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与释学关系探析

古朴苍劲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饱经了雨雪风霜，依然“众芳摇落独鲜妍”，这是因为它酝酿和成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田沃壤之上。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思想体系之一的释学，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必然要与奇特的中国传统医药学进行接触，交流，渗透与融合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医药学在吸收释学的某些内容后变得更加丰富了，下面就中医药学与释学的关系谈谈看法。

（一）整体观念与三谛圆融

整体观念是指在观察分析和研究处理问题时，注重事物本身固有的完整性，统一性和联系性，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来看待宇宙及万事万物。中医学整体观念作为指导思想，把人与环境及人体自身之间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联系性看成一个整体，来分析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和异常病理状态。 三谛圆融是法华宗的核心思想，所谓“三谛”即真谛，俗谛，中谛。湛然《始终心要》云：“夫三谛者，天然之性德也，中谛者，统一切之法；真谛者，泯一切之法；俗谛者，立一切之法。举一即三，非前后也。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无有自性，这就是真谛；万事万物虽空，却又是由因缘合和而成，这就是俗谛。如果只看到俗有，不懂得真空，就会为客观事物的假象所迷惑；相反，如果只看到真空，而不注意俗有，那么对大量的客观现象也无法解释。所以既要看到事物真空，又要看到事物俗有。不偏不倚，不落两边，本体与现象合一。这就是中道即“三谛圆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思想也体现了对立统一的看待事物，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思想，只不过它是站在唯心的角度剖析事物的哲理。整体观念是由先秦的“天人合一”、“三才之道”等思想发展而成。而法华宗发源与北齐，南陈，创于隋，盛于唐，它吸收了南北不同风格的释家各派学说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理论思想，在年代上远远晚于“整体观念”思想的形成。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与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两者也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和影响，尤其在治疗心理疾病方面两者趋向了统一化，具体化和实用化。

（二）平等利他的医德观

释学所谓发阿耨多三貌三菩提心。即慈悲为怀，拔苦以和。将众生从苦难中救拔出来，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同时要把众生的痛苦视同自己的痛苦。中国古代的许多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慈悲思想，以此德行将众生视为自己并帮助他们解除身心痛苦，为众生谋求安宁与快乐。医家的这一慈悲思想，主要体现在平等和利他两个方面。

释学中的平等的思想渗透到祖国传统医学领域之后，许多医家深受其影响，故主张不论贵贱，贫富，亲疏，贤愚，均一视同仁。孙思邈《大医精成》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来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孙思邈要求医生首先应具有慈悲怜悯的心肠，救百姓于疾苦之中，来诊病的人，不管地位高低，家境贫富，年龄长幼，相貌美丑，关系亲疏，汉族少数民族，愚者智者，都应一视同人，同等对待，全力求治。如缪稀雍对地位卑贱的人就十分关怀，从不歧视。有一次，京城吴家一婢女患了传染病，危在旦夕，曾先后请过几位医家，听说是婢女，都不肯来。 缪稀雍知道此事后，立即赶到吴家，对其切问施治，挽救了这一婢女。

中国古代医家在受到平等思想影响的同时，也身受利他主义道德观的影响，不追逐名利，不贪图荣华富贵，不以医术谋取财利，以治好病人的疾患为乐趣，还常常无偿地施药给病人。如清代医家程国彭经常到普陀寺修行，受到释学主义的熏陶，将平日行医所收获的金钱用来购买药材施舍给急于求救的病。医家们发扬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了救死扶伤，乐于牺牲个人的利益，他们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在救治病人时丝毫不考虑自身的安危，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如明代医家张柏就是一位忠厚长者，病人来迎请，随叫随到，有时一夜要起十几次床，但他也从不推却。即使是深更半夜赶往百里之外也从未拒绝过。古代一些以慈悲为怀的医家，在帮助衣衫褴褛，脓血淋漓的病人治病时，不嫌臭秽，不怕传染，这种医风医德值得我们深深的回味和学习。正如孙思邈在《大医精成》中：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悽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赶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三﹚别开生面的新疗法、新技术

中国医生运用的金针拔障术是僧医从印度传过来的，原名“金蓖决”又称“金蓖术”。是用金针拔眼白内障的一种技术，北魏时佛经《大般涅槃经》卷八《如来恰品》中记载：“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蓖决其角膜。”后来这一专门治疗白内障的技术随释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土壤上发扬光大。关于这一技术在中国各种传记志文中均有记载。如北渡道人慧龙治眼疾“及慧龙下诊，豁然开朗。”元代沈光明白内障七十二证悉能治之等等。后来的针灸学专著《针灸聚英》，《针灸大成》等书均将此作为一项专门治疗白内障的技术载入典籍。

我国现存的第一部骨伤科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又名《理伤续断秘方》是唐朝僧医蔺道人撰写，他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继承《肘后救卒方》《备急千金方》《外台秘要》中关于骨伤科的经验成就，结合自己的理论实践经验和佛经记载的一些骨伤科治疗方法和外科技术写成这部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书。该书还首创“椅背复位法”。用以治疗肩关节脱位以及粉碎性骨折。后来的“架梯复位法”和今天仍在使用的“改良危氏法”均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该书还系统地记述了包括局部冲洗，诊断，牵引，复位，敷药，夹板固定等整骨手法的十四个步骤和方法，这些经验和方法对今天骨伤科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仍具指导意义。

（四）卷书方药的引载和注述

公元420-907年，也就是历史上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一时期，释学已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上升到统治地位，因此释学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翻译，并且日渐深入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由于释家经典翻译取得了很大进展，印度医药方面的典籍也大量被翻译为中文，印度的方剂和药物也被引载到中国的医书之中，丰富了祖国的传统医药学。

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千金翼方》中有10余首方援引自释家经典，如耆婆治恶病丸、阿伽陀圆主万病方、服菖蒲方等。王焘《外台秘要》载有20 余首方，如耆婆丸，莲子草膏，酪酥煎丸。延年目明方，治肺病方等。在药物方面，印度的不少药材通过僧医带进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本草学。据唐朝僧人释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药物有龙脑，麝香，荜拔，胡椒，阿魏，龙钵罗花，诃理勒，刺蜜，天竺桂，沉香，苏合香，象牙，牛黄，曼佗罗等二十味，同时中国也有不少味药材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被誉为“神州上药”。

中国的僧医在历史上曾经编著了许多医学著作，虽然大部分都已散佚，但在医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繁荣了祖国的传统医学。如西晋于法开著《议论各豫方》一卷；南北朝昙鸾著《调气治疗法》一卷，《疗白病杂丸方》三卷；唐鉴真著《鉴上人秘方》；五代高昙著《竹林寺女科证治》四卷，《竹林寺女科秘要》一卷；清朝雪岩禅师著《胎产新书》等等。当时，传入中国的印度医书也较多，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被译成中文的印度医书有八种，其中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药方》23卷 ，《西域波罗仙人方》4卷，《西域名医所集药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等等。

（五）“四大学说”对中医理论的影响

释学所谓“四大学说”即地，水，火，风的“四大”治病因素，并认为人身由四大构成，《佛说五王经》说：“人由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为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踞作。”“一大”不调就有一百零一种疾病产生，“四大”不调就有四百零四种疾病产生，四大学说传入中国后，很快影响到中医基础理论并将其反映到传统医学的典籍之中。

南朝梁代医家陶弘景首先援佛入医，在增补《肘后方》时，即采用此说，其序云：“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并且在《肘后方》的基础上补增15方并改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一引《天竺经论》中云：“身者，四大所成地，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四种假合以成人身。”隋曹元方《诸病源候论》。清代喻嘉言《医门法律》等均曾引述“四大”学说的内容来丰富祖国的传统医学， “四大”学说作为朴素的唯物论确实给中医学一些借鉴作用，在医学史上留下过它们的足迹。

中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释学与其在历史的进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中医药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形成和确立或多或少地烙上了释学的印迹，但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其又带有明显的宗教教理教义的局限性，这就值得并需要我们深入地挖掘释学的科学思想，深刻地探讨其与中医药学的关系，并以此来发展中医，弘扬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