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贯大小　熔铸古今

　　末法时期，去圣日遥，正音罕闻，大师难觅。非但佛之故国再也无法创生新的法乳，就连佛教的第二故乡中国也无法避免千年停滞的尴尬。然而灵根不枯，慧命尚存，经过近代以来诸多高僧大德、志士仁人的不断努力，佛教复兴逐渐从理想变为现实。以佛光山为代表的台湾佛教的蓬勃发展更是给世间带来了新的希望。

　　佛教的复兴离不开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需要大师的智慧。近读星云大师的《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论大小乘佛教融合的开展》一文，颇有感触。

　　自正理分殊，圆教派析，双林一味之旨，分而为大小三乘；灵鹫不二之教，化而为空有两宗。虽然派别众多，教义丰富，使佛教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盛气象，然而亦不免自相抵触、内部纷争，影响了佛教的统一和整体性。其中最著者，莫过于大小乘之争。菩萨乘以上座部佛教为小乘，上座部谓菩萨乘为非佛。因而会通二乘、融合大小成为整合佛法、归于一味的关键，也是恢复佛教的团结与统一的起点。

　　法门无量，义海浩瀚，星云大师慧眼独具，故而识其纲领，明其枢要。如来一代时教，以四圣谛为本；大乗千经万论，以四弘誓愿为纲，融合二者，即可澄源引流，终始一贯。

　　大师首先肯定了四圣谛在佛法中的地位，指出四圣谛是一切佛法的纲要，批评了那些将之贬为二乘小道的偏见。四圣谛是根本佛法，既是原始佛教的要义，也是后来一切佛法的源泉，千经万论，皆由此生，无量妙义，总归这里。佛教理论既总归一体，又方便多门；既是不二之道，又是不断发展的。佛教允许创造，鼓励创新，但是反对倒退和歪曲。是创新还是异化，是发展还是歪曲，并非无标准无循，这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四圣谛，三法印也是建立在四圣谛基础之上的。大乗佛教同样是符合且必须符合四圣谛的，那些借口四圣谛是小乘法而不加遵循者，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别有用心，真正佛子，决不如是。

　　四圣谛揭示了宇宙人生的实相。四圣谛与十二缘起、三法印同称为佛教的根本佛法，名称虽然不同，意义则相互贯通，“十二缘起的主要内容是三法印的思想基础，而四圣谛则是缘起思想的具体形态”。宇宙人生的实相在于缘起，一切诸法皆属因缘聚合、相待而有，因而迁流不已，无有自体，是故无常、无我，了此实相，出离世间，即可达至涅槃彼岸，此即三法印之由来；四圣谛包含两重因果，由集生苦，为世间生灭因果，由道证灭，为出世间解脱因果，说明一切诸法皆待缘而起，无有一法可以独立，而集则表明诸法皆为因缘聚集而生，具体说明缘起，故四圣谛是缘起法的具体表现。

　　四圣谛涵盖了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是佛法的根本与总纲，但这并不是说佛教只有四圣谛就足够，不需要其他教义和法门了。佛法就象一棵大树，既需要根和主干，也离不了枝叶，四圣谛好比佛法大树的根本、主干，是最重要的，但并不能取代一切，没有教法教义的丰富发展，没有茂盛的枝叶，只有一个光秃秃的树干也是活不下去的。四圣谛不是限制佛教发展的四根绳索，而是佛教生存发展的根基，是一切佛法的源泉，是推动整个佛教不断向上、不断向前的原动力。因而大乗佛教同样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佛教发展的新阶段，是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的自然延伸，也是佛教的创造性发展，不能因为它对过去的佛教理论有所突破而不承认它仍然是佛教，而四弘誓愿同样是四圣谛的展开，“从四圣谛而到达四弘誓愿，这是很自然的程序、很自然的次第、很自然的目标”。

　　大师指出，四圣谛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属于理，这种真理还须通过世间的实践－行来实现，大乗佛教的四弘誓愿则是完成从理到行转换的关键。修行实践并非易事，不仅需要理论的准备，更需要修行者本身的志愿和决心。修行不是外加的，也不是靠强迫进行的，如果修行者本身决心不大，又无诸佛菩萨弘大愿力的接引，则势必不能成功。四圣谛之花，只有通过四弘誓愿之光的照耀，才能结出丰硕的菩提之果。理与行同等重要，重理轻行是要不得的，甚至对佛教来说，行比理更加重要，因为诸佛降世，都是为了令众生获得解脱，并非为了造作语言、炫示聪明、呈其口辩。正如《箭喻经》所示，佛并非玄想家，无暇探究空虚无用的学问，而是救苦救难、慈悲度世的实践者、实干家。

　　重理轻行乃溺于知见的学者之病，也是自古以来执著经教者的顽疾。纵然说得千经万论，口若悬河，天花乱坠，大限到时，阎罗老子未免相屈。重理轻行同样是实践人间佛教的一大障碍，许多人满足于口说玄理，以解得几本经论、写得多少文章为荣，眼睛只盯着上面，心中只想着西方，对于现实社会众生的甘苦则麻木不仁，使得佛教无从发挥弘法利生、治病救人的作用，成为一种贵族化、学术化、闲适化的“精英”宗教，变成上流社会调剂生活、附庸风雅的点缀，越来越远离大众，越来越脱离实际，固步自封，作茧自缚，不求变革，不思进取，完全违背了释迦牟尼的弘愿和真旨。而近代以来由太虚大师等开创的人间佛教则完全是理行合一、注重发挥佛教救度众生、改革世间的实际作用的，可喜的是，这种人间佛教精神已经在两岸及世界各地结出丰硕的果实，成为当代佛教发展的主流。

　　如果以四圣谛为体，那么四弘誓愿则是使之发挥最大效能的用。中国传统一直存在重体轻用、以体为本、以用为末的倾向，这是对体用关系的割裂。其实体和用也是不可分割的，用无体则无根无源，无法长久发挥效力，体无用则无以显发，虽有亦无，成为死体，有体必有用，有用必有体。四圣谛与四弘誓愿也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四圣谛，则四弘誓愿无从产生，也无法立足，没有四弘誓愿，四圣谛也难以有效发挥其效用。

　　俗儒往往攻击佛教只讲出世、不讲入世、体用分成两片，这虽然是对佛教的误解和歪曲，但传统及现实的佛教之中也确实存在着由于无法贯彻释迦牟尼的真精神而导致的种种问题，这是佛教本身应当正视并加以改进的。由于佛教存在着宗派分立、特别是大小乘佛教局隔的问题，使得佛教自身源流相分、古今断裂，某些过于保守的上座部僧众不愿创新，以大乗佛教为异端，而某些以激进为号的大乗教众又过于偏激，过分贬低传统佛教，甚至将作为如来一代时教根本的四圣谛也诋为小教，这就使作为佛教根本教法的四圣谛与代表大乗教法的四弘誓愿无从贯通。在这种情况下，星云大师从贯通四圣谛与四弘誓愿入手来完成传统与现实、小乘与大乘的融合，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四圣谛与四弘誓愿本来是相通的，将其分割开来是由于世人的无知和偏见。同样，大乗佛教与小乘佛教也是根本一致的，将其对立起来也是不达正理造成的。或谓大乗佛教主张自利利他，小乘佛教则只讲自利，属于自了汉，这恐怕是一种偏见。其实全体佛教都讲自利利他，无论是从早期佛典还是佛及其诸大弟子的弘法实践中，都可以看到原始佛教同样是以救度众生为根本目标的，同样充满了利他精神。二者的差别，唯在偏重及出发点不同。

　　小乘佛教从自利出发，主张由自利而利他，这本身并无问题，己不立何以立人，己不正何以正人，自己尚不能了，又如何觉悟众生、度脱他人呢？如果己尚未了，就忙着觉悟他人，恐怕会是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利他反成害他。因而小乘佛教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一些人执著于自利自觉，以为宴坐山林、不理世事就可以单独获得解脱，只知不自利无从利他、不自觉无从觉他，不解不利他则无法自利、不觉他则无法自觉，因为除了自业之外还有共业，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每个生命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共业的消除离不开群体的努力，单靠个体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

　　大乗佛教特别重视利他，主张自度度人，自利利他，号称自己是大车、大船，能够度脱更多的众生，这种慈悲精神和牺牲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大乗佛教重视生命圈的整体性，强调共业及共同解脱，颇具现代色彩。由利他而自利，在觉他中自觉，在积累功德中修行，这本身是正确的，与小乘佛教的由自利而利他、先自觉而后觉他殊途同归，并无二致。然而如果过于强调利他觉他而忽视了自利自觉，就是本末倒置，本欲利他，却成害他，意在觉他，反致迷他。佛教的根本精神和基本理论是众生自作自受，自由自在，众生的命运全由自己掌握，行善得善报，作恶得恶报，出离轮回、修行证果则不受报，即使诸佛也不能决定众生的命运，这正是佛教与其他有神论宗教的根本区别。如果过分强调度他，就是干预他人的命运，破坏他人的自由，与彼外道无法区别。禅宗尤其强调自修自悟，自成佛道，二祖慧可明言“佛不度众生”，（《楞伽师资记》）众生必须自度，不可依赖他力，这是佛教和禅宗的真精神。以利他度他相标榜而嘲笑原始佛教的自利自觉，是不足取的。

　　将自利与利他、自觉与觉他结合起来，自力为本、他力为辅，内因为主、外缘为辅才是正确的，这就需要贯通大小乘、将四圣谛与四弘誓愿融为一体。单从理行、体用来解释四圣谛与四弘誓愿还是不够的，因为四圣谛本身不是没有用，释迦牟尼“三转法轮”，第一次“示相转”主要是揭示理体，属于本然，第二次“劝修转”则主要是劝发修行，属于应然，第三次“作证转”则表示自己已证四谛，为众生作榜样，属于已然，二转与三转都包含着修行实践的内容，因而四圣谛本身便包含着从理到行、由体及用的次第。那么如何区分四圣谛与四弘誓愿不同的功用呢？也许可以说四圣谛作为如来一代时教的根本，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应，是以自修自觉为主的，而四弘誓愿则是相应于后来的历史环境，以觉他度他为主。

　　第一次“示相转”内容为：

　　此是苦，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

　　此是灭，可证性；此是道，可修性。

　　第二次“劝修转”内容为：

　　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

　　此是灭，汝应证；此是道，汝应修。

　　第三次“作证转”内容为：

　　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断；

　　此是灭，我已证；此是道，我已修。

　　可以发现，三转法轮都是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的悟解与修证。这体现了佛教的自力原则、平等原则和无神论的精神，也是符合当时佛教刚刚产生、明了佛法者极少的历史环境的。人各自觉，人皆自立，则社会问题不复存在。道教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佛教称一人成佛，七世父母出离，因而立足自利自觉才能利他觉他，也可以说自利就是利他，自觉就是觉他。

　　四弘誓愿则突出了一个“弘”字，不仅主张自觉，而且更强调觉他，在觉他过程中完成自觉，在利他之行中实现自我净化和自利。大乗佛教是以集体或者说整体为本位的，强调相互联系、相互帮助和共同觉悟、共同解脱，重视自力与他力的相互结合。没有救度一切众生的弘大愿力，没有牺牲自我、帮助他人的慈悲精神，是不可能成佛的。诸佛都是通过发弘大誓愿而成就佛果的，诸大菩萨也是靠发大愿而修行得道。因而利他就是自利，觉他就是自觉，助人者自助，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一道理古今中外之贤圣皆有阐发，表明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因而四圣谛与四弘誓愿只是侧重不同，本质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从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到利他自利、觉他自觉，是符合逻辑的自然的次第。从文本上讲，二者也是完全相通的。如大师指出：

　　所谓苦谛，因为众生多苦，所以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

　　所谓集谛，因为苦由业集，所以发愿“烦恼无尽誓愿断”；

　　所谓道谛，为令众生向道，所以发愿“法门无量誓愿学”；

　　所谓灭谛，为使众生证果，所以发愿“佛道无上誓愿成”。

　　由此可知二者本来相通，这只是四弘誓愿的一个版本。有的经典将二者直接关联，如《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上谓：“所谓四弘誓愿，未度苦谛令度苦谛，未解集谛令解集谛，未安道谛令安道谛，未得涅槃令得涅槃。”《法华经》卷三则更简洁，其谓：“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如此四弘誓愿正是四圣谛的展开，就是发愿将四谛正理落实到每一个众生身上，使所有众生信解四圣谛、修行四圣谛、证成四圣谛，将四圣谛从自修自证之理转换为同修同证的大道。

　　如此四圣谛与信解行证也是相应的。众生沉迷于生死苦海而不知觉，以苦为乐，以染为净，佛为宣说苦圣谛，强调人生是苦，世法无常，不可贪恋，于斯真理，信之不疑，才是出离苦海的第一步，因而于苦圣谛须信。信苦之后，还须理解苦因。宇宙人生的实相在于缘起，了知法待缘生，苦由业集，才能不贪世法，行道消业，故于集圣谛须解。解集圣谛，只是停留在理的层面上，真正断集灭苦，还须勤修正道，因而必须修行道谛，于道圣谛当行。行道只是手段，最终目的则是达到涅槃寂灭之境，故于灭圣谛当证。信苦，解集，行道，证灭，构成了从理到行、由体起用的次第。

　　从佛三转法轮来看，第一次“示相转”是显示正理，令众生信解；第二次“劝修转”则是劝化行道，使众生发心修行；第三次“作证转”则是强调证果，普令众生象佛一样证得无上佛道。

　　四弘誓愿同样与之相应。从整体上讲，首先须相信四弘誓愿的正确，尔后理解四弘誓愿的价值，推行四弘誓愿的实践，证成四弘誓愿的妙果。分别来说，相信众生受苦当度，我之愿力能度；理解苦之由来，明了缘起之法，知烦恼业惑无有自性，无根无力，数虽无尽，悉能断之；佛法无边，法门无量，学而行之，精进不已；佛道无上，然道不远人，我自有佛性种子，只要努力，必能证之。

　　总之，佛教需要团结，佛法需要贯通，大小乘的界限必须打破，星云大师的这篇文章振聋发聩，必将引起广泛的回响，五乘同心，其日可期。

　　作者简介：徐文明，1965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