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的病态和时代的病态

　　每个生命的离去都会令我痛苦，但是，我还要说，当人们对于余虹的自杀给予许多美丽的解构的时候，他们恰恰忽略了，余虹的死并不比一位普通抑郁病患者的死更崇高、更有哲学意义。对病人余虹自杀的美化是一种掩盖，我们这个病态的时代在这种掩盖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余虹的自杀是一个悲剧，然而更大的悲剧却是有那么多人跳出来给这种悲剧赋予一种象征和符号上的意义。

　　说上面话的时候，我既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不矫情。前年的某个时候，生意的失败、爱与生的苦恼、面对丑恶现实的无力和无奈也让我产生过自杀的年头。这是我一生里第二次想到亲自结果自己。站在上海某公寓的16楼上，夜风呼啸，灯火阑珊的城市安静而温暖。小区里24小时营业的连锁店里空荡荡的，脚下黑糊糊的深渊虚幻而不真实，我好象已经看见了结局：面孔朝下趴在水泥路上，全身的骨头已经摔碎，脑浆流出来，面孔扭曲、满是鲜血，我甚至能够感觉体验到自由落体运动时候那种近于黑色幽默似的荒诞快感，我甚至已经清晰地听到身体接触地面时候那声闷响。就在我伸出一只脚去的时候，我又把脚收了回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怕死，我不怕死，死亡对于我来说即使不是解脱也是轻松一刻。活着很多时候并不轻松快乐，早在26岁因为时代原因身陷囹圄，我就明白这样的道理：做一个英雄是容易的，血一热、眼睛一闭就可以了，但是，做一个人却很艰难，因为活着就要忍受许多磨难、摧残甚至屈辱，那是一场无日无夜、无穷无尽的战斗，但是必须坚持活下去，因为这是生命的责任和使命，每个人都没有放弃的权力！

　　自杀的余虹不是英雄，他没有成就我们这个年代；自杀的余虹也不具备哲学和唯美主义的意义，他还没有具备这样的高度和深邃；当然，自杀的余虹也不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很大程度上，他属于主流和既得利益阶层。即使说话不中听，我还是要说，余虹的自杀只是一个病人的极端行为，他唯一的价值就是证明我们这个生存其中的时代的病态。所有对于余虹自杀的崇高、哲学而且唯美主义的解读和解构都是对余虹的不负责任和羞辱，当然，这种不负责任和羞辱都是善意的，但是，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善意将我们引导向另一个迷途，让我们忘记了坚持、批判、对抗、颠覆甚至忍辱负重这样的时代责任。将余虹比做尼采，则更是一种矫情和自以为是，扪心自问：现实的中国有产生大师的土壤吗？而有趣的是，这些自以为是和矫情的人很多是自诩站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锋们，由此，也可以掂量出中国精英的分量，不过是一堆散乱的尘土而已。

附录（转摘）：

12月5日中午1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余虹教授从他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逝世时年仅50岁。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坠楼身亡。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对一名人大博导猝然自杀作哲学解读，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寻找他自杀的原因，朋友说自杀和写作都是他研究的表达方式。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2002年调入人大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期刊《问题》与《立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美学与哲学。主要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余虹的自杀似乎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其实早在今年7月，余虹在其网络博客上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中说到了自杀的事情。他在文中提到2006年和2007年人民大学先后有两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的事情后说：“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放弃轻生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

　　余虹还说，“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

　　事实上，余虹在自杀前拟好了几封遗书，其中一封托朋友转交给了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杨几乎是在收到信的同时也得到了噩耗，他承认自己看到了余跳楼的现场，“场面很惨”。

　　有人认为，余虹之所以通过转交书信形式辞别朋友，就是想坚定自己离去的信心，他怕见了朋友，会因朋友的劝说而改变主意。

　　在给文学院的遗书中，余虹表示，自己在人大的经历是“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祝福所有朋友”，“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