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当彼得·圣吉遇见南怀瑾

　　彼得·圣吉是享誉世界的管理学大师。他的著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于１９９７年被评为二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五本管理学书籍之一。书中首倡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在国际工商界、学术界，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彼得·圣吉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资深讲师，也是该学院“组织学习与变革”的团队成员，同时兼任“组织学习协会”（ＳＯＬ）主席。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应该会让国内那些“言必称西方”的学者们，仰慕万分了。

　　彼得·圣吉在１９９５年之后，便开始频频造访中国香港及大陆地区，除了学术交流之外，更多是因为要拜会一个老者的缘故。这个老者就是南怀瑾。南怀瑾又是何许人也？这个名字，在台湾以及香港地区，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在大陆，除了宗教以及文化界，普通国人对其并不熟悉。南怀瑾先生已是望九高龄，一生的经历实在是太过传奇，三言两语自然说不清楚。这里只是引用一些书上对他的介绍，以求描述个大概。“南先生长期精研国学，读书数十万卷，对儒、释、道均有精湛造诣，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诸学，对西方文化亦有独到理解，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堪称一代宗师，在中西文化界享有极高声誉”。这段文字对南先生的介绍，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只要是读过南先生著作的读者，应该不会持有什么异议。

　　这样，问题就变得耐人寻味了。一位是国际管理学大师，一位是中国文化巨擘，两个在文化上风格迥异、地域上也相距甚远的人物，竟然会同时出现在一本新书的封面上。这本书就是《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关于禅、生命和认知的对话》，前不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大陆发行。这本书，名为对话，实际内容却更多是彼得·圣吉在南先生面前执弟子礼，求教有关中国禅宗修持方法以及生命与认知科学的若干重大问题。

　　那些对西学极尽赞美能事的中国学者，看到这本书，恐怕会有些迷惑。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少数的道德伦理说教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相对于西学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既缺乏科学的严谨性以及逻辑严密性，更缺乏西方人积极向外开拓的精神。很多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所抱持的这样一种态度，由来已久，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然而，时至今日，依然还是有络绎不绝的国际知名人士，来到中国求教问学。彼得·圣吉只是众多国际知名人士中的一员，他在１９９７年之后就正式拜倒在南先生的门下，求教有关中国文化以及人生修养的若干问题。他说：“在我们寻求如何为管理学这个领域开拓新知时，有幸遇到中国文化界修为涵养极高的大师们，并承蒙他们指点。与南怀瑾大师的会谈尤其关键。他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探索领域的共同基础。我们真心的感谢能有这个机会，与中国文化界的广大读者分享我们这次旅行的见解。我们也期待能有更深度的跨文化交流，继续与你们共同学习。”

　　彼得·圣吉早年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曾经师从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学习禅宗，从此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及至１９９５年拜会南怀瑾先生之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以及人生的智慧，并且融会贯通，在其新书《修炼的轨迹》中，他说这本书“有如禅宗师父的一声棒喝，告诉你：打开你的心智模式吧，没有答案……学习大师的虚怀若谷，我们所知还很有限，我们所感受的一切，都有永恒的奥秘蕴藏其中”。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位管理学大师的深刻影响。

　　彼得·圣吉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找寻对他的管理学有启发的资源，他自己更是从中汲取了许多中国人的做人智慧，以及独特的修身养性之法。时代发展到今天，西方人开始把更多的目光转向东方，希望从东方的古老智慧中，为困境中的人类世界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中国文化热”，彼得·圣吉的故事只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罢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许多东西，被西方人推崇有加：《孙子兵法》早已成为欧美军事院校的必读书目，《老子》、《易经》也开始走进西方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有许多中国武术爱好者，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拜师学艺，少林寺在西方拥有极高知名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水涨船高，更多的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重新审视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度。不仅如此，西方文化发展至今，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成就，带来的问题却也触目惊心：恐怖袭击、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宗教冲突以及核扩散危机等等。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些危机一旦恶化，都足以影响数以亿计的生命，甚至会将人类彻底毁灭。而这些全球性的问题，许多就来自西方文化自身的弊病，是西方文化内在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里侧重分析的传统，强调人的科学理性，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之上，必然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主宰，由此引发了诸如环境污染、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东方，尤其是中国，是看到了中国文化侧重综合的倾向。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和了西方文化固有的缺陷，为人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既不要做“国粹派”，就像辜鸿铭一样，张口闭口就以天朝上国自居，固步自封；也不要成为“西方中心论者”，就像今天的许多中国学者那样，“无洋不是学，有外方称尊”，我们应该秉持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因为，所有文化都是全人类的文化，一味排斥或者全盘接受，都不可取。想来想去，最为理性的态度，恐怕还是那句被我们说烂了的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八个字，我们倒是烂熟于心了，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仅就其精髓――儒、释、道――三家的学说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对《四库全书》、《大藏经》、《道藏》之中所收录的典籍有个起码了解，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传统文化中，究竟哪些是精华、哪些又是糟粕？如果连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都分不清楚，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做取舍呢？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几次外敌入侵，不仅击垮了“天朝上国”的自大迷梦，更是击垮了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曾几何时，我们这个一度创造了人类最辉煌文化的文明古国，在文化上竟然也开始低下了骄傲的头颅。中国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咄咄逼人的风头面前，屈辱了一百六十多年；我们在寻求民族强大的道路上，不是拜倒在欧美国家的民主自由面前，就是屈服在苏俄的集权统治之下。屈辱了一百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真正开始走自己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走了二十多年，中国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上，走出了一条世界为之瞩目的“中国模式”之路。然而，在文化上，我们却依旧茫然。一个崛起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竟然没有清晰的定位；一个日益强大的民族，竟然缺乏一种深厚的认同，这就是“软实力”的缺失，而“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言：“夫国学者（通常国学是作传统文化解，这一点学术界尚有争议，作者注），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侍国学固不足以立国，而吾未闻国学未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是到了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了，这既是我们给老祖宗的一个历史交代，也是我们能为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做出的最好贡献。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识中，有一个“天下”的观念，所有国家、各种文化，都应该能够在一片天空下，和谐共处。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要在此基础之上，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而不是对抗。费孝通先生曾经谈起有关文化交流的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诚哉斯言！

　　彼得·圣吉遇见南怀瑾的背后，实际上昭示着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再次相遇。既然时代的风云际会，召唤着我们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就应该是责无旁贷、义无返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