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坏—— 《玫瑰坝》的典型人物形象分析

　　当代小说不再看重典型人物，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典型人物形象已经被前人总结得差不多了。比如唐吉诃德、哈姆雷特，这些人物已经化身文化符号，你一提到他们，无须解释，对方马上心领神会。中国文学中也有这样的几个典型，鲁迅先生塑造的：阿Ｑ、孔乙己、祥林嫂，很能概括中国人。

　　现在要在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是不易的，现代文学于是改变策略，不以这个为标准，有的甚至不追求人物形象的突出，反而是弄得面目模糊，也是一种美学追求。

　　最近读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惊讶地发现，他的写作仍坚持传统的趣味，在生动的众多的人物形象中，有是一个典型形象，是能代表中国人中的一个类型，说是填补了空白也不为过。

　　《玫瑰坝》写一个四川乡村从土改起到文革中的变迁，涉及人物众多，个个都非常鲜明。印象最深的除了男女主人公，当属一位配角：王守伦。

　　王守伦一直好逸恶劳，是当地有名的光棍，没粮了就替人家做做短工。土改队来的时候，他正好撞上。一心以为撞了大运，以为对方是打家劫舍，男女共睡的土匪，便立马要求入伙。而土改队的三位年青干部，也照搬教条，马上发现他最赤贫，阶级成分最好，是最有革命性的。王守伦从此一跃成为当地最革命的人，未来一片光明。当地族人也改变了看他的眼光，觉得游手好闲原来也是一种好品质，是贵人相。于是，族人替他挑选了好姑娘，以免将来为恶，好有个管束。但组织发现了这一点，是成分不好的人在腐蚀干部，强迫退婚。王守伦虽然不明就理，但学习很快，能忍则忍，很快入党提干，成为了当地最大的干部——乡长。

　　这位本土干部展现了极有趣的两面性。一方面，他是土皇帝，他像中国人想象的皇帝一样，以追逐女人为乐事，特别在大饥荒年代，用粮食就能换取一个个女人的肉体。但他又是本土出身的农民，知道农业是怎么回事，于是悄悄让农民增大自留地，让农民有更多的土地自己耕作，同时自己又爱偷懒享乐，上面的政策他常常糊弄敷衍，当地乡民于是在大跃进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后，又得以喘息生存。

　　和王守伦截然相反是男主人公冯东明。冯东明从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积极投身革命，1950年成为土改队年轻干部，到玫瑰坝进行土改。但他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产，舅父逃去了台湾，这成为他的终身污点。他一直努力要求进步，却因出身的原罪，长期被党拒之门外，一再考验。他有知识有才华，开设识字班讲课生动，写公文条理清晰，主持大会能言善辩。但他长期不被重用，眼见经他亲手培养的年轻人，一个个入党升官，他却只能原地踏步。

　　他苦闷之下也不曾动摇信念，总以更纯粹的理想要求自己，凡事克服自己的私念，努力做到比别人更加“革命”。在处决地主的时候，本为书生的他，也能拿起枪。到死者家中讨要子弹费，他也并无障碍。他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理想，为了消灭阶级剥削，为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全人类更美好的明天。就算有时遇到的事情与自己的人性冲突，他也认为是自己的理解不足，更加潜心研读革命著作，努力理解眼前一切。常见风波一浪接一浪，他又学会了谨慎为人。比如，在反右之初，“引蛇出洞”时，他本来也准备出来提出意见，但慢了一步缓了一下，便救了自己，没有被打成右派。从此更是见惯风浪，小心行驶万年船。

　　有时，明确遇到恶事，比如，领导用权力抢走了未婚妻，他也从自身找缺点，认为是自己外形不够威猛，后来明白真相后，又认为那是个别腐败分子，不能代表党。

　　他是善良认真的人。他救下患了麻疯病的人，他相信科学进步，引进更高产的庄稼品种。同时，他也一板一眼地执行上面的指示。但各种指示严格执行下来，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

　　在小说中，作家借其他人物曾对此现象有过议论，对比这两类人。

　　“好人要是中了邪，就比坏人还要可怕。好人以为自己是对的，没有什么可以顾忌，所以特别心狠手辣，即使是杀人也不会眨眼睛。……相反，那些坏人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因此，他们干坏事的时候有个顾忌。”

　　坏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因为他们毕竟是从人的常识出发，哪怕自私，也会考虑不竭泽而渔。而“好人”，只信理念，惟上是从，不会怀疑，没有个人思考，做出来的事情就不从人性出发，权力越大，危害越大。

　　小说中的冯东明十分典型，当眼前世界离他想象的盛景越来越远时，当他只能靠情人的权力入党时，他心里失望，但并不抱怨，他谨小慎微地应对局面，哪怕面对家人，也决不肯说出真话，在他的口中，大饥荒饿死人是暂时的，普通人被打倒是暂时的，而主流终是好的，未来会替这些小错误平反的。他自欺欺人，永不肯面对现实，在怀孕的妻子被强制劳动的时候，甚至想以男色来为妻子换取暂时的安全。

　　可作家一点也“不留余地”，让现实血淋淋地逼近，最终，面对妻子的惨死，冯东明再躲无可躲，只能疯掉。

　　王守伦的形象有点像一个“同去革命”的，成功了的阿Q，冯东明却是一个全新的典型形象。但这样的形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却不陌生，他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人。有多少人，面对不公不义，既缺思辨又无勇气，最早以为是理想，后来想的是保全自己和家人，以为自己正直、善良、坚持原则、服从命令，实则懦弱自私，甚至助纣为虐，不肯把枪口抬高一寸。

　　我们从大量的这几十年的史料能读出，从不少人关于这几十年的个人回忆传记也能发现。这几十年，中国既有勇于承担的人，更不乏冯东明这样的人。

　　《玫瑰坝》用小说展现这样人物的内心和表现，在复杂的历史面前，文学的角度更有可能潜入人性，更深地挖掘出悲剧根源。在那样的状态下，没人可以幸免。也期望未来，更少人成为冯东明，当每个人都开始思考，不放弃人的底线和原则，人人皆不安全的怪圈才会被打破，悲剧才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