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寻子苦旅”

　　六年前的2月14日，广东惠州，还有三天就是除夕，在这里打工的江西丰城人肖超华，经营着新开的小服装店，有生意，有一双儿女，肖超华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谁也没有想到，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就在这一天被彻底改变。他5岁的儿子肖晓松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再也没有回来。相同的命运让家长们走到一起

　　“我儿子就在那天被拐走了。”肖超华说，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一般。孩子丢失后，原本的生意被搁下了，肖超华踏上了寻子之路。当地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电台，甚至路边的电线杆，只要能刊登、张贴东西的地方，都能看到肖超华的“寻人启事”。然而，孩子的下落依然石沉大海。他花掉了自己的30多万元积蓄，在寻子过程中，他把儿子的信息贴到了自己的白色面包车上，成为“寻子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千里的寻子路上，肖超华虽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但却认识了一大批与自己一样，承受着孩子丢失之痛，为此千里寻子的家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故事，都令人唏嘘。

　　在西安市雁塔区开文具店的李军，2007年5月27日，文具店因为挤满了学生，一不留神，一个中年妇女将女儿李岚带走，音讯皆无。他关了文具店，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走访各省寻找这个中年妇女和自己的女儿，用光了20万元工伤赔偿及20多万元的积蓄，还欠下债务，家庭破裂。为了寻找女儿，他搭车、睡草地、蹭饭，一度两天没吃上饭。

　　河北邢台的杨增建，2008年8月12日下夜班回家睡下后，7岁大的儿子丁丁没等他醒来就出了家门，一起不复返。他带人找遍了农场2000多亩玉米地，抽干了房后的臭水河，最后辞职，印了2万多份寻人启事，爷爷奶奶为了怕旁人提起丢孙子的伤心事，锁上了大门，只能通过梯子爬进院子。为了找儿子，杨增建跑遍了除新疆和内蒙古外所有的省份，一度和流浪汉、流浪儿们在一起，寻找孩子的下落。

　　何志生，儿子何定涛，2009年1月15日在江西乐平市走失，村里有人结婚，6岁的儿子和另一个孩子去看热闹，转眼间两个孩子踪迹全无。

　　有的孩子甚至是被自己的亲人拐走，刘权卫来自河南郑州。女儿刘子琪2009年在屋外玩雪时被堂叔拐走，当时仅三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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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人的婚姻，因为寻子之路的艰难，而不得不走到终点。

　　相同的命运让家长们走到一起，他们在千里的寻子路上，一路派发失踪儿童信息宣传册和传单，希望获得失踪孩子线索，同时宣传防拐防骗的方法。

　　向更多的家庭宣传防拐

　　渐渐的，肖超华的寻子故事已经得到了很多家长的共鸣。原本分散的寻子家长们，开始通过网络相识，但家长们的寻子行为一开始还是零散的、没有组织的，“各找各的”。“之前自己开着车在外面瞎转，五年多基本都在外面。”肖超华说，“有时候打打散工，有时候想办法开出租车顶几天班，有时又往外面跑，就算想老老实实做点工、做点生意，也都没有心思去做。”

　　“没有网络，也就没有我们的相识。”一位来自陕西渭南的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2008年凌晨丢失后，四处寻找，2010年第一次坐上肖超华的“寻子车”一起寻找线索，从元旦到年底跑了全国十三个省。

　　2012年，肖超华的寻子车进了北京。当年6月，在京郊通州区宋庄镇，“寻子之家”正式成立了。在此之前，其的官方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已经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寻子之家”的家长们，一方面通过互联网以及各方面渠道互相帮助寻找孩子们，另一方面，向更多的家庭宣传防拐。这些家长们中，最长时间的已经寻子有十六年之久。

　　去年12月15日，寻子家长们今年最后一次全国防拐宣传活动已经结束，随着天气转寒，他们从全国三十多个省市陆续返回北京，精力更多放在最新线索搜集与发布上。录入信息，拍摄视频，创作画像，发布微博……新来的家长都需要通过这几项寻子流程，这些基本事务也成为“寻子之家”常驻人员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寻子之家”的各项工作，都比肖超华想象中的要困难。家长们在一些地方散发资料、展开条幅，当地有关部门可能会因担心城市形象受损而出面阻挠。另外，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家长们一般都选择三线城市和县级城市宣传防拐，迷路成为常态，线索也非常不好找。

　　坐在凳子上回忆自己的寻子征途，肖超华显得有点无奈并且担忧，“被拐小孩乞讨的应该还是少数，多数是买走领养的。一般七八岁以下的都是这样，八岁以上就有些在黑工厂、黑作坊了。我们基本很难涉及到黑作坊和黑工厂。那里的小孩也很难出来，所以很难查。”

　　更让他们不安的是，寻子家长们一天天寻找，孩子仍在一天天丢失。“农村很多人还是意识不到这件事。我只有通过加大宣传，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把小孩看好。”肖超华说。

　　“一开始说是去哪儿玩了，孩子在村头直接被拉走，也没人看见，乡下也没有摄像头，没办法管。”来自开封的王国立家长回忆自己儿子被拐的经历说。

　　巨大的买卖利益让一些犯罪分子铤而走险，而河南、河北、山东、福建是寻子家长们所说的“四大重灾区”。“有些地方不怕孩子多，甚至存在买卖儿童的风气。有个村子专门搞人口中介的。整个村就是专门这样的，你需要啥样的孩子，什么长相，要多大的，都有，形成了一个产业。”来自陕西西安的程竹家长说。

　　“为了小孩，为了大家着想，这份工作一定要做下去。”肖超华说，“尽量把每个省都做一个点，就方便了。现在得一步步来，有点难。一个是经费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上的影响力。”

　　他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即使地理位置已经很偏僻了，但“寻子之家”一年的房租仍需要两万多元。但令家长们欣慰的是，他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支持让肖超华压力减轻不少，社会上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也都是通过基金会公开账户接受。而寻子之家的冰箱、洗衣机、桌椅等等也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原来屋里空空的，现在都满了。”肖超华感激地说。志愿者周艳红是中央财经大学自考毕业的学生，负责信息录入、微博运营以及办公电话的接听等，从事公益事业已逾一年，是寻子之家的四个专职志愿者之一。附近宋庄的画家李月领也常来帮忙，家长的视频、被拐孩子的油画都由他热心地负责操办。

　　“寻子之家”工作的这几个月，周艳红感受到了太多寻子家长们的辛酸苦辣。“城市现在有监控，稍微好一点。河南农村丢孩子的多，广东丢孩子的家长大部分是因打工而没有精力照顾孩子，就我平时接触来看，东北丢女孩比较多。”周艳红总结说，“有些家长不愿意提丢孩子的事，而有些孩子也很‘现实’，被找到后，原来父母如果家境好的话可能会认，不好的可能不会认。”周艳红说，“其实，拒绝认亲的伤害比找不到更大。”

　　“寻子之家”前两期的宣传册上已登记了三百多名失踪小孩信息，第三期的宣传册正在制作当中。“册子也是公益人士帮忙做的。”周艳红说。她坦言，寻子之家只是一个公益组织，没有执法权，主要还是寻找线索这一块，在把线索落实得比较“靠谱”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才能更有希望。

　　半年来，寻子家长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宣传防拐知识的同时，通过自身力量解救了6个被拐儿童，其中江西3个，山东2个，湖南1个。

　　尽管“寻子之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肖超华的儿子肖晓松依旧杳无音信。过去的六年里，肖超华一直没有放弃找到儿子的希望，他说，自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就为了能再见儿子一面。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也时常有人打电话来，说有他儿子的消息或线索，结果都不靠谱。但每一次的线索，肖超华都选择相信，因为哪怕一丁点儿的希望，他也不想放弃。

　　就在去年11月份，有人在广东汕头找到了一名很像肖晓松的被拐儿童，肖超华和志愿者坐车过去落实，并不是自己的孩子。“我的小孩丢的时候快5岁了，记忆力特别好，家里人的姓名地址都念得出来，可能大了以后还是会回来。”肖超华这样自我安慰着。

　　“中国这么大，找个人是很难的。”肖超华说。他曾经希望儿子如果能看到媒体的报道，一定要联系爸爸妈妈，让他知道儿子过得怎么样。六年下来，他朝思暮想都希望得到儿子的消息，因为只有得到儿子的消息，他下半辈子才能过得安心。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