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陈声柏 田飞

近日，第三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等40多个学术单位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从提交的170余篇论文中遴选出60篇论文提交发言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传统宗教与社会、宗教对话理论的探究、儒耶对话、佛耶对话、伊耶对话、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对话在中国的实践等7个议题，以科学的态度探讨了“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这一时代话题。

中国传统宗教与社会

对中国传统宗教与社会的关注，是本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的一个重点。这部分的论文主要是从以下两个路径进行论述的：

第一，宗教本身作为一个信仰体系或意义世界，对不确定的生活世界予以框定，但这种框定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日渐世俗化或祛圣化的社会中，这种框定是否会逐渐被消解？在《先秦儒道有限性思想研究》一文中，彭战果认为，先秦儒家从天命那里发现了生存的有限性，道家则从认知缺陷入手，阐明了认知的有限性，而有限性的存在，给予了儒道两家超越自身的前提。在《<国语>中的神与民》一文中，张永路从政治哲学视角解读《国语》中神、民合称这一“神民叙述”模式，探讨了春秋时期独特的宗教信仰。在《知识之神圣性及其祛圣化历史与效应》一文中，任军认为，伴随知识祛圣化，理性、宇宙、历史与时间、语言、宗教也同时被祛圣化。在《民间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之探略》一文中，贺璋瑢认为信仰和宗教作为意义的根源在现代社会仍有巨大的生存空间。

第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传统宗教对话的成功范例，能对解决当今多元文化冲突提供借鉴意义。韩星的《全真道三教合一的理论特征》、姚彬彬的《近现代新儒家与佛教华严学》、郭美星的《试论“玄佛合流”的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意义》三篇论文，分别对道儒释、儒佛、玄佛之间对话的成功范例进行了探讨。

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是本次会议的主题，而关于不同宗教间、宗教与科学、宗教与社会的对话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是会议绝大多数论文涉及的议题。细分起来，可以从以下6方面进行概述。

（一）宗教对话何以可能：理论的探究

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之所以可能，一个基本的解释是：不同宗教在“各自”的独特处之外，还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惟有如此，“各自”才能够相互交流和对话。在《宗教对话——从理解、合作到自身发展》一文中，肖安平提出“对话十诫”和“以灵性实在为中心”的对话点。在《社会发展语境中的宗教对话：从巴哈伊经验说起》一文中，宗树人、万兆元从巴哈伊教义和经验出发，试图在“科学、宗教与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宏大的宗教对话的合理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各宗教团体可以愉快地谋求对话与交流。

此外，另一个解释的逻辑是：只有异质的东西才有对话的必要。那么，这样的宗教间、宗教与科学、宗教与社会的对话的价值何在呢？在《众神相争的诅咒？——宗教对话的核心边缘模式》一文中，郭慧玲区分了信仰世界的核心层次和边缘层次，认为当代全球化形势下的宗教转型、信仰者的多元认同交叉和各种宗教对话理论的建构，为宗教对话障碍的消解提供了契机。张志鹏在《宗教对话与灵性市场竞争规则的建构》一文中认为，宗教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宗教竞争和分割灵性市场，而是确立更为合理的竞争规则和提供更好的灵性服务。

（二）儒耶对话

基督教与儒家（或儒教）的对话，既有大的视角分析，也有小的个案研究。在《从“儒学与宗教的讨论”看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一文中，张言亮对儒家宗教性论争的历史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梳理。在《儒家幽暗意识的觉醒——明末以来儒家对基督宗教罪论的回应与反思》一文中，韩思艺认为，通过对西方民主传统中“罪恶意识”的认识，可以发掘出儒家思想传统中所包含的“幽暗意识”。在《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一文中，赵法生则认为，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心学化的内在超越不同，孔子有着中道超越观。

涉及耶儒对话个案研究的有4篇论文，分别是：丁锐中的《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试——以王徵“纳妾”与“殉明”为例的初步探析》、黄芸的《<交友论>的接受基础及与阳明学友道观念的比较》、张涪云的《马勒伯朗士“上帝观念”及其耶儒对话的努力》、邝禹韬的《朱熹与圣依纳爵的灵修哲学比较》。

（三）佛耶对话

本次会议有关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论文大多存有这样一种反思：基督教这一“普世宗教”如何能像佛教一般，在中国顺利实现“本土化”？在《刚恒毅的“本地化”思想谱系及其对佛教的借鉴》一文中，刘国鹏认为，刚恒毅创造性地借鉴了佛教在华“本地化”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天主教的“本地化”运动。

在《天主教之“补儒易佛”——张星曜个案研究》一文中，刘晶晶认为，张星曜“天教补儒”的思想是经过王朝更迭之后，儒家知识分子自省与反思的结果；而其“天教易佛”的思路是独特而有价值的。在《救苦救难：观音与福音——兼谈基督教中国化》一文中，陈坚认为，中国佛教的“观音”和中国基督教的“福音”在“救苦救难”的问题上构成了共鸣。在《天国与净土——保罗和亲鸾拯救论之比较研究》一文中，陈曦认为保罗和亲鸾两人在思想内容和思想来源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四）伊耶对话

关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对话与反思，在《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全球化和合一运动时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之探讨》一文中，胡梵从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两方面对两教关系和对话之可能做了探讨。在《中国的宗教皈依：对穆斯林与基督徒皈依原因的初步比较》一文中，马强认为，穆斯林与基督徒皈依原因的共性在于其同城市有一定的关联。与此相比，马景的《传教士安献令与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王建平的《瑞典行道会传教士所观察的喀什伊斯兰教与南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社会的关系》两文的反思则更像是一种历史的“互视”。

（五）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伊斯兰教在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圈的时候，同早先的佛教和晚近的基督教一样，都要面临一个漫长且艰辛的中国化过程。这种艰辛既包括理论上的创新摸索，比如哈宝玉在《王岱舆伦理道德“三品”学说探析——兼及伊斯兰与儒家精神的相通性》一文中介绍了王岱舆“三品”说；也包括实践中的磨合交往，比如白建灵在《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与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比较研究》一文中探讨了伊斯兰教在遇到同样是全民信仰的藏传佛教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六）宗教对话在中国的实践

宗教对话的研究可以表现为对历史文献的梳理、理论异同的比较和对话个案的调查等，也可以表现为对更为激烈的文化事件的论争。

梁燕城在《基督信仰融通中国的模式与当前使命》一文中，从利玛窦、李提摩太、戴德生3位传教士生命实践的角度出发，对基督教的普世话语如何在中国语境中生存和发展做出了总结和初步回答，即必须正视并耐心治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创伤。褚潇白在《另类的基督教：从“天兄”形象看“拜上帝教”的中国民间信仰特点》一文中认为，拜上帝教是对耶稣基督形象进行本土意识转化的结果。

在《近代河湟事变与西北基督教的传播》一文中，刘继华认为，河湟事变推动了宣道会对西北回藏的宣教工作。在《相同的使命，不同的理念》一文中，韩清平以圣言会为例，分析了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教方式上的得失、在思想理路上的变动。

在《比较历史学视野下的政教关系》一文中，郭长刚和张凤梅认为，从宗教本质上说，中国社会没有出现一神论、体制化宗教的事实，恰恰表明了中国宗教的发展模式是世界宗教发展的常态。在《舟曲多元宗教的共存与对话研究》一文中，仇任前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舟曲藏传佛教、基督教、民间宗教之间的交流互动做了描述。在《基督教哲学与中华文化的汇通之路——辅仁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孙维认为，作为新士林哲学核心阵地的台湾辅仁学派，在沟通中华传统文化与士林哲学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与贡献。（作者单位系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