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高僧——德山宣鉴禅师

　　今天，我们对“当头棒喝”或“当头一棒”等成语耳熟能详。对金庸《鹿鼎记》中的绝世武功──“德山棒法”，更是津津乐道。对佛教经典中的传灯、燃灯等典故也不陌生。对雍正皇帝两次将德山宣鉴禅师从禅宗高僧名录中除名，也时有所闻。但是，这些成语、武功、典故或皇帝，与简阳究竟有何联系，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解开以上谜底，我们应了解一位人物，那就是德山宣鉴禅师。

　　德山宣鉴，俗姓周，简州（今四川简阳市）人，生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卒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享年84岁。他20岁时出家，研习北禅，经常向僧众宣讲《金刚经》。因此德山在很年轻时就得了个绰号，叫“周金刚”。他参禅的心得：“一毛吞海，海性无亏。纤芥投降，锋利不动。学与无学，唯我知焉。”已成为佛门中的经典语句。宣鉴对自己的修持颇为自负。

　　唐以前，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基本以“三论”、“天台”、“唯识”、“华严”、“净土”五宗为代表的北方佛教占据着统治地位，禅宗只在南方少数地方存在和发展。北方佛教重经典、戒律，要成佛，主张渐修。对于大众来说，要想成佛，这种渐修法几乎是画饼充饥。因为修成正果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艰苦修行，即要等到亿万年以后。而禅宗坚持“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很有点“速成”的味道，然而，对于大众来说，成佛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了。形式上，北方佛教主张信徒要出家，要在寺庙里修行，而且要念诵大量的经文。因此，北方佛教在争夺人口、土地等方面与封建王朝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而禅宗主张丛林修，不出家，只要心中有佛，不改变日常生活即可。因此在唐初大规模的灭佛活动中，北方佛教遭受的打击最为惨重，几乎一蹶不振。而南方禅宗却乘机发展，势力迅速扩大，并很快占领北方，成为中国佛教中最大的派别。

　　德山宣鉴禅师原本修行北方佛法，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宋《五家正宗赞》说他“初讲金刚经。名冠成都。”《五灯会元》记载：“德山宣鉴禅师，20岁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于性相诸经，贯通旨趣。”台湾佛学大家南怀谨先生赞德山宣鉴是：“专门讲《金刚经》，佛法学问好极了，无论在宗教、学术还是哲学方面的成就都高得很，名气很大。”

　　这位简阳老乡听说南方禅门也以《金刚经》为教本，而且法度十分兴盛，心里很不服气，说：“出家人经过千劫万难学佛的威仪举止，尚不得成佛，南方的魔子们竟敢狂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于是他发誓南下挑战，与他们一论高下。他说到做到，用挑子挑了自己研习《金刚经》所得的心得体会《青龙疏抄》（100卷），不畏路途艰险，出川东下。

　　但是，德山万万没有想到，他不仅没有挑战成功，最后反而成为了南方佛门中的一代宗师。佛教典籍记载，德山宣鉴寻找论战对手的途中，因饥饿曾向一卖点心的老婆子讨要食物。那老婆子指着他的挑子问：“你挑的什么书？”德山宣鉴回答：“《青龙疏抄》。”老婆子又问：“你讲什么经？”德山宣鉴再答：“《金刚经》。”老婆子继续问：“我有一个问题，你要答得上，我就施予你点心；你要回答不上，就请你去别处去讨吧。《金刚经》里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不知道您要讨的是哪个心？”德山宣鉴一下子愣了。他没想到，一个普通的乡野老妇，竟然也熟悉《金刚经》！并且能提出如此艰深难答的问题。于是他开始警惕起来，心想一定得小心对付这些“南方魔子”才行。

　　他最终选定的论战对手，是龙潭寺著名的叫崇信法师。据说两人初次见面时，德山宣鉴目中无物，自恃非凡，径直奔向崇信的法堂，高声大叫：“久闻龙潭大名，一旦来到到此地，为何不见潭，也不见龙？”此时端坐于法堂禅座上的崇信，见一黑汉奔来，不慌不忙地欠了欠身，淡淡笑道：“潭不见，龙也不见，可你不是已经亲自进入了龙潭吗？”德山宣鉴顿时被这一句简单的回答给镇住了。是啊，既然你已经到了龙潭，且身在龙潭之中，却熟视无睹，对于参禅之人来说，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你悟性太差。

　　乡野村妇的诘难，可以推说是胡言乱语。但崇信法师不经意间的妙语点拨，却是不服不行了。于是德山宣鉴在龙潭住下，以切磋为名，继续寻找崇信的漏洞。一天晚上，德山宣鉴站在崇信身边。眼看时间很晚，崇信说：“夜深了，你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德山宣鉴礼貌地打了声招呼，走出法堂朝外一看，说：“天好黑呀。”此刻，崇信法师点燃一根纸烛，伸手递与德山宣鉴，意欲与他照路使用。德山宣鉴伸手去接，崇信法师忽然“扑”地一口将纸烛吹灭。此刻，德山宣鉴心中豁然开朗！澧阳路上遇到卖饼婆子时就积起的疑团，由此烟消云散。于是倒身便拜。

　　“你见到了什么？”崇信问。

　　“心中之灯。”德山宣鉴回答。

　　灯燃即见物，灯灭即迷茫。灯光的有无，只决定所见对象的存灭，见物闪现是见，见物消逝即使一片黑暗也是见，见与不见都是见，这个见就是“见性”的见。也就是说，超越见与不见的对立之上，有一个决定着能见与所见的自性本体。所以，燃灯、吹灯的刹那交替，使德山宣鉴在明暗的变幻中，见到了自性。纸烛虽然灭了，但德山宣鉴的心性之灯却通体明亮地照耀起来了。

　　第二天，崇信法师升座，对众僧说：“你们中间有个黑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日后他将到孤峰顶上，替我立道行法去！”

　　德山宣鉴自知得到崇信法师心印，对于南禅从疾恨到心服，便把从四川简州带来的《青龙疏抄》堆在法堂前面，举着火炬对众僧说：“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玄。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意思是：“把所有的玄理都弄通了，也只不过像一根毫发放置在太虚世界那样渺小；把所有的微妙都穷尽了，也只是像一滴水汇入浩瀚的大川那样微不足道。不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光靠研习经典是无济于事的。”然后，他将《青龙疏抄》付之一炬。如今湖南常德市的乾明寺，尚保存着当年德山宣鉴焚烧《青龙疏抄》一书的焚经坛。后人研究德山宣鉴，曾为他焚烧此书惋惜不已。对于一位大禅师、大学者，想必那《青龙疏抄》中不知包藏了多少德山宣鉴的个人成果，不知蕴含了多少佛学哲理，对整个佛学和佛学界来说，损失惨重。但德山宣鉴在顿悟之后，毫不犹豫，将之焚毁，敢于勇敢地抛弃自我，接受新知，又足见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物！

　　此后德山宣鉴居住在澧阳，大约从公元815年一直住到公元845年，一住就是30年！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35年），唐王朝大举灭佛。德山宣鉴为避祸逃至临澧太浮山石室避难。太浮山，又名独浮山，距临澧县城西南12.2公里，跨石门、桃源、常备、临澧四界。大中初年，唐废灭佛政策。这时，任朗州刺史的薛廷望，重修建于唐朝初年的德山精舍，并改名为“古德禅院”，荆南节度使裴休题写重修碑文。唐初两次大规模灭佛活动，给佛教以沉重打击。全国的佛教庙宇付之一炬，经书被毁，大批僧人被杀或被迫还俗。庙修复后，请高僧住持成为一大难事。薛廷望听说德山宣鉴的道行后，多次请他下山，均遭拒绝。薛太守无奈，只得“设诡计”以走私茶盐的罪名将宣鉴“请”下山来。德山宣鉴见薛太守确有诚意，最终同意到古德禅院住持禅事，直至终老。

　　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德山宣鉴禅师圆寂，唐懿宗赐其“见性禅师”谥号。

　　遥想当年，德山宣鉴禅师从四川简州出发，顺沱江至重庆，再步行穿越三峡，其道路之难走，非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可比。德山宣鉴究竟走了多久？其间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没有开阔的心胸，没有超人的意志和对佛教真理的绝对信仰，是绝难做得到的。唐玄装西天取经，目的是“拿来”，而德山宣鉴出川，则是为了“改革”。可以说两人是不约而同地为了中国的佛教事业同踏千险、赴死不辞。

　　德山宣鉴在禅宗史上不仅与马祖齐名，而且更以“禅风竣烈、大逆不道”出名。他创立的“德山棒”堪称一绝。一位新罗（今朝鲜）信徒听德山宣鉴布道时心有疑惑，举手提问，猛不丁被德山宣鉴禅师棒打。这位新罗人问：“师傅，您为什么要打我？”德山宣鉴禅师说：“因为你问我。”第二天，这位新罗人吸取教训，不再提问了。没想到又被师傅棒打。新罗人急了，问：“师傅，我不问您为何又要打我？”德山宣鉴说：“因为你不问。”这就是佛史上著名的“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不三十棒”的由来。意思是说，你开口问要挨打，不开口问也要挨打。宣鉴禅师认为，要实现顿悟的目的，必须抛弃头脑中固有的杂念，否则，永远不能实现顿悟。一棒打去，就是打掉心中的杂念。你开口问，说明你有杂念，你闷着头不问，也证明你心中有杂念。他的这一方法与禅宗的另一大派别——临济宗接引学人的方法类似。临济宗的禅师在布道时，若信徒开口问，禅师会大喝一声，若信徒不开口问，禅师同样会大喝一声，其目的也是要喝断你心中的杂念。“临济喝”在禅宗内部与“德山棒”一样也十分有名。但与“德山棒”比，“临济喝”显然要温和得多。因此，成语中才有“当头棒喝”、或“当头一棒”，而没有“当头一喝”。

　　对德山宣鉴，争论最大的是关于他的“呵佛骂祖”言论。有一次，德山宣鉴上堂，对弟子们说：“这里无祖无佛。”弟子们一下子愣了。这“无祖无佛”，分明是眼里没有佛祖，是对佛的大不敬，所以弟子们显得十分紧张。然而，宣鉴禅师下面的话更让弟子们吓破了胆。宣鉴禅师突然高声说：“达磨是老塥胡，释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辨鬼，自救不了。”信徒们大惊失色。法师怎敢骂起佛门的老祖宗来了？而且骂得如此不堪！宣鉴此举，也成为禅宗史上对德山宣鉴争论不休的问题。

　　理解德山宣鉴这一离经判道的言论，有学者认为：德山宣鉴在四川简州修习时，曾深入经论，花费不少时日，但这毕竟只是在名相术语中纠缠，而并非了悟。到他挑战龙潭的路上，居然被婆子的“三心”问住，说明德山宣鉴是被经论名相迷失了自性。直到他在龙潭停留一段时间之后，才于崇信法师的点烛与灭烛的施教中顿悟。他经历了这么长的参学过程，才摆脱名相术语的束缚。再则，德山宣鉴亲遭“会昌法难“，“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会昌法难结束后，武陵太守薛廷望以“走私茶盐”诬之，言犯禁法，才勉强将宣鉴禅师请出，住持古德禅院。会昌法难，给当时的佛教打击巨大，全国拆毁寺庙四千余所，捕杀和强迫僧尼还伴俗26万余人，佛经佛像被毁之数不可胜计。面对如此重大的打击，禅宗主张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并不依执外在的经像，所以德山宣鉴的“呵佛”有对外在偶像的破斥，而并非是对内心深信的佛与祖的侮辱。而且，达摩达到中国时，曾提出“廊然无圣”。可见，德山宣鉴的所谓“呵佛骂祖”，其精神内核与禅宗最初的宗旨是一致的。德山宣鉴“呵佛骂祖”的目的是要告诫学人：参禅，要敢于建立个人自信，肯定自身价值，不要做偶像的奴仆，不要人为地贬低自己，成佛不须他求，而靠自修、自悟、自证。

　　德山宣鉴的“呵佛骂祖”与“德山棒”，真正地改革了佛教，对后世禅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他以后，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才逐渐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为中国心灵所理解，从而更进一步孕育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还有学者认为，德山宣鉴的强调自我，是中国最早的人文精神。在距今1000多年的唐代，德山宣鉴即有“不拜偶像，注重自我”的意识，实在难能可贵。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比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精神”早了好几百年。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德山宣鉴的实践，不仅令佛教禅风耳目一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遗产。

　　至于雍正皇帝为何两度将德山宣鉴从历代高僧名录中删除，并不是如雍正所批评的那样：“德山宣鉴，平生语言无可取，一味狂见恣肆……如市井无赖小人诟谇，实令人惊讶，不解其是何心行。”雍正此举的用意，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以此警告那些有离经叛道或不服朝廷倾向的僧侣们，不要轻举妄动。

　　事实上，对于德山宣鉴的德行，学人无不敬仰，归服者众。德山宣鉴第三代弟子创立了在南禅中有名的云门宗和法眼宗门派。中唐以后，禅宗成为中国佛教不分南北的名符其实的“霸主”，而由德山宣鉴的弟子创造的禅宗云门、法眼二宗，特别是云门宗在北宋时期，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成为禅宗中影响最大、信徒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宗派。传至近代，云门宗已过13世；法眼宗已达10世，信徒遍布海内外。

　　关于德山宣鉴的出身地，简阳各个时代的地方志中，只有乾隆年间的《简阳县志》有寥寥百十余字的记录。但《五代史》、《五灯会元》、《高僧传》、《五家正宗赞》、《指月录》等宋明时期的佛教典籍，皆明确无误地记载着德山宣鉴是四川简州人。德山宣鉴究竟在简州的何处出家？史料上记载模糊，只说他出家的地方“距简州城西北七十里”。近年来部分有心人通过考证，德山宣鉴出家地点应在今天老君井乡的卧龙寺村十一组。其理由：一是卧龙村离简城的距离与方位，与史料记载较为贴近；二是卧龙村十一组有一座古寺，原名“福庆寺”（当地人称卧龙寺），相传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传说，称唐初有人拾得10斤黄金，先用这些黄金在龙泉山修建了石经寺。剩下的黄金还多，又沿龙泉山脉往西又修建了长松寺。黄金还有剩余，又在卧龙山修建了福庆寺。可是黄金还没用完，又往西修了剩金寺。石经寺和长松寺已有典籍记载建于唐。因此福庆寺也应该为唐时所建。此寺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剩下的建筑于1981年被彻底拆除。现在还剩下三块石碑，碑文落款，一为清“乾隆九年正月二十日”，一为“清嘉庆二年五年二十七日”，另一块为“大清咸丰十年五月一十九日”。碑文内容一为佃户与寺庙住持因佃租发生矛盾告至官府，二为住持偷伐庙内树木遭地方行政处罚的事。三是古福庆寺被卧龙山环抱，德山宣鉴当年讲授《金刚经》时，曾自命不凡以“青龙”自居，《金刚经》的批注也以《青龙疏抄》贯名，这些恐怕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近年来，云门宗、法眼宗分布在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韩国、越南、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信徒，纷纷到中国内地寻根，祭拜德山宣鉴祖师。湖南常德市抓住这一机会，出巨资修缮德山宣鉴禅师圆寂时的乾明寺。并于2002年举办了首届寻根大会，吸引了海内外各佛教协会1万余人参加。乾明寺一时之间在南禅云门宗、法眼宗遍布于五湖四海的信徒心目中，如同伊斯兰教徒眼中的麦加圣庙一般神圣而庄严。同时，湖南常德市以此为契机，大力宣扬推荐常德，不论在宗教文化的发掘，还是在旅游开发、招商引资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相反，德山宣鉴禅师的出生地和出家时的庙宇，却显得格外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