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论佛法之精神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对佛法之精神问题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归结佛教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救世的还是厌世的问题。在圆瑛大师的遗著中，也有多处论及这一问题，如：大师在《佛法之精神》的演讲中说：“夫佛教应行讨论之点，不一而足，今天不妨把佛教是消极不是消极，是厌世不是厌世这问题先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即能解释世人种种之误会。”（《圆瑛集》，下面引文均见此集）大师还说：“圆瑛少年安儒业，冠入空门，研究教典垂三十年，深信佛教，实在是积极的，不是消极，是救世，不是厌世。”

　　上述问题的争论，来自于对佛教出世思想的理解之不同。何谓“出世”？《法华经·譬喻品》云：“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唯我一人，能为救护。虽复教诏，而不信受。于诸欲染，贪着深故。以是方便为说三乘。令诸众生，知三界苦。开示演说，出世问道。”所谓出世解脱，是指对世俗烦恼杂染的超越，出离。而要达到出世解脱，就得修行成佛，达到觉悟的境界。而出世解脱论是佛教解决人生问题的基本方法。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一般人都以中国本土的儒教的入世观与佛教的出世观比照，并批评佛教。近代，由民族深重灾难和严重生存危机而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救世观念，更引起一些学者对佛教出世观念的责难。如1919年，署名志希（即罗尔伦）发表《“出世”？》一文，其中说，那出世家所想出的世，是我们这个地球呢？还是包括地球的太阳系呢？又说，它们如何出法？是不问世事，独坐修行呢，还是自杀呢？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出世吗？世是出得了的吗？（参见《新潮》第一卷第四号684-685页）按照罗家伦的说法，佛教的“出世”，那是要人们远离世事不做事，甚至是离开人类生存的地球，去自杀。这种说法，违背了佛教出世观的本意。上文提及，圆瑛大师说“世人种种之误会”，对佛教出世观的误会，乃是最根本的误会。正因为这一误会，便产生了佛教消极厌世等说法，影响甚大。

　　对于当时的佛教界来说，阐释佛教的出世观，提倡佛教的积极的救世精神，便成了十分重要的任务。圆瑛大师当时也作了多次讲演，阐释佛教的积极救世精神。在《佛法之精神》一文中，大师分三部分来讨论。第一，就佛教本身而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欲求一种方法解脱众苦，最初发心即是为众，不是为己，到十九出家，舍皇宫乐，弃轮王位，学比丘法，修头陀行，着敝垢衣，行平等乞，循方乞食，乃至坐菩提树下，发广大誓，谓“不成佛道不起此坐”。这全是大精神，大勇猛，其中具四宏誓愿：誓度无边之众生，誓断无尽之烦恼，誓学无量之法门，誓成无上之佛道。圆瑛大师认为，“此种宏愿，完全是积极的，救世的，不可以其出家，遂谓为消极厌世。”第二，就佛之字义而论，佛即“觉者”，乃是大觉悟之人，觉悟一切诸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识。对宇宙人生而言，觉悟茫茫世间，芸芸众生，无非业感。当今人欲横流之世界，皆由众生贪、嗔、痴、慢、嫉妒种种恶心造成。这种恶现象，人心日积日漓，世道愈趋愈下，我爱群受国之同胞，无一不抱救世之思想。然而，如何救世，靠枪炮之具断不能达到目的，只有靠救正人心才是最根本的。圆瑛大师说：“现欲救世，如炙病者，须得其穴，在愚见看来，有欲挽回世道，必定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宏扬佛教，此非圆瑛身为佛教徒，偏于妄佛也。因我佛自己觉悟，一切世界，都由心造，众生以清净心，造清净世界，以恶浊心，造成恶浊世界，故自觉之后，而行觉他，说法四十九年，说出种种法药，救治众生恶浊之心病”。又说：“佛欲唤醒世界众生，共尝法药，祛除心病，经历五时，循循善诱，自觉觉他，历久不倦，岂可谓非积极者乎？”第三，就佛之宗旨而论，佛以慈悲为本，说诸法令众生离苦得乐，救护人类。圆瑛大师举释迦过去行菩萨道，舍身变作鹿王救护众生的故事，说明“佛教救护众生，乃至舍头目脑髓而不吝惜，岂可谓非积极救世者乎？”总之，圆瑛大师认为，积极救世乃是佛法之精神，而所谓佛教是消极厌世的说法，是世人对佛教的误解。

　　为了说明佛教是积极救世的，而不是消极厌世的，近代佛教界有不少高僧有所谓佛教既讲出世，又讲入世的说法。圆瑛大师也有这一说法，他在《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一文中说：“佛教专重入世，而非竞尚出世。经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请试味其语，但能有利于众生，则虽镬汤炉炭，亦所不避，要必入世功圆，方是出世事毕”。

　　所谓“入世”的说法，原指儒家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人们在批评佛教为消极厌世的时候，往往以儒学主入世的精神为比较，而佛教界在说明佛教不是消极厌世而是积极救世的时候，也往往采用“入世”的说法，而这所谓佛教也讲“入世”的说法，其意是说佛教也关心和参与社会事务并起到一定有利作用的意思，这是就佛教的社会功用而言，显然不是对佛教出世解脱法的否定。如圆瑛大师在《佛教与做人》的演讲中说，佛教“共有五乘教法，人天乘是世间法，余是出世间法。说人乘即教人做人的道理，现在多人，不曾研究佛学，不知佛教与做人的关系，都认着佛教是出世法，与世人无干，此是错误。”他又在《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一文中说：“人天乘是世间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声闻乘、缘觉乘，是出世间法，独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众生，广利群品。有人说佛教是出世法，与世间法全无关系。是未知有人天乘之故。又有人说佛教是消极而非积极，是未知菩萨乘与佛乘乃积极救世之故。菩萨发大愿，修大行。舍己利他，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只图利他，不愿损人，其积极为何如耶？”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圆瑛大师关于“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的说法，这一说法，与菩萨乘、佛乘是出世间法的说法有矛盾吗？粗粗一看，似有抵触，其实并无矛盾。菩萨乘、佛乘当然是出世法，只有出离世间烦恼杂染方可达到菩萨和佛的境界。但圆瑛大师这是里强调的是“普利众生，广利群品”，就是说，菩萨乘和佛乘乃积极救世之道。所以，这里所谓“入世法”，也是指佛教关心人生和社会，对人生的健康和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的意思。此外，圆瑛大师还在《国民应尽天职》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佛教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的精神，并强调指出：“学此三者，乃是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有人说佛教是消极的，是厌世的。这是未曾研究过佛学，随声附和之词，不晓得佛菩萨大乘愿行，完全是积极的，完全是救世的。”

　　圆瑛大师向来主张佛儒圆融，他所谓佛教也讲入世的说法，显然是受儒学之影响的结果，他在《佛儒经颂》序一文中说：“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尚有异也。夫佛教有言曰：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己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广运慈悲，为众生与乐拔苦。而儒家亦有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仁者，义之本也，始虽肇于克己，而终则在使天下知所归，是与佛教自觉、觉他之道，初无二致……则佛、儒二教，如日月丽天，亘古并曜，固未可辄为轩轾。”他在《佛儒教理同归一辙》中说“佛教者，是释迦牟尼佛觉世利生之教也”，“佛成道后，即以自觉之道，普觉众生，犹儒教所云，使先觉觉后觉，是天民之先觉者。”在圆瑛大师看来，匡正人心，救治世道，佛儒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通过对出世理论的解释，维护了佛教的根本原理，又根据时代的变化要求，阐扬佛教与人生、社会的密切关系，强调佛教救治人心和社会的积极作用，这是近代佛教的特色之一。而努力阐扬佛法积极救世之精神，也正是圆瑛大师一代高僧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圆瑛大师在《佛教大乘慈悲救世》演讲中希望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实行大乘佛教，发扬救世精神”，至今仍是佛教界工作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