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跳蚤”是中国知识界之耻

　　“高薪跳蚤”是大学校长们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为那些在高薪的诱惑下，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跳来跳去的“名教授”们起的雅号：“今天这个高校年薪100万元聘请了一位知名教授，明天另一个学校开价150万元，这位教授便立即奔开价更高的那家而去……”(7月18日《东方早报》)。总之，他们像跳蚤一样，总是能够敏捷地跳到更容易吸到血的地方去。

　　校长们对这种状况当然是不满的。但遗憾的是，他们除了发几句牢骚之外，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却完全没有触及，而在对策方面，也不过是重复了一些“要通过感情、环境留人”之类的陈词滥调。经验告诉我们，这肯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跳蚤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血更能唤起它们的感情吗？

　　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上升到知识分子的“德性”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名教授”(我们姑且假定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不是炒作、造假、剽窃出来的)作为知识精英中的精英，不能“以学术为志业”，而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个人发财致富的工具，这是一种“德性”上的堕落，是中国知识界的耻辱！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难道不是市场经济吗？不错，但市场经济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卖。也许一个“性工作者”可以谁出价高就把自己卖给谁，但一个以追求真理为职业志向的知识分子却不能，而只能“以学术为志业”，也就是说，只能将学术作为一项自己志愿从事的事业，一切选择都应该以是否有利于事业为转移，为此要有献身的精神准备，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前辈学术大师常以宗教感情来比喻从事学术所需要的“被局外人嘲笑的奇特的如醉如痴”(韦伯)。歌德也曾说，谁从事科学和艺术，谁也就有了宗教。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名教授”在选择工作单位时，“薪水”的高低就只能是一个次要的考虑因素，而绝不应该是“跳来跳去”的主要原因。

　　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当代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时刻，同时也处在历史上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所谓“战略机遇期”也好，“矛盾多发期”也好，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知识精英，在作出选择时，还必须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纳入自己的视野。

　　在这方面，不朽的马克斯·韦伯也为所有的知识精英作出了榜样：1889年，他在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放弃了留在名校柏林大学当待遇优厚的法学教授的机会，却到当时地位非常低的弗莱堡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因为在韦伯看来，经济学在当时的德国虽然是“显学”，但德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学，有的只是从英国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那里照搬来的皮毛，向公众灌输的则是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市侩道德，这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不成熟”。

　　韦伯认为，这潜伏着德国学术和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危机(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韦伯的担忧)，而韦伯一旦“怀着悲壮的心情”作出了投身学术的决定，他就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即使是在一次大战失败后的动荡岁月里，他也依然如故。

　　“高薪跳蚤”的出现并且成为“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讨论的一个议题，向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教授们是以学术为志，还是以金钱、美色、豪宅为志？我想这个问题还让中国的知识界去伤脑筋吧！我在这里仅仅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是跳蚤，那么吸血就是它唯一的生存目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血来养肥这些跳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