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的西藏：重燃佛教复兴之火——范德康

11世纪西藏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阿底峡，阿底峡对于11世纪藏传佛教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也有另外的一些印度学者，也受到邀请来到了卫藏地区，还有一些学者没有受到邀请也来到了西藏，因为他们听说西藏谋生容易，当时的西藏在印度以黄金遍地而著称，也被称为是佛法之地，人们为了学法会付以重金。换句话说，11世纪的印度学者流失严重，许多印度的大学者来到了西藏，而不是去了汉地。如果比较11世纪西藏与宋朝的佛经翻译质量，宋朝译经的质量很差，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好的学者不愿旅行到汉地，他们只到了西藏北部。当绛曲沃派纳错译师邀请阿底峡时，他已是享有盛名的大学者，不过如果整体看一下他的著作，并不能说他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学者，但无疑，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他所有的传记都提到，他的传法是不要钱的，这就和其它来到西藏的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其它的许多学者传法都索求重金，别忘了玛尔巴去了印度三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黄金用完了。

关于阿底峡，有两个长长的传记，一个是由曼哥·如布哇写于12世纪，另一个是钦南札噶写于13世纪。还有其它钦南札噶的写本以及晚期的木刻本等，版本之间不尽相同。此外还有一类类似于旅行日程表的旅行文献，对于研究西藏佛教文化也非常重要，比如非常有名的乌坚巴的旅行记，提到他去斯瓦特、巴基斯坦的旅行，17世纪也仍然有旅行文章，同样也有夏玛尔·噶哇却吉札巴去尼泊尔的旅行记载。此类旅行文献大多都以第一人称写就。如纳错译被派遣去邀请阿底峡，文献中说“我，纳错译师……”，但是文章末尾的跋却记载是仲敦所写，他是阿底峡晚期的一个学生，这时就有了很大的问题，也许原来的作者并非仲敦，而是纳错译师。仲敦是阻止阿底峡传播特定的瑜珈密教实践的人之一，他认为这对西藏不好。益西沃的公开信也提出反对瑜珈密教、双身的修行。阿底峡出生于札霍尔，位于今天印度的达卡，这个地方也以医学传统的中心而有名，西藏医学文献中经常碰到有给霍尔嘉波的著述，说明阿底峡不仅是出生于札霍尔，也是作为札霍尔之王而出生的，喜瓦措也是如此。14世纪时，人们自称札霍尔，并以之为姓，当时有大司徒绛曲坚赞以此为姓取得权力，他的家族主要在琼结，也是五世达赖出生的地方，两个不同版本的五世达赖自传中，谈到其母亲和父亲的支系，也并不相同，一些关于他的家族史的部分被删掉了，不过可以看出，五世达赖自己喜欢成为札霍尔的后裔，并且追溯至印度次大陆，他批评索多巴早期关于札霍尔是来自内蒙古或新疆的说法。他描述其家族史时，是以其它材料为依据，也试图使自己的家族与札霍尔有关。《松赞干布遗教》中也有一些关于札霍尔的记载。

阿底峡在阿里只呆了三年，之后去了卫藏，建立聂塘寺，并在聂塘寺和扎耶巴寺停留了很久。大约1048年，阿底峡在大昭寺的柱子中间发现了《松赞干布遗教》。现有三个不同版本的《松赞干布遗教》，各不相同，我们难以据此作为历史判断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松赞干布遗教》代表了当时西藏的某群人试图，有可能是阿里的王室，为一个古老的地方创造一个历史的框架，这本书有可能是松赞干布的另一个传记，它从西藏开始，从松赞干布是观音化身开始，谈到了松赞干布，提到噶尔东赞如何去唐朝请婚，迎娶文成公主，如何去尼泊尔迎娶另一位公主，如何建立大昭寺、小昭寺？最后还提到松赞干布的最后一天以及他的逝世。这本书极有可能是由噶当派的人写的，而玛尼宝训集是宁玛派的人写的。

该书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叙述，说观音菩萨是西藏的主要菩萨，这种思想可能也是由阿里的王室提出的，是为了将他们自己置于佛教文化的中心。如何再看一下尽管说是仲敦写的、但实际上是纳错译师的自传，纳错译师和阿底峡在去阿里的途中去了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而观音菩萨据说是从加德满都山谷到尼泊尔北部和西藏的保护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种试图，要将观音作为西藏的主要的保护神，迎请到西藏。这种思想通过一系列普通人可以参与的仪轨而完成的，相关仪轨是由仁钦桑布和阿底峡翻译的，这是一种2天或3天的禁食仪轨，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如果一名在家人想在有生之年体验观音或阿弥陀佛，就会遵守禁食的仪轨，在这个仪轨中，观音、阿弥陀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此，普通人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参与到佛教的仪轨当中。当时的西藏并非每个人都是佛教徒。阿底峡和仲敦的三个学生还要出去劝说人们信服佛教，通过讲述易懂的佛教故事来使当地人归依佛教。

11世纪西藏佛教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观音崇拜的出现，观音崇拜成为卫藏地区藏人自我理解的中心地位，在这个新的信仰崇拜形成的过程中，《松赞干布遗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松赞干布遗教》开始，到玛尼宝训，然后逐步扩散开来。在吐蕃时期，观音并不重要，那时的大日如来更为重要。

关于西藏的三怙主，仲敦的三个学生也被称为三怙主，分别是观音的化身，文殊的化身，金刚手的化身，还有其它的三怙主组合，我认为所有的这种三组合都是基于时轮，不只一份断代为8或9世纪的文献中有关于这三怙主的记载。11世纪还有许多其它学者到了西藏，印藏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非常频繁，那若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阿底峡的传记提到，那若巴逝世于1040年，不同的玛尔巴的传记中有些提到了年代，提到玛尔巴不可能遇到那若巴，这对于噶举派来说尤其是个大问题。1200左右，萨迦派的学者达玛坚赞已经指出这个问题，这当然也与萨迦派、噶举派之间的冲突有关。总之，许多印度学者来到了西藏，他们也翻译了许多文献，也写了许多文献并且进行翻译，这在西藏可以赚到很多钱，但其中也难免良莠不齐。当时西藏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心能够判断哪个教法是真正的、是正统，哪个是骗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似的问题逐渐消失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文献和仪轨中还会存在。

11世纪的西藏是个令人激动的时代，人们往返于印度和西藏，翻译文献、学习梵文、藏文、进行修行，于是就逐渐出现了喇嘛传承，一些特定的文献、思想、特定的修行就通过这样的喇嘛传承延续下来了，不同的喇嘛传承就形成了不同的藏传佛教教派，对此还有很多文献需要掌握、去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作者范德康教授（Leonard W.J. van der Kuijp），系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内亚与阿尔泰研究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