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寻子苦旅”
六年前的2月14日,广东惠州,还有三天就是除夕,在这里打工的江西丰城人肖超华,经营着新开的小服装店,有生意,有一双儿女,肖超华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谁也没有想到,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就在这一天被彻底改变。他5岁的儿子肖晓松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再也没有回来。相同的命运让家长们走到一起
“我儿子就在那天被拐走了。”肖超华说,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一般。孩子丢失后,原本的生意被搁下了,肖超华踏上了寻子之路。当地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电台,甚至路边的电线杆,只要能刊登、张贴东西的地方,都能看到肖超华的“寻人启事”。然而,孩子的下落依然石沉大海。他花掉了自己的30多万元积蓄,在寻子过程中,他把儿子的信息贴到了自己的白色面包车上,成为“寻子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千里的寻子路上,肖超华虽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但却认识了一大批与自己一样,承受着孩子丢失之痛,为此千里寻子的家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故事,都令人唏嘘。
在西安市雁塔区开文具店的李军,2007年5月27日,文具店因为挤满了学生,一不留神,一个中年妇女将女儿李岚带走,音讯皆无。他关了文具店,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走访各省寻找这个中年妇女和自己的女儿,用光了20万元工伤赔偿及20多万元的积蓄,还欠下债务,家庭破裂。为了寻找女儿,他搭车、睡草地、蹭饭,一度两天没吃上饭。
河北邢台的杨增建,2008年8月12日下夜班回家睡下后,7岁大的儿子丁丁没等他醒来就出了家门,一起不复返。他带人找遍了农场2000多亩玉米地,抽干了房后的臭水河,最后辞职,印了2万多份寻人启事,爷爷奶奶为了怕旁人提起丢孙子的伤心事,锁上了大门,只能通过梯子爬进院子。为了找儿子,杨增建跑遍了除新疆和内蒙古外所有的省份,一度和流浪汉、流浪儿们在一起,寻找孩子的下落。
何志生,儿子何定涛,2009年1月15日在江西乐平市走失,村里有人结婚,6岁的儿子和另一个孩子去看热闹,转眼间两个孩子踪迹全无。
有的孩子甚至是被自己的亲人拐走,刘权卫来自河南郑州。女儿刘子琪2009年在屋外玩雪时被堂叔拐走,当时仅三岁半。
……
还有很多人的婚姻,因为寻子之路的艰难,而不得不走到终点。
相同的命运让家长们走到一起,他们在千里的寻子路上,一路派发失踪儿童信息宣传册和传单,希望获得失踪孩子线索,同时宣传防拐防骗的方法。
向更多的家庭宣传防拐
渐渐的,肖超华的寻子故事已经得到了很多家长的共鸣。原本分散的寻子家长们,开始通过网络相识,但家长们的寻子行为一开始还是零散的、没有组织的,“各找各的”。“之前自己开着车在外面瞎转,五年多基本都在外面。”肖超华说,“有时候打打散工,有时候想办法开出租车顶几天班,有时又往外面跑,就算想老老实实做点工、做点生意,也都没有心思去做。”
“没有网络,也就没有我们的相识。”一位来自陕西渭南的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2008年凌晨丢失后,四处寻找,2010年第一次坐上肖超华的“寻子车”一起寻找线索,从元旦到年底跑了全国十三个省。
2012年,肖超华的寻子车进了北京。当年6月,在京郊通州区宋庄镇,“寻子之家”正式成立了。在此之前,其的官方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已经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寻子之家”的家长们,一方面通过互联网以及各方面渠道互相帮助寻找孩子们,另一方面,向更多的家庭宣传防拐。这些家长们中,最长时间的已经寻子有十六年之久。
去年12月15日,寻子家长们今年最后一次全国防拐宣传活动已经结束,随着天气转寒,他们从全国三十多个省市陆续返回北京,精力更多放在最新线索搜集与发布上。录入信息,拍摄视频,创作画像,发布微博……新来的家长都需要通过这几项寻子流程,这些基本事务也成为“寻子之家”常驻人员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寻子之家”的各项工作,都比肖超华想象中的要困难。家长们在一些地方散发资料、展开条幅,当地有关部门可能会因担心城市形象受损而出面阻挠。另外,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家长们一般都选择三线城市和县级城市宣传防拐,迷路成为常态,线索也非常不好找。
坐在凳子上回忆自己的寻子征途,肖超华显得有点无奈并且担忧,“被拐小孩乞讨的应该还是少数,多数是买走领养的。一般七八岁以下的都是这样,八岁以上就有些在黑工厂、黑作坊了。我们基本很难涉及到黑作坊和黑工厂。那里的小孩也很难出来,所以很难查。”
更让他们不安的是,寻子家长们一天天寻找,孩子仍在一天天丢失。“农村很多人还是意识不到这件事。我只有通过加大宣传,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把小孩看好。”肖超华说。
“一开始说是去哪儿玩了,孩子在村头直接被拉走,也没人看见,乡下也没有摄像头,没办法管。”来自开封的王国立家长回忆自己儿子被拐的经历说。
巨大的买卖利益让一些犯罪分子铤而走险,而河南、河北、山东、福建是寻子家长们所说的“四大重灾区”。“有些地方不怕孩子多,甚至存在买卖儿童的风气。有个村子专门搞人口中介的。整个村就是专门这样的,你需要啥样的孩子,什么长相,要多大的,都有,形成了一个产业。”来自陕西西安的程竹家长说。
“为了小孩,为了大家着想,这份工作一定要做下去。”肖超华说,“尽量把每个省都做一个点,就方便了。现在得一步步来,有点难。一个是经费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上的影响力。”
他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即使地理位置已经很偏僻了,但“寻子之家”一年的房租仍需要两万多元。但令家长们欣慰的是,他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支持让肖超华压力减轻不少,社会上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也都是通过基金会公开账户接受。而寻子之家的冰箱、洗衣机、桌椅等等也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原来屋里空空的,现在都满了。”肖超华感激地说。志愿者周艳红是中央财经大学自考毕业的学生,负责信息录入、微博运营以及办公电话的接听等,从事公益事业已逾一年,是寻子之家的四个专职志愿者之一。附近宋庄的画家李月领也常来帮忙,家长的视频、被拐孩子的油画都由他热心地负责操办。
“寻子之家”工作的这几个月,周艳红感受到了太多寻子家长们的辛酸苦辣。“城市现在有监控,稍微好一点。河南农村丢孩子的多,广东丢孩子的家长大部分是因打工而没有精力照顾孩子,就我平时接触来看,东北丢女孩比较多。”周艳红总结说,“有些家长不愿意提丢孩子的事,而有些孩子也很‘现实’,被找到后,原来父母如果家境好的话可能会认,不好的可能不会认。”周艳红说,“其实,拒绝认亲的伤害比找不到更大。”
“寻子之家”前两期的宣传册上已登记了三百多名失踪小孩信息,第三期的宣传册正在制作当中。“册子也是公益人士帮忙做的。”周艳红说。她坦言,寻子之家只是一个公益组织,没有执法权,主要还是寻找线索这一块,在把线索落实得比较“靠谱”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才能更有希望。
半年来,寻子家长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宣传防拐知识的同时,通过自身力量解救了6个被拐儿童,其中江西3个,山东2个,湖南1个。
尽管“寻子之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肖超华的儿子肖晓松依旧杳无音信。过去的六年里,肖超华一直没有放弃找到儿子的希望,他说,自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就为了能再见儿子一面。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也时常有人打电话来,说有他儿子的消息或线索,结果都不靠谱。但每一次的线索,肖超华都选择相信,因为哪怕一丁点儿的希望,他也不想放弃。
就在去年11月份,有人在广东汕头找到了一名很像肖晓松的被拐儿童,肖超华和志愿者坐车过去落实,并不是自己的孩子。“我的小孩丢的时候快5岁了,记忆力特别好,家里人的姓名地址都念得出来,可能大了以后还是会回来。”肖超华这样自我安慰着。
“中国这么大,找个人是很难的。”肖超华说。他曾经希望儿子如果能看到媒体的报道,一定要联系爸爸妈妈,让他知道儿子过得怎么样。六年下来,他朝思暮想都希望得到儿子的消息,因为只有得到儿子的消息,他下半辈子才能过得安心。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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