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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醒法师简介

　　大醒法师（1900～1952）江苏东台人。俗姓袁。法名机警，号大醒，别署随缘。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1924年夏，于扬州天宁寺出家，秋入武昌佛学院就读，成为太虚门下的一员。1928年至1932年间，主持南普陀与闽南佛学院，并创办《现代僧伽》杂志，发挥了护卫佛教的作用。于此同时，对佛教内的不合理的现象也毫不留情的加以批评，所以得罪不少教内名人。1933年，在汕头主办《现代佛教》周刊；同年冬至1935年秋，在武昌接任《海潮音》杂志主编之职。1936年曾受太虚之命，赴日本考察佛教。抗战期间，滞留沦陷区，对佛教的态度转趋消极。胜利后，复归太虚旗下，1946年任雪窦寺住持。1948年，复主编《海潮音》，后将该杂志携至台湾续办。1952年12月圆寂于台湾，享年五十三。著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评传》、《口业集》、《空过日记》等书，后被辑为《大醒法师遗著》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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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醒法师佛学内容

大醒法师佛教文章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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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醒法师生平

　　大醒法师，俗家姓袁，江苏省东台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988）卒于民国四十一年（1952）。二十三岁时，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后来因读到憨山大师的《梦游集》，对佛教发生信仰，且有出家的念头；二十五岁（1924 年），跟从让之和尚剃度，字机警（晚年别署随缘）。在〈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一文中他叙述了出家的心路历程：

　　‘在民国十一年（1922）秋天，戈公振的父亲开吊，于戈府厅堂中的许多挽章中，我发现有一位和尚吊唁的书信，这个时候其所以引起我的注意者：一是因为那封信袋裱既精致，而又安置在客厅中央最显著的地方；二是因为信纸上的书法写得非常古拙，而尤其是不寻常的“常惭愧僧”的一个别号。当时，不敢说我的思想近于佛教，庸庸碌碌的人，谈不到有什么思想的，不过看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不知不觉中引动了我有走向出家之路的心念。

　　十二年的春初，我谋食上海，常在公振先生那里走走。公振住在时报馆宝塔式的三层楼上，他的床架上挂着一串念佛珠，那时我因知道公振正怀着烦恼的心事，一串念佛珠或者能解决烦恼的问题吧！我心中发动了这样的疑情。有一次我和公振谈起了常惭愧僧，我说：“公振先生，我的个性，我的环境，我出家做和尚最好，而我的心情又不同一般的青年。现在，事事都感到苦恼，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绍跟那位印光法师出家？”公振以沉默的笑容答复我：“出家是好的，可是印光法师听人说他不受徒的，且等待两年，将来我们一同去出家吧！．．．公振的一本《印光法师文钞》就赠与我。”

　　以上文字中，有两点须加说明：一、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大醒二十三岁，是他刚在东台师范毕业的翌年；二、戈公振也是东台县人，是大醒的小同乡，生于民前二十二年（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是民国初年的名报人，曾著有《民国报学史》、《新闻学撮要》等书。他长大醒九岁，所以大醒称他为“公振先生”。

　　就在大醒和戈公振讨论出家问题的翌年──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大醒二十五岁的时候，果然出了家，依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法名机警，别署随缘，号大醒，后以大醒行。这时太虚大师在武昌办佛学院，第一期学生已于十二年开学，第二期尚未招生。是年夏天，大师到江苏泰县的光孝寺讲经，大醒于剃度之后，到光孝寺听讲，谒见太虚大师，以此机缘，进入武昌佛学院，是第二期的学生。与他同期的同学，有寄尘、亦幻、墨禅、迦林、恒渐、枕山、虞佛心、苏秋涛等。教师除太虚大师外，有都讲（相当于教务主任）善因，及张化声、唐大圆等。大醒在佛学院期间，于佛学课程努力用功，深得太虚大师的称赏。

　　大醒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嫡传弟子之一，在提倡佛教改革方面不遗余力，因发大弘愿整僧护教，愿力甚宏，所以太虚大师以“大醒”的字号来勉励他，同时他对于印光大师的佛学思想仍有深刻的体会。

　　民国十四年（1925）夏天，大醒法师跟从太虚大师到庐山讲习，太虚大师在庐山大林寺设置“庐山学宭”（宭同群），选了几个优秀学生，在学宭中学习佛学及英文，为将来环游欧美布教的准备。这几个学生是会觉、满智、迦林和大醒。佛学由大师自授，英文由燕京大学毕业的熊东明居士教授，大醒于此奠下他的外文基础。

　　民国十六年，大醒在南京金陵寺禁足。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大醒奉太虚大师之命，和芝峰法师先后到设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主持学务，大醒并任南普陀寺监院。大醒于此期间，创办《现代僧伽》杂志──后来改名为“现代佛教”月刊。大醒护教心切，在杂志中呼吁佛教一致团结，整顿内部，健全寺院组织，共同护持正法。他以思想新颖、言词痛切，且以文字中涉及人物之臧否，遂为保守的老派佛教徒所反对。如当时净心法师致书太虚大师曰：

　　“旧派意见，不难化除，而新派恐非易融洽．．．昨阅《现代僧伽》一书，批评谛老、印老，及王一亭、黄涵老等．．．任意污谤，云是猪头长老，蛆虫居士。”

　　关于批评印光大师的一段公案，亦见诸他撰写的〈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一文。大醒对印光大师十分崇拜，甚至于他出家的心愿，也是因读了印光大师的书信及《印光法师问钞》而决定的。所以，他出家之后，曾多次参拜印老。在〈拜识印光大师〉一文中，记述他第三次参拜印老的经过：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夏天，我在苏州定光寺休息了几天。这时，印光大师闭关报国寺，我决定了某一日上午去作第三次的参拜。在未去之前，我就料到这一次要受他老人家的呵斥了！因为我在厦门主编的《现代僧伽》，发行已满两年，他老总会见到一、二册的。如果一看到内容，无疑的要视为这是革命佛教的炸弹。果如所料，在关房窗口拜见大师之后，开口便道：“你办的《现代僧伽》，专门是骂和尚的，不怕造口业？你们在厦门办的闽南佛学院，都是革命党新僧，要打倒你，要打倒他，连我印光你们都要打倒！”

　　我马上声辩：“现代僧伽上并没有说打倒你老法师的话，此话从何而来？”他老说：“去年有人告诉我的！”我说：“老法师曾亲眼看见那本书吗？”他说：“他们是拿了两本来的，我不看那样骂人的文字。”谈着谈着，由骂人谈到现代的佛寺制度是否需要改良，青年僧徒应如何教育等，他老又并不一定执着主见。但是，佛寺制度应如何改良，青年僧徒应该如何教育等，请他老发表意见，他又不愿意指示，说到末后，他说：“你就是骂死了他们，他们仍旧不能把丛林改好，骂之无益，枉造口业。”

　　在大醒的心坎里，领受到印光的意旨－“唤不醒人，自己省些力气，而又免得造了口业。”

　　印光大师是陕西人，来江浙地区，只是长期苦修，未自建道场，因此设身处地，他只能尽其在我，而不能苛求他人。然大醒法师是办杂志、提主张，故考虑的立场有所不同。在不同的立场中，仍尊重印光大师的谨慎态度，并受其影响。

　　这次参拜，临辞别时，印老犹殷殷教诫他说：“以后写文章不要骂人，造了口业，赶快忏悔。”以后，大醒即以僧忏为别号，乃是纪念领受印光大师训诫的诚意。又把民国17-23年所写的文章中关于批评佛教的一部分，集成一本书，取名为《口业集》，无非感谢印光大师的教诲，其中有一条：“佛寺住持僧，完全要行考试制度，要政府规定及考试。”经过考试淘汰资质较差者，以确立僧众的水平，避免有滥竽充数的情形。这与印光大师不满意清政府取消度牒考试制度，遂使僧侣水平下降的看法不谋而合。

　　大醒在《现代僧伽》上痛切陈词，呼吁团结，整顿内部，亦有其时代背景。当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佛教的灾难即接连而至。先是冯玉祥在河南没收寺产，驱逐僧众；继之唐生智在湖南打着如来的招牌，事实上是在扼杀僧徒，摧残佛教。冯玉祥的部属，时任内政部长的薛笃弼，建议政府“改僧寺为学校”；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发起“庙产兴学运动”。在这段时间中，南京市长刘纪文主张拆毁寺庙神像，而江浙各地地方上部分前进缙绅者流，多主张提拨庙产，兴办学校。

　　尤其是民国十八年（1929），内政部订立“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亦就是以政府法令达到没收庙产，兴办学校的目的。在这佛教危急存亡之秋，凡是有血性的僧侣，莫不抱着毁身殉教的决心来护持佛教。大醒就是其中一个。大醒这时年方二十余岁，血气方刚，他有为教牺牲的豪气，不计毁誉，呼吁佛教改革，这正是“爱之深、责之切”心理的表现。

　　大醒、芝峰在闽数年，当地僧侣不满于他们主持县佛教会事务之处理，亦不满于佛学院中闽籍学生太少，因此事多障碍。民国二十一年（1932）底，太虚大师抵厦门，辞去南普陀住持，由常惺继任。大醒、芝峰亦辞去佛学院职务，随大师离开厦门。回顾他在闽南五年之间，对于寺务、教务着实有不少建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醒到汕头小住，主办《现代佛教》周刊，继续宣传他对佛教改革的理念。未久，又回到武昌佛学院，主编《海潮音》杂志，鼓吹人间佛教思想。并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了一次《海潮音》的“人间佛教专辑”，发表太虚大师等所撰写关于人间佛教的十八篇论文，在全国佛教界引起强烈的震撼作用。同时他也特别景仰地藏菩萨的悲愿，从民国二十三年在汉口正信会开讲‘地藏本愿经’即可见端倪。

　　民国二十四年（1935），大醒东渡日本，考察佛教，结识不少日本佛教学者，回国后撰写〈日本佛教视察记〉。民国廿五年，他回到江苏，住持淮阴觉津寺，发行《觉律》月刊，继续宣传人间佛教思想。同时创办“觉津佛学院”，培育青年僧才。未几，中日战争爆发，他在苏北联络各寺院僧侣，设立“苏北七县僧众救护训练班”，由他领导主持，训练战地救护人才，卫国护教，颇为地方当局重视，后来战事逆转，政府西撤，大醒对国事与佛教都颇为消极，万事随缘，曾主持高邮善因寺。以后苏北地方不靖，他到上海常寄居于静安寺中。

　　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大醒担任该会秘书长，协助大师整理中国佛教。民国三十五年（1946）夏季，他继太虚大师之后，出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持。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舍报往生，大醒与同门师兄弟亦幻、尘空、灯霞、演培等随侍在侧，为大师治丧。事后，又参与《太虚大师全书》的编辑和太虚大师舍利塔建立的工作，并二度接编《海潮音》月刊。民国三十八年（1949），江南动荡不安，他于是年年初来到台湾，以《海潮音杂志》发行人兼主编的身分，把《海潮音》迁到台湾出版。

　　来台之后，住在台北善导寺，出任该寺导师。民国三十九年（1950）冬天，积劳成疾，患高血压症，移住新竹香山一善寺疗养。一年之后（民国四十年），血压稳定，病况转佳，他应新竹灵隐寺无上法师之邀，到该寺主办台湾佛教讲习会并担任导师，培育僧才，虽然当时的情况是僧才、资财都两难，但仍然能勉强维持。

　　根据晴虚长老回忆：讲习会的学制是三年，应当是属于“佛学院”的体制，但是当时的台湾政府当局，不允许佛教界创办佛学院，碍于政府的掣肘，因此大醒法师以短期讲习会的名义，着手创办培育僧才的教学机构。当时的青年学僧包括有星云、了中、印海等数十位青年法师，且大都是从大陆过来的，颇受大醒的关照。因此，对于民国三十八年慈沆法师被抓，有关“慈航入狱，大醒坐视”一说，印海法师表示，根据他对大醒法师的了解，大醒法师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或许大醒法师默默的帮忙并没有人知道，也有可能碍于当时的白色恐怖而帮不了忙，而并非如传言所说故意不帮忙。

　　根据当时经常亲近大醒法师的郑居士回忆，法师生性耿直且平易近人，不但非常照顾跟随他的弟子，并且愿意主动帮忙女众争取继续受教育以及再深造的机会，甚至于四处帮忙找保证人(当时新生入学时，学校要学生找保人，保人必须要有行号作担保，保证该生在学中思想正确，遵守校规)。

　　郑居士表示，大醒法师很重视生活上的小细节，有一次一位热心的菩萨特别烹煮一道红烧素鱼要供养他，但是他用餐时却一口都不享用，并且说将素菜做成鱼的形状是种执着，这种习气要改掉;虽然如此，但是他在用餐时却一点都不挑剔，并且经常开玩笑说:菩萨的肚子可大可小，从这些小事情当中都可以见到他率真的一面。

　　有些数据记载慈航法师被关，之后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因缘下被释放出来，据吕居士(他的父亲是大醒法师在厦门集美中学的学生,他的母亲是大醒法师的弟子)推测，当时大醒法师交游广阔，与监察院长故居正居士及吴国桢先生的父亲-吴老太爷以及内政部长王德溥交情很深；又根据无上法师回忆，当时经国先生曾礼请大醒法师往观音山凌云禅寺为毛太夫人冥诞诵经。由以上端倪可见：假如没有其它法师出面营救慈航法师，那么或许是经过他私下的斡旋，才使慈航法师重获自由也说不定。吕居士及郑居士均认为，慈航入狱大醒袖手旁观的说法并非事实。

　　大醒法师为善一向不欲人知，郑居士听说，当时他一边暗地里帮忙处理慈航法师的牢狱之灾，一边公开对外声称慈航法师是因为特立独行才会惹麻烦；由于慈航法师是大醒法师早期的学生，老师对学生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古今皆然，即使慈航法师在穿着上比较与众不同，也引起教界一些争议，但是吕居士及郑居士均认为，慈航入狱大醒袖手旁观的说法并非事实。

　　当时的短期讲习会开办半年后，大醒法师猝然中风（1952年三月），半身不遂，乃回到善导寺疗养，十二月十三日安详示寂，世寿五十三岁，戒腊二十七年。

　　大醒生平，以提倡佛教僧伽教育和主办佛学刊物，对佛教贡献最大。早年创办《现代僧伽》杂志，曾撰文呼吁，要求佛教革新制度，健全寺规，整肃僧寺的腐化现象，使当时的佛教界受到极大震撼。后来主编《海潮音》杂志，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主张僧侣应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勿纠缠于死后问题的探讨，成为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忠实宣传者。

　　由于大醒法师对人间佛教的真知卓见，赢得灵隐寺无上法师的敬佩。当时无上法师被教界公认是一位个性直爽而且有所坚持的修行者，大醒法师往生后，无上法师特别在灵隐寺为他盖了一座宝塔以示纪念。因为大醒法师是太虚大师的门下弟子，所以当福严宝塔落成后，大醒法师的骨灰就被迎回福严精舍，无上法师曾经为了这件事而唏嘘不已。

　　综观大醒法师一生，擅长于文学、能诗书、不拘小节且热心佛教文化教育，诚属大悲菩萨示现！他生平发表的佛学论文甚多。主要的著述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诗评传》、《口业集》、‘日本佛教视察记’、《空过日记》等。《海潮音》杂志社曾集其诗文数十万言，辑为《大醒法师遗着》。

　　参考数据：

　　佛教城市网站 －“大醒法师”：于凌波著。

　　《海潮音》第三十四卷三月号，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出版，p22印顺之“大醒法师略传”。

　　妙云集下编之十‘华雨香云’p273-276－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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