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行者梁漱溟“文革”中拒绝批孔

梁漱溟拒绝批孔的风波

　　梁漱溟打破沉默　

　　1973年10月底，“批林批孔”的政治闹剧开场了。当时刚刚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不足二百人，他们也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出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子”，生硬地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战车上绑。梁漱溟先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学习组也就成了重点组。为什么？第一，梁是谁都知道的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贯尊孔”派，比如　1953年9月，他曾在大庭广众之中因讨论总路线中的农民问题，与＊＊＊公开顶撞。第二，梁这人颇有些与众不同，向来是有话便直言无隐而不顾及其他。从当时某些居领导地位的人看，有种估计：一是梁表态支持“批孔”，话不在多，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是大有“宣传”价值的；二是反对“批孔”，那就拿梁老这个“反面教员”作靶子，也无碍大局。从当时与梁一样参加“批林批孔”学习运动的多数人看，违心之言说多了不是滋味，听多了也感到腻味，便不约而同把眼光注视着梁漱溟，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而“唱唱反调”，给某些有权势的人增加一点麻烦。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音，贴大字报，立刻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梁漱溟的举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但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他所在的学习组有20余人都“表态”了，都表示“拥护”这个运动，唯他始终一言不发，持续了一个多月。有人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有人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台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　

　　梁漱溟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X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当场没有再说什么。又过了几天，即1973年12月24日，梁漱溟才在学习会上说：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会上马上有人说话：“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梁漱溟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议的人却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决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退路没有了，梁漱溟答应作准备。　

　　1974年2月22日，梁漱溟先生登台开讲。为什么叫“登台开讲”？因有这样一个细节：梁漱溟发言的那天，衣冠整洁，皮包装得鼓鼓，里面是讲稿、参考书、笔记本，一件件摆在会议室茶几上，站起来发言。由于他已是8l岁高龄的老人，是学习组最年长者之一，主持会的人请他坐下讲，他摆摆手，就像在大学课堂里正式开课一样，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第二天，消息传开，其他学习组就有人悄悄说：“梁漱溟开讲了，半天没有讲完。”2月25日，梁漱溟又继续讲了一个半天。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梁漱溟先生长达两个半天的发言，总题目就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由于是即席讲演，许多活乃讲稿提纲上所没有，即使是1985年（群言）杂志连载的文章，也未能全部包括。笔者现根据当时的记录本和梁漱溟的手稿，就其结论性的要点作些补充。　

　　梁漱溟在学习会上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梁漱溟坦陈他对孔子的认识：“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育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良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的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梁漱溟忽然话锋一转，语出惊人：“有人说＊＊＊一直是批孔反孔的，但我认真读＊＊＊的著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研究和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像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当全国范围内“批林批孔”运动闹剧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梁漱溟在学习会上发表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子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这些既是批判梁漱溟大字报的标题，也是大小批判会常用的口号。当然，还得老账新账一块算，梁漱溟是长期负债户，他的老账是算不清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小批判会形式的“文攻”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在梁漱溟自己，是早已有思想准备的。至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多数人呢，大家心照不宣，这本是一场有领导的“运动”，不免又是人人在小组会上“表态”，并推举代表上大会去作批判发言，大家热闹一番。听的，说的，大家都无可奈何地在这场闹剧中扮演着角色，一会儿是演员，一会儿是观众。相比之下，当观众在台下一坐，当然较安稳些，上台演戏就困难得多，起码总得读一遍满纸违心话的发言稿吧。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些民主党派学习会发生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愿意上大会读批梁发言稿的事，最后只得由领导做工作，指定了发言人。当时所谓批判会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梁漱溟在作了上述长篇发言之后，得到的第一步反应是由他所在的学习组集中火力对他进行批判。由于“批林批孔”是连在一起的，自然就涉及对待“批林”的态度问题。众口追问，不表态是不成的。一开始，梁漱溟也只是露个头，他说：　

　　“‘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且容我不说更好。”　

　　用当时的话说，梁漱溟的这段话是“故技重演”。已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把话倒出来是难过关的。梁漱溟随后终于在众人追问之下吐出真言，把要说的话断断续续公之于众。主要论点为：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将梁漱溟当时的发言要点摘录于后。　

　　梁漱溟说：　

　　“我的批林，与众说不大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主张，如刘少奇的主张就很多，不管怎么错误，但他敢于说出来，公开提出，井自信是对的，这才够得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又是什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来，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公开说的全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谁能找出林彪的公开主张呢？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有是有一点，比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他拿出来的，但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他自己想做主席，故意说必须让＊＊＊当主席。这还不是不敢见人、不能见人的黑话。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是藏着的事，不敢见人，见不得人，这算什么路线？无路线可言！如果林彪直接对＊＊＊讲，要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像一个光明男子！那也还算是一种主张，一种路线。现在这样算什么，能算什么路线？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他没有人格。所以事发后＊＊＊告诫大家：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林彪破坏＊＊＊正确路线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在中共党内发生了一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但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进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　

　　“我不能说屈心的话，不能像林彪那样，说一套，做一套。耍两面派，没有比林彪装得更像。（语录）是他编的，在没有败露之前，似乎马＆＾列主义没有人比他学得更好。林彪欺骗了＊＊＊，＊＊＊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但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言论，对梁漱溟的批判，由一二十人的小组会上升为一二百人的大会，时间持续到1974年底。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自1974年2月20日梁漱溟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小组会对他批判的火力十分猛烈。梁漱溟希望这次批判不要拖得太久，于是不几日便检查自己。无奈他思想实际并未搞通，又不想说假话应付过关，结果是越说毛病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许多的新内容，特别是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一直闹到白热化的程度。　

　　我仍然采用摘录梁漱溟当时言论的办法，用事实作出答复。　

　　3月8日，即在梁漱溟长篇发言十余天之后，梁漱溟便在会上说：“最近我竟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是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文不切题；第二更怕有碍于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拿了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　

　　3月11日，梁漱溟又在会上说：“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人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就是了。”　

　　从三月以后，梁漱溟真的不申说了，但坚持每会必到，洗耳恭听。只是其间在众人追问对待批判林彪的态度时，梁漱溟才讲了本文在第三段摘录的那些话。　

　　不料在9月23日，当这场历时半年多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漱溟却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使在座的人哑然，转而是群情激愤不可抑制。　

　　梁漱溟的最后答复，也震惊了各组同人，当时的主持者勒令梁漱溟作出解释。　

　　梁漱溟解释说：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了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的这段解释，更使在座的同人哑然、木然。我想，即使在今天也不必多作解释的解释，还是留着原话，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吧！　

（选自《畅销书摘》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