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恩思想的现代意义——黄夏年

大足石刻中的父母恩重难报经（资料图片）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是佛教报恩思想的标志。知恩报恩的思想，是佛教传统伦理思想的代表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最值得提倡的伦理道德思想之一。中国人一直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说法，就是说受惠于他人，就应该回报，而且不仅是要以恩还恩，还要以十倍甚至更多更好的回报去报答别人的恩惠。所以到了清代的时候，“报恩于十”的思想被教育家朱用纯收录于家庭教科书《增广贤文·朱子家训》里面，成为封建社会用来教子醒世的重要思想。

佛教的报恩思想　　

佛教的报恩思想出现很早，在佛教创立之后就已有之。佛教经典《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七记载，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诫弟子“彼野狐者，疥疮所困，是故鸣唤。若能有人为彼野狐治疥疮者，野狐必当知恩报恩。而今有一愚痴之人，无有知恩报恩。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知恩报恩。其有小恩尚报，终不忘失，况复大恩？”佛教是一个讲平等的宗教，佛教所说的众生之中，不仅包含了有情感的人与动物，还包括了像草、石等物种。释迦牟尼佛教导弟子们不仅要善待每一个人，就连动物也要善待。野狐生疥疮，疼痛难忍，发出求救的声音，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时我们就要伸出援手，去救它一把。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你救了别人就会得到好报，毕竟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命体之一。佛教有“缘起”理论，是说整个世界都存在着“此有故彼有”和“此生故彼生”的缘起关系，这就表明了众生之间都是一个相互的缘生之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界都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报恩思想也是一个相互依赖而缘起待生的关系。

佛教报恩思想的中国化　　

佛教的报恩思想传入我国以后，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报恩思想相结合，有了更多更广的意义。中国社会是一个受儒家伦理思想指导的社会，印度佛教中平等报恩的理论被中国人接受，但是佛教要人剃除须发，不娶妻生子，不能传宗接代，这在中国人看来，违背了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出家独身是佛教僧人最根本的原则，这是不可更改的，佛教为了能够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相结合，于是从人生更广大的意义方面作了新的解释。东晋慧远就提出，在家的人，生活享受都是来自于有生育之恩的父母，尊敬王侯。出家之人以身体为患累，对生命延续不求奢望，只追求涅槃境界，是“方外之宾”，不必顺极王化。同时沙门落发，起誓，袒服，表明了为拯救俗界众生，开发人之天道，同样也是协助王化顺民。所以僧人内行天之道，志孝同用，外不奉主，并不失敬。“内外之道可合”，殊途同归。

虽然佛教从更广的人生角度对孝道思想作了新解，但还是不能回答儒家提出的传衍生命、继续血脉的责难，于是中国佛教界在承认人类共有之天性的孝道前提下，将报恩思想作为佛教孝道思想的最重要内容而加以强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佛教界编纂了《父母恩重报恩经》，并把这部经典刻在石碑上面，再用画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将佛教知恩图报的思想与儒家的孝道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佛教特有的报恩思想。同时佛教的盂兰盆节就是专门为故逝的亲人而举行的追荐仪式，让逝世的亲人能够享知后人对他的纪念与追思。

报恩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民间，深入人心。例如佛教僧人在寺院讲解这部经典，朝廷对僧人进行考试，此经也成为必考内容之一。敬佛就是报恩知孝，已经成为中国佛教僧人的理念，明代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憨山德清提出“知恩报恩，即是慈父之孝子矣”，教导人“既秉如是行愿，二六时中，念念谛思（《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八）”。禅宗以佛心为智，号称佛心宗，清代竺峰法师说得更加直白：“以佛事为心，则尽孝报恩统在是矣。”竺峰法师为了佛心之孝而颇感吃力，感慨万端，自认对此“握管心酸，笔舌难罄，贤昆玉（即竺峰名字）最（重视）之（《竺峰敏禅师》语录卷之五）”。总之，孝道与佛教已经融为一体，进而发展起来的报恩思想则成为我国佛教思想中最有生命力和影响最大的思想之一。

佛教的报恩思想发展成熟，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佛教徒将其构成了“报四恩”的体系。所谓“报四恩”，是指“一父母恩，二师长恩，三国王恩，四施主恩”。也有的经典说是“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主恩，四三宝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虽然名称有所不同，但是其实质都是旨在强调要尽孝还报于家庭和整个社会以及国家。四恩思想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佛教的平等思想，正如佛经所说：“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父母者，父有慈恩，母有悲恩。若我住世，一劫说不能尽。二众生恩者，无始已来，一切众生，轮转五道，互为父母，各有大恩故。三国王恩者，福德最胜，虽生人间，得大自在。三十三天，常以其力，护持国界，山河大地尽属国王。是故，大圣王以正法化，能使众生，悉皆安乐。”此外，报恩思想与佛家所说的慈悲理念也有重要的关系，慈能拔苦，悲能与乐，以慈悲的心情去善待所有人，相互施恩，各得其所，让众生都能快乐平安地生活。

知恩报恩的思想，也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矛盾最终可以化解，因为你理解了别人的想法，同意别人的想法，也就对别人有恩，那么你自己也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别人也会报恩于你。所以恩怨之间可以转化，报恩是化解怨结的重要手段。

报四恩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宋代非常重视儒家伦理，在政治制度上强调尊卑有序，四恩思想有助于统治者对国家的管理，保证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得到统治者的肯定与提倡。佛教把建立功德的活动看作是种福田的事业，父母则是最大的福田，孝敬父母，内以清净，外当尽孝，是佛教徒的当然义务与责任。佛教戒律规定，“佛言：从今听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又云：我听五处纵极破戒，应供养所谓父母、亲教师（受业和尚也）、轨范师，及病人。又云：出家人，于父母应供养供给……若常乞食亦与己所满腹食内，应取其半，济其父母”（《弥沙塞律》）。孝敬父母与报恩理念的结合，使佛教在中国社会中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宋代专制统治的时代，报国主恩的思想被突显出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制度下，佛教强调“王者民之父母，以法摄护众生，令安乐故”（《萨遮经》），“又佛法付嘱国王大臣故，常须系心祝愿也”（《西域记》）。佛教界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得到了强化，君王是人王，而“人王为一切众生安乐之本。在家出家精心道捡，皆依正国，而得住持，演化流布。若无王力，功行不成，法灭无余，况能利济？是故，所修一切功德，六分之一，常属国王。愿王福山，崇固难坏”（《释氏要览》）。这里指出了“王力”对佛教的保护作用，没有国王，就没有佛法的传播，佛教界人士只能把神权交给皇权来领导，报国恩成为中国佛教界在专制社会里的必然之路，很多佛教寺院都以“报恩”为寺额，以此来报还国家对佛教的支持。

佛教之所以把报三宝恩单独提出作为报四恩之一，就是因为佛陀创立了佛教，佛教的理论与实践给了佛教徒生活指导，使他们一生有了精神的归宿。僧人出家，不要小家而为大家，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愿，付出常人难忍的痛苦，他们无私无怨的高尚行为，以及他们为众生带来的福祉，不仅应该受到众生的尊重，而且还应该对他们进行报恩。

民国时期是我国佛教的转型时代，这时社会形态已经由家天下转变为公天下了，佛教的报恩思想也在这个新时代开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当时有人撰写文章《佛教与爱国》 （《佛学半月刊》，第二十五期，1930年），比较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提出了报恩思想即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转变，代表了当时佛教徒对报恩思想的新解。众所周知，民国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国内战争不止，军阀割据，外有日本军队的侵略，百姓民不聊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每一个充满爱国心的人，都要在这时挺身而出。作为佛教徒，报国恩与报父母恩显得一样重要，只有国家好了，才有父母的好生活，才有众生的好日子，才有佛教的好前景，这就是“在一爱国主义之报国主恩内，可以兼摄父母、众生、三宝之三恩，则一言爱国而四恩总报矣”。

报恩思想的现代意义　　

历史把我们带入了新的世纪。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大家在平等制度下过着幸福的生活。没有党和国家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没有现在佛教界的蓬勃发展。所以报国家恩的前提是要相信党和政府，热爱祖国，然后才是坚持信仰，报答佛恩。报国家恩是佛教徒爱国爱教行为的具体体现，也是佛教对国家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佛教思想在当今中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现代意义。

虽然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已经非常充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一改而新，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但是我们仍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上仍然还有暴力与犯罪，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各种纷争，我们并没有因过着富足的生活而得到解脱。特别是现代社会转型与思想的混乱，传统思想对人们的生活所起到的指导作用正在消减，社会秩序与家庭伦理也受到了挑战，不和谐的现象还时时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强调知恩报恩的思想，推广报恩的理念，宣传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扶持弱者、照顾孤寡、保护儿童，培养爱心之精神，使之成为社会的风气。知恩报恩的思想，是予人方便就是予己方便的思想，这需要从小事做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着想，为他人提供方便，报众生恩思想深入人心，和谐社会就能到来。推广报恩思想，就是让佛教的理念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佛教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更大，这也是佛教思想在当代社会契理契机的运用。佛教界人士做好和推广这项工作，那么三宝的地位将会得到更好的巩固。

今天，崛起的中国正在焕发活力，传统的报恩思想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进行延伸，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也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再次显示了其重要性，知恩报恩的思想将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与实践。（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