征引儒书。汤用彤先生认为：“故武帝信佛之动机，实杂以儒家之礼教也。”[16]如在阐释佛性思想时，萧衍引《祭义》云：“唯孝子为能飨亲。”又引《礼运》云：“三日斋，必见所祭。”以此指斥主张神灭论者“违经背亲，言语可息。”[17]在《净业赋序》中，萧衍感叹对父母“恨不得以及温凊，朝夕供养”[18]，亦引用《礼记·曲礼》中的“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等话。这正是南朝佛教发展与“儒道兼宗”的玄学思想相伴流行，紧密结合的必然结果。

　　清朝赵翼在《廿二史剳记》卷八中抨击了以梁武帝萧衍为首的清谈之风： “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则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风气所趋，积重难返。”[19]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南朝梁代玄佛并谈的史实。由于倾心清谈，梁武帝热衷讲经、翻经，他的主观爱好，对促进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在交流中融合，此后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恋黄屋之尊，痴迷佛教祈福

　　萧衍立国，凭借的是能征善战的武功。永元二年（500）十一月，他起兵襄阳，破张冲，败陈伯之，及平建康，前后连战；天监元年（502），他以“禅代”方式于改元即帝位后，又与北魏交战不止。连年战乱，加之时有天灾，新政权岌岌可危。兹将天监五年内的时事附上，以了解刚立国的萧衍要面对的问题：

　　天监元年（502），梁国军队与北魏战于大砚戍、扬州，战败，死者二千余人。五月，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六月，前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反。这一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

　　天监二年（503），梁国军队又与北魏战于阴山戍、白藁戍、淮陵、九山、白沙等地，均已战败告终，死者数千人。六月，东阳、信安、丰安三县大水。这年夏天多疠疫。十月，北魏侵犯司州，战事告急。

　　天监三年（504），梁国军队又与北魏战于邵阳，战败，梁州、樊城、义阳、司州先后失守，死者数千人。这年多疾疫。

　　天监四年（505）二月，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四月，北魏侵入剑阁，梁国军队迎战，均以战败告终，死者连同被俘的达五千人以上。十月，梁武帝下诏北伐。

　　天监五年（507）正月，梁国军队又与北魏军队交手，战于梁城、荆州、阴山、孤山、固城、蒙山、宿预、淮阳、梁城等地，节节溃败，战死及被浮人数总计超过七万多人。十一月，京师地震[20]。

　　建国伊始，频频征战，劳民耗财。且看建国伊始，刘季连之叛，造成蜀中丧乱的二年期间，成都“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亦无所粜，饿死者相枕。其无亲党者，又杀而食之”（《梁书》）。继位的萧衍不仅要应付北魏频繁的骚扰，而且还要面对“府库空竭，无复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梁书》）的困境。天监元年，梁武在诏令中声称“朕夕惕思治，念崇政术，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有可以宪章邦国，罔不由之”（《梁书》），可视为其肺腑之言。从天监初年的系列举措中，不难体味他内心求贤若渴，厉精图治的迫切心情。为通达下情，他设立肺石函，要求臣下巡行州部，有冤情者“听诣使台，依源自列”（《梁书》）。为招揽人才，他下令勿遗漏“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梁书》）者；对于才同甘、颜者，勿限年次。为充实国库，他诏定新律，“金作权典”（《梁书》），允许以赎代罚。

　　萧衍佞佛，实有对佛教心存崇慕，借此祈福的重要心理。他天监元年选定四月八日（佛诞日）作为登基日，绝非偶然，此后他又多次选定四月八日作为活动日，均佐证了此事实。他表白自己对皇权帝位的淡定，说什么“勿谓今日之位，是为可重，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魏书》），又自称“谁知我不贪天下，唯当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复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矣。”[21]然而，事实是他关心皇位，迷恋女色。仅就自己享祚的期限就先后询问过道士陶弘景和和尚宝誌。

　　道士陶弘景，史载其“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圆产物，医术本草”（《梁书》）。梁武帝早与之游，即位后又使人入山征召。据《华阳陶隐居内传》所载：“乃与先生书曰：‘今万乘为累，欲东向修弟子礼，其可得乎？’因问享国之期。曰：‘吾历数奢促如何？’先生启云：‘再环辰次。’又云:‘光武一去四八，今则直上七七，然后乘彼白云。’帝在祚四十九年，其预轸来兆皆此类也。”[22]这是说陶弘景预测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

　　神僧宝誌以言行怪诞，好为谶语有名于时，史载其“好为谶记，所谓志公符是也”（《南史》）。对待宝誌，南齐武帝谓其惑众，将其拘禁。萧衍立国后有《下释宝誌诏》，云“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23]，甚是礼待。据《南史》卷七十六《宝誌传》记载：“时有沙门释宝誌者，……梁武帝尤深敬事，尝问年祚远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为享祚倍宋文之年。”从中可知萧衍亲近宝誌的功利心理，即对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僧人无限景仰和敬畏。另据《南史》卷七《梁武帝纪》所载：“始天监中，沙门释宝誌写诗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舍封记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灾，帝启封见舍手迹，为之流涕。帝生于甲辰，三十八，克建邺之年也。遇灾岁实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层。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恶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这也是梁武帝萧衍痴迷宝誌神秘预言的另一佐证。

　　其实，萧衍尚未成为梁武帝之前，就对神异迹象颇为留意。据《南史》卷七《梁武帝纪》中所载：萧衍南齐时期为随王萧子隆镇西咨议参军，“行经牛渚，逢风，入泊龙渎，有一老人谓帝曰：‘君龙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乱，安之者其在君乎？’问其名氏，忽然不见。”又记载齐明帝时，萧衍为司州刺史，“有沙门自称僧恽，谓帝曰：‘君项有伏龙，非人臣也。’复求，莫知所之。”萧衍是博学多通之人，《梁书》美誉之“六艺备闲，棊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他通晓中国古代天象学，观察天象早知萧齐政权气数已尽（《梁书》），因此颠覆萧齐政权之前，暗中早有谋划和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船只装备之用（《梁书》）。因此，他倾心神秘预言也可从中窥知一斑。

　　萧衍称帝之后，多次舍身。据统计，今存文献中可年代记录的至少有四次：

　　大通元年（527）三月辛未，幸（同泰）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门名；

　　中大通元年（529）秋九月癸巳，朱雀航华表灾。癸已，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黙许。乙巳，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帝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

　　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赎，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

　　太清元年（547）三月庚子，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服法衣，行清净大舍，名曰“羯磨”。以五明殿为房，设素木床、葛帐、土瓦器，乘小舆，私人执役。乘舆法服，一皆屏除；……乙巳，萧衍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慧经》，舍身。夏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戊寅，百辟诣凤庄门奉表，三请三答，顿首，并如中大通元年故事。丁亥，服衮冕，御辇还宫[24]。

　　他的前两次舍身，相隔仅二年；而第三次舍身，与最近的前一次相隔整整十七年。这十七年，对于萧衍而言，实属多事之年：长子萧统早逝；都下地震、大水，大雪，以及雨黄尘如雪等天灾不断；举兵北伐而兵败如山倒；郡民挟左道叛乱等。为此，萧衍多次临幸同泰寺，设法会，升法坐，大讲经论，并铸金、银佛像。关于萧衍淫于佛道，舍身为寺奴，横多糜费一事，历来为史家讥评。如姚崇《遗令戒子孙文》云，“梁武帝以万乘为奴，……岂特名戳身辱，皆以亡国破家”；韩愈《谏迎佛骨表》特举梁武之事，云其“事佛求佛，乃更得祸”。唐魏征等人撰《隋书》，亦将其与天灾人祸联系起来：如云梁中大通元年四月的大雨雹，与“帝数舍身为奴，拘信佛法，为沙门所制”（《隋书》）有关，又云侯景之乱，江陵之败，“阖城为贼隶焉，即舍身为奴之应”（《隋书》）。这些评论均直指斥萧衍佞佛的昏庸，然如果考虑其有“频代二皇，舍身为僧给使，洗濯烦秽，仰资冥福”[25]的深刻用心的话，则不难理解他对佛教祈福的种种痴迷。

　　在虔诚信仰的支配下，萧衍还下诏制断酒肉，修慈去滋味。他在《断酒肉文》中宣扬“食肉者断大慈种，……一切众生皆为怨对，同不安乐”[26]，主张出家人戒断酒肉，提出“若复有饮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27]。南齐时郊庙、宗庙荐羞，沿用传统，使用牲牷，其有关宗庙祭祀的文字，还有“式备牲牷”、“牲玉孔备”、“我牲以洁”、“朱尾碧鳞”（《梁书》）等辞，萧衍下诏《断杀绝宗庙牺牲诏并表请》，改之以蔬果，并诏萧子云连歌辞一并修改（《梁书》）。

　　梁武帝萧衍还组织放生。他在石头城前的长命洲置户十家，每年各买鹅、鸭、鸡、豚之类千数，令这些人专门以粟谷喂养。结果不是被狐狸叼走，就是被看管的人偷偷吃掉，以至后人讥讽道：“如何长命作洲名，梁武当时此放生。鹅鸭成群如市肆，鸡豚无数似屯营。岂知半被狐奴食，宁免私为鹤户烹。不杀自然能不放，欲将实祸博虚声。”[28]这只能说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对最高统治者而言，宗教不过是维护政治的利器。

　　梁武帝晚年厌于万机，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对此元朝胡三省有评价，云其“自襄阳举兵，以至下建康，犹曰事关家国，伐罪救民。洛口之败，死者凡?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何人。其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为死者，不可以数计也。至于侯景之乱，东极吴会，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饥者，自典午南渡之后，未始见也。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乃终日不怿，吾谁欺，欺天乎？”（《资治通鉴》）这是对萧衍谋求私利，发动战争，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的揭露和谴责！

　　《梁书》卷六《梁敬帝纪》中亦有唐代魏征的一段点评，其中云梁武帝的过失如下：“然不能息末敦本，斵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或经夜不寝或终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虗厕苍头之伍；髙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髙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得其所难而滞于所易，可谓神有所不逹，智有所不通矣。”（《南史》）对此，钱锺书先生深以为是，以为“《梁书·敬帝纪》魏征论曰：‘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八字如老吏断案。”[29]

　　三、 愧忠孝之义，冀望佛教解脱

　　如果用传统伦理道德来衡量，萧衍可谓不忠不孝之人：他以武力禅代效力过的萧齐政权，夺取帝位；且杀掉了年仅十五岁的齐和帝，犯下弑君大罪；他迷恋女色，纳东昏侯旧人为妃，失去为臣之道；服父丧期间，他受命出仕，参与朝廷争斗，未曾守孝，又与儒家孝道有违。

　　虽然萧衍自认为起兵是“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获已，遂膺大宝。……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30]的义举，而且认为“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且建武（齐明帝年号）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梁书》），然其听从文人沈约“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之言，杀害年幼的小皇帝，却无论如何不能如此坦然。故萧衍称帝后，相当看重为人之臣者的忠诚。沈约对萧衍立梁有过出谋划策之功，他“有志台司”（《梁书》），梁武帝萧衍始终不用。萧衍有憾于张稷（此人是杀东昏侯向梁武帝献城的主谋），言与沈约，沈约不以为然，梁武帝以为婚家相为，大怒质问沈约：“卿言如此，是忠臣邪！”（《梁书》）晚年的沈约因梦见被他陷害而死的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梁书》）。萧衍得知此事后，更是大怒，数派遣使者责问，以至沈约惊懼而卒。沈约卒后，有司谥曰“文”，萧衍却以其“怀情不尽曰隐”，改谥号为“隐”（《梁书》）。从中可知对于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萧衍来说，弑君的罪名，绝不肯一人承担，这早已成为萧衍心里沉重的阴影。

　　萧衍自称“佛弟子”，然迷恋女色。他不顾君臣大义，先后收纳东昏侯的旧人——潘妃、余妃和吴淑媛三人。史家因此讥评之：“吾未见好佛如好色者也。衍真比丘后身，色中饿鬼。”[31]萧衍的原配郗氏，死于永元元年（499）八月。关于其死因，历史记载颇为神秘：《梁书》卷七《郗皇后传》只云其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阳官舍，时年三十二。《南史》卷十二《郗皇后传》则云：“后醋妬忌，及终，化为龙入于后宫井，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此说甚是蹊跷，据曹道衡先生考证，郗氏之死实际与梁武帝纳十四岁的丁贵妃（昭明太子的生母）为妾（时为永泰元年498）有关。因为郗氏乃一妒妇，不能容忍萧衍另有新欢，遂忿恨投井而亡[32]。从萧衍“于露井上为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南史》）的行为来看，有着明显的心存愧疚，借以赎罪的心理因素。

　　萧衍之父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文武兼资，于萧道成建国立下汗马功劳，深为萧道成倚仗。萧道成之子萧赜尝指顺之谓萧嶷等人曰：“非此翁，吾徒无以致今日”（《南史》）。然齐武帝继位后，对其深相忌惮，不予重用。鱼复侯萧子响叛乱，萧顺之受齐武帝长子文惠太子密命，将其杀害，为上怪罪，心怀忧惧而亡。萧衍时在荆州随王萧子隆府上供职，昼夜兼程，赶回建康。据《南史》卷七《梁武帝纪》所载：“帝形容本壮，及至都，销毁骨立，亲表士友，皆不复识。望宅奉讳，气绝久之。每哭，辄欧血数升。服内，日惟食麦二溢。”可知他对其父怀有深厚感情。永明十一年（493），萧衍还在服丧期，朝廷发生政变：齐武帝病重，皇叔、诸子兵变争权。齐武帝二子竟陵王萧子良急召旧日臣子萧衍、王融、范云等，萧衍因父亲之死对齐武之嗣怀有仇恨，遂带孝出仕，担任“帐内军主”。不过，他并不想帮助萧子良，而是采取观望态度。后齐武帝之孙萧昭业（文惠太子长子）继位，昏庸淫乱，西昌侯萧鸾趁势取而代之，此间萧衍暗中投靠萧鸾，与之勾结谋乱。《南史》卷六记载为：“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可知在齐明帝继位这事上，萧衍起过重要作用。

　　父丧期间，未能尽孝守孝，这也是萧衍内心永远的遗憾。故他称帝后为其父建大爱敬寺，又为其母建大智度寺。前者延袤七里，供应千僧；后者有塔七层，尼五百。两寺建筑均豪华壮丽，奄若天宫。又作《连珠》五十首以及《孝思赋》，以表哀思。他在《孝思赋》序中云：“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33]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悲伤。又作《净业赋序》，云“乃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馐，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筯，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凊，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而疏食，不啖鱼肉。”[34]表白自己为尽孝而甘心素食，去滋味。《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云：“帝以庭荫早倾，常怀哀感。每叹曰：‘虽有四海之尊，无以得申罔极。’故留心释典。”[35]说明他研习佛典，建立信仰，包含着尽孝道的深刻动机。

　　萧衍一生杀人、害人无数。据曹道衡先生考证，萧衍之兄长沙宣武王萧懿，也是因萧衍献计，鼓动在统治力量强大的颍州响应他领导的义军而枉送性命[36]。萧衍自知罪孽深重，多次举办无遮法会、无碍会、平等大会等。今敦煌文献中发现有梁武帝在某次无遮大会上的发愿文，题为《东都发愿文》。此发愿文，梁武帝不仅替其已故的“皇考太祖文皇帝”、“皇毗”、“皇兄长沙宣武王”、“二兄永阳照王”、“过去一切尊卑眷属”、“现在一切尊卑眷属”乞愿，希他们早脱苦难，永居乐土；而且还替“水陆空行一切四生”、“三界六趣一切四众”乞愿，使他们出离苦海，早日成佛[37]。从中可知他内心冀望虔诚的信仰，获得精神解脱。他写有诸多忏文，如《摩诃波若忏文》、《金刚波若忏文》等。以他的名义命名的《梁皇忏》，又称《梁皇慈悲道场忏法》或《梁皇宝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

　　南朝佛教发展与梁武帝萧衍大力扶持关系密切。侯景之乱，繁华的金陵城，连同佛寺、佛像，一起荡为灰烬，佞佛的武帝萧衍也难逃其咎。后人有诗证曰：“所惜练儿（萧衍小字）好身手，暮气惑溺空峥嵘。饰文黯武等盭厔，求仙佞佛皆聋盲。六朝结局各有故，千秋金鉴知谁莹。宫阙荒废遗址在，石兽何处埋荒陵。青山如梦啼鸟歇，一篇赋罢台城行。”[38]针对世人多指责萧衍佞佛亡国，宋朝张商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是定业不可逃，因为“梁武小乘根器，专信有为之果，兹其所以不遇达磨之大法也。”[39]萧衍信佛有极重的主观动机，所以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以至沉迷其中，不能权宜适变。侯景破城，他不检讨自己治国得失，而心安于“报应”之说。因此，说他佞佛亡国，其实也不算太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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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广弘明集》卷四《归正篇·舍事李老道法诏》（萧衍），《大正藏》卷52，页112上。

　　[②] 关于萧衍《舍事李老道法诏》的真假问题，学界争论纷纭，尚未有确论。

　　[③] 参见《续高僧传》卷十七《习禅篇·智顗传》，《大正藏》卷50，页565下。

　　[④] 《广弘明集》卷三十《述三教诗》，《大正藏》卷52，页352下。

　　[⑤] 汤用彤先生指出：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武帝原在竟陵王门下，自早与僧人有接触。其佛教之信仰与其在鸡笼山西邸，有重大之关系。参见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7页。

　　[⑥] 参见方立天：《道安评传》，《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2。

　　[⑦] 《高僧传》卷六《义解篇》之《释慧远传》，《大正藏》卷50，页957上。

　　[⑧]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343。

　　[⑨] 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187。

　　[⑩] 《出三藏记集》卷八《注解大品经序》，《大正藏》卷55，页53下。

　　[11] 《高僧传》卷八《宝亮法师涅槃义疏序》，《大正藏》卷50，页382上。

　　[12] 《续高僧传》卷一《译经篇·僧伽婆罗传》，《大正藏》卷50，页426上。

　　[13] 《全梁文》卷五《敕答臣下神灭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集，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页2973。

　　[14] 如《周易·系辞上传》：“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周易·系辞下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等。

　　[15] 参见笔者的《论梁武帝“神明”观及其佛性思想》，《江汉论坛》，2007年第5期。

　　[16]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页339。

　　[17] 《全梁文》卷五《敕答臣下神灭论》，页2973。

　　[18] 《广弘明集》卷二十九《统归篇·净业赋》，《大正藏》卷52，页336上。

　　[19] 《廿二史剳记》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页169。

　　[20] 以上参见《魏书》卷九十八《萧衍传》和《梁书》卷二《武帝纪》。

　　[21] 《广弘明集》卷二十九《统归篇·净业赋》，《大正藏》卷52，页336上。

　　[22] 《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页505。

　　[23] 《全梁文》卷二《下释宝誌诏》，第2955页。

　　[24] 以上均参见《南史》。

　　[25] 《续高僧传》卷一《译经篇·宝唱传》，《大正藏》卷50，页427上。

　　[26] 《广弘明集》卷二十六《慈济篇·断酒肉文》，《大正藏》卷52，页295下。

　　[27] 《广弘明集》卷二十六《慈济篇·断酒肉文》，《大正藏》卷52，页297下。

　　[28] 周应谷：《景定建康志》卷十九，山川志，“长命洲”条，清嘉庆六年刊本，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页977。

　　[29] 参见钱锺书：《管锥篇》第四册之一九一《全梁文》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1372。

　　[30] 《广弘明集》卷二十九《统归篇·净业赋》，《大正藏》卷52，页336上。

　　[31] 尤侗：《看鉴偶评》卷三，《艮斋杂说续说 看鉴偶评》，李肇翔、李复波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6页。

　　[32] 参见曹道衡：《中古文史丛稿》中《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9——230页。

　　[33] 《广弘明集》卷二十九《统归篇·孝思赋》，《大正藏》卷52，页337中。

　　[34] 《广弘明集》卷二十九《统归篇·净业赋并序》，《大正藏》卷52，页336上。

　　[35] 《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大正藏》卷49，页99下。

　　[36] 参见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下编第1章《梁武帝的长兄萧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4——76页。

　　[37] 参考谢生保、谢静《敦煌文献与水陆法会——敦煌唐五代时期水陆法会研究》，《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页42。

　　[38] 陈文述：《秣陵集》卷四《台城行吊梁武帝》，清道光二年刊本，页24。

　　[39] 《归元直指集》卷二《辨明梁武定业》，《续藏经》卷61，页465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