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光辉——拜谒蒙古文化大师扎雅·班迪达塑像

　　智者的光辉——拜谒蒙古文化大师扎雅·班迪达塑像

　　到和硕采风的当天，晚饭后，和硕的蒙古族朋友建议说，我们不妨到县文化广场去散散步。大家跟着他走出下榻的龙驹宾馆，顺着大街往右一拐，忽然见到两排松柏掩映处，屹立着一尊高大的铜像。走近了，原来是一位身披袈裟的尊者，神态宁静、安详，正盘腿俯首读书，宽大的额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位喇嘛是谁呢？和硕的朋友神情庄重地说：“这是我们和硕特蒙古人的圣人扎雅·班迪达。”我们听了，不禁肃然起敬，频频向这位伟大的学者行注目礼。

　　此后的采风活动中，不论在什么场合，扎雅·班迪达的名字便时时会出现在和硕特蒙古主人们的口中，如数家珍。在我们参观的几座装修一新的喇嘛寺院里，甚至在深山之中，照例都有关于扎雅·班迪达事迹、著作、图片资料的陈列介绍。在和硕县城北修建中的一座占地数百亩、规模宏伟的大型主题文化公园，也被命名为“扎雅·班迪达文化公园”。那天，我们参观那音乡红山核武器试爆指挥中心遗址后回来，见到路边一座黑色山崖下停放着不少车辆，上百名蒙古族群众围聚在那里，地上摆满了白酒、糕点和水果，人们手捧哈达，十分虔诚地一一顶礼膜拜，像在举行一项什么隆重的仪式。率领我们采风的朋友见我们很是好奇，便说，那里有口山泉，叫黑山神泉，也叫扎雅·班迪达泉，人要是喝了神泉水，就会变得聪明起来。于是我们就提议顺道也去朝拜一番。走近神泉，只见山崖下有一丛茂盛的青草绿树，阳光下，一道银亮耀眼的山泉从巨石缝中汩汩渗流出来，汇成一池清潭，又慢慢流下山，滋润出山前一片绿油油的草原。于是我也学着蒙古族群众，朝着神泉虔诚地深鞠一躬，然后弯腰捧起泉水喝了几口，果然十分清冽、甘甜。我心想，喝了神泉水，沾沾圣人扎雅·班迪达的光，自己也一定会变得聪明、神圣起来。

　　扎雅·班迪达的美名，在和硕特蒙古人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和硕大地留下了扎雅·班迪达这位伟大儿子深深的精神印痕。在和硕，扎雅·班迪达的名字几乎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一样，妇孺皆知，有口皆碑。

　　扎雅·班迪达有着一个传奇的一生。

　　扎雅·班迪达 （1599年—1662年），蒙古族人，生于和硕特格拉其苏木（今和硕县塔哈其乡）一个贵族家庭，是和硕特浑王孔贵扎雅齐之子巴布汗的第五个儿子。他小时候被人收养，后成为僧侣。扎雅·班迪达的这段经历，让人联想起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毅然放弃王位而皈依佛门的故事来。扎雅·班迪达原名那木海加木苏，扎雅·班迪达是他在青海圆寂后的谥号，其中“扎雅”是他当年在西藏学经时的一座喇嘛庙名，“班迪达”是由于他精通佛教理学、声学、气学、牧学和经学等系列学问，而给他加封的一种地位很高的学术称号。

　　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17岁的扎雅·班迪达在和硕出家当喇嘛，第二年前往西藏受戒当沙弥，并一直在那里生活、学习了22年。他自幼聪明好学，语言犀利，学识渊博，特别是在进行哲学辩论时，往往能够“不失一语，众皆服之”。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为了传播佛教，弘扬佛法，他回到新疆塔尔巴合台等地翻译佛教经典。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扎雅·班迪达应邀参加卫拉特四大部落与喀尔喀蒙古王公合议制定《卫拉特大法典》的盛会，后来成书的这部著作是蒙古历史上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经典。此后数年中，他应邀在北疆伊犁、阿勒泰等地用胡都木蒙古文从藏语中翻译了《班禅呼图格图活佛的故事》、《鄂次格之书》和《玛尼康木》等佛教经典著作。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前往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蒙古部落传播佛教教义。在亚欧大陆一带辽阔的地域，扎雅·班迪达风尘仆仆，往来奔波，为翻译传播佛教经典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扎雅·班迪达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社会活动家。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他奉命调和宽德楞乌布锡与和硕特部的才禅汗、准噶尔部的巴图尔浑台吉之间的关系。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扎雅·班迪达又奉命调和罗布桑、奥格吉德瓦、上土勒、默尔根台吉等与王公之间的关系。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前往主持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不来寺庙的再建工程，同时也调和了准噶尔二王公才禅汗与阿不来之间的关系。在协调王公大臣之间关系的这些活动中，扎雅·班迪达都利用自己崇高的声望和机敏的口才，特别是用自己一颗善良的心，说服了对立的双方，避免了一场又一场部落或民族间大的流血冲突。他就像一名亲善大使或爱心大师，走到哪里，哪里就化解了矛盾，消弭了血光之灾，保护了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扎雅·班迪达这些爱心无限、功德无量的业绩，既实现了佛教的根本教义，又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感激和敬仰。

　　但是扎雅·班迪达在蒙古文化上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运用自己高深的语言学知识，创建了影响深远的托忒蒙文。清顺治四年（1647年）冬，扎雅·班迪达住在今哈萨克斯坦楚河流域的阿不来台吉处，经过刻苦钻研，在通用的胡都木文的基础上，结合卫拉特蒙古方言的语音特点，创制成功了一种托忒蒙文（明体文）。托忒蒙文构词的基本成分与过去流行的胡都木文大体相同，但因在其中增加了表达长音的专用符号，在表达语义方面较胡都木文更加简便清楚。在语汇上它还吸收了部分汉语和突厥语的词汇，丰富了蒙文的表现力。在书写方式上，托忒蒙文与汉语相同：右行直下，体现了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托忒蒙文与人们的口语基本一致，短时间内即能把口语变成书面语；而且操不同方言的人也能使用，所以是一种更科学、更合理、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新文字，在当时很快就传播开来，被广泛使用。这种新文字体系，自创建之日起就服务于卡尔梅克、西藏、巴依特、卫拉特等地使用蒙古语的广大人群中。同时，它对促进操藏语、突厥语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自创建起300多年来，用托忒蒙文写成的作品、印刷的图书可谓汗牛充栋，并且都已大量地藏于我国、前苏联和蒙古国的国家图书馆，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例如蒙古族的 《四部法典》、《卫拉特大法典》、《江格尔传》、《格尔斯传》、《西游记》、《沙仁克刻格》、《格干套里》等经典名著和卫拉特有关的历史、传记方面的众多著作，都是使用托忒蒙文翻译、印刷的。托忒蒙文流传使用了三四百年，在和硕特部分蒙古人中至今还在使用。作为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扎雅·班迪达和他创制的托忒蒙文，对记录、保存、传播、发展蒙古文化功莫大焉。

　　自清顺治七年至康熙元年（1650年—1662年）十几年间，扎雅·班迪达用自己创制的托忒蒙文翻译藏文、印度文著作多达170余种，这些译著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印刷的卡尔梅克文献核对后，一并收入大型丛书《蒙古古代文字一百篇》中。他的译著大多是佛教经典，其它则是语言、文学、医学等文献。如 《故事之海》、《马鞭的故事》、《辞海》、《文字的由来》、《字母的和》等等，都很有文化、学术和史料价值。扎雅·班迪达一生写作勤奋，他用托忒蒙文完成的著述一共有424种，420万字，堪称著作等身，成果辉煌。这些著作不但广泛流传于卫拉特和整个蒙古族人民中，而且部分还经木版印刷后在北京等地发行。

　　清康熙元年 （1662年），扎雅·班迪达在赴西藏的路上圆寂于青海省海西大佛寺，终年63岁。扎雅·班迪达是新疆和硕特蒙古人民优秀的儿子和光荣的文化代表。他集宗教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为一身，是一位蒙古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伟大的蒙古族文化大师。他生前为蒙古和各兄弟民族之间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为中华文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将永远活在和硕特蒙古人民的心中。

　　在告别和硕的那天清晨，我又轻步来到扎雅·班迪达塑像前凭吊。有了几天来的难忘经历，如同天幕上一颗耀眼的巨星，一位可敬的圣者智者形象，更加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了。我想，一个没有任何权势职位的普通喇嘛，身后几百年来却被人们如此敬仰怀念，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千百年来，和硕大地出现了多少大权在握、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但是他们之中有几人能像扎雅·班迪达这样，赢得人们由衷的崇敬和无尽的怀念？他们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影无踪，像过往的烟云一样消失殆尽了。决定一个人历史地位的是他对人类的贡献，而不是什么权势和头衔。人心是秤，人民对历史的选择标准往往是严格而正确的。扎雅·班迪达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数百种、一千多万字的辉煌著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蒙古族的文化宝库。但是这位文化大师的贡献还不仅限于此，他那不平凡的一生所体现出的宝贵的人文精神，似乎有着更珍贵、更长远的价值。首先，是他蔑视权贵的精神。扎雅·班迪达出身王公贵族，本来无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就可享受荣华福贵，但是他却像佛祖释迦牟尼一样，毅然放弃唾手而得的世俗欢乐，为拯救堕落的人类而甘愿献身于清苦孤寂的宗教事业。其次，是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扎雅·班迪达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敬业精神，他在西藏刻苦学习佛学20余年，此后他又矢志不渝，为传播佛教经典奋斗数十年。他不辞劳苦，走遍亚欧大陆的万水千山，翻译了大量的佛学经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再次，扎雅·班迪达具有充满智慧的创造精神。作为一个知识渊博，学术精湛的伟大学者，这一点在他那等身传世的经典著述和译著中，特别是他所创制的托忒蒙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第四，是他那博大的爱心。他就像一个和平使者和爱心大使，一生曾多次奔走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权势者们之间，用一颗慈悲仁爱之心唤起人间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