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分化与异化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举世公认的创造出灿烂文明的四大文明古国。但在漫长的文明发展、演变历程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明之火相继熄灭了（现今埃及、伊拉克、印度与古文明之链早在数千年前就中断了），唯有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这是因为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了古今文明之链，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使中华文明的形态、内涵得以保存、延续和发展至今。其中，尤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体系——儒家学说居功至伟，其支撑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不仅亘古未有，而且至今仍是构筑东方文明的基石，与当世的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比肩而立。

　　然而，不可否认，自二十世纪初起，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体系——儒学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儒学似乎成了东方文明停滞乃至落后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绊脚古，打倒“孔家店”似乎成了中华文明新生的号角。儒学究竟怎么了？其架构的中华文明体系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东方文明看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看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文明的思想代表，儒学是否仍具有生命力，是否仍能再生与发展，关键是看孔子思想是否仍具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呼声，是对统治了中国人思想二千多年的儒学的历史总清算，其锋芒直刺扼杀人性、窒息社会活力、阻碍社会革新发展的封建“礼”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鲁迅直斥封建礼教“吃人”。

　　孔子“吃人”吗？《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所问的“人”是住在马棚里喂马的人，在当时被称作“圉”，列在“人有十等”的等级之外。见微知著。孔子对地位如此卑微的人由衷的关心，体现的是其一贯倡导的“仁爱”思想。另据《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像）人而用之也。”也体现出孔子对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俑者”的仁爱之心。孔子“爱人”，何以二千多年后却被指为“吃人”。要弄清这一疑问，就必须理清、把握二千多年来儒学演变、发展的基本脉络。众所周知，“仁”和“礼”是孔子思想的两大核心内容，“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的最高理想追求。其中“仁”是思想核心，“礼”是行为表现。以“仁”恢复道德感召，以“礼”恢复社会秩序，二者合一是孔子的思想理念。

　　何谓“仁”。子曰：爱人。孔子认为仁的核心是“爱”，是人的一种基本心理需求，提倡回归人性之自然（善性），主张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不夹杂任何功利心的真诚之爱，且爱无等差。“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子罕》。对残疾者如盲人与对贵族一视同仁，以礼相待，不因对方是贵族而阿谀奉迎，也不因对方是残疾者而怠慢或鄙视。体现出孔子以人为本，对人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的关怀。

　　再看“礼”。如果说“仁”是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象征，那么，孔子强调的“立于礼”，更彰显伦理政治色彩。所谓“礼”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规章、制度、礼仪，强调的是社会整体秩序，它对个人行为具有强制性的一面。《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人们各明其位、各守其责、各行其道，才能最终“天下有道”。

　　以“仁”培育人心，以“礼”规范行为，是孔子针对所处的子弑父、臣弑君、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开出的济世良方。

　　二

　　孔子确立了“仁”和“礼”的思想架构，在此基础上，其后又形成了孟、荀两大学派。孟子主张“人性善”，进一步丰富了“仁”的思想内涵。荀子主张“人性恶”，突出强化了“礼”的社会功用。

　　孟子主张仁政、德治，以德服人。在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在孟子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国君的绝对权威，如果国君的言行有违“仁”，“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贵君轻是孟子对孔子民本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孟子认为得道者多助，“以德服人”者是仁者，“仁者无敌”。孟子还倡导“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道义。得志时，有一点权力就要为民做一些好事；不得志时，就加强修养，使自己品德高尚，言行正直。做到了这一点，天下所有人就会各安其道，何愁天下不治，社稷不安。孟子的思想即使在二千年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荀子是儒学的另一大家，他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侧重点、关注点不同。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行仁”，荀子“隆礼”。荀子张扬了孔子的“礼”学思想，揉进了法、道、名家之长，综合创新，推出了“隆礼尊贵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主张。他认为“礼”和“法”是治理方法上的不同，是整合社会秩序的高级阶段与初级阶段的区别，因之主张礼法兼施，德刑并用。荀子的思想实为汉代儒学确立一统天下地位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

　　但无论孟子还是荀子，虽为儒学的发扬光大与经世致用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然终不能为当时的统治者、主流社会所认同、所接受。即便是孔子为了实践儒学思想，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几十年，却到处碰壁，最终郁郁寡欢，抱憾终生。儒学从根本上说，其超前先进的思想理念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格格不入。在列国纷争的时代，当时的情势注定唯有法家的思想才是富国强兵称霸的上策，儒家的仁政德治被当政者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尤其不为统治者所认同。秦始皇采法家学说，以武力一统中华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更视儒学为异端，采取了“焚其书，坑其儒”的极端禁绝政策。自秦始数百年间儒学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受到了空前窒息。

　　三

　　秦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汉朝统治者认识到仅依靠严刑峻法并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寻求更有效的治世之策。汉代的儒者董仲舒汲取了法、墨、道、阴阳等各学派之长，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以荀子“隆礼”为依托，对儒学进行了革新、改造和包装，舍弃民本思想，移法入儒，以韩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思想为蓝本，“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构建了以“三纲五常”为轴心的封建礼教的框架。在这一架构内，君、父、夫处于绝对统治中心，儒学“仁”的思想理念被淡化、被摒弃，“礼”的功用被强化、被推崇。经过“改革”的儒学一经董儒推出，即受到了汉代统治阶层的青睐，儒学终于得以从桎梏中走出，登上官学的显位，一统中国的社会思想。董仲舒也因成功地重新包装和推儒学于历史前台，而被后儒称誉为儒学的中兴者。

　　在董仲舒手里，孔子的心愿得以实现，儒学始尊于天下。然而被揉进了诸家思想，儒表法里的“董氏儒学”实是抛弃了原儒的精髓“仁”，使支撑儒学的两大支柱从此失衡，为其最终倾斜、倒塌埋下了伏笔。想必这是孔子所最不愿看到的结局。

　　儒学自孟子和荀子开始出现明显分化，各执一端，而至董仲舒则开启了异化的肇端。中国封建社会在儒学这一超级社会稳定器的理论指导下走向了高潮。历经汉唐盛世后，宋明理学对董仲舒的封建纲常礼教作了更进一步的提炼、深化，由“礼”升华到了“理”的哲学高度。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他把对宇宙生成、万物变化、到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人伦道德标准等问题，首次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开始了儒学的哲理化进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曾受业于周敦颐，但在儒学哲理化的过程中其作用超出了老师。二程首先明确将“理”或“天理”作为统领万物的最高哲学范畴。程颢曾自负地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确是前无古人的独创。他们认为从本体论来讲，“天下只有一个理，理者，实也，本也”。即只有理才是真实存在的唯一本体。其后，集周、程之大成，对儒学哲理化作出终极贡献的是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

　　朱熹将“董儒”的封建纲常伦理以“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普遍形式上升为宇宙的本体，从而取代了董儒心中“天”的地位。他认为：“理只是一个，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以此规定人们在社会上不同的等级地位。对封建纲常伦理与法治的关系，朱熹提出：“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公然主张在审理狱讼时也要先讲尊卑上下名分，然后管是非曲直。甚至卑幼者即便做得对亦不给支持，如有点错失更是罪加一等。这就是朱熹倡导并历行的所谓“理”，并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

　　宋明理学的假孔逆礼的做法，自然受到一批受压制的坚持孔孟原说的儒者的指谪。清代儒学大师戴震曾痛心地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由“礼教”到“理学”都号称师法孔子，但其精神内涵却已大相径庭，其实质是宋儒所强化并付之社会运作的封建纲常伦理，它对孔子及原儒学说的负面影响及杀伤力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几近崩溃。

　　四

　　从孔子到董仲舒再到朱熹，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三大里程碑。儒学的核心思想“仁”原封未动，“礼”却已登峰造极。清康熙皇帝称誉朱熹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何其隆崇。

　　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与之同进退、共荣辱的封建礼教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应该打倒的实际上是“朱家店”或“董家店”，因为其锋芒指向的不是儒学的本义和原精神，而是被后儒异化了的丧失了仁爱精义的理学和礼教，而这样的理学和礼教确是应该受到历史清理的。李大钊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然而，当时真正能区别原典儒学与异化儒学的人毕竟是少数，许多人把中国社会近代的保守落后的责任想当然地归结到整个儒学身上。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历来受到尊崇的民族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竟也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从万世师表变成了守旧势力的总代表。

　　儒学自创立以来，曾遭受两次灭门重创，第一次因其“仁”的思想受到了统治者的“焚书坑儒”；第二次因其“礼”的糟粕被万民所指“打倒孔家店”。固然，儒学自孔孟之后的显尊，董仲舒、朱熹功不可没，但成也此君，败也此君，儒学落到今日之处境，董、朱二人也难辞其咎。儒学是否真的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探本溯源，孔子原创的儒学是以“仁”、“礼”双元统一结构为核心建立体系的，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孟子发展了仁学思想，荀子发展了礼学思想，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受到“独尊”并施行的实际是以礼学与礼教体系为核心的“董儒”，它把维护社会秩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最集中代表了儒学人文主义和民本思想的价值理念、最具思想价值和生命力的仁学思想体系则受到了压制和埋没。

　　辛亥革命摧毁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架构，儒学也失去了正统思想的光环，从天上回到了民间，同时也出现了重新认识儒学、反思儒学、改造儒学的历史契机。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和礼教体系，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与民间习俗中仍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一谈儒学的新生与复兴，许多人就会自然而然地以为是要重新恢复传统礼教，这是现代研究传统文化过程中存在并须引起注意和克服的心理思想障碍。

　　其实，封建礼教不仅“吃人”，还“吃孔”。只要不抱成见、不掺杂念，正心诚意地接触过儒学原典的人都会感受到孔子的人格和精神魅力，就能体会到儒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就会发现儒学对于当今世界意义之所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历经成功与磨难、盛誉与诋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历程中已深深地烙上儒学的印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也是今日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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