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川藏区宗教观念的新变化——李元光

四川有全国第二大藏区，宗教在四川藏区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刻的影响，该地区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四种宗教并存，但大多数农牧民群众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四川藏区有130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而同步发展，形成了分布广、教派全、寺院多、影响大的显著特点。民主改革前，在政教合一的藏区传统社会里，人们从生到死，从生产到生活，从家庭到村落，无处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支配。作为藏区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和意识形态，宗教已经渗透到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娱乐、教育等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宗教在藏区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中国境内宗教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宗教观念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民主改革后，藏区实行社会主义，寺庙拥有的土地、农奴、牲畜被剥夺，高利贷被禁止，使藏传佛教的生存基础彻底改变，寺庙由“寄生型”向“自立型”转变，开始“以寺养寺”。建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民管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管理寺庙的行政、经济和宗教事务；开展寺庙生产经营，实现自养；组织僧尼参加政策法令和时事学习；组织寺庙的收入分配，安排僧尼的生活；安排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僧尼的宗教休习，负责寺内的文物保护和治安工作。实现了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和各教派平等。农奴获得了翻身解放，藏传佛教的信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对喇嘛和活佛的依附性减弱，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下，信众出现了分化，部分信徒因升学、入党和参加革命工作等，转而信仰唯物主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改变了近千年来藏区全民信教的格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进程，这一根本转变对四川藏区宗教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使其呈现如下走向：

一、市场化

四川藏区经济的发展，内地对藏区的援助，市场经济的发育，冲淡了藏传佛教的神学功能。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宗教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倡“以寺养寺”、“农禅并重”，鼓励寺庙开展生产劳动，通过植树造林、开发旅游资源、车辆运输、牲畜放牧、上山挖药、饮食旅店、藏医藏药等方法，实现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

藏传佛教受到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的诱惑增多，一些寺院利用其特有的宗教文化、文物、自然风光发展旅游经济，一些僧人还了俗，经商下海。经济的发展造成劳动力的缺乏，这对寺院也有明显的影响。如宁玛派寺院的信徒每年仅有两次集中念经时间，每次7天，其余时间都在家务农务牧。挖虫草季节，东部各寺则放假回家，守好家院管好牛羊，以便家人尽量多地挖虫草。

市场竞争意识也日益增强，在甘孜、阿坝两地所作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当问及“在本民族内，你是赞同竞争还是反对竞争”，77％的人赞同竞争；当问及“你有钱后，希望用来做什么”时，89％的人回答用于“扩大生产”和“改善生活条件”，只有11％的人回答用来“修寺庙”。对“外出打工挣钱”的态度是95％的人赞成，对经商的态度是97％的人支持。

二、弱化

与市场化相对应的，就是宗教观念的弱化。这一变化在我们的走访中得到了大量的印证。我们发现，在四川藏区，寺庙里的宗教职业者对普通民众淡化宗教意识、避开佛教戒律、追逐名利多有不满；老年人也常常指责年轻人不守传统宗教价值观念；宗教学者也认为这是末法时期佛教的必然现象。据我们调查比较分析，四川藏区本身远离藏传佛教中心，又是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地区，在历史上宗教观念就呈现出复杂、易变、融合的特点。因此，这一地区经过“文革”的摧残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宗教观念的弱化是历史的必然。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四川藏区曾出现了一股宗教热。以阿坝为例，“近两年来，我州藏族信教群众大量外出去西藏、青海、甘肃、峨眉等地朝佛，据初步统计，79、80两年，阿坝、若尔盖、红原、壤塘、松潘5县去上述地区朝佛的群众有近9000人，仅阿坝县就有6165人，其中去西藏的有2000人，去塔尔寺有2500人，落其寺800人，宝光寺300人，文殊院400人，峨眉山150人，五台山15人……耗费了不少钱财，使一些地方的群众生活和农牧业生产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突出的是若尔盖麦溪公社2047人中，近两年外出朝佛的人数占总人口的70％，至今尚有200余人朝佛未归，使集体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据该公社信用社反映：“去年底，社员个人存款额41万多元，两月就取走26万多元，牧民一年辛勤劳动的钱和酥油都花到‘菩萨’身上去了。”这种情况在民改以前也是少见的。

分析当时的宗教热，我们认为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文革”极左政策完全禁绝了公开的宗教活动，民众中长期被压抑的宗教情感突然被释放出来。其次是群众害怕宗教政策发生变化，担心政策变了就不能去朝佛了。其三是当时开放的宗教寺庙太少，在阿坝200多座喇嘛寺中仅开放了不到10座。其四是“文革”用行政手段表面上消灭了宗教，实际上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结并没有在高压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有一个过程，想用行政的办法或强制手段消灭宗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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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后，特别是藏区宗教寺庙的不断开放（现在阿坝州开放寺庙共计288座，甘孜州开放寺庙532座），加上改革开放、市场观念的不断冲击，宗教热早已降温，宗教观念弱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宗教活动的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在逐渐变小。民改前的调查表明，四川藏区普通民众一年中宗教活动方面的开支，占家庭全部收入的40％左右。改革开放初期这方面的开支在一段时间也曾达到这一水平。而我们的最新调查表明，多数藏民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有61％的家庭仅将1％左右的收入用于朝佛、布施等宗教消费，只有39％的家庭宗教消费达到10％以上；当问及“婚丧嫁娶、给孩子取名、庆贺生日等活动是否请喇嘛念经卜卦”时，回答“必须请”的占31％，“不请”的占35％，“可请可不请”的占44％；问“你愿送孩子入学还是进寺院”，只有6％的人愿送孩子进寺院，多数人还是认为进学校读书好，这与四川藏区当前的教育状况有很大关系，部分民众受教育条件和自身生存条件的限制，出现孩子上学难，这在草地牧区最为明显。在生活较富裕的农区，年轻人不愿当僧人，家长们也不愿让孩子去寺庙，造成部分寺庙青黄不接，宗教观念的弱化可见一斑。

三、融合化

融合化在四川藏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教派齐全。尤其是藏传佛教各派在这一地区的影响都不小，有些教派如本教、觉囊派在西藏已快消失了的，而在这里还拥有众多的寺庙、僧人和信众。

二是宗教文化多元共存。从四川藏区文化的兼容性看，不少地方的群众既信仰佛教又信仰本教，有着佛本共存互补的特点，有些地区的宗教活动中，往往有藏传佛教的喇嘛和本教的巫师同台合作做法事诵经的现象。现有的本教寺院从外表看几乎看不出与藏传佛教有什么区别。在甘孜州九龙县境内的部分地区仍保持土蕃早期的本教文化，乡城、稻城、得荣等县都发现土蕃时期的语言和服饰等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处在高山峡谷中的封闭状态，因而保留了部分藏族先民的文化，同时多种民族的交往和文化成分的吸收，极大地丰富了雪域文化，使广袤的四川藏区以藏民族共同的雪域文化为核心，区域文化多种多样、五彩缤纷。

三是各教各派和平共处。四川藏区教派间的相容性超过其他藏区，各教各派寺庙交叉分布，相互共存，互不排斥、冲突。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本教高僧既可在佛教宁玛寺庙当主经师，又可回本教寺庙去主经，僧人信众和寺庙均无反感，这对其他宗教和其他地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还有一些地方各教各派可容于一寺一庙，共同供奉各自的神、佛、仙、菩萨，进行朝拜。如阿坝小金的“观音阁”，寺庙名是汉传佛教的，实为道教，却也供有观音大士，而又是全真教的道观。寺中既有道士，也有佛教居士，还有藏传佛教的喇嘛等，相互共聚一寺，共敬神、佛。最典型的是小金和丹巴交界处的大石包墨尔多庙，这里更是五教俱全，相互共容，除佛、本教神、佛像共列一堂外，还把民间特别是汉区民间诸神也同列一堂，整齐排坐在内，乃至把传说中的“安安送米”等孝子图也供奉在内。各派僧侣各教信众可自由进庙上香布施。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转经楼，对转经筒来说，本教与藏传佛教的推转方向是反时针和顺时针严格有别的。而在这里两种经筒混排在一起，信众想朝什么方向推就朝什么方向推，无人指责、干预。这类“混合”性的寺庙、殿堂在其他藏区尚未见有。

以上这些正是四川藏区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宗教融合的历史沉淀。宗教观念的多元化和融合化在四川藏区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