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峰：活佛的世界——金席大师贡唐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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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峰：活佛的世界——金席大师贡唐仓（三）

　　苦修岁月

　　也许是早有预见，抑或是特别偏爱，拉科仓大师为贡唐仓活佛传授了数百个密宗灌顶

　　1935年，9岁的贡唐仓活佛经过三年学前教育，正式进入拉卜楞寺最大的闻思学院学经。闻思学院，俗称“大经堂”，是拉卜楞寺僧人学习显宗（即佛教哲理）的学院。

　　藏传佛教格鲁派注重显密双修，作为格鲁派僧人学习根本的显宗学院，大经堂不仅在拉卜楞寺规模最大，最盛时僧侣达3000人之多，而且学级之多，年限之长，修课之繁，远远超出其它学院。它仿效拉萨哲蚌寺郭莽扎仓建成，主习显宗一切规章教律，以研究三藏（即论藏、律藏、经藏）、三学（即戒律、禅定、胜慧）、四宗（即有部、经部、唯识部、中观部）为主，通过背诵、师授、辩论的形式，达到通晓释量、般若、中观论、俱舍、律学五部大论。这五部经典，是僧侣必修的课程，分13个学级进行，一般要15年才能学完。

　　因明部，学程五年，分五个五级。一至四年级为集类，即五大论的启蒙课程，通过常识性的一般辩论，学会一定的逻辑学和认识论，能够解释“正确认识”与“不正确认识”之间的区别。第五年学习因明，即佛家逻辑和认识论，要求逐渐提高，辩论更深的内容，如“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等。要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背诵《入中观论》和《现观庄严论》二部经文，达到这个标准，可进入般若部学习。不及格的，除受斥责外，派作经堂的勤杂。

　　般若部，学程四年，分为四个学级。所谓“般若”，意为“智慧”，学习内容进一步深入，着重阐明证得解脱的方法，如何成佛。在般若部毕业后，如是活佛便可被选派为属寺和本寺的法台，一般学僧即相当于高中毕业，还不能算作学者。学习无前途者，可参加职业训练，如刻经版、经济管理等。

　　中观部，两年学程，分两个学级。所谓中观论，系佛教宗派之一，为格鲁派的主见。它取佛家常说的“断见”和“常见”两种见解的中间观点，即不断不常之折衷观点，称中观学派，主要内容是阐明一个信徒从发菩提心，直到佛果功德完成为止。

　　俱舍部，四年学程，为一学级。所谓“俱舍”，意为对法藏论，包括“颂”与“论”两种，实际上是解说和论证佛经仪理的一种体裁，是成就佛教智慧的手段。

　　戒律部，只此一级，修行期限不定。律是佛教对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戒律部是僧人在学习理论之后，以修行持戒为主的学部，没有一定的年限。许多僧人到此为止，有的终老一生，有的另谋发展，有的转入其它部门，只有极少数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才能考取“格西”学位。

　　闻思学院的学习方法是背诵与辩论相结合，辩论尤为重要，分为三种形式：最普遍的是在讲经院本级僧侣互相问答，答辩者一至二人，提问者不限，或两名答辩者到上级班去辩论，由上级僧侣提问；也可以是两名答辩者到下级班去辩论，由下级级长或学习优秀者提问。第二种是在每年4月19日至24日举行的辩论大赛上，寺主嘉木样亲自参加主持，学院高僧和僧侣全部参加。第三种是在七月法会和重大喜庆日子里，在大经堂内由两人行走答辩。

　　闻思学院的最高学位为“多仁巴”，这一学位的考取十分严格，考僧必须是俱舍部毕业者，先是法台经观察、了解，在俱舍部学僧中选出120人作为“多仁巴”候考人。正式考试的前一月，由嘉木样预考一次，令其背诵五部大论之“根本论”，合格者，才能参加正式考试。

　　“多仁巴”候考人参加考试，每人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凡考试不及格，或自愿退出的候选人及未被选为候选人的学僧，终生再无考取机会，他们只有在戒律部养老。“多仁巴”考试科目为五部大论，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农历正月十七至二十一日，第二次在农历七月初九至十三日，每年只录取两名，因而十分不易。

　　考试方法别具一格，不是人们印象中静悄悄的笔试，而是大庭广众之下的当场回答。考试前，总法台通知全寺的格西僧众到会，考场气氛庄重，有时临时撑起大帐幕。遇到大活佛参加时，会场更为庄严肃穆，笙箫管笛声和谐幽雅，香柏青烟缭绕，各执事喇嘛们服饰华丽，步态安详......考生坐于中间，任凭僧人和格西们问难，考生必须一一回答。提问者提出问题时，拍掌高呼，挥舞念珠，做出各种奚落答辩人的傲慢姿态，答辩人不准发怒、生气。答错时，僧众以手背相击，呼喊“嚓嚓嚓！”答辩者答不上来，或提问者提不出问题时，全体僧众鸣掌高呼“噢哈哈！”喝倒彩以示讥讽。答辩者或提问者得胜时，僧众随时喝彩，表示赞赏。胜者兴高采烈，败者羞惭难堪。整个辩论过程情绪热烈，气氛高涨。藏传佛教这种独特的考试方式，比一般考试只限于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的回答难度要大得多，它是对考生各方面素质的考验。如果考生对所学经典不能融会贯通，就难以回答众僧从各角度、各层次、各方面提出的问题。

　　贡唐仓虽然是拉卜楞寺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他在闻思学院的学习却清苦而严格。那时寺院的规矩是各活佛的生活由各自的囊欠负责，寺院并不统一供给。囊欠富一些，活佛和他身边的喇嘛生活就好一些；囊欠穷的，生活就差。贡唐仓的囊仓本来比较富裕，但由于五世贡唐仓圆寂后举行了盛大的供祭，花费很大，到六世贡唐仓时，就不太富裕了。囊欠的收入主要靠布施，六世贡唐仓年纪小，不能出去进行佛事活动，布施不多。加之他的囊欠很大，有10多个院子，每个院子都有分管各人事项的人员，开支很大。所以大师生活比在舅舅家时清苦得多。常常是早上起来，喇嘛送一点酥油糌粑，中午不送饭，只吃点早上剩下的东西，直到晚上开饭。至于肉，一周左右才能吃到一两次。为了改善生活，管家曾派出两个喇嘛，到四川松潘和青海做茶叶和盐巴生意。

　　大师学习十分认真。每天天不亮起床，洗漱后吃点糌粑，在太阳出山前赶到学院。学习地点冬春在金瓦寺右边的露天论坛，夏季则在小松林论坛里。与盘腿席地而坐的喇嘛相比，他得到的唯一优待是可以坐在石台阶上，但没有座垫。冬天下大雪时，“课堂”才改在经堂里。一天的功课排得满满的：上午念、背、辩（讨论）；中午回囊欠吃点东西，稍事休息，继续念、背、辩，晚上又学到星斗满天。通过这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苦学，年轻的贡唐仓活佛在学僧中出类拔萃，学问日深。白天，他驾着理解之舟，沉浸在印度弥勒及宗喀巴、甲曹杰等大师所描绘的佛经世界里；晚上，躺在他囊欠的卧室里，常常闭目默思，以求顿悟。

　　1944年，贡唐仓活佛已在闻思学院学习9年，作为活佛，他可以毕业了。这年冬季学期，他与益西嘉措结伴就《般若论》辩论。在一连五天，每天三场的毕业辩论中，年轻的活佛思维敏捷，对教程理解深刻。面对多位学者的提问，他沉着应答，吐词精妙。拉卜楞寺数千喇嘛旁听答辩，不断地以欢呼和鼓掌表示叹服。一些高僧对他的回答极为满意，还特意赠送了有奖励含义的礼品。

　　在专心学习显宗的这段时间，贡唐仓活佛曾于1936年随嘉木样大师，前往夏河县甘加草原，迎接莅临拉卜楞寺的第九世班禅大师。

　　1937年5月5日，五世嘉木样赴西藏求法。临行前，贡唐仓活佛在他的拉章为嘉木样设宴饯行，呈送曼陀罗（梵语音译，“坛”、“坛场”之意，为密宗修行的一种仪规）等礼品，并亲自送到青海的果洛，之后顺便回到若尔盖草原看望他的亲人。

　　1938年，活佛因吃韭菜中毒，病情严重。嘉木样得知后专门从西藏发电慰问。佛父闻讯后请若尔盖辖曼寺的洪拉大师算卦求治。洪拉梦中见一首诗，诗文提示“赴南方为宜”。大师启程南行，经过甘川交界的墨曲河后，果然不治自愈。在查理寺，三世安曲活佛为大师传授了长寿灌顶等。

　　使贡唐仓活佛永生难忘的是，在他学习显宗理论的这一阶段，一位著名的高僧为他传授了数百个密宗灌顶。这位大师就是拉科仓•久美陈勒嘉措。这位高僧虽然佛位不高，但佛学造诣博大精深，德高望重，名贯青藏，弟子众多，曾作过第九世、十世班禅大师，第五世嘉木样，以及甘肃、青海、四川各大寺院许多活佛的传法教师。他一生收到的布施很多，全部修了寺院，塑了佛像，主要著作有《中观广破认识论》、《至尊罗桑嘉样益西丹巴坚参传》等。他圆寂时，留下遗嘱，不再转世，因而退出活佛转世系统。

　　1939年，13岁的贡唐仓活佛在拉科仓大师座前，聆受了弥扎、金刚曼 、瓦日百法等密宗灌顶。这些灌顶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月，如金刚曼总共要灌42次，最多时一天三四次，前后达24天，从此，拉科仓活佛似乎对这位年轻的活佛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或接受其请求，或主动为其传授密宗。从而使贡唐仓大师成为目前中国藏区接受灌项最多的一位大活佛。

　　密宗，藏语称为“桑俄”，意为“秘密真言”，也称“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金刚乘”、“真言乘”等。它是相对显宗而言的。显宗为哲理，指通过明显的教理去修证，可向任何人传布；而密宗则修习一些不允许向外人道的密法，最后获得正果。按照佛教教义，显宗、密宗是学佛的两种途径，两条道路。不同的是，显宗是为大众设置的，而密宗是为少数有“法器”的人设置的。

　　“只向少数有‘根器’的人秘密传授真言密法”，这是传承密宗的根本原则，这即是通过广授法师之灌顶，使有“法器”的弟子入密宗金刚乘门，完全摆脱生死轮回之苦，进入涅磐寂静的境界，达到自身和众生的解脱。

　　在宗喀巴之前，藏传佛教显密两派曾长期争论，甚至水火不容。宗喀巴认为显密二宗如同鸟的两翼一样，应该互相帮助而不应互相轻视、排斥。在修习上他提倡显宗、密宗并重，以持戒、修德为本。倡导在学习显宗的深厚基础上，才能系统修习密法。密宗讲究修持，仪轨复杂，所有设坛、供养、诵咒、灌顶，均有严格规定，需经阿奢梨（导师）秘密传授。

　　修密宗者必须先发“净菩提心”（即自性清净心），具有“救度众生”的大慈大悲，然后拜师。在上师确认其具备修习密宗的潜能和可获“正果”的希望后，才接纳弟子，作一次入密门灌顶仪式，这时才进入被视为密宗“根基”的“加行道”修持。加行道修持有几种：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四皈依”、五体投地叩拜的“大顶礼法”、供曼陀罗、念神咒。只有把加行修持的上述各项修满10万遍，才有资格进修本尊法。如果被上师观察为是大根器者，则可在属于成就修持和高级修持的“五部无上金刚大法”（大威金刚、胜乐金刚、时轮金刚、集密金刚、欢喜金刚）中选修一种而专修。

　　传授密宗有五种层次：大灌顶，即当场赐予所修本尊的权力；小灌顶，赐予以后的权力；教敕，专门讲授密典；另外一种是一边念经，一边解释疑难。第五种是打开经卷，一直念下去，一句话也不说。藏传密宗把“上师”作为修行者修法求道的必备条件，强调“视师如佛”，上师被尊为传承释迦佛祖全部智慧遗产者和真谛阐述者，因而弟子要在莲花台前向上师和佛前跪拜三次。

　　贡唐仓活佛所学的大小500多个灌顶，除两个为当时查理寺80多岁的安曲活佛传授外，基本都是拉科仓大师传授。十分珍贵的是，拉科仓大师所授的灌顶中，除三分之二是贡唐仓活佛请求外，有三分之一是别人请拉科仓大师为贡唐仓活佛传授。至今回想起来，贡唐仓大师对此仍十分感慨。他说：“大威德、胜乐这些高级灌顶，目前在包括西藏在内的藏区，能灌顶的活佛、高僧不多了。我当时10多岁，拉科仓是当时西藏都承认的大密宗师，学的灌顶最多，他把所学的灌顶几乎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我，对我如此特别关照，也许是大师当时就预见到将来有失传的危险吧。”

　　在拉卜楞寺僧众多次强烈要求下，贡唐仓大师于1994年为僧众传授大威德、胜乐灌顶集。为什么是灌顶集呢？大师解释说：“比如说时轮神是个大神，其随员神就有1000多个，每个神的经都要念。对普通群众来说十分难得的时轮大灌顶，就需要四天时间，每天都是从早上讲到下午，中间吃顿饭。如最简单的观世音灌顶，我所学的就有10多个，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灌顶：两只手的，四臂的，11个头的，千手千眼的，等等”。

　　1945年，贡唐仓•丹贝旺旭活佛19岁。在此之前，德高望重的三世安曲活佛圆寂，享年96岁。为了主持查理寺教务，贡唐仓大师向嘉木样呈上报告。之后带着他的管家，一路念经，前往他的本寺查理寺，开始了他19岁基本学成之后一边继续修行，一边弘扬佛法的青年时代。

　　贡唐仓大师住锡川西查理寺修行传法，善行大德开始远播四方

　　位于四川西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查理寺，是贡唐仓大师的众多属寺之一。寺院座落在一条苍翠的峡谷谷坡上，环境十分幽静，谷底清水潺潺，阳山坡上覆盖厚密的绿草，阴山坡布满茂密的松林，气候温湿可人。由于原寺主安曲活佛学识、威望很高，查理寺过去就闻名川西一带。自从安曲活佛把宝寺送给贡唐仓大师后，寺院的地位就更加不同一般了。

　　这座寺院，藏语又叫“华丹玛桑林”，意即“骑狮子的文殊菩萨的寺院”。相传二世安曲活佛建这座寺院时，从地基下挖出一尊石质的文殊菩萨骑狮子的像，因而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查理寺被视为文殊菩萨降生的地方。

　　年轻的贡唐仓活佛和他的随员骑马南行，穿过辽阔的草原，翻越连绵的山岗，直奔查理寺而来。寺中数百名喇嘛早已在谷口列队迎候。看见大师的骑乘在前方出现，虔诚的喇嘛们鸣奏法器，念诵吉祥祝词，纷纷向年轻的大活佛行跪拜礼。为庆祝贡唐仓•丹贝旺旭活佛的到来，寺院专门举行了盛大的法会，全寺喇嘛念经三天。远近各部落的群众闻讯后也纷纷赶来，烧香顶礼，一睹出生在他们故乡的大活佛的风采。之后，大师回到故乡辖美，认定了洪拉大师的转世。

　　结束了在拉卜楞寺的苦学，来到查理寺主持教务，贡唐仓活佛开始了他一生中另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他到川西的大寺院独立执掌教务，把查理寺这座主要以显宗为主的寺院完善提高，确立了考取“多仁巴”学位的制度。在原来“格贵”的基础上设置了“协敖”（即维护法会秩序的铁棒喇嘛），使寺院管理得以健全，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活佛告别了过去基本是单一的青灯黄卷的学经阶段，真正开始面对社会。还是在从甘肃拉卜楞寺到川西查理寺的旅途中，受到各地土司一路恭敬迎候的活佛，就目睹了贫苦百姓的饥寒状况。到查理寺后，每当看到前来朝拜他的信民中那些袍子破旧、生计艰难的牧民，他的慈悲之心就难以安宁。他无法安坐寺院，便经常到甘、青、川各省的草原上去，深入部落，走进牧民帐篷，察看群众的生活，亲自为他们念经祈福，让他的善良的信民们得到精神安慰。很多的情况下，牧民是在他走后才知道来的是贡唐仓大活佛。

　　1946年，贡唐仓活佛20岁。这年6月15日，大师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卡松地方的请求，为僧俗大众传授时轮大灌顶。这是贡唐仓活佛在他功德无量的弘法生涯中首次举行的规模较大的法会。法会主讲台设在卡松一个叫泽曲噶玛滩的草山坡上。大师端坐庄严的法座，纵目望去，上万名信民匍匐在地，不停地跪拜，不停地抛献哈达。这些虔诚的人们，来自甘、青、川交界地区不同的部落，为了聆听大师讲经传法，早早地骑马奔驰，甚至徒步跋涉而来。几天的路程虽使他们疲惫不堪，但他们渴望的心灵却是万分幸福的。贡唐仓活佛深深理解他的善良的信民们祈求幸福的愿望，不畏辛苦，在高原的烈日下整整讲了三天。他用深沉、浑厚的讲经声，为世间大众祈求幸福和安宁。

　　首次大讲经获得圆满成功，贡唐仓活佛功德深厚的美名开始在草原传播，各地请求传法的活动应接不暇。1947年农历4月14日，32岁的五世嘉木样英年圆寂，贡唐仓大师迅即返回拉卜楞寺，举行盛大供祭。秋天，大师又应四川玛尔康的卓克基、松岗等部落土司的请求前往传法。尤其是在卓斯甲传法时出现的“观音香露”的奇兆，传遍川西草原。

　　卓斯甲在今四川阿坝州玛尔康境内，邻近西康。在这个地方一个地势十分险要、要跨过群众称之为“观音桥”的木桥才能到达的山上，有一座观音菩萨庙。庙中最珍贵的是一尊自然形成的四臂观世音菩萨像。关于这尊观音菩萨像，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有一天（不知是什么年代）当地一位老汉赶着牛耕地时，突然听到地下有个声音说：“擦疼了！擦疼了！”老汉循声挖下去，发现土里理着一尊自然天成的四臂观世音像，细细看去，像上果然隐隐有犁铧擦过的印迹。当地群众自然对这尊佛像十分崇拜，专门修庙供奉。此后阿坝州的藏民朝拜西藏前，一定要先朝拜这尊观音像，以祈求保佑平安、如愿。

　　1947年10月，贡唐仓大师来到山上朝拜，他在观音庙中念经三天。之后，大师接受信众的请求，在佛像前传授观音灌顶。在传授时，突然从观音菩萨像上流出清香的甘露。聆听大师传法的僧众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奇兆，无不感到激动、幸福，对贡唐仓大师更是无比崇信。

　　大师奔波在苍茫的草原上，他不仅通过讲经宣扬佛理，劝导世人友好相处，而且以他的威望和影响，做了许多有益国计民生的事。他到一些部落去，看到土司和百姓之间有不少表示身份等级的不平等礼节，就开导土司们：“人有上下长幼之别，却无高低贵践之分，应当废除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礼节，人人平等相待。”听了大师的规劝，土司们诺诺称是，很快付诸行动。

　　当时甘、青、川交界的一些农牧区，蔓延着私种鸦片的恶习。有关资料记载：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些地方，以广种大烟出名，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竟形成了以卓尼、夏河农业区种生烟，临潭县旧城和夏河县城加工、贩卖鸦片的一条龙式生产销售网。加之解放前后，这里流窜着大小20余股国民党残部及土匪，他们为了满足自身吸食毒品的需要和筹集活动资金，在其盘踞的地盘和据点大肆种、贩鸦片外，还教唆、诱骗、胁迫部分藏族群众私种大烟，使烟灾更加泛滥成灾。据调查，到195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时，仅甘南就发现有3个县的450个自然村“以种大烟为生”的农牧民1.1万户、6万余人，每年种大烟3.8万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7%。在临潭旧城和拉卜楞镇，专门从事毒品加工的个体专业户100多家，烟贩200余人，每年有成千上万斤鸦片被商贩从这里贩往临夏、兰州、西安等地。川西一带也不例外，松岗、卓斯甲等地也是很有名的鸦片产地，不但销到成都、兰州、西宁，还被贩运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南方大城市，人称“川西膏子”和“川土”。

　　甘、青、川三省交界的藏区之所以烟毒弥漫，一是这里均属地域偏僻的深山老林，交通闭塞，处地隐蔽，不易发觉。而且全是二阴山地，降雨充沛，土气湿润、肥沃，日照强烈，树叶腐烂后变成的有机肥料充足，具有亚热带林区的特征，十分适宜罂粟的生长。二是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高喊禁烟，实际上是“明禁暗不禁”、“禁人不禁己”，结果当局禁种的告示年年贴，山上的鸦片却年年种，而且越种越多，及至种植、加工、贩卖、吸食鸦片的活动愈来愈猖獗，并逐渐趋于公开化。

　　贡唐仓活佛第一次看到鸦片，还是他到查理寺以后。

　　有年夏天，他到今四川省阿坝州的松岗农区，看到草山坡上一片片被开垦过的地块里，开满了看起来十分绚丽的白色或粉红的花朵，似乎有点像拉卜楞寺院花圃里的芍药花。随从告诉他，这看起来艳丽迷人的花儿，就是害人不浅的罂粟花。

　　大师惊讶地“哦”了一声。关于鸦片的故事，他多年前就听老师毛尔盖特卜丹讲过。老师说，距离中国很远很远地方的英国人，用兵舰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把看起来象黑牛粪一样的鸦片运到中国，不仅换走了中国无数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吸食成瘾，变成了面黄肌瘦，干不成活，当不成兵的烟鬼。现在这种开得十分灿烂，却祸害无穷、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鸦片花，竟然出现在草原上，活佛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他召来当地的土司，神情严峻地讲说种鸦片的害处：“从眼前看，鸦片很值钱，每年能卖很多很多钱。从长远看，越来越多的人吸上鸦片，人就要变成鬼，会使很多人家破人亡。钱要挣，可不要挣害人的钱。长此下去，罪过可是不小，草原上不能种这种有罪的东西”，土司们听后诚慌诚恐，诺诺而退。

　　1948年3月15日开始，贡唐仓大师应松岗土司的请求，在松岗曲波闹吾林寺第二次传授时轮大灌顶时，对参加法会的大小土司等3000多名信众再次宣讲种鸦片的坏处。土司们回去后纷纷行动起来，他们告诫那些种鸦片的人：“贡唐仓活佛教导了，种鸦片有罪过，你们赶快把鸦片铲掉！”各部落的群众怀着对贡唐仓大师的信服，很快拿上棍棒，成群结队地上山下沟，把正在开花的鸦片全部打掉了。没有多长时间，这里的牧民就把“害人的魔鬼赶出了草原”。

　　贡唐仓大师在川西禁烟的故事，不久传到了成都、重庆、兰州，甚至到了南京。人们说川西不再种鸦片了，是一位叫贡唐仓•丹贝旺旭的活佛亲自到各部落劝说的结果。国民党甘肃省、四川省于是专门致函，赞扬活佛的“功德”，南京政府还特意邀请活佛到南京去，准备给予嘉奖。大师一笑置之：“劝说人们不要做不好的事，这是佛门中人应作的事。”他没有离开川西去南京。

　　从1945年开始，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在查理寺度过了约十年岁月。冬日里，他端坐在自己囊欠（即活佛的佛邸）的经房或寺院的经堂里，心神完全沉浸在佛经典籍之中。在雪山环抱、静谧得如同与世隔绝般的查理寺，大师的诵经声伴随着法器的奏鸣声，昼夜不息，格外激荡人心。夏秋季节，大活佛走出寺院，奔走在甘、青、川接壤的草原山岭间，讲经说法。得到的布施，他大多又拿去接济穷苦百姓。经常是，有些穷苦的信徒向活佛奉献上一块酥油，活佛回赠的东西反而更多，要么是更大的一块酥油，要么是一皮袋青稞炒面。

　　在查理寺期间，贡唐仓大师的善行大德，开始远播四方。他走到哪里，那里便留下神奇的传说和感人的故事，如前面叙述的“观音香露”便是一例。为记叙方便和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这里集中介绍一下贡唐仓大师在查理寺及以后的岁月里的一些传说故事。

　　传奇之一：拉古奇泉。藏族人民有一个用来祭祀、祈求“保护神”保护的节日，名叫“插箭节”。该节没有固定的日期，一般由部落按宗教方式择定。某一部落、地域、村庄的“保护神”，均设在当地最高的山巅或交通要冲的山崖隘口上。人们用五彩的箭垛作为供奉的象征，每年为信奉的“赞神”、“敌神”（即战神）、“阳神”（即男神）等举行插换新的彩箭的仪式，十分庄严、隆重。贡唐仓大师4岁时，有一次舅舅阿丹土司率领全部落的人到附近的拉古山上去插箭煨桑，他也跟着去了。后来大家口渴了，阿丹土司便打发他家的牧工拉玛甲到山下去打水。拉玛甲准备走之际，当时叫班钦嘉的贡唐仓大师突然说：“山上有水，大家跟随我去喝。谁都认为这是座干山，不会有水，但还是好奇地跟着小小的班钦嘉去找水。来到一处地方，班钦嘉揭起一块石头，石下便现出一窝水，大家争相来喝，却怎么也喝不干。奇怪的是，在班钦嘉被选为贡唐仓五世转世灵童离开热合东部落后，这眼泉却神奇地干涸了。

　　传奇之二：银币贴墙。大师幼年学经时，曾有3000喇嘛目睹这一情景：一日有位施主来拉卜楞寺供斋布施，按惯例也分给大师一块银币。大师拿到后随手抛去，但见那枚银币光闪闪飞到大经堂高墙上，竟贴墙不落。

　　传奇之三：雪塔失踪。有一年冬天，大师回家乡辖美过年时，在一个雪天和喇嘛们堆雪塔玩，天黑回去时，大师叮咛喇嘛看好他堆的雪塔，等到第二天天亮来看时，地上的积雪和其他喇嘛堆的雪塔仍在，唯独不见了大师堆的雪塔。仔细查看，又不见有人搬移的痕迹；天寒地冻，更没有消融的可能。询问看守雪塔的喇嘛，也弄不清雪塔到那里去了。

　　传奇之四：贡唐药泉。1956年夏天，大师一行骑马经过噶科洛（今四川省红原县贾若乡）的一座石山，正当大家感到口渴时，大师的坐骑忽然用蹄子踩出一个洞，立时清水汹涌，形成一眼旺泉，大家高兴地手捧泉解渴。虽然水不好喝，但喝后胃里很舒服群众知道后纷纷传说能治百病，从大老远赶来喝，多的时候一天有一两千人，后来这眼泉被人们称之为“贡唐药泉”。1958年大师入狱后，当地有领导认为这是封建迷信，禁止群众去喝。远近的藏民却依旧偷偷去喝。禁不住，坏心人便杀虫药粉撒进泉里，但药粉很快又随涌出的泉水飘走。有人又扔进死猫烂狗之类的污物，群众捞出后继续喝。80年代初经专家鉴定，水中富含矿物质，确实能治病。到这时，有人又想发财，便用铁丝把泉水围起来，规定人喝一次收一元人民币，牛羊等饮一次收伍角。后来大师知道了这件事，进行了严厉批评，这才取消了收费，群众得以自由饮用。

　　还有一个与水有关的故事。大师到查理寺后，发现该寺僧人瘸腿的不少。细问之下，原来是饮用山林中流水的缘故。1950年，大师亲自设计，用竹筒将山上的泉水引下来饮用，从此以后，查理寺持棍跛行的喇嘛大减。

　　传奇之五：贡唐手印。在甘肃省夏河县甘加草原上，有一白石崖洞，相传是密宗行者修行的地方。有一次大师为祈求草原人丁兴旺，到山洞念经祈祷。当他离去后，人们发现大师的手按过的白石上，留下了清晰的手印。笔者1994年7月专程赴拉卜楞寺参加大师第十次时轮大讲经时，曾与美国李玉玲小姐等众多大师的敬仰者前往甘加草原朝拜白石崖洞。我们的汽车在无路的草原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来到一处地势突兀的草山坡上，但见高处是两座险峻的石山，石峰夹峙的峡谷里松林茂密，一股汹涌的溪流从谷里潺潺流下山去。我们弃车步行，沿着溪流走向谷口，然后顺一条羊肠小道爬向敞开在左边石峰半腰的白石崖洞。洞口很大，里面供奉着佛龛，有不少泥塑佛像。在洞壁右侧的地方，倾斜一块巨石，上面显出清晰的手掌印，五指指痕分明。大家纷纷照像留念，并把自己的手放在手印上亲自感受一下。在这个海拔4000米左右，人迹罕至的石洞里，大家亲眼看到了大师当年念经时无意间留下的手印，无不称奇感叹。

　　传奇之六：牛首护法神鼻中流血。1958年3月，大师在查理寺为一万多名僧俗信众传授时轮大讲经（第六次）后，来到附近一座叫“尕尔钦寺”的小寺，寺中有一幅绘着牛首护法神的唐卡画（藏族一种用布或纸、羊皮、丝绸做底，彩绸镶边装裱而成的卷轴画，内容包罗万象：佛像、人物、说法图、佛经故事、生活习俗等）。在大师念经时，有人看见画上护法神的鼻孔中，突然流出鲜红的血来。由于灯光暗，起初看不太真切，等点了汽灯细看，发现血滴如桃形，似乎还有细血丝相连。人们惊异不已，有人还拍下了照片。当时目睹此景的阿克•特布丹大管家回忆说：“大师念了三天三夜经，血没有止住，流得更大了，那正是大师遭厄运之前，至今血印还能看见。”

　　传奇之七；丹达林奇遇。在距今四川省红原县城两三公里的地方，贡唐仓大师有一处马场，1953年二三月间，大师来看马时，在河边的林中休息，因天气很冷，便自己动手修了一间简陋的房子。正考虑起什么名字时，来了一个讨饭的，送给活佛一块刻了六字真言的石头，问其叫什么名字，讨饭的回答：“丹巴达吉”（藏语意为“发展宗教”的意思），说完便走了。大师心想：这附近又没有人家，却突然来了一个讨饭的，而且说出这样一个寓意非常的名字，很是奇怪，遂把他所建的房子命名为“丹达林”。并在丹达林一直静修到1954年嘉木样大师派代表来敦请他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

　　“六字真言”（或称六字箴言），这是藏传佛教最著名的祈祷语，音译为“嗡嘛呢叭咪哞”，千百年来被视为佛教秘密之莲花部的“根本真言”。“嗡”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身、口、意于佛成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梵文意为“如意宝”，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来自龙王脑中，若得此宝珠，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 ”，梵文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暇；“ ”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意即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渡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通俗意译丰富多彩：或译“好哇！莲花湖的珍宝！”或“愿我功德圆满，与佛融合”。或“法、报、应三身，如意宝珠，莲花成就”等等。

　　短短一个音节，竟蕴含了如此深厚的内容，把古往今来人类生活的生生死死、苦辣酸甜、理想和愿望囊括其中，难怪世世代代生活在雪域的藏族同胞，生生不息地默念吟诵，永不觉枯燥，永不感乏味。在藏族地区，“六字真言”随处可见，充耳可闻，印在经幡上，刻在经版上，藏在转经筒里，念诵在信民口中，心里……

　　传奇之八：净水碗生出莲花。1991年贡唐仓大师在拉卜楞寺举行法会，即将结束时，供在大师面前的净水碗中，忽然生出一朵小小的莲花，参加法会的僧侣们争相目睹，还把生出莲花的水碗捧给了嘉木样大师。之后，碧蓝的天空还现出五彩祥云。人们奔走相告：莲花祥云是昭示法会圆满成功。

　　传奇之九：巨石中蹦出青蛙。1984年，贡唐仓大师到甘肃省玛曲县尼玛乡，攀上草原远处的一座石山，当看到山腰一块低洼的、避风向阳的地方时，顺口说道：在这儿修几座房子讲经的话，很好，只可惜中间这块大石头不好搬掉。大师走后，当地的信民自发为大师在半山腰修房子。当用炸药炸开那块一米多高、二米见方的石头后，中间突然蹦出一只活生生的大青蛙。笃信神灵的群众叹为奇兆，将这只在见不到阳光、吃不到食物的巨石中不知生活了多少年的青蛙视为神物，正准备供奉起来时，转眼间青蛙便不见了踪影。

　　传奇之十：黄河现彩虹。滔滔黄河从青海高原进入甘肃境内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的草原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黄河第一曲”（曲即弯），由此蜿蜒北上。1988年6月，贡唐仓大师在盛况空前的阿万仓大讲经结束后到玛曲县休息了两天。一天早上，大师对随从和县上的官员说：今天下午黄河上有彩虹出现，我们就以彩虹为背景照张像吧。大家看看天空，万里无云，湛蓝如洗，看不出要下雨的迹像。有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不大相信。当下午太阳西斜时，天空突然浓云密布，阵雨倾盆而下，不一会雨过天晴，宽阔的黄河上空，现出一弯斑谰的彩虹。人们欢呼雀跃，莫不敬佩大师的先见之明。

　　传奇之十一：大昭寺奇遇。1985年10月，贡唐仓大师为修复拉卜楞寺大经堂，率领代表团赴西藏考察佛殿建筑。大师在拉萨朝礼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及大昭寺等各格鲁派圣迹，同时广为布施，并在甘丹寺讲经传法，其间出现多种奇兆。大师去大昭寺时，在门口一位藏族老太婆献给大师一个白海螺，而当年一世贡唐根敦彭措在拉萨送一世嘉木样回夏河故里兴建拉卜楞寺时，送的也是个象征法音的白海螺，以后佛法果然传遍安多藏区。三世贡唐丹贝仲美曾在大昭寺文殊菩萨壁画前献哈达时，那哈达便奇迹般沾在壁画上文珠菩萨的胸前。两百年后，六世贡唐仓大师再次来到这幅文殊菩萨壁画前，他献的哈达同样沾在了壁画上文殊菩萨的胸前，开始怎么也掉不下来，后来群众在大师的哈达上抛挂的多了，那哈达便掉了下来。当时目睹了此景的朝佛信民纷纷说：文殊菩萨接受了贡唐仓大活佛的哈达。

　　上述传奇，举不胜举。广泛流传于草原。这些奇事，在传扬过程中又被敬仰大师高行大德的信民们，自然而然地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这些故事无一不是贡唐仓大师在群众中崇高威望的真实反映。令人敬佩的是，大师虚怀若谷，从不以这些神奇之事炫耀自己。

　　班禅大师的“一家人”

　　第六世贡唐仓大师丹贝旺旭作为在中国藏区及国外佛教徒中均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他以其先辈曾是甘丹大赤巴的历史渊源和自身博大精深的佛经造诣，深受九世、十世班禅大师的尊重和厚爱，尤其是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和深厚友谊，被班禅大师一直亲切地称为“一家人”。

　　看到十岁的贡唐仓活佛，九世班禅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喇嘛”。大师希望贡唐仓活佛一生为大众多灌顶，举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时轮大讲经

　　1936年，第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接受以拉卜楞寺藏兵司令、五世嘉木样之兄黄正清作代表的拉卜楞寺的多次邀请，从青海塔尔寺启程前往拉卜楞寺。

　　这年农历4月25日，五世嘉木样率领拉卜楞寺各大活佛及僧俗信众，专程在今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的赛钦滩草原设帐，隆重迎接九世班禅大师。10岁的六世贡唐仓活佛作为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之首，自然也前往迎接。

　　6月15日，班禅大师到达甘加草原，欢迎场面盛况空前：除远道前来的数万名藏蒙群众和拉卜楞寺各大活佛、数千喇嘛外，还有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诚允及行辕全体成员，由拉萨刚到拉卜楞寺的哲蚌寺前任堪布阿旺堪却，色拉寺前任堪布罗桑根却，甘丹寺前任格贵顿珠嘉措，以及由印度回来的班禅驻印度办事处处长福安康等。

　　1993年10月，贡唐仓大师向笔者回忆当时与九世班禅见面的情景：

　　“班禅是坐由八个人抬的轿子来的，这顶前世班禅传下来的黄轿，是清朝乾隆皇帝御赐的。走在我前面的是德瓦仓活佛，他当时任拉卜楞寺总法台。双方在草原上见面后，班禅负责接待的官员先来询问了大家的身份，然后拉卜楞寺方面依次上前敬献哈达。等到我上去献哈达时，站在班禅身边的堪布介绍说：这是贡唐仓五世的转世。班禅听后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我给他磕头时，班禅又做出要行礼的姿势。接着，班禅又要我和他行碰头礼，这种礼过去只有达赖、班禅相见，或达赖、班禅与其老师相见时才行。九世班禅不仅与我行了碰头礼而且还十分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喇嘛。以后我每次去见他，他都要起来相见，给了我很高的礼遇。

　　在藏语中，喇嘛的原意是“上师”之意，如在“达赖喇嘛”这一尊号中，“达赖”是蒙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即“上师、上人”。全意为“象大海一样伟大的上师”。九世班禅称贡唐仓活佛为“我的喇嘛”，意即“我的老师”，不仅是基于一世贡唐仓当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威望和影响，更直接的是来自五世贡唐仓丹贝尼玛曾给九世班禅灌顶，密传真言，是九世班禅真正意义上的传法教师。

　　当天在草原上，还有一件事让贡唐仓大师终生难忘。见面结束后，班禅大师给大家摸顶。按照惯例，一般喇嘛班禅用一只手摸，活佛、高僧用双手，一般俗人则用一根特制的教版，教版用银子包裹，顶端悬垂包了经文的穗子。摩顶时，班禅大师手拿教版，用穗子在被摸者头上轻轻一触，以示尊重。后来来了几十个麻疯病人，其他人纷纷躲避，唯恐传染。班禅大师却放下教版，一个个亲自用手摸，摸完后还把双手放在自己的头上摸了摸，以示去掉了病菌，然后继续给后面的信众用教版摩顶。10岁的贡唐仓活佛当时就站在班禅大师的身旁，目睹此情此景，十分感动。

　　7月4日，九世班禅大师在拉卜楞寺举行第九次时轮金刚法会，这是大师不得不流亡内地以来，举行的最后一次时轮金刚法会，也是他一生中举行的最后一次金刚法会，6万多名蒙藏僧俗信众有幸聆听了大师的弘法。

　　九世班禅法名曲吉尼玛，生于公元1883年（清光绪九年），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经金瓶掣签，从3名幼童中被认定为八世班禅的转世。

　　众所周知，自从格鲁派取得西藏的政教大权后，达赖与班禅作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两名传世弟子，一个驻前藏拉萨布达拉宫，一个驻后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分别在自己的辖区行使政教大权。藏族民谚就说：“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班禅在后藏地区拥有大量的土地、信民和寺院，在清代，达赖和班禅在宗教、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归清朝皇帝直接领导。班禅的行辕和达赖的噶厦政府同样处于平等地位，同归清朝驻西藏大臣直接监督。清末民初，正是英帝国主义者侵略西藏的时期，对于外敌的入侵，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态度明确，领导各自所属的僧俗人民，坚决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点，连英国侵略者统帅荣赫鹏所写的《印度与西藏》一书也有明确记载。

　　那么，九世班禅又为什么逃出西藏呢？

　　据藏学专家牙含章先生编著《班禅额尔德尼传》记载：1915年（民国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的行政专员公署），任命一名僧官，一名俗官为基宗。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 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的4个宗和所有庄园，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这是班禅方面绝对不能接受的。而且设立基宗以后，噶厦政府即向班禅所属的百姓征收、摊派军粮税款与乌拉，特别是噶厦要班禅辖区的百姓承担25%（即四分之一）的军粮，这四分之一的军粮按西藏旧时计量单位为一万克，约合28万市斤，当时班禅辖区的僧俗人民根本承担不了。这两件事导致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据九世班禅传记记载，促成班禅出走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11月，达赖命令札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就被噶厦投入监狱。他们的侍从立即逃回札什伦布寺，如实禀报给九世班禅。九世班禅感到这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如不逃走，必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做了决定，向内地出走。为防日喀则基宗发现，他做了必要的安排。

　　刘家驹所著《班禅大师全集》这样记载：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率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按一般的行程，由日喀则前往青海，应走东北方向，经过那曲，翻越唐古拉山，这是正道。而九世班禅却没有走正道，由日喀则向正北方向前进，昼夜兼程，仅用7天7夜就走了平常商人需走一月的路程。班禅出走三日之后，他的各大堪布、医生、马官、厨师及侍从100多人才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五夜，才会合到一起。班禅率领亲随避开大路，跋山涉水，穿过藏北羌塘无人区，直达青海境内。

　　班禅一行出走数日后，噶厦派驻日喀则的基宗才发现，因当时日喀则与拉萨不通电话与电报，基宗立即派人星夜前往江孜，通过英国人办的邮电局，向噶厦报告了班禅出走的情况。十三世达赖立即派遣骑兵1000人，向北追捕班禅。但由于追兵走的是正道，而班禅一行走的是羌塘无人区，因而追兵一直追到唐古拉山也未见踪影，加之又遇大雪封山，只好无功而返。其间有一个小插曲，班禅同他随后赶来的人马会合后，如果按原来方向再走三日，便可到达大路，班禅却突然改道向北，众人跟随。过后才知若不改道，正好与追兵相遇，大家无不赞叹大师的神异。

　　九世班禅一行由西藏逃入青海境内后，虽然摆脱了被追捕回去的险境，却又陷入粮食缺乏，将被饿死的绝境。因为大师一行仓促出走，只带了足够的金银以做路费，却无法带充足的食粮。他们进入的青海之境又是一个无人区，没有牧民，买不到任何东西，金银毫无用处。广袤的草原上虽有不少野牛、野马和野羊，但见人就逃，很难捕捉。而喇嘛们又受了沙弥戒与比丘戒，禁止杀生，所以大家都不会打猎。要走出青海无人区，大约需一个月时间。食粮不够，捕到的野物又很少，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于是大家只好宰马充饥，而没有马，在草原上又难以行走。

　　正在绝望之时，忽然在子聪草坝遇到清朝大国师之一的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佛师孝珠堪布一行。原来他们从西藏返回外蒙，正巧路过这里。他们有大批的骆驼，载着充足的食物。与班禅大师相遇，十分惊喜。大师一行的食物自然由他们供给。这一巧遇使班禅一行免除了全部饿死的绝境。正如刘家驹在《班禅大师全集》中所说：“得借明驼千里足，送佛莅中原”。

　　班禅逃走以后，噶厦政府乘机掌管了札什伦布寺的政教事务。班禅所属的各宗宗本，各奚卡的奚本，也全部换成了噶厦派去的官员，班禅辖区从此由噶厦直接统治。

　　1924年3月20日，班禅一行到达甘肃省最西部的安西县，从扎什伦布寺到安西县，共走了四个月零五天。当时的北洋政府得到九世班禅到达甘肃的消息后，决定按清朝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禅的前例和规格，隆重欢迎班禅到京。因黄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决定中南海瀛台为班禅的行辕。大师先被迎接到兰州，经过被围困的西安（当时国民军的杨虎城与李虎臣两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队围困在西安城内），又在太原停留了一段时间，1925年到达北京。从此，班禅大师在内地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流亡生活。大师先后赴杭州、朝五台山，在蒙古各地举行宏大的时轮金刚法会......但他念念不忘的返藏问题，却由于当时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很不正常，英帝国主义及西藏的亲英分离势力提出的种种苛刻条件的阻挠，屡屡难以如愿。

　　1935年3月19日，班禅致函国民党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再次提出他的回藏计划。国民党政府也决定拔出80万元旅费，20万元预备费，派遣500名卫队官兵，护送班禅回藏。西藏方面一方面欢迎班禅回藏，另一方面又提出班禅要“轻骑回藏，勿带蒙汉官兵”。英国驻华公使也向国民政府提出外交抗议，反对班禅带领卫队入藏。

　　在班禅回藏的问题上，班禅方面，噶厦方面，国民党政府方面，英国方面，争论焦点是：班禅回藏带不带蒙汉官兵？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个卫队问题，实质是西藏与中央的从属关系问题，也就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

　　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班禅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毫不让步，国民党政府也认为班禅必须带一部分卫队回藏。1935年9月21日，蒋介石给班禅发来电报说：“请佛依照原定计划，早日入藏，一切自有中央主持”。

　　班禅大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准备渴望已久的返藏前夕来到拉卜楞寺的。

　　从1936年6月15日到达，到8月21日离开，班禅大师一行在拉卜楞寺住了两个月零六天。其间于7月4日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第九次时轮金刚法会。班禅大师在拉卜楞寺其间，戒备森严，一般人很难到跟前，但对于10岁的贡唐仓活佛，大师视作自家人，任其自由出入。在离开拉卜楞寺前夕，班禅大师接受贡唐仓活佛的恭请，到贡唐囊欠（藏语意为活佛的府邸）作客。

　　到贡唐囊欠后，班禅随行的管家以为大师不过来看一看，只待一会儿，便不停地催促：“有什么好吃的，赶快端上来”。藏族上菜有个习惯：后面的菜上来后，端下前面上的菜。由于管家催得很快，菜很快就上完了，而班禅大师不但没有走的意思，还说：“今天就在这里不走了”。管家一看这样，又说：“还有什么好吃的，再端上来。”

　　这天在贡唐囊欠，班禅大师过得十分愉快。大师就象在自己行辕一般轻松，不断地向世唐仓活佛问这问那，显出对活佛的格外喜爱和关心。当时贡唐仓活佛正在学经，大师便把他的一尊文殊菩萨铜像送给了贡唐仓活佛，那是一尊手拿智慧剑的文殊菩萨像，已有1000多年历史，十分珍贵。大师对贡唐仓活佛说：“送你这尊佛像，开开你的智慧，希望你成就大智慧”。接着大师又把他7月4日讲经那天穿的金坎肩送给了贡唐仓活佛，大师充满期望地对贡唐仓活佛说：“这是我讲经穿的坎肩，今天送给你，希望你以后为大众多讲经，讲六七次、七八次，越多越好”。1994年底，贡唐大师在南国广东回忆这段历史时欣慰地说：“班禅大师希望我讲经六七次或七八次，我已经讲了十次了，超额完成了任务”。

　　班禅大师那天12点左右来到贡唐囊欠，一直待到天黑，后来打着汽灯回到了他的住地。这次聚会，班禅大师以他的睿智、慈祥，明确地对贡唐仓活佛寄予了厚望，这给10岁的贡唐仓活佛留下了一生难以忘怀的印象，尤其对他以后佛经造诣的精益求精、戒德修行的崇高圆满以及孜孜不倦的弘法事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令贡唐仓大师抱憾不已的是，这竟是他与班禅大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一年多以后，班禅大师就在青海省玉树圆寂。

　　1936年8月21日，班禅大师偕同国民政府新任命的护送专使赵守钰等离开了拉卜楞寺，向青海省的玉树进发，以便从那里准备启程回藏。大师一行经青海黄河南亲王住地，边走边停，一种接受僧俗信从的朝拜，于1936年12月18日到达玉树，“军民数千，冒雪欢迎”。班禅将行辕设在玉树寺的甲拉颇章宫内。

　　在此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藏历水鸡年（1933年）10月30日，以58岁的盛年圆寂于拉萨。九世班禅当时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国内各寺院，共诵大经，追荐志哀七日，同时自己捐献大洋七万三千二百元，作为西藏、青海、西康（今四川西部）、内蒙各地寺庙喇嘛诵经的费用。1937年5月7日，噶厦派出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的代表团到达玉树，请求班禅指示十三世达赖转世的地点。大师除指示外，还另外加派了两位活佛帮助寻访。噶厦方面还因1932年与青海打过仗，担心马步芳怀恨在心，故意刁难，恳求班禅给马步芳写信，予以“疏通”。大师当即给马步芳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请他大力协助，早日访得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

　　但对于班禅回藏，噶厦方面一方面表示欢迎回去，另一方面仍提出“不带蒙汉官兵”的老问题。经过班禅行辕、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噶厦代表多次商讨，噶厦方面表示可以允许中央代表和仪仗队进入西藏境内，使命完成后，休息数日，便从海路撤回，并要“国际担保”。与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配合噶厦方面，多次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反对中央政府派卫队护送班禅回藏。这时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平津，上海危机，国民党政府已经顾不上西藏事务，加之正依赖英美的财政与军火援助，不敢得罪英国，蒋介石因之突然改变了态度，于1937年8月19日通过行政院发布了要求班禅“暂缓回藏”的命令。当时班禅已经离开玉树前往青海与西藏边境的拉休寺，对于蒋介石“暂缓回藏”的决定，感到非常意外和难以接受；因为大师本人一直希望早日回藏，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且已到达西藏边境。大师于是决定再作一次努力，但经过多方协商，噶厦方面最后回电：

　　“（一）仪仗队在藏只准休息两个月，并得由海道撤回。

　　（二）行辕与仪仗队到藏后，须服从前藏政府命令。

　　（三）所有保证字据，须经大师签字盖章。”

　　以上三条，实际上是拒绝班禅回藏尤其是要班禅行辕“服从前藏政府命令”，这是班禅绝对不能接受的。班禅于是决定在抗战期间暂缓回藏。大师在给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信中说：班禅东来十五载，心切五族团结，共安边防，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暂缓西行，以待将来。大师随即于10月8日离开拉休寺，10月12日重返玉树。

　　班禅大师回藏之事被西藏亲英分离势力和英帝国主义阻拦后，即感身体不适。到11月4日，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痛，不能安卧。延至12月1日晨2时50分，在结古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55岁。

　　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自1923年11月15日逃亡内地以来，在国内各地住了整整十四年零十五天，始终未能实现返回故乡的愿望。他的不幸逝世，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西藏人民特别是后藏人民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发生，关键是那个时候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很不正常，西藏的亲英分离势力与英帝国主义勾结，企图分裂中国，因而设置障碍阻拦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班禅大师返回西藏。

　　贡唐仓大师至今深情地回忆：“我十分信仰、尊重班禅大师，他人很好，一点脾气也没有，当时他的堪布会议厅有随员500多人（包括国民党政府派的警卫），但大家都不怕他。好几次他生气地说：你们现在不怕我，我的下一世可不会让你们欺侮。第十世班禅大师果然很威严，随从都很敬畏。”

　　11岁的十世班禅突然从褥子下面摸出一块已捏成手形的黑石头，庄重地对23岁的贡唐仓活佛说：“这是我8岁时捏的，为了送给你，一直等到现在。”

　　到1948年，贡唐仓活佛23岁，已经是甘、青、川藏区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这年夏天，大师离开他在四川阿坝的寺院查理寺，回到拉卜楞寺他的囊欠。住了不久，大师即率领查理寺安曲活佛的管家、他的舅舅阿丹土司等300多人，前往青海塔尔寺，拜见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同时叩请班禅认定圆寂已三年的安曲活佛（第四世）的转世灵童。这查理寺是四川阿坝州最大的寺院之一，由安曲活佛创建，到第二世安曲活佛时，他把这座著名的寺院送给了他的老师、德高望重的四世贡唐仓，期望查理寺凭借贡唐仓大师的巨大影响，永转法轮，光大佛法。

　　贡唐仓大师一行300多人，骑着马浩浩荡荡向西宁进发，沿途经青海省河南蒙旗、泽库、贵德等地。因一路受到当地僧俗群众的顶礼膜拜，不得不走走停停，最后用了将近半月时间，于农历八月到达塔尔寺。

　　塔尔寺建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东北，距离省会西宁城约25公里。这座建于公元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典型汉式建筑风格的古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又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寺院四周环绕奇峰丛林，十分庄严幽雅。并排屹立的八座白塔，殿顶覆盖深蓝色和深绿色琉璃瓦，中间高出众殿之上的大顶，金光灿烂，十分耀目。其中最负盛名的宗喀巴大金瓦寺，地基约有五十公尺见方，墙为各色香木雕成，上、下两层的屋顶全部铺以金瓦，在阳光下闪射着永恒的金光。

　　第十世班禅大师因种种原因,回不了他的本寺西藏札什伦布寺,这时驻跸于塔尔寺。因大师只有11岁，许多事情便由他的堪布会议厅主持。堪布会议厅对贡唐仓大师极为敬重，给了他很隆重的礼遇，所有堪布、喇嘛都到寺外迎接，并立即安排他拜见了班禅。大师向11岁的班禅敬献了价值4000银元的一个大银元宝，还向全寺喇嘛每人赠送了一枚银元。

　　贡唐仓大师到塔尔寺的时候，正是十世班禅处境困难之时。

　　九世班禅1937年在青海玉树逝世后，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就派出僧俗官员四处找寻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历经千辛万苦，于1941年在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户藏民家中，找到了一名灵童。这名灵童生于藏历十六饶迥之土虎年，即1938年正月初三日，乳名官保慈丹，找到时已经三岁。其父名贡布才旦，母名索南卓玛。经过堪布会议厅进行占卜、降神、辨认前世班禅用过的东西等等选择灵童的程序，认为官保慈丹确系前世班禅转世的灵童，就把灵童先从循化县接到甘肃拉卜楞寺，然后再迎到塔尔寺“供养”。同时以堪布会议厅札萨喇嘛罗桑坚赞的名义，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写了一个报告，要求批准举行班禅灵童登席继位大典。

　　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没有表态。因为当时西藏方面也正在找寻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按清朝规定的制度，达赖、班禅逝世后，其转世灵童的确定，要经过“金瓶掣签”手续，并由中央政府派遣大员主持。1947年，西藏噶厦通知札什伦布寺，说他们也找到了两个班禅灵童，要他们派人到青海去，把供养在塔尔寺的班禅灵童接到西藏，以便举行“金瓶掣签”，决定哪个是真正的班禅灵童。札什伦布寺即派九世班禅的秘书长王乐阶到塔尔寺，和堪布会议厅商量灵童掣签问题。堪布会议厅经过开会讨论，一致决定：在青海省循化县找到的灵童，经过各种宗教手续的审查，确系九世班禅转世的灵童，已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无庸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在西藏地方与中央的从属关系未恢复前，暂不护送班禅回西藏。

　　就之样，青海一个班禅灵童，西藏又有两个班禅灵童。究竟那一个是真正的班禅灵童，尚未得到中央政府最后确认。在这一微妙的处境下，甘丹大赛赤贡唐仓前来拜访，不仅献来厚礼，而且请求还没有正式认定的十世班禅认定安曲活佛的转世灵童，这使班禅和堪布会议厅的全体僧俗官员十分感动。堪布会议厅在隆重接待贡唐仓的同时，即表示了这样的意愿：希望贡唐仓活佛以其崇高威望，给安多藏区的群众做工作，要求国民党政府早日承认青海灵童为九世班禅转世。

　　这里顺便说说中国藏区的划分。据贡唐仓大师指点，中国藏区习惯上有三大藏区之称，即卫藏、康巴、安多。安多藏区的范围，是从西藏（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阿钦桑热（藏语意即大铜山）开始，到青海的多拉热牧（地方名）之间生活的藏民，包括现在甘肃藏区的全部、青海的大部分、四川甘孜以北的藏区。唐朝时称西藏为“吐蕃（音bo）”，吐蕃之称来源有两个：印度过去称西藏为“蕃扎”，即雪域、寒冷之意，藏族沿用这一称法，把自己生活的地区叫“大蕃”，唐王朝认为天下只有“大唐”，哪有“大蕃”，便把西藏称之为“吐蕃”，“吐”即小的意思。到明朝时，称西藏为“乌斯藏”，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

　　在塔尔寺期间，贡唐仓活佛恭请班禅按仪规认定安曲活佛的灵童，几乎与小班禅天天在一起，吃饭、交谈，相处很融洽。两人都属虎，只是班禅比贡唐仓小一轮。贡唐仓大师看到班禅灵童仪态庄重，聪慧机敏，心里就十分诚信。由于贡唐仓大师在安多藏区有崇高的威望，前来塔尔寺叩拜大师的信众很多。大师每次接见朝拜的群从，都要向大家讲现在驻跸于塔尔寺的班禅，他认为真正是九世班禅的转世，请大家衷心敬信，并向国民政府写信，敦请尽快承认他为十世班禅。

　　当时掌握青海军政大权的马步芳，得知贡唐仓大师在塔尔寺后，盛情邀请大师到西宁。青海“马家军”本是拉卜楞寺的仇敌，马步芳的父亲马麒统治青海时，粗暴干涉拉卜楞寺院内部事务，任意惩罚，激起僧俗抗拒。之后派其弟弟马麟率兵大肆抢掠拉卜楞寺，先后残杀数千名藏民。直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夏河，才赶走马麟的部队，五世嘉木样才得以回到拉卜楞寺。后来还发生过马麒堂侄马仲英焚烧拉卜楞寺，杀害贡唐罗哲仓大师的事件。

　　现在，马麒的“接班人”马步芳盛邀贡唐仓大师到其府上，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想通过对大活佛的礼遇，来获得藏族人民的好感。贡唐仓大师深知其意，遂以他的大度和容量，前往应付，见马步芳时仅以几匹马作为礼品。马步芳则优礼有加，请贡唐仓大师住在他的花园府邸里，并提供一辆蓝色小轿车供大师使用。马步芳那时共有四辆小轿车，给大师用的那辆，前灯坏了一盏。大师便叫那辆车为“瞎子”，外出乘坐时，不说车来没有，而说“瞎子”来了没有。后来，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从西安坐飞机赶回来，拜见大师，之后专门邀请大师去看他的飞机。那是大师第一次见到飞机，马继援又劝大师不妨坐一坐。大师有点犹豫，他的秘书果瑞（汉名吴振刚）也建议大师可以坐坐，于是大师便登上了那架只有两个座位的战斗机，在西宁上空转了两圈。下飞机后，大师赠送驾驶员50块银元，以示感谢。

　　第二年，马步芳当上了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由“青海王”变成了“西北王“。志得意满的马步芳亲自写信邀请贡唐仓大师到兰州来，大师没有答应，据说马步芳对此很不高兴。但为时不久，马步芳便带着妻妾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逃到台湾去了。

　　1948年9月，在塔尔寺逗留了一个月的贡唐仓大师准备返回夏河拉卜楞寺了。临行前，大师去同班禅话别。平素大师来去都很随便，毋需通报。那天去时，堪布会议厅的接待人员却请贡唐仓大师稍候，说十世班禅正在坐经（长时间静修，连续几天甚至一个月），我们去请示一下。按道理这种静修是不见人的。但很快随员回来请贡唐仓活佛上去。大师一到静休的地方，班禅的经师便恍然大悟般说：“今天佛爷（指班禅）一直说让早点结束，我有事。原来你们早就约好了的。”

　　吃饭时，班禅的经师出去方便去了，只有贡唐仓活佛与班禅在一起。班禅问贡唐仓活佛：“仁波切（藏语对高僧的尊称，尊贵的意思），你想不想吃冰糖？”贡唐仓活佛回答：“吃也可以。”班禅便拿起一块冰糖，但太大，吃不了，班禅见状便笑个不停，一派可爱的童稚情状。贡唐仓说：“找个东西来砸。”班禅说不用找了，边说边从褥子底下摸出一个黑黑的石头。贡唐仓活佛一看，石头上完全是捏出的人手模形，连纹路都清晰可见。班禅庄重地说：“这是我8岁时捏出的，为了送给你，一直等到现在。”贡唐活佛听后连连称奇，拿着石头，如获至宝。

　　后来经师回来了，看了一眼，皱起眉头说：“糌粑怎麽捏得这么黑？”贡唐大师告诉经师：“这不是糌粑，是石头。”经师看后也大为惊讶，他与班禅朝夕相处，却从未见过这块奇石，这说明班禅与贡唐仓十分有缘份。

　　班禅给贡唐仓赠给奇石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堪布会议厅希望贡唐仓大师把石头留给他们，大师说这是班禅送给我的，不能留下来，后来马步芳知道了，也要去看。这一圣物，一直被贡唐仓大师珍藏。1958年藏区发生动乱，贡唐仓大师蒙冤被捕后，大师的大管家贡唐.慈成带着这块用金盒子装了的奇石,去了印度。在印度，慈成大管家代表贡唐仓大师，为藏民提供住宿，给予生活补助，被流亡藏民称为“慈父”。他还在印度丹然东地方修起一座寺院，为贡唐仓大师盖了别墅。不幸的是，后来小偷来偷东西时，把金盒子连同奇石一起偷走了。奇石丢了不久，慈成管家便被流亡印度的亡命之徒暗杀了。

　　说起慈成管家，还有一段故事。五世贡唐仓的管家扎益果若很出名，他与五世贡唐仓是同学，关系十分融洽。他去世后，他家里人和贡唐囊欠都希望他能再降生在这户人家，于是念经祈祷。后来这家人果然出生了一个男孩，大家都认为他必是上世管家的转世。六世贡唐仓5岁到夏河时，这名后来叫慈成的男孩6岁，同贡唐仓活佛一起玩耍，感情深厚。1949年20多岁时，他做了贡唐仓的总管家，一直到1958年去印度，共做了9年管家。这期间贡唐拉章最兴旺，在甘、青、川一带有大小寺院26座，大小管家30多名。

　　贡唐仓大师率领300多名部落及群众代表离开塔尔寺时，11岁的十世班禅亲率100多名僧俗官员欢送。大师带着班禅大师用金粉书写的安曲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书，回到了拉卜楞寺，不久即回到四川阿坝州的查理寺。大师以他的威望和影响，动员安多藏区的群众，千人、万人签名写信给国民政府，要求正式认定塔尔寺灵童为十世班禅。

　　与此同时，在拉卜楞寺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的寻访认定上（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于1947年4月14日圆寂），贡唐仓大师力主请住在塔尔寺的班禅卜算出寻访范围，并请班禅亲自到拉卜楞寺抽签认定。六世嘉木样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从1949年2月11日开始，到1951年11月止，历经两年零十个月时间。期间两次寻访，先后访得儿童2000余名和867名，卜算结果，这些儿童中均无嘉木样转世灵童，直到请班禅大师卜算抽签，才得以圆满认定。在这件事上，贡唐仓大师态度十分明确，他说：“前几世嘉木样都是班禅认定的，现在离班禅这么近而如果去西藏确定五世嘉木样的转世，这本身就表明了对住在塔尔寺班禅的不信任。”贡唐仓大师通过认定六世嘉木样这件大事，再一次给予班禅大师很大的支持。

　　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预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此之前，堪布会议厅已请拉卜楞寺最有声望的高僧拉科仓•久美陈勒嘉措到塔尔寺，给十世班禅剪了发，换了僧衣，取法名却吉坚赞，同时授了沙弥戒。8月10日，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在塔尔寺举行了十世班禅登席继位大典，关吉玉代表代总统李宗仁，向十世班禅送了390两重的黄金一块，以示祝贺。至此，十世班禅获得了继承九世班禅职权的合法地位。

　　两位大师出狱后初次相逢，班禅大师第一句话就说：“你辛苦了！”此后视察藏区，班禅两次请贡唐仓作他的高级顾问……

　　班禅大师作为中国藏传佛教界的杰出领袖，一般情况下，不管地位多高的活佛，勤见他都要经过堪布会议厅请示大师同意后才行。贡唐仓大师却是例外，他不论什么时候去，也不论班禅大师多忙，随时都可以见到班禅。大师多次说：贡唐仓活佛是“我的一家人”。

　　“十年动乱”中，这两位交谊深厚的大师同遭厄运，班禅大师坐狱9年，贡唐大师入狱21年。1980年，班禅大师视察青海塔尔寺和家乡循化县之后，于9月来到甘肃拉卜楞寺。见到比他年长12岁的贡唐仓大师，大师第一句话就说：“你辛苦了！”贡唐仓大师回答：“我不辛苦，你辛苦了！”大师又问：“（坐监狱时被）绑了没有？”贡唐仓大师回答：“我没有绑。”班禅大师听后欣慰地说：“那你比我运气好”，说着伸出他的大手给贡唐仓大师看他双手被绑过的痕迹……在拉卜楞寺期间，班禅大师在贡唐仓大师和嘉木样等陪同下，察看寺院建筑，了解寺院管理，询问喇嘛们的学业，看到拉卜楞寺在贡唐仓、嘉木样活佛的主持下，很快结束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影响，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寺院管理有条不紊，班禅大师十分高兴，并委任贡唐仓大师为拉卜楞寺寺院管理委员会主任。

　　1982年，班禅大师再次到甘肃、青海、四川藏区视察。9月23日，班禅来到拉卜楞寺，贡唐仓向大师汇报两年来管护寺院的情况，同时举荐嘉木样出任寺管会主任。之后，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黄正清（五世嘉木样之兄）一起，陪同班禅大师视察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七县，到迭部县甘肃省地界结束时，嘉木样、黄正清告别回去，班禅大师一定要贡唐仓留下，继续陪同他视察四川藏区。四川方面负责接待的部门得到消息后，向班禅大师提出：“贡唐仓大师单独去四川，我们照样迎接，现在与您一起去，又不是视察团正式成员，怎么办？班禅大师听后马上打电话到北京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要求把贡唐仓作为正式成员，彭真同意了大师的请求。于是，贡唐仓大师作为正式成员，陪同班禅大师从甘肃进入四川，先后考察了阿坝州的若尔盖、红原、马尔康等县，然后到成都，结束视察后又坐专列一直送班禅大师到北京，前后共两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家民委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些负责人，知道贡唐仓大师陪同班禅大师视察四川后，都很高兴；因为班禅大师看到一些地方民族宗教政策落实不好时，很容易发脾气，不仅当地的干部害怕，而且连他的经师、父母都不敢劝，只有贡唐仓大师可以劝解。因此大师发脾气厉害时，大家就请贡唐仓佛爷去。贡唐仓大师先是给班禅大师说笑话，逗他消了气，再劝说。经贡唐仓活佛一劝，班禅大师果然就会心平气和。

　　1985年4月，拉卜楞寺大经堂意外失火。为了尽快重建，这年10月，贡唐仓大师率团到西藏考察佛殿建筑，朝礼各圣迹。到札什伦布寺时，班禅大师专门派他的父亲尧西•贡布才旦和其他官员到距日喀则几公里的地方迎接。之后，两位大师天天在一起吃饭。贡唐仓大师同时带去了盛大的布施：当时札什伦布寺有600多名喇嘛，贡唐仓大师布施每个喇嘛10元人民币，5斤酥油，喇嘛们说，这么大的布施，贡唐仓活佛是第一人。贡唐仓活佛同时给班禅大师奉上盛大布施，仅酥油就达1000多斤 ，给大师的父母、其他官员等同样给了布施。这期间，贡唐仓大师请示班禅大师：“你是给我念个经，还是我给寺院布施时你一起去？”班禅大师说：“为了你的长寿，还是我给你灌个长寿顶吧。”于是贡唐仓大师带着他的300多名随行，在班禅大师在日喀则的行宫接受了珍贵的长寿灌顶。

　　更为珍贵的是，班禅大师回赠贡唐仓大师一尊很贵重的佛像及他穿过的全套衣物，如袈裟、僧裙、鞋子等，还有大量氆氇、绸缎。贡唐仓大师说：“班禅大师用过的全套衣物，是极其珍贵的。在旧西藏，他的鞋子是由专门的匠人手工制作的。象过去手工织的毛线哔叽，现在都作为文物收藏在外国的博物馆里。”

　　贡唐仓大师离开日喀则回拉萨时，班禅大师依依不舍，送出一门又一门，一直送他到行宫的第三个大门外，班禅身边的官员说：“这是大师送客的最高规格，只有贡唐活佛得到了。

　　1988年元月，班禅大师赴西藏考察，再次请贡唐仓大师作他的高级顾问。大师欣然前往。在西藏期间，贡唐仓大师配合班禅大师，为西藏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1989年元月，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一起，专程到日喀则参加班禅东陵札什南捷祀殿落成典礼，不曾想，这一次竟是贡唐仓大师与班禅大师最后一次见面！

　　在历代班禅大师的驻锡地——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内，供奉着从第五世到第九世班禅喇嘛的五座灵塔。“十年动乱”中，这五座举世无双的灵塔遭到毁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信教群众把在动乱中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五世——九世班禅法体残骸归还寺院。第十世班禅大师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亲自主持重建了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大殿，安放了五世——九世班禅灵塔。

　　这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座班禅合葬灵塔。大殿由紫红色和棕色两大建筑部分组成，十分雄伟壮观。矗立殿中的合葬灵塔高11.52米，塔身以银皮包裹，雕饰华丽，遍镶珠宝。据合葬灵塔修建办公室统计：包制这座灵塔，共耗白银1669公斤，黄金103.8公斤，水银665公斤，黄铜5638.8公斤。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体残骸，分装在五个檀香木匣内，安放在灵塔的壶瓶中。灵塔中同时还存放有袈裟、大藏经、历世班禅的著作、各教派大师的经典以及金银制成的各种宗教用品；各种粮食、糖果、水果、茶叶、酥油等供品，以及金银珠宝和印度洋的水。

　　为修建这座精美的合葬灵塔，中国政府拨专款600万元人民币，西藏自治区拨专款70万元人民币，札什伦布寺筹集资金100万元人民币，刚坚公司出资10万元人民币。国内外佛教徒的损赠不计其数。

　　班禅大师对贡唐仓大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来祝贺灵塔开光十分高兴。1月24日，班禅大师在向来宾发表的讲演中，对这座合葬灵塔作了这样的评价：“班禅东陵札什南捷这座雄伟壮观的灵塔祀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象征，是藏汉两大民族团结的象征，是西藏宗教界和广大僧俗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大师完全相信：“凡到过东陵这里瞻仰膜拜、参观浏览的人，只要尊重事实，就必然会领悟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英明，领悟到藏汉民族团结的重要，领悟到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的意义。”

　　贡唐仓大师完全赞同班禅大师这番发自内心的演讲。看到班禅大师开光期间十分辛苦，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元月26日向班禅大师辞别时不无忧虑地说：“为弘扬教法，现在您保重法体至为重要。”班禅大师听后回答：“谢谢你的关心。现在休息不成，还有几方人等着我摩顶，等摩完顶再休息吧。”不料这竟成为两位大师的永诀！

　　班禅大师猝然圆寂后，国内外曾有种种猜测。真相到底如何呢？贡唐仓大师回忆说：“班禅大师是元月28日圆寂的。在此之前，国内外前来祝贺的来宾在开光结束后陆续返回。一位来自塔尔寺的活佛带着他的小和尚返回拉萨时，不幸在江孜境内翻车受伤。班禅得知后还以为是我和嘉木样两位遇车祸，很着急，便派札什伦布寺他十分喜爱和信任的一位活佛来看。第二天这位活佛从后面赶来时，他乘坐的小汽车突然失控，一头冲进前面一辆东风大卡车的车箱底下，活佛当场遇难，小和尚受了重伤。

　　“这件事对班禅大师打击很大。元月28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几天大家很辛苦，今晚劳逸结合，就在院子里跳跳舞吧。晚上，大家在行宫的院子里跳舞，大师则坐在台阶上的宝座里，看大家娱乐。快到11点时，跳舞的人们觉得大师开光期间很操劳，便一齐请大师早点休息。人们陆续散去。班禅上楼睡下后，突然感到胸部发痛，随行的两名医生检查了一下血压，结果正常，便给大师服了几片药。大师睡下几小时后又觉得很难受，医生一检查，血压、心脏都有了问题。工作人员赶快打电话到拉萨求救。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得到报告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之后带着医生连夜赶往日喀则，等赶到时班禅已圆寂了。天亮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从北京带着心脏病专家也赶来了，可惜都来不及了。“

　　对于班禅大师的猝然逝世，中国人民十分悲痛。在大师圆寂后的第三天，中国国务院就作出决定：为十世班禅大师修建金质灵塔。为此，中国政府拨出6400万元专款，600多公斤黄金，500多公斤白银，以及其它各种材料。设计中的灵塔高度11.25米，整个建筑占地1933平方米，完全采用大师生前为建筑五世——九世班禅合葬灵塔所亲自选用的最佳方案。

　　这座饱含中国各族人民深情厚意的灵塔祀殿，已于1990年9月20日在札什伦布寺正式开工，奠基典礼完全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进行。

　　听到班禅大师突然逝世，贡唐仓大师的悲痛是无以言表的。大师元月29日在成都得悉班禅大师圆寂的消息后，立即返回拉卜楞寺主持盛大祭供，2月15日又赴北京参加班禅大师追悼大会，之后向中共中央就寻找班禅大师转世灵童之事提出重要建议。

　　佛灯常明，法轮永转。贡唐仓大师与班禅大师结下的深厚友谊，将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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