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戒”与“五常”

　　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学以其博大精微的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相互映证、吸收，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最大的外来文化。就佛教“五戒”（进而包括“十善业道”所说的十戒）与儒家文化的“五常”等伦理道德思想来说，二者都有着一些非常相似的观点。

　　“五戒”为学佛之人的基本戒律，有所谓“持五戒，保人身”之说。“五戒”包括：

　　一、“不杀生”。世间最宝贵者莫过於生命，杀人或自杀，都是犯了杀戒。众生平等，皆有佛性，人类既然自诩为万物之灵，更应保护万物；众生不单是指人，而是胎卵湿化，四生之属皆包括在内，因此杀戒不单是不伤害人的性命，进而不得伤害畜生虫蚁的性命。不但戒直接的杀害,并戒杀因杀缘；如渔猎者为直接杀害，而贩卖猎具鱼网者为间接的助杀——在众生平等上面，儒家文化虽然有“爱惜物命”之说，但是根本上来说“爱有差等”的，这一点就比不上基督教讲博爱、佛教的众生平等。

　　二、“不偷盗”。对他人的财物萌生贪念，一旦付诸行动，小则偷窃大则强盗；若或盗取不成进而伤人害命，都是戒律所严禁；社会上的偷盗，有直接、有间接、有有形、有无形，例如小偷窃取、强盗抢劫是直接的盗；贪官污吏的贪污舞弊是间接的盗；勒索欺诈、抵赖债务是有形的盗；假公济私、浑水摸鱼是无形的盗。总之，不与而取，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财物都叫做盗——这和儒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还是不谋而合的。

　　三、“不邪淫”。邪淫是佛教极为强调不可犯的重戒，因为众生不能脱离轮回，最根本的贪念就是贪淫；佛门四众弟子，有出家在家之分，出家者根本戒淫，在家者只是戒邪淫。所谓邪淫，是指正式配偶之外的交合，及非时、非处的交合。此外凡足以为邪淫因缘的舞榭歌场、娼妓妓院亦禁止涉足——儒家文化讲“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就是这个意思；儒家、道家同样讲因果，许多戒淫得福的例子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更是如此。

　　四、“不妄语”。未见言见，见言不见，虚伪夸张，藉若掩饰，皆为妄语。妄语不但欺人，而且欺己。做人要有信，不乱说话，才会受到肯定尊重与信赖，人假如没有信，如何立身处世？如何进得菩提道？——诚如孔子所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又汉·刘向《说苑·敬慎》云：“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这就是说不要过多地说话，说多余的话越多，不恰当的、失败的机会也越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也是这个意思。

　　五、“不饮酒”。这是佛教才有的戒律，别的宗教很少见，不饮酒是为“智者”，可以让我们时常保持神清智明，智慧得以萌发；饮酒会乱性，世间有多少罪恶皆因乱性导致丧失理智，铸下种种错。“四分律”载饮洒有十过三十六失，如坏颜色、无威仪、损名誉、失智慧、致病、耗财、无耻、不敬、坠车、落水等等。智者举一而反三，由此可知酒之为害了。从儒家传统来说，不（过度）饮酒、不妄语也就是关于君子“威仪”，君子“不重则不威”，君子“修身”的要求。

　　所谓“五常”是五种人伦常理：仁、义、礼、智、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对应于佛教的五种根本戒律。不杀生近于“仁”，不偷盗近于“义”，不邪淫近于“礼”，不妄语近于“信”，而不饮酒理智清醒，则近于“智”。儒家以五常为做人的标准，佛门以五戒为获得人身的条件（三界六道，需持戒保来世为人）。

　　相对于儒家比较抽象的“仁义礼智信”（当然儒家有更加细致的规定，这集中体现在“礼”中），佛教的“十善业道”（这实际上是五戒之上的进一步扩充）则进一步从根本上规定了那些是根本的道德原则，即身三业：不杀、不盗、不淫；口四业：不妄语、不恶口、不绮语、不两舌；意三业：贪、嗔、痴。《佛说十善业道经》中云：“言善法者，谓人天身，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此法，以为根本，而得成就，故名善法。此法即是，十善业道。何等为十？谓能永离杀生、偷盗、邪行、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在《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一文中印光大师写道：“五戒：不杀，即仁；不盗，即义；不邪淫，即礼；不妄语，即信；不饮酒，则心常清而志凝、神不昏而理现，即智。五戒全持，不堕三途，恒生人道。此与儒之五常大同，第儒唯令尽义、佛则兼明果报耳。十善者，不杀、不盗、不邪淫，名‘身三业’；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名‘口四业’；不贪、不瞋、不痴，名‘意三业’。此与五戒大同，而五戒多分约身，十善多分约心。十善具足，定生天界。至于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对兄说友、对弟说恭种种伦理之教，则皆欲使人：各尽其分，无或欠缺；随顺世相，修出世法。”

　　世间的伦理在儒家通常体现为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在佛教，这五常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不杀，即仁；不盗，即义；不邪淫，即礼；不妄语，即信；不饮酒，则心常清而志凝、神不昏而理现，即智”，彼此之间对应得比较协调。而在《佛教以孝为本论》中，印光大师进一步认为，“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而孝就是戒，所谓“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可见，佛教戒善的基础便是世俗的伦理——儒家经典有《孝经》，乃至汉帝以“孝”治天下，可以儒家对于孝也是极为重视的。不过，“十善业道”与“五常”、“五戒”比较起来更加注重“制心”，即不起邪念，邪念一起，即使没有犯下邪行，同样是犯戒。这一点和儒家讲的“诚意”、“正心”非常类似。

　　不过，儒家“五常”与佛教“五戒”还是有区别的，并不是可以完全等同。虽然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都是从规范人的行为出发的，但不同的是“五戒”的目的在于依据因果报应而有选择地行事，而“五常”则局限于人类行为的表象。可以说，世俗伦理往往只是要求人们应当如何做，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和片面性；而佛教戒善则不仅指出了应当与不应当的行为，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为什么，使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为方式，即所谓的“随顺世相，修出世法”——虽然儒家也同意“头顶三尺有神明”，但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在以信仰引导人们自愿遵守道德规范上，儒家比不上佛教。为什么要做到五戒、五常呢？佛教付之于“明因果，陈趋避之良谟”，“若欲不受苦果，必须先断恶因；若能常修善因，决定恒享乐果。此即《书》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易》之‘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之意”。不过，即使都讲因果，佛教所说的因果也不同于世俗的比较浅显的因果（因为儒家毕竟没有佛教的三世因果这一整套理论来阐发）。

　　因此根本上来说，整个“十善业道”（包括其他佛教戒律）最终说明的还是“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的道理。种瓜得瓜，种善因得善果。那些坐牢判刑的，是因为种了杀人、偷盗、强暴等恶因，而收获的恶果（从佛法角度来说，这是世间的恶果，死后还要堕入地狱受罪）；那些社会交际不好的，失去朋友的，不被同事喜欢的，是种了妄语骗人、恶口骂人、绮语讽人、两舌挑拨的恶因，而收获的恶果；那些想得到金钱而不能的，是在心田里种了贪得无厌的恶因而收获的恶果；那些家庭不幸福、夫妻天天吵架的，那些在单位和同事关系紧张的，是种了嗔恚，动不动就发火，或者明着不发火、暗地里恼恨的恶因而收获的恶果；那些整天稀里糊涂过日子，轻易受人鼓动、挑拨、诱惑就干出错事的人，是种了无明、愚痴的恶因而收获的恶果——其实就整个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包括道家文化，乃至于康德所说的“自由”（自由就是特殊的因果律）以及科学研究（有结果必有原因，有原因必有规律）来说，因果规律似乎都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尽管庄子想“逍遥游”，但最后还是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规律。

　　不过，从道德践行的角度来说，如果人仅仅只是一个必然死亡，只有这一生一世的存在者的话，那么道德找不到它的最终极的依据。因为既然人就这一辈子，人死灰飞烟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道德？为什么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便这是邪恶的欲望，更何况，既然没有永恒的东西——人必死——那什么才是邪恶的？什么才是善良的？这也就没有了绝对的标准）？不如像杨朱、列子那样及时行乐，尽一生之欢。

　　显然，要想提供道德的终极依据，就必须上升到形而上学乃至于信仰神学的层面，所以儒家最后付诸于所谓“天人合一”、“圣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德理想，但是儒家伦理思想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在于儒家毕竟不像道家、佛教那样有非常明显的信仰特征，所以无论如何将“仁义礼智信”上升到“天道”的层面，始终难以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显然，普通人更乐意于接受信仰膜拜的方式），所以儒家的思想不得不借助政治力量去推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确实有着儒家文化很难相比的优势（包括道教），因为它首先是一个信仰，信仰自然能提供给一切伦理道德思想最终极的形而上的依据——康德也是如此，他的“道德律”践行最终付诸的也是“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这三个“伦理神学”的预设——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三教归一”的原因吧？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儒者一再宣称“儒家就是儒教”的原因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当代这个道德缺失的社会中，我们都应该坚持做到“五常”和“五戒”，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一个上对得起天地父母、下对得起子孙后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