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密法性质的药师佛:榆林25窟药师佛——赖文英
榆林窟第25窟正壁
安西榆林窟第25窟开凿于中唐时期,窟内壁画内容反映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汉藏文化之交流以及显密佛教之融合,其正壁仅残存右半部的卢舍那佛、四菩萨与药师佛立像,但在图像发展与石窟研究中均具有特殊意义。
榆林25窟正壁面中央的卢舍那佛与八菩萨为敦煌石窟中首度结合,并以曼荼罗形式呈现,而一侧持钵、执锡杖的药师佛立像与卢舍那佛或八菩萨曼荼罗的关系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榆林25窟药师佛的形象意涵
榆林25窟的药师佛位于正壁北侧,左手持钵、右手执锡杖,足踏莲花,身体微侧,朝向其左方的卢舍那佛与八菩萨曼荼罗。
有关药师信仰的经典在东晋时即已译出,但药师佛的形象在诸本《药师经》均未论及,唐代不空所译《药师如来念诵仪轨》则有药师佛执“药器”的记载。今所见“药器”图像多作圆钵状,也是最常见、具代表性的药师佛持物,寓意除众生三毒疾厄。
关于另一持物锡杖,日僧觉禅的《觉禅抄》记载药师尊像“唐本持钵、锡杖”,并收有“唐本药师像”,敦煌初唐石窟壁画中亦见持钵、执锡杖的药师佛。盛唐之后除了药师佛之外,也出现执锡杖的地藏菩萨,其形象区别在于药师佛为顶有肉髻的佛像,地藏菩萨为圆顶比丘像。持物方面,药师佛多持钵,地藏菩萨多持珠,二者共同的持物为锡杖,但药师佛与地藏菩萨持锡杖的形象均未见载于经典或仪轨。
锡杖是佛与弟子所持的重要杖具,据《锡杖经》所载,锡杖为智德之表征,有轻、明、不回、惺、不慢、疏、采取、成等义。今流传的《地藏赞》所云“金锡振开地狱门”即引申为地藏菩萨救度地狱众生之慈心愿力。
药师与地藏在信仰上有同构型,现存石窟造像的数据显示,二者的位置有对应或组合的关系,在造像表现上亦出现持物雷同的情形。榆林25窟正壁南侧与药师佛对应的地藏菩萨虽已不存,但其救度众生的意涵,与北侧药师佛持药钵、执锡杖的形象相呼应。
药师尊像与卢舍那佛尊像的对应关系
药师佛立像在榆林窟中仅见中唐25窟一例,但敦煌莫高窟在初唐即出现持钵、执锡杖的药师佛立像(如322窟),也出现分别与卢舍那佛以及地藏菩萨的对应关系(如332窟、372窟),其中与地藏菩萨的对应一直持续到中唐,以此可佐证学界对榆林25窟正壁与药师佛对应者可能为地藏菩萨的推论。
卢舍那佛的形象有多种,以敦煌石窟而言,最早能确认为卢舍那佛身份的是法界人中像,中唐以前的药师佛有3例是与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同时出现于石窟中,分别为332窟、446窟与449窟。其中332窟为中心柱窟,中心柱南向壁面绘卢舍那佛,西向壁面绘的是药师佛。盛唐446窟与中唐449窟则将此二尊像置于正龛两侧。
敦煌药师佛与卢舍那佛的关系在榆林25窟发生了变化,卢舍那佛被提升为窟内三佛结构的主尊,同时也是正壁八菩萨曼荼罗的主尊,药师佛则列于一侧与地藏菩萨对应。此一变化说明,原本药师佛与卢舍那佛以及药师佛与地藏菩萨分别的对应关系在榆林25窟整合为一。而卢舍那佛除了被提升为主尊外,其形象亦由华严系统的法界人中像转变为密教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石窟中卢舍那佛与密法菩萨的关系在初唐就有了交集。榆林25窟卢舍那佛虽以密教大日如来形象搭配密教八菩萨,但榜题“清净法身卢舍那佛”,点出卢舍那佛的法身特质,在壁画中,药师佛在卢舍那佛与密教八菩萨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安西榆林25窟与新疆阿艾1窟的比较
阿艾石窟位于新疆库车北部天山大峡谷内,于1999年被发现,从1号窟内壁画与题记之文字风格,可推断为它是由盛唐时期居住在龟兹的汉人群体所开凿。石窟内壁面绘画大都已剥落(窟内布局简示如图)。
窟内图像结构分为:正壁观无量寿经变的主尊阿弥陀佛与两侧壁的说法佛构成三佛的布局;两侧壁罗列着尊像。将诸尊像与榆林窟25窟对照,会发现二者在尊像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变化。
榆林25窟主室中央也有一方坛,正壁(复原后)为中央一铺卢舍那与八菩萨曼荼罗,两侧各有一尊立像,分别为药师佛与地藏菩萨,两侧壁分别为观无量寿经变与弥勒经变,中央也有一方坛(如图)。
榆林25窟与阿艾1窟的图像结构比较
一是两窟主尊均与侧壁形成基本的三佛布局,但阿艾石窟以正壁观无量寿经变之西方净土为其中心思想,榆林25窟则是以卢舍那佛为正壁主尊,净土位于两侧壁。
二是两窟都有卢舍那佛,阿艾石窟的卢舍那佛在侧壁,为法界人中像;榆林25窟的卢舍那佛为正壁主尊,是密教大日如来形象。
三是两窟都有药师佛与地藏菩萨立像,且与卢舍那佛位于同一壁面,其配置亦有关联:阿艾石窟有两尊药师佛,分别在卢舍那佛两侧,一与文殊菩萨搭配,一与地藏菩萨并列;榆林25窟的药师佛则与地藏菩萨分列两侧。换言之,阿艾石窟卢舍那佛一侧并列的药师佛与地藏菩萨在榆林25窟转移成两侧对应的关系。
四是阿艾石窟中与药师佛搭配的文殊菩萨为密教形象,采坐姿,和窟内其他立姿菩萨有所区别,菩萨间亦未形成曼荼罗形式,而榆林25窟的密教八菩萨则与卢舍那佛组成曼荼罗形式。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首先是阿艾石窟有两尊药师佛,一与卢舍那佛搭配,一与地藏菩萨搭配,与前述敦煌石窟中药师佛与卢舍那佛、地藏菩萨分别对应的情况一致;其次是阿艾石窟密教文殊与药师佛的关联,在榆林25窟发展为密教八菩萨与卢舍那佛的关系。
药师佛对于卢舍那佛与八菩萨结合的意义
药师佛对于卢舍那佛与密教八菩萨的结合具有特殊意义,即八菩萨搭配佛尊的改变。
八菩萨最早见于后汉支娄迦谶译《般舟三昧经》,未涉及密法,但此经对十方佛观的开展,成为之后八菩萨结合十方佛以作为密法主尊的契机。早期密咒经典主尊或为佛、菩萨,或为神王,佛尊又以十方佛或三世佛为主,八菩萨的组合亦未定型。东晋《灌顶神咒经》卷12收有《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此经则定于东方一佛――药师佛,经名透露出药师佛“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的信仰内涵,借由八菩萨亦可入西方净土乃至十方净土。
随着华严十方三世佛思想的成熟,卢舍那佛以周遍含容十方三世的般若体性成为十方三世法界之至尊,榆林25窟卢舍那佛即是以此法界体性来表征两侧壁的十方(弥陀)净土与三世(弥勒)净土,并且成为正壁八菩萨曼荼罗的主尊。在华严十方三世法界结构下,原本属于早期密法的药师佛退至侧壁,并与地藏菩萨对应,借由二者除病、解厄、破三恶道苦之信仰内涵强调卢舍那佛对法界众生的慈悲心,亦符合前文所论药师佛持药钵、执锡杖形象的意义。
药师法门是早期汉地流行的密法之一,药师佛具密法性质的特性在卢舍那佛与八菩萨结合的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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