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玛依，我的克拉玛依！

　　1994年12月8日晚，克拉玛依市最好的剧院“友谊馆”座无虚席，聚集了来自本市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呢？原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到克拉玛依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来了——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上级领导来了，下级权力岂敢怠慢？克拉玛依市教委对上级领导的殷勤招待自不待说，送钱送物也未可知。为了使领导同志更加喜悦，克拉玛依市教委还精心组织了一场专门为自治区教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演出。

　　所谓“汇报演出”，不但需要演员，更需要观众作为烘托，一如我们经常为了缺少听众的报告会（譬如“英模报告会”）、缺少观众的专题演出（譬如仅仅具有宣传功能的专场演出）、缺少欣赏者的体育竞赛（譬如前不久召开的“残奥会”的很多比赛场次）充当观众去剧场或体育场“填空”。在此种情况下，所谓“观众”尽管是由一个个有生命、有灵魂的个体组成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仅仅是数字了，甚至还可以说，这些人仅仅具有改变视觉效果的道具意义：你像颜料一样涂改了观众区的颜色，使之变得好看了，这就是你来到这里的全部功能。

　　“克拉玛依市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目前显现的就是这样的功能，所以剧场“座无虚席”，热闹而拥挤，到处都是被抽象成为数字的学生的喧哗，到处都是“数字”们的欢声笑语。克拉玛依市教委的领导同志很满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也很满意，演出就在这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这时候，“友谊馆”里共有学生、教师、工作人员、验收团成员及当地领导796人。

　　我不知道演出内容，但是根据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却可以想象天真的孩子们做了哪些表演。比如，2005年4月30日下午，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他就读过的西安后宰门小学，就有小学生表演舞蹈、《三字经》朗诵、腰鼓、百人团体操等丰富的文娱节目。我印象最深的是可爱的孩子们在大人教唆下带着动作深情地朗诵道：“……两岸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爷爷啊，您回来啦！您终于回来啦！您的母校热情欢迎您！爷爷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所以我想克拉玛依市“友谊馆”的那场演出说不定也有这样的诗朗诵：“克拉玛依市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自治区教委领导啊，您们来啦！您们终于来啦！克拉玛依市的少年儿童热情欢迎您！爷爷们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假如我再借用当时对于连战访问后宰门小学的媒体描述，那么，我可以给读者勾勒这样一幅感人场景：“很多人都被充满激情的表演所感动，流下了热泪……”

　　但是发生了意外：6时20分左右，舞台第7号光柱灯烤燃了幕布，燃烧极为迅速，火焰从舞台向剧场顶部蔓延，在一片惊呼声中，本能驱使学生们向剧院出口涌去。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历史记住的事情：主持演出的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一位官员站到台前大喝一声：“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出现了短暂的犹豫。孩子们并不知道，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短暂的犹豫”意味生死两界！孩子们不知道的事情，大人是知道的，教委的领导同志更知道——就在孩子们“短暂犹豫”的时候，坐在最前面、离火源最近的官员们就像兔子一样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剧场出口窜了过去。大火顷刻间把剧场整个吞噬了，从烈焰中蒸腾的毒气把学生和老师成片熏到在剧场里。

　　本次火灾共造成326人死亡，大部分是8岁至15岁的学生。

　　当地政府以及更高级的政府，就像任何灾难发生以后所做的本能反应那样，首先向外界严密封锁了消息，我上面的引述不是来自媒体的即时报道，而是来自灾难发生几年以后甚至是十几年以后亲历者的描述，正是这些描述，基本上还原了被官方遮掩的事件真相，使我们看到了很多官方不希望人们看到的细节。

　　我举例其中一个细节。

　　大火燃烧起来以后，一位女官员姿态优雅地窜进了女厕所，马上把门反锁住了。这位女官员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有毒烟雾阻挡在门外，以免灼伤其柔嫩的呼吸道乃至于威胁到生命安全；二是阻止逃生的学生拥挤进来，挤占已经为她所有的生命空间。如果我们权衡这两个目的的重要性，那么，第二个显然重要于第一个：假如有学生进来，哪怕是一个，都会导致有毒烟雾侵入，那就意味着女官员有生命之虞。学生成为了比毒雾更加可怕的死亡威胁，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数学生拍打厕所央求女官员开门，女官员仍旧以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坚定沉着姿态应对，就像“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样冷酷无情地不为学生们的哭喊哀求所动，死死按住门闩，进行着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保卫战。共产党员是任何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人，那道生死之门最终还是没有打开，女官员保住了性命，代价是：厕所外面堆了一百多具孩子的尸体。

　　据说灾难发生以后，伤亡者亲属由于对克拉玛依市政府对善后处理工作不满与政府发生了冲突，把遇难孩子的照片和生平简介摆放或悬挂在克拉玛依市主要街道友谊路两边的树林里，连续几十天举行静坐示威。他们的行为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理解，很多市民前往观看助阵而且给静坐的人们送去食物……但是关于这场灾难、关于这场灾难之后遇难者家属的诉求，除了克拉玛依市部分民众之外，外界没有人知道，人们从报纸、广播和电视画面杀个看到的全部是领导者的关心体贴，是遇难者家属对党和国家感激不尽，虽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记者在火灾发生之后不久到克拉玛依采访，满含义愤地制作了电视片，但是这部电视片没有通过政治审查，也就没有播出……偶尔有一些探讨灾难发生原因的文章，也充满了对“不可抗力”的描述——所谓“不可抗力”就是人力无法阻止，无需什么人来承担责任，“怨的话你怨老天爷去”。

　　事情毕竟太大，而且即使是傻子也能够从这件惨绝人寰的灾难中看到权力的责任乃至于权力的罪责，真相仍旧不为官方所控制，像火灾“毒雾”一样在大地上蔓延，这件惨绝人寰的悲剧才有了这样一个结尾：“14位官员因为渎职罪受到法律制裁”。什么“制裁”呢？有期徒刑，刑期最长为7年（上面提到的那位躲进厕所的女官员被判刑4年）。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资格对刑期说长道短，但是，我又伤心地从《星期天泰晤士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所有被判刑的14人都在服刑2到3年以后获释。”

　　我最初的反应是惊愕，怀疑是反动的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恶意诽谤，但这确实是真的：“所有被判刑的14人”的确“都在服刑2到3年后获释了”——这几乎等于是在确证说克拉玛依大火的确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灾害”， 没办法的事情，无需什么人承担责任。

　　我坚决不能认同这种说法,即使有人认为陈行之脑子进水了，肿胀得水桶那么大，我也不能认同这种说法，这是因为，在我对这件事的考察中所关注的自始至终不是什么如何认定事件的性质，因为事件的性质已经由事件自身认定了，无需多谈；我关注的甚至也不是对权力罪恶做怎样的鉴别和审判——在326条陨落的生命面前，即使枪毙100个丧尽天良的权力者，又有什么意义？

　　我关心的是：在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发生和发生以后，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们极为珍重、指望它支撑这个晦暗世界的伟大良知到底在哪里？！它遭遇了什么事情？！

　　（摘自陈行之《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